1920年4月底，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走来一位身着长衫、手提小皮箱的青年男子。他身材瘦削，结实精干，肤色黝黑，国字脸棱角分明，一头乌发梳得纹丝不乱，举手投足带着一股书卷气。
　　此人是陈望道，时年29岁。他是受《星期评论》社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邀请，前来担任该刊的编辑。
　　进了石库门弄堂，他一边走，一边抬头看门牌号，走到三益里17号大门前，看到黑色的大门外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星期评论》编辑部”。他站定，屈起手指敲门。俄顷，有人开门，是陈望道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见到陈望道，大喜：“是陈先生呀，刚刚还在说起您呢，可把您盼来了，快，里边请。”又朝着里屋喊道：“戴先生，沈先生，陈望道先生来了。” 一时间，编辑部春意融融，问候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寒暄一阵后，陈望道打开小皮箱，拿出一部手稿，这是他刚刚在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翻译稿。
　　这部书稿，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完整中译稿。它的问世，像一把火种，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迅速播撒开来，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并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信仰之基、力量之源。

从分水塘到东京

　　浙江义乌西北部的大峰山脚下，有一个景致秀美的小山村，四面环翠，岗峦为障。村子边上，有一口小小的水塘，水源分兩路，西北一路汇入浦江，东南一路流入义乌，滋润乌伤大地，村子因“一塘分水”而得名，叫做分水塘村。
　　1891年1月，陈望道出生于义乌分水塘村一户耕读承传的富裕农家，系家中长子，原名陈参一。成年后，他立志探寻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遂改名为“望道”。其父陈君元早年中过武秀才，是村里颇有声望的乡绅。陈君元治家甚严，子女幼时，就要求他们“耕读并举”，必须下田劳动、学武术、上私塾。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少年陈望道在山村度过了平静而充实的耕读时光。
　　1907年，陈望道离开山村，考入义乌县城的秀湖书院读书。期间，他受到“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仅读了一年书就回到老家，与村里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兴办村学，志在启蒙学童，“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很快，他又认识到当今中国唯有靠“实业救国”，于是，一年后又离开分水塘村，前往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求学。初到金华，陈望道看什么都觉得新奇。他发愤读书，关心时政，尤其关注国家的基础建设，一听到哪里在兴修铁路、公路，就特别兴奋，在他看来，兴修公路、铁路是真正的实业救国。
　　在金华的学习持续了四年。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共和时代，陈望道为之振奋，但随即而来的袁世凯上台又使他失望至极。陈望道渴望出国深造，探寻一条救国之路。最初的意愿是想去欧美国家，他那时“以为欧美的科学发达，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不得不借重欧美科学”。1913年，陈望道来到上海一所补习学校学英语，后又考入杭州的之江大学专修英语和数学。
　　但陈望道最终打消了去欧美留学的念头，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无力支撑昂贵的留学费用。相对而言，去日本留学的费用要低廉得多，他决定还是去日本留学。
　　尽管已是退而求其次了，但父亲陈君元听到儿子想去日本自费留学时，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成不成，出国留学，那大洋就是一畚箕一畚箕往外倒啊！”陈望道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四个弟妹，他知道家里的难处，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目标，就不愿意轻易舍弃。他不和父亲对抗，只是默默地拿出笔墨，写大字。第二天，父亲起床，看到墙上赫然贴着儿子昨夜写的大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父亲不由地来了气：“什么意思？给我施加压力？”晚上收工回家，父亲一抬头，又看到墙上的这几个字，略微有些心动，想想这个儿子从小就上进，他有志向有抱负，并非坏事，神色间便有些松动。再过两日，陈望道见父亲不似前几日那般态度坚决，就跟父亲讲：“爹，我知道出国留学要花很多钱，我将来决不要家中一分田地和房产。”陈君元到底还是开明通达之人，最终同意了儿子的留学请求，狠狠心变卖了一部分田产，让儿子拿去付留学费用。陈望道留学期间，陈君元每次给儿子汇钱，想到家中田产是两代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的，如今一块一块变卖，总是忍不住落泪。
　　父亲的眼泪是无声的压力，无时不刻提醒着陈望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要珍惜。1915年陈望道来到日本后，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到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和中央大学法科学习。当时的他，认为法科是万能的，是能“驾御时代”的。他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在攻读法科的同时，也修习了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等学科。数十年后，陈望道担任建国后首任复旦大学校长，其深广的学术根基便是在青年时期打下的。陈望道一生，以点薪传火者形象入世，以传道解惑的贤师生涯终老，最终树立起学界泰斗的巍然形象，这在中共党团创始人中，是仅有的。这与其虽登高“望道”但持重沉稳的品性有关，也与其无意权力志在治学的志向有关。此乃后话。

　　当时的日本，是众多爱国青年接受进步思潮的大本营，置身其间的陈望道，自然而然地受到各类进步思潮的影响，他与众多海外爱国青年一道，试图从别国的成功经验里，寻找到一条可以借鉴的救国之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也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迅速传到日本，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的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留学期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河上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著有《贫乏谈》《社会问题管见》《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其《贫乏论》1917年在日本《朝日新闻》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山川均则在日本亲身实践社会主义运动。他做过《平民新闻》的编辑，在东京组织卖文社，担任过《新社会》的编辑。陈望道非常喜爱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很快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在他们的影响下，陈望道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的这段经历，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际和国内革命斗争的现实，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深刻地教育了他，打消了他“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促使他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开始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萌芽。

“第一师范”风潮

　　1919年7月，陈望道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月回国。回到国内，途经杭州，稍作停留，与浙江省教育会《教育潮》主编沈仲九会面。两人相交，始于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信函往来，彼此惺惺相惜。此番见面，两人谈时政、谈社会变革，十分相投。沈仲九赞叹陈望道有思想有学问，说，改日我为你引荐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先生，经先生开明爱才，一定很赏识你这样的青年才俊，你可以去“一师”当教员。
　　隔日，沈仲九引着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到陈望道下榻的泰丰旅馆，给陈望道介绍说：“这位便是经校长子渊先生，子渊先生为人正直，善赋诗篆刻绘画。”
　　经亨颐比陈望道年长14岁，当时已是浙江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但面对初出茅庐的陈望道，丝毫没有架子，他神色谦和，娓娓而谈。谈起学校的教育目标，他倡导人格教育，主张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谈起前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多有褒扬，并且主张要加以积极推动。
　　陈望道心下折服，当即同意应经校长之聘，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陈望道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正值“五四”浪潮冲击到了浙江省。到校后，他与“一师”其他进步教员一起，配合校长经亨颐，以学校为大本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陈望道还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国文教员一起，锐意革新，倡导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他们宣传的新思潮，受到学生的欢迎，也遭到思想守旧者们的强烈不满。时人将他们四人称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四大金刚”。
　　在“四大金刚”和其他进步教员的影响下，“一师”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抨击封建礼教，遭到了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因着师生关系，陈望道受到牵连，被戴上了“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的帽子。旧势力集团还把经亨颐和陈望道并称为“离经叛道”，当成攻击的目标。
　　《浙江新潮》遭到当局封杀，势态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近代浙江教育界著名的“一师风潮”。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夏经观出面将陈望道等四人查办，下令撤换校长经亨颐，并派几十名军警包围学校。浙江“一师”的师生们奋起反抗，全校教职员发出了挽留经校长宣言，并派代表到教育厅，要求收回成命。为支援“一师”师生，杭州各校发动4000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遭到军警镇压，被打伤几十人。随后，省公署又派军警700余人包围“一师”，想以武力解散学校，把学生押回原籍。杭州其他各校学生闻讯，纷纷前來援助。紧接着，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学生纷纷起来支援，《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报刊发表评论声援，留日学生来电声援，梁启超、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也来电指责当局暴行。
　　浩大的声势迫使顽固势力不得不有所顾忌，经过中国银行行长蔡元康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弟弟）奔走调停，最终军警撤退，成命收回。
　　此事云散雨歇，但陈望道等人也不得不被迫离开执教的浙江“一师”。
　　“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他意识到，他在“一师”进行的改革，仅仅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但反动当局就已视为洪水猛兽，不惜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如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

柴屋里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回到分水塘村的家中不久，收到上海《星期评论》社主编戴季陶的来信，信中表示非常钦佩陈望道先生的才识，请他帮忙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译文将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陈望道接到信后，颇有些踌躇。他知道，《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在伦敦出版以来，一直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这部著作文辞华美、气势磅礴，将其译好并不是容易的事，连恩格斯也曾说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此前，国内有过不少对《共产党宣言》的零星介绍。1899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引述过《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内容，这是这部著作第一次以引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1905年，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称“当世人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马尔克即马克思）。宋教仁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片断，呼喊“万国劳动者其团结”。1919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都曾发表过摘译的《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是“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引用的《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是他根据日本河上肇的版本翻译的。尽管国内传播社会主义的高潮一浪接着一浪，但完整的中译本始终是空白。 　　戴季陶曾购买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有意将其翻译成中文。然而，翻译这部著作，要求译者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外语能力、汉语水平、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素养，三者缺一不可，戴季陶自忖功力尚欠。《星期评论》社在开讨论编务工作时，多次商议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但是，请谁来翻译呢？
　　邵力子得知后，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说道：“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撰稿，邵先生素知其精通日文和英文，兼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又积极倡导新文化，白话文功底好。由他执笔翻译这部经典著作，可以说是不二人选。
　　陈望道思忖再三，决定迎难而上，接受挑战，便答应试译。
　　陈望道的译书工作是在家乡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里进行的，条件非常艰苦。
　　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四壁都是漏洞。山区农村的早春，春寒料峭，夜间，寒风透过四壁的漏洞袭来，阴冷彻骨。柴屋里只安置了几件简单的用具，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为了专心译书，陈望道很少走动，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也由老母亲送来。长夜漫漫，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相伴。
　　陈望道的母亲见儿子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日渐消瘦，十分心疼，特地弄来糯米，给他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当地盛产红糖，老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带去一碟红糖，让儿子蘸粽子吃。
　　过了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要添些红糖，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一嘴墨汁，不禁哈哈大笑。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深刻，原文的语言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因此，要准确传神地译好《共产党宣言》，对翻译者是巨大的考验。对于陈望道来讲，他当时的困难还在于占有的参考资料极其有限，他只能依据日文本并参考英文本来试译。日文本由戴季陶提供，英文本是陈独秀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

　　陈望道的译书工作极其严谨，每一个字都反复琢磨，每一段译文都反复推敲，真是到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地步。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陈望道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中文译稿在分水塘村的这间柴屋里诞生了。
　　《共产党宣言》一书译成后，陈望道本想把译稿寄往上海，恰在此时，《星期评论》社发来电报，邀请他去上海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便提着皮箱，带着译稿，翻山进县城，兴冲冲前往上海。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

　　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处，同时也用作《星期评论》编辑部。陈望道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俞秀松、施存统于上月来到上海，也暂住在《星期评论》社，施存统帮着做些编务、撰稿工作，俞秀松受戴季陶指派，一半时间在厚生铁厂做工，一半时间在《星期评论》社工作。
　　《星期评论》是早期国民党人研究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孙中山先生指派戴季陶等人筹办的，1919年6月8日正式创刊。在戴季陶等人的努力下，《星期评论》很快成了一份权威性的激进刊物，与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一起，被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星期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为戴季陶、李汉俊和沈玄庐，时人称之为“三驾马车”。
　　《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楼，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陈望道到达《星期评论》社的当天下午，与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李达一起，坐在三楼的阳台上交谈。
　　很多年后，陈望道还记得那天下午他们坐在阳光里交谈的情形，新磨的咖啡香气浓郁，萦绕着几张年轻的面孔，言辞间迸发的思想火花，与梧桐树萌发的新叶一起，在春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戴季陶与陈望道同年，都是浙江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也都曾在日本受到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一见面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戴季陶言辞恳切地说：“此番请你来，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电召我去广州，所以想请你代替我负责编辑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一手创办的，我编了将近一年，是有感情的，突然让我离开，我真是舍不得啊。”说着，大哭起来。
　　看着号啕大哭的戴季陶，陈望道颇感意外。若干年后，当他得知戴季陶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时，大为震惊，他很难把那个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和当年在《星期评论》社泪流满面的青年重叠起来。他更无法预知，今日坐在一起交谈甚欢的浙江同乡沈玄庐，日后会成为心狠手辣的杀戮者，剿杀了一千多名共产党员。本来肩并肩一起行走的同行者，走着走着，就散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对面。历史时时变幻着它的翻云覆雨手，但不可否认，在各种思潮逐鹿华夏的“五四”时期，国民党中的许多人是真心实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数次改革失败后的一种新思想加以研究和尝试的。其中的个别佼佼者，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不仅是当时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良师益友，其研学水平甚至不输给同时期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这些只是后来者的感慨，处在1920年代时光坐标里的青年们，正在热切地交谈者。他们志同道合，言语投机，都有救国救民的共同目标，都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翻译稿连同日文版、英文版交给戴季陶、李汉俊等人，请他们校阅。李汉俊校毕，陈望道又让学生俞秀松把译稿送去环龙路老渔阳二号，请陈独秀校看。
　　李汉俊、陈独秀校看了译文，陈望道改定后，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没想到，《星期评论》社接到了勒令停刊的通知。原来这本刊物的进步倾向早就受到了当局的关注。1920年6月6日，这本发行量达十几万份、在全国广有影响的进步刊物被迫停刊。从创办到停刊，《星期评论》共出版53期，持续时间不到一年。
　　《星期评论》停刊后，原打算在该刊连载的《共产党宣言》也只得另择出版机构。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于政治考虑，无意出版此类进步书籍。陈独秀便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维经斯基商议，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此书。维经斯基拿出2000元作为开办经费，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一个石库门里，租下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所，取名“又新印刷所”，蕴含“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对的《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发行。译本第一版为小32开竖排版，封面底色为红色，中间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封面上端从右至左注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并标明“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字样。由于疏漏，封面标题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首版1000本很快销售一空。很多未买到书的读者纷纷写信给出版发行机构，询问哪里可以购买《共产党宣言》。9月，《共产党宣言》再版，加印1000册，书名纠正为《共产党宣言》，封面改为蓝色。
　　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登了一则署名玄庐的短文，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們问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社——《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
　　短文中，沈玄庐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布新书广告。抬头的读者姓名均为沈玄庐自拟。
　　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很快售罄了。此后，人民出版社、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新文化书店等出版单位和不署单位名称者，大量印刷出版，有的书社重印近20次。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完整形式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让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这本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历史文献的全貌，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或许连陈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作为能够洞开无数求索者思想心扉的先进武器，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和激励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1936年说过的话：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责任编辑：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