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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