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此诗句出自“诗圣”杜甫之晚年名作《壮游》。南宋诗人陆游读罢此诗叹息道：
少陵，天下士也。……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 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 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坏且死， 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
可见杜甫身上那种浓厚的忠君忧国之情引发了陆氏内心深深的共鸣。更堪措意的是，杜甫在诗里用了“小康”一词。对于遭遇了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这一治一乱两大历史时刻的人而言，如此“过山车”般的奇特经历，想必杜氏就“小康”的理解，要较之常人愈加深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缘何小康之境的实现，何其艰难？又为何治世的维持，这般短暂？透过杜甫的案例，不難看出几千年来，国人对“小康”的渴盼，实在艰辛而执着。
众所周知，“小康”概念出现在先秦时期。经过《礼运》篇对小康社会景象的描绘，它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涵义，遂渐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同时也最为炎黄子孙所耳熟能详的社会理想。溯其绵长历程，方知这幅贯穿数千年的历史图景，是如何一步步描红涂绿、蔚为大观的。
西汉一朝，“小康”概念几乎沿袭了先秦时期的说法，尚停留在对一个基于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社会有序状态的想象。降至东汉末年，尊奉今文经学的学者何休撰写《春秋公羊解诂》，他创造性地糅合《礼记》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并将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由“衰乱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以此来论证不断进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在他这里“太平世”也就相当于大同社会，“升平世”则相当于小康社会。这种阐释方式令“小康”思想趋于理论化，且具备了十分明确的阶段性特质，为之后治理者、思想家论述小康提供了极佳范本。晚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托古改制，便是直接借镜“春秋三世说”，并融入近代以来流播甚广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将“大同”“小康”概念与“三世”说进行共同演绎和改造，从而宣扬由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变易进化史观。康氏在其著作《礼运注》里指出，纵观两千年来中国史，曾经出现的包括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在内的所谓盛世景观，“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可见康有为思想视阈中的“小康”，即等同于“升平世”的状态。
既是理想，便有待完成，其照进现实的途径非历朝君臣的治国实践不可。回望古史，“小康”思想如源头活水，顺流而下，所经之地，聚成大江大河，由最初的政治术语，逐渐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
首先，《礼运》篇问世后，“小康”特指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后世学者在赞誉某一朝代或君王治国有方、政治稳定时，习惯用“周公辅政”“成康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历史现象作为比喻或参考，这正说明以上的几个时期比较符合“小康”理念所要求的情形。反之，一旦朝纲解纽，动荡不已，人们便更加渴望小康。裴松之在《三国志·吴志·赵达传》中有一段颇耐寻味的注解：“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裴氏以经典之“小康”比照现实之“酷乱”，可见其对生灵涂炭的三国时代之不满。无独有偶，《晋书·孙绰传》曾载，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自恃位高权重，遂野心膨胀，暗生篡位之意。他于是奏请东晋皇帝迁都洛阳。就在朝堂众臣鸦雀无声之际，散骑常侍孙绰仗义执言，发表不同意见。他据理力争道：“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如今局面稍有起色，就急匆匆“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实非良策。他认为：“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其后经过一番耐心经营，待北方收复之地“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再图北上迁都不迟。不难看出孙绰用来驳斥桓温迁都阴谋的“小康”景象，更多是立足于政局稳定、无兵燹之灾的层面。
其次，政通人和方可利于休养生息，才能形成“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悠然景象，所以小康在形容百业民生时，更多侧重评估某朝某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五代时期后唐明宗李嗣源体恤民情，宋初学者王禹偁予以很高评价，“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司马光也称其“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可见这二位学者笔下的“小康”，是立足于恢复民生与复苏经济的考量。
再次，《管子》有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此论断虽不可绝对化，但确也反映了政治趋于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后，民众道德素质提升、民族文化水准增高的普遍状况。不妨以开元盛世为例。作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治世，掌权者的励精图治，不仅创造了杜甫笔下“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的政治安定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经济繁荣，更生动而深刻的表征便是诸如公众道德上呈现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情形，以及文化吸引力上达到了“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地步，政治、经济与文化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唯有触及到完善民族整体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小康”，才可以虽久不废，历久弥新。
与之相对，一旦君臣失和、政务废弛，弥足珍贵的小康局面亦随之灰飞烟灭。“诗圣”杜甫对此由盛转衰的境况有着极其写实而深刻的记述，遭遇“安史之乱”的涂炭，战火纷飞，统治失效，“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经济凋敝，物价失控，“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百姓蒙难，道德失序，“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衰败之势由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一一遍布，覆盖所有领域。无怪乎当唐末皇帝文宗询问大臣牛僧孺“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时，牛坦然答曰：“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不过此种景象，牛自认“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这怎能不令人喟叹历史上曾出现的“小康”之世，不惟来之不易，亦历时短暂，更十分稀见。 最后，小康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于这一理念已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位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各种形态遍及社会每个角落，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当中，成为一种厚重的文化心理积淀和强大的精神内驱力。上至帝王，唐玄宗曾自道“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厉，勤念生灵，一物失所，无忘罪己。聿来四纪，人亦小康。”中到民间，每逢天下离乱、政权对峙之际，总有人祈盼“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下及每个个体，也时常将“小康”挂在嘴边。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夷坚甲志·五郎君》篇中，记述了这样一桩奇事：
河中市人刘庠，娶郑氏女，以色称。庠不能治生，贫悴落魄，惟日从其侣饮酒。郑饥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热，昏冥不知人，后虽少愈，但独处一室，坐不语，遇庠辄切齿折辱。庠郁郁不聊，委而远去。郑掩关洁身，而常常若与私人语。……久之，庠归舍，入房见金帛钱绮盈室，问所从得，郑曰：“数月以来，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来，自称五郎君，与我寝处，诸物皆其所与，不敢隐也。”庠意虽愤愤，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亦不之责。
此外，洪迈还在《夷坚丙志·吴民放鳝》篇中讲述了“以鬻鳝为业”的一位吴中鱼贩因为把有孕在身的鳝鱼放生并从此“发愿改业”，终得神灵托梦启示而于“草蔓邃密中……得旧开元通宝钱二万，……用为本业，家遂小康”这样一则传奇故事。两则故事中均出现了“小康”一词，一云“冀以小康”，一云“家遂小康”。虽然故事中的具体情境各不相同，但是“小康”的意涵却非常相似，都是指家财富厚、家境殷实。再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曾写下如许文字：“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可知经无数代的积淀，“小康”不光是高高悬诸庙堂的概念，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正是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众领域的重重建构与言说，“小康”成为中国人的千载梦想与日常词汇，融入到大众心理的深层次中，被视为中华民族所必须经历且终将完成的“大道”，蕴含着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其一，传统小康思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礼运》中对大同、小康社会的描绘，孟子规划的“无饥”家庭，到近代以来洪秀全要求建立的“公平正直之世”，康有为梦想实现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皆可证明小康思想虽已提出千年，但始终被国人视为理想社会的理论源泉。
其二，传统小康思想体现的社会分阶段发展的思路给予了后世制度设计者极大启发。恰如前述，在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图景里，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的顺序发展的，他认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是升平世，大同社会是太平世。孙中山也强调中国只有经过小康才能走向大同，“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因此他把实施民生主义、进行小康实践视为实现人类理想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遵循这一思路，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史观，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紧密地将“国情”“世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不同视角赋予这一概念多重崭新的意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既有着对传统小康思想的扬弃、吸纳和创造性转化，同时更是一种整体性超越和创新性发展。
其三，传统小康思想体现的民本和民富的价值立场，对于历代政治家的治国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环顾近代以来的诸次政治事件，太平天国运动倡导以“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为宗旨，康有为主张“去苦求乐”，孙中山明确主张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主义就是“做全国大生利的事，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无一不凸显着小康思想中的人民性特质。
综上可知，传统小康思想倘若被适当的时代语境所激发，便会再度复活，并转化成全民意志，焕发出改天换地的惊人能量。
（作者简介：郑锐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近代史碩士研究生；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此诗句出自“诗圣”杜甫之晚年名作《壮游》。南宋诗人陆游读罢此诗叹息道：
少陵，天下士也。……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 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 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坏且死， 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
可见杜甫身上那种浓厚的忠君忧国之情引发了陆氏内心深深的共鸣。更堪措意的是，杜甫在诗里用了“小康”一词。对于遭遇了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这一治一乱两大历史时刻的人而言，如此“过山车”般的奇特经历，想必杜氏就“小康”的理解，要较之常人愈加深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缘何小康之境的实现，何其艰难？又为何治世的维持，这般短暂？透过杜甫的案例，不難看出几千年来，国人对“小康”的渴盼，实在艰辛而执着。
壹
众所周知，“小康”概念出现在先秦时期。经过《礼运》篇对小康社会景象的描绘，它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涵义，遂渐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同时也最为炎黄子孙所耳熟能详的社会理想。溯其绵长历程，方知这幅贯穿数千年的历史图景，是如何一步步描红涂绿、蔚为大观的。
西汉一朝，“小康”概念几乎沿袭了先秦时期的说法，尚停留在对一个基于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社会有序状态的想象。降至东汉末年，尊奉今文经学的学者何休撰写《春秋公羊解诂》，他创造性地糅合《礼记》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并将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由“衰乱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以此来论证不断进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在他这里“太平世”也就相当于大同社会，“升平世”则相当于小康社会。这种阐释方式令“小康”思想趋于理论化，且具备了十分明确的阶段性特质，为之后治理者、思想家论述小康提供了极佳范本。晚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托古改制，便是直接借镜“春秋三世说”，并融入近代以来流播甚广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将“大同”“小康”概念与“三世”说进行共同演绎和改造，从而宣扬由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变易进化史观。康氏在其著作《礼运注》里指出，纵观两千年来中国史，曾经出现的包括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在内的所谓盛世景观，“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可见康有为思想视阈中的“小康”，即等同于“升平世”的状态。
贰
既是理想，便有待完成，其照进现实的途径非历朝君臣的治国实践不可。回望古史，“小康”思想如源头活水，顺流而下，所经之地，聚成大江大河，由最初的政治术语，逐渐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
首先，《礼运》篇问世后，“小康”特指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后世学者在赞誉某一朝代或君王治国有方、政治稳定时，习惯用“周公辅政”“成康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历史现象作为比喻或参考，这正说明以上的几个时期比较符合“小康”理念所要求的情形。反之，一旦朝纲解纽，动荡不已，人们便更加渴望小康。裴松之在《三国志·吴志·赵达传》中有一段颇耐寻味的注解：“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裴氏以经典之“小康”比照现实之“酷乱”，可见其对生灵涂炭的三国时代之不满。无独有偶，《晋书·孙绰传》曾载，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自恃位高权重，遂野心膨胀，暗生篡位之意。他于是奏请东晋皇帝迁都洛阳。就在朝堂众臣鸦雀无声之际，散骑常侍孙绰仗义执言，发表不同意见。他据理力争道：“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如今局面稍有起色，就急匆匆“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实非良策。他认为：“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其后经过一番耐心经营，待北方收复之地“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再图北上迁都不迟。不难看出孙绰用来驳斥桓温迁都阴谋的“小康”景象，更多是立足于政局稳定、无兵燹之灾的层面。
其次，政通人和方可利于休养生息，才能形成“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悠然景象，所以小康在形容百业民生时，更多侧重评估某朝某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五代时期后唐明宗李嗣源体恤民情，宋初学者王禹偁予以很高评价，“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司马光也称其“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可见这二位学者笔下的“小康”，是立足于恢复民生与复苏经济的考量。
再次，《管子》有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此论断虽不可绝对化，但确也反映了政治趋于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后，民众道德素质提升、民族文化水准增高的普遍状况。不妨以开元盛世为例。作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治世，掌权者的励精图治，不仅创造了杜甫笔下“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的政治安定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经济繁荣，更生动而深刻的表征便是诸如公众道德上呈现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情形，以及文化吸引力上达到了“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地步，政治、经济与文化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唯有触及到完善民族整体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小康”，才可以虽久不废，历久弥新。
与之相对，一旦君臣失和、政务废弛，弥足珍贵的小康局面亦随之灰飞烟灭。“诗圣”杜甫对此由盛转衰的境况有着极其写实而深刻的记述，遭遇“安史之乱”的涂炭，战火纷飞，统治失效，“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经济凋敝，物价失控，“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百姓蒙难，道德失序，“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衰败之势由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一一遍布，覆盖所有领域。无怪乎当唐末皇帝文宗询问大臣牛僧孺“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时，牛坦然答曰：“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不过此种景象，牛自认“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这怎能不令人喟叹历史上曾出现的“小康”之世，不惟来之不易，亦历时短暂，更十分稀见。 最后，小康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于这一理念已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位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各种形态遍及社会每个角落，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当中，成为一种厚重的文化心理积淀和强大的精神内驱力。上至帝王，唐玄宗曾自道“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厉，勤念生灵，一物失所，无忘罪己。聿来四纪，人亦小康。”中到民间，每逢天下离乱、政权对峙之际，总有人祈盼“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下及每个个体，也时常将“小康”挂在嘴边。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夷坚甲志·五郎君》篇中，记述了这样一桩奇事：
河中市人刘庠，娶郑氏女，以色称。庠不能治生，贫悴落魄，惟日从其侣饮酒。郑饥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热，昏冥不知人，后虽少愈，但独处一室，坐不语，遇庠辄切齿折辱。庠郁郁不聊，委而远去。郑掩关洁身，而常常若与私人语。……久之，庠归舍，入房见金帛钱绮盈室，问所从得，郑曰：“数月以来，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来，自称五郎君，与我寝处，诸物皆其所与，不敢隐也。”庠意虽愤愤，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亦不之责。
此外，洪迈还在《夷坚丙志·吴民放鳝》篇中讲述了“以鬻鳝为业”的一位吴中鱼贩因为把有孕在身的鳝鱼放生并从此“发愿改业”，终得神灵托梦启示而于“草蔓邃密中……得旧开元通宝钱二万，……用为本业，家遂小康”这样一则传奇故事。两则故事中均出现了“小康”一词，一云“冀以小康”，一云“家遂小康”。虽然故事中的具体情境各不相同，但是“小康”的意涵却非常相似，都是指家财富厚、家境殷实。再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曾写下如许文字：“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可知经无数代的积淀，“小康”不光是高高悬诸庙堂的概念，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叁
正是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众领域的重重建构与言说，“小康”成为中国人的千载梦想与日常词汇，融入到大众心理的深层次中，被视为中华民族所必须经历且终将完成的“大道”，蕴含着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其一，传统小康思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礼运》中对大同、小康社会的描绘，孟子规划的“无饥”家庭，到近代以来洪秀全要求建立的“公平正直之世”，康有为梦想实现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皆可证明小康思想虽已提出千年，但始终被国人视为理想社会的理论源泉。
其二，传统小康思想体现的社会分阶段发展的思路给予了后世制度设计者极大启发。恰如前述，在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图景里，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的顺序发展的，他认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是升平世，大同社会是太平世。孙中山也强调中国只有经过小康才能走向大同，“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因此他把实施民生主义、进行小康实践视为实现人类理想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遵循这一思路，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史观，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紧密地将“国情”“世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不同视角赋予这一概念多重崭新的意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既有着对传统小康思想的扬弃、吸纳和创造性转化，同时更是一种整体性超越和创新性发展。
其三，传统小康思想体现的民本和民富的价值立场，对于历代政治家的治国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环顾近代以来的诸次政治事件，太平天国运动倡导以“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为宗旨，康有为主张“去苦求乐”，孙中山明确主张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主义就是“做全国大生利的事，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无一不凸显着小康思想中的人民性特质。
综上可知，传统小康思想倘若被适当的时代语境所激发，便会再度复活，并转化成全民意志，焕发出改天换地的惊人能量。
（作者简介：郑锐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近代史碩士研究生；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