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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交政策学具有交叉性，从发展脉络来看，外交政策学演变出三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这里随处可见。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大量存在的历史教益、历史方法以及历史证据是国际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研究可以找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系方法，又可以找到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国内结构方法，还可以看到国际体系与国内结构方法的交叉融合。
关键词：外交政策；交叉研究；比较政治；国际政治
引言
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过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中表现为国内结构因素在国际关系解释中的逐渐消退。在早期国际关系主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内结构因素的解释是普遍存在的。首先是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構建。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然而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导致其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是，由于脱政治学化，导致其对国际现象解释的根基不足。因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在分析排除了对国内因素的考虑，所以其对具体国际现象的分析必然会产生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比较政治学的困难则是，由于内政治学化，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不足，从而使其学科发展的意义一直面临结构性的挑战。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使得其与母学科——政治学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于政治学，而国际关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游离政治学之外，因此，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二、外交政策学的视角分析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在国际关系学的最初发展阶段，历史分析成为这门学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主要途径。随着科学方法的兴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逐渐步入了一段衰落时期。一些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的学者严厉批评历史学传统的缺点，追求一种简约且优雅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科学主义者试图超越政治选择、多样的国家活动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建构的模糊性，甚至将历史分析加以包装或转变成定量研究，以此来适应机械的法则与简约的解释。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而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未来发展趋势
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究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路径上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防御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理论的发展上。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非常看重国内因素对国际政治结果的影响。
结束语：学科间的界限本来是不存在的。政治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对我们今天所界定的两学科交叉领域都有过讨论。科的设界是为了集中系统地研究特定领域的问题，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许多问题无法在单一学科范围内得以解决，跨学科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能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因素更好地结合起来研究外交政策，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则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何志鹏.大国政治的终结——国际法治的目标探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303：74-82.
[2]焦佩，陈金英.外交政策学---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J].国际观察，2013，04：32-38.
[3]高奇琦.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必要性与可能路径[J].国际观察，2013，04：9-16.
[4]黄河.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跨国公司理论：基于文献述评分析[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3，1403：17-24.
[5]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03：14-19+4.
[6]高奇琦.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04：86-105+158-159.
（作者单位：联参第五十五研究所）
关键词：外交政策；交叉研究；比较政治；国际政治
引言
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过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中表现为国内结构因素在国际关系解释中的逐渐消退。在早期国际关系主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内结构因素的解释是普遍存在的。首先是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構建。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然而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导致其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是，由于脱政治学化，导致其对国际现象解释的根基不足。因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在分析排除了对国内因素的考虑，所以其对具体国际现象的分析必然会产生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比较政治学的困难则是，由于内政治学化，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不足，从而使其学科发展的意义一直面临结构性的挑战。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使得其与母学科——政治学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于政治学，而国际关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游离政治学之外，因此，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二、外交政策学的视角分析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在国际关系学的最初发展阶段，历史分析成为这门学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主要途径。随着科学方法的兴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逐渐步入了一段衰落时期。一些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的学者严厉批评历史学传统的缺点，追求一种简约且优雅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科学主义者试图超越政治选择、多样的国家活动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建构的模糊性，甚至将历史分析加以包装或转变成定量研究，以此来适应机械的法则与简约的解释。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而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未来发展趋势
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究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路径上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防御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理论的发展上。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非常看重国内因素对国际政治结果的影响。
结束语：学科间的界限本来是不存在的。政治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对我们今天所界定的两学科交叉领域都有过讨论。科的设界是为了集中系统地研究特定领域的问题，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许多问题无法在单一学科范围内得以解决，跨学科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能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因素更好地结合起来研究外交政策，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则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何志鹏.大国政治的终结——国际法治的目标探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303：74-82.
[2]焦佩，陈金英.外交政策学---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J].国际观察，2013，04：32-38.
[3]高奇琦.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必要性与可能路径[J].国际观察，2013，04：9-16.
[4]黄河.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跨国公司理论：基于文献述评分析[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3，1403：17-24.
[5]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03：14-19+4.
[6]高奇琦.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04：86-105+158-159.
（作者单位：联参第五十五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