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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冯方宇被誉为“拍摄南京古建筑第一人”，15年来，他拍遍了南京所有的古建筑，留下了上万张珍贵的照片。他说自己最喜欢儿时的南京，因为当时的一切风貌都是那么质朴和藏而不露。从明城墙到明孝陵，再到民国建筑，带着对故乡的挚爱，他用相机留住了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过往记忆，也完成了他对南京城的献礼……
我与古建筑的缘分要追溯到大学时代，由于我在大学念的是美术专业，而中国美术史是一门必修的课程，因此我就对中国古代传统雕刻产生了兴趣，后来逐渐发展到对古建筑的痴迷。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拿着相机四处追寻古建筑，由于从小生长在六朝古都南京，因此我经常在这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城市里穿梭、寻觅，把镜头对准那些大大小小的古建筑。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陆续拍摄了南京的南朝陵墓石刻、城墙、明孝陵、老城南以及民国建筑等，留下了上万张照片，有的已经成为“遗像”。我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曾经的南京，在为这座古城留下珍贵影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它的礼赞。
城墙旧影像的终结
南京城墙是我最早拍摄的南京古建筑。和许多生活在城墙根下的南京人一样，从小到大，我无数次从城墙下走过，用手抚摸过它，但却并没上过心。后来，当我真正用心去观察时，才发现了它的美。
南京城墙修筑于明朝，所以又叫“明城墙”。城墙按自然地形规划而成，全长33.676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宏伟的古代都城城墙。然而只有亲临，600多年历史承载下来的厚重与沧桑，才会深深感染你，你才可能体验到城墙展现的内涵。
我持续拍摄南京城墙长达5年，几乎走遍了南京城墙的每一个角落。但遗憾的是，生于70年代的我不可能像前人一样看到曾经比较完整的墙体，只能通过老照片去追思，但在我的内心，总是梦想着回到过去。
我的城墙摄影不同于一般的文物摄影，而是对南京城墙的一种真实记录，属于纪实摄影。这样厚重的题材，如果用一套哈苏相机就再合适不过了，但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手上只有一台基辅60。虽然这样的器材可能会让行家觉得档次太低，但这部相机我用了很久，因为它十分符合我在生活中一贯的平民主张。虽然一开始基辅60的毛病很多，浪费了许多底片，但后来经过几个修理高手的调教，也算完美了。此后我又陆续添加了各种镜头，基本满足了我的拍摄需求。
起初拍城墙，我并没有任何计划，只是骑着自行车到各处墙体下转悠，然后乱拍一通，并想在短期内全部拍完。后来我发现这样根本行不通，因为对城墙没有深刻的了解，拍出来的片子显得十分苍白。于是，我开始翻阅有关南京城墙的书籍，然后到每一处墙体进行实地考察，就这样，我渐渐地找到了感觉……
拍摄城墙并没有想象中轻松。记得一次暴雨后，定淮门段的城墙倒塌了，我听说后立即骑车前往。到了现场，发现这段城墙被一段铁丝网拦着，为了能靠近拍摄，我只能爬行着钻了进去，导致腿上多处地方被划伤。还有一次是拍摄廖家巷段的城墙，那段城墙非常残破、原始，由于那里位于军管区，一般人不能进入，好不容易托熟人，我才获得进去拍摄的机会。进去之后才发现城墙周围荆棘丛生，带着摄影包几乎寸步难行。虽然拍摄得如此艰辛，那残破斑驳的墙体却让我震撼无比，那段城墙的照片后来成了我的最爱。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摸索，我也总结出了许多拍摄城墙的经验。由于城墙是固定不动的物体，想要拍好就必须掌握好城墙受光照的规律。有时正午的艳阳射到墙体上，使墙体上阴影很少，亮度较高，再配上蓝色的天空，反差很大，照片出来很悦目；有时傍晚的斜阳使墙体上断裂的砖块充满暖色调，立体感很强。而在不同的季节，城墙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美，这主要取决于城墙上的植物。春夏时，翠绿将城墙掩盖；到了秋季，城墙上的颜色更加丰富；严冬时节，枯枝使城墙显得荒芜而富有质感，偶尔的雪景可遇而不可求。
如今，被流水般的时光冲刷得班驳的墙体正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修葺完美的“新城墙”。我并不喜欢把古城墙修葺一新的行为，那种用水泥修补、添枝加叶的做法，使古意顿失，毫无沧桑感，让人觉得虚假。所以，我拍摄的城墙大多都在杂乱的现实中：树林里、农田边、平民房边、旧厂房边……我喜欢这种原始而现实的场景。我给南京城墙的摄影作品命名为“城墙旧影像的终结”，因为这些影像代表了过去，也将永远成为回忆。
近年来，南京城墙大都被规划成了公园，申遗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决策者关心的，始终是城墙的旅游价值，而我始终强调的，则是要保证城墙的文物价值。现在有记者问我，你还会去拍南京城墙吗？我说我会带孩子去城墙公园玩玩。
在“世遗”之前拍世遗
明孝陵是我的南京古建筑摄影系列的又一重点，不过这些作品全都拍摄于2003年以前，也就是明孝陵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前。
明孝陵是朱元璋留给自己也留给南京的一笔宏大的遗产，它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早在1962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时间以来，明孝陵并没有得到南京人的重视，自然也就得不到全国的重视。大家对南京的印象似乎只有中山陵、秦淮河、夫子庙。
小时候我也去过明孝陵，同许多人一样，对那里破败的景象没什么印象。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再次踏进明孝陵，这次，我被里面的景色深深打动了，而打动我的正是以前那种看不懂的破败。游人稀少的遗址内，散落在地上的精美石雕到处都是，古树名木将遗址环绕起来，淳厚的古风似乎让时光倒流，一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如此荒凉，不由得令人感概。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拍摄明孝陵。如果仅从旅游角度来看，一天就可拍完明孝陵的所有建筑。但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常常否定以前的作品，总是寻找合适的时机再去重拍，所以废片率相当高。
我喜欢拍摄明孝陵内的石雕，例如享殿台基上的石雕。在明孝陵大修之前，这些石雕全都是散乱的，因为在太平天国时期，这里曾是战场，密集的炮火将柱栏石雕砸得七零八落，后来浓密的植物又将台基包围，构成了一幅破败的景象。享殿内还留下了许多散落的望柱石雕，这种龙凤加云纹的雕饰风格，被作为明清皇家建筑的标志延续了下去——北京故宫里的望柱石雕也如此，但这里的望柱石雕更具历史沧桑感。拍摄石雕时，我的镜头常常会对准那些被装饰在台基和四角上的石螭。记得1999年的一天，天气极好，下午的光线让残损的石螭显得更有立体感，远处飘飘的白云与石螭相映成趣，我立即按下快门，留下了一张令我非常满意的石螭照片。4年后，明孝陵“申遗”成功当天，当地报纸立刻刊登了这张照片。 在拍明孝陵的总大门大金门时，我也有自己的方法。由于历经600多年的风蚀雨剥，大金门顶部的琉璃瓦全都不存在了，墙体上的红漆皮也全部脱落，看上去饱经沧桑。后来大金门附近种植了许多树，每到盛夏，大金门几乎就被植物完全包围了，很难拍摄。所以我常常选择树木枯萎的冬季去拍摄。冬日里，低矮的光线让墙体受光均匀，我特意减低0.5EV的曝光，让墙体的颜色更鲜艳，天空也被压暗。
明孝陵内还有一处标志性的景观——神功圣德碑，这是明成祖朱棣为父亲朱元璋立的歌功颂德的石碑。由于碑亭顶部的大屋顶早毁，现存建筑像个方城，所以又称“四方城”。四方城是南京人熟知的一大景观，很多人都拍过，但想要拍好却并不容易，因为四方城中的石碑高达近10米，加上四周墙的合围，镜头不容易收住，平衡也不好掌握。拍过多次后，我发现只有在盛夏时太阳光线最高的那几天，如果天空湛蓝，拍出来的效果最好。因为这时的光线相对垂直，能照亮石碑，如果太阳再低点，石碑正前方的墙的阴影就会投射在石碑上，石碑前半部会有浓重的黑影，效果不够完美。但南京夏季比较闷热，空气中水份多，加上城市建设造成雾霾天多，所以这个机会可不好等，我足足等了两年才等到。
2003年，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修。在我看来，修复并没有很好地做到“修旧如旧”，大量采用新的材料使得明孝陵的历史沧桑感大打折扣。当然，对于普通一日游的大众来说，根本体会不到。如今，明孝陵已成为南京分量最重的旅游景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而我却很少再去，因为想再拍出好的照片已不可能。2013年，四方城被加顶保护，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管怎样，那碑顶上的一抹蓝天只能在照片里回味了。
回不去的民国风貌
近十年来，我的拍摄主要集中在南京民国建筑上。在中国，南京的民国建筑算是最多的，而且风格多样，有折衷主义、古典主义、近代中国宫殿式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颐和路民国建筑片区，这里曾经拥有200多栋外国使馆、民国党政军要员和富豪的花园别墅，因此有着“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的说法。
从初中到大学，我每天都会骑车经过这片区域，那时的南京，屋矮，树高，路不是太宽，公馆区的中西建筑基本还保持着原样，有种置身民国时代的感觉。班里的同学有不少都是高干子弟，我记得小学时，有个同学家住西流湾8号，那是建于1932年的周佛海公馆；初中时，有个同学家住当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里，她外公是退休的空军司令员；高中时，有个同学住在牯岭路一号公馆，家里好几个警卫员。我不止一次随同学进入过这些老公馆，那时候，同学之间没有门第之分，我只是觉得别人家挺大，还有警卫员，挺有意思。
然而，作为珍贵文化遗产的民国建筑，并没有被温柔地相待，随着时代列车的隆隆碾过，民国建筑被接二连三地拆除。当时，南京文物学者卢海鸣先生称，2006年后，开始搬迁、改造颐和路民国建筑，首批拆迁的第12地块，就有31幢别墅，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惨遭肢解。想着留有儿时回忆的地方即将消失，我对自己说：“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但仅用业余时间拍摄，是赶不上现代挖掘机的拆迁速度的。2005年，我毅然从广告公司辞职，专心拍摄民国建筑。那时，我每天骑着单车四处拍摄。桂林石屋里的明代石刻，中央研究院旧址里的清代皇家蹲龙石刻，都是我首次向媒体披露的。我还曾爬到楼房顶上，俯拍豆菜桥民国建筑群，在绿树掩映下，那红瓦黄灰墙静逸至极。而现在的豆菜桥，被拆得只剩两三栋民国建筑，孤零零地站在一栋栋高大的部队家属楼中间。更悲哀的是，许多民国建筑被贴上了仿古瓷砖以求保护，还被美其名曰“修旧如旧”。
难逃劫难的，还有我在学生时代常去的南京体育学院，那里原本有一座完整的民国建筑，当年远东最大的体育场──中央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吸收了西方体育场的先进经验，布局合理，而且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牌楼及细部装饰，当时轰动了国内建筑界。但这个画面某天毁在突然而至的“保护开发”上。2002年，在学院内有大量闲置土地的情况下，体育场内的游泳池被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室内游泳馆，仅保留更衣室和牌坊。2003年，篮球场的看台也被拆除了，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室内网球馆，仅保留了几座牌坊。可惜的是，我没能在改造前拍摄，这让我遗憾至极。
2006年，《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但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产权不明晰和产权归属多头，一直以来都是民国建筑保护的最大障碍之一。而在我看来，条例中的“开发保护”落实到具体做法，时常变得“莫名其妙”。南京本可以利用优势资源，将民国建筑建成公益性的博物馆、纪念馆，但这一切都太迟了，民国的风貌再也回不去了。如今，我的民国建筑摄影仍在进行，我希望能用手中的镜头为人们留住对这座城市的更多回忆……
我与古建筑的缘分要追溯到大学时代，由于我在大学念的是美术专业，而中国美术史是一门必修的课程，因此我就对中国古代传统雕刻产生了兴趣，后来逐渐发展到对古建筑的痴迷。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拿着相机四处追寻古建筑，由于从小生长在六朝古都南京，因此我经常在这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城市里穿梭、寻觅，把镜头对准那些大大小小的古建筑。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陆续拍摄了南京的南朝陵墓石刻、城墙、明孝陵、老城南以及民国建筑等，留下了上万张照片，有的已经成为“遗像”。我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曾经的南京，在为这座古城留下珍贵影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它的礼赞。
城墙旧影像的终结
南京城墙是我最早拍摄的南京古建筑。和许多生活在城墙根下的南京人一样，从小到大，我无数次从城墙下走过，用手抚摸过它，但却并没上过心。后来，当我真正用心去观察时，才发现了它的美。
南京城墙修筑于明朝，所以又叫“明城墙”。城墙按自然地形规划而成，全长33.676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宏伟的古代都城城墙。然而只有亲临，600多年历史承载下来的厚重与沧桑，才会深深感染你，你才可能体验到城墙展现的内涵。
我持续拍摄南京城墙长达5年，几乎走遍了南京城墙的每一个角落。但遗憾的是，生于70年代的我不可能像前人一样看到曾经比较完整的墙体，只能通过老照片去追思，但在我的内心，总是梦想着回到过去。
我的城墙摄影不同于一般的文物摄影，而是对南京城墙的一种真实记录，属于纪实摄影。这样厚重的题材，如果用一套哈苏相机就再合适不过了，但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手上只有一台基辅60。虽然这样的器材可能会让行家觉得档次太低，但这部相机我用了很久，因为它十分符合我在生活中一贯的平民主张。虽然一开始基辅60的毛病很多，浪费了许多底片，但后来经过几个修理高手的调教，也算完美了。此后我又陆续添加了各种镜头，基本满足了我的拍摄需求。
起初拍城墙，我并没有任何计划，只是骑着自行车到各处墙体下转悠，然后乱拍一通，并想在短期内全部拍完。后来我发现这样根本行不通，因为对城墙没有深刻的了解，拍出来的片子显得十分苍白。于是，我开始翻阅有关南京城墙的书籍，然后到每一处墙体进行实地考察，就这样，我渐渐地找到了感觉……
拍摄城墙并没有想象中轻松。记得一次暴雨后，定淮门段的城墙倒塌了，我听说后立即骑车前往。到了现场，发现这段城墙被一段铁丝网拦着，为了能靠近拍摄，我只能爬行着钻了进去，导致腿上多处地方被划伤。还有一次是拍摄廖家巷段的城墙，那段城墙非常残破、原始，由于那里位于军管区，一般人不能进入，好不容易托熟人，我才获得进去拍摄的机会。进去之后才发现城墙周围荆棘丛生，带着摄影包几乎寸步难行。虽然拍摄得如此艰辛，那残破斑驳的墙体却让我震撼无比，那段城墙的照片后来成了我的最爱。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摸索，我也总结出了许多拍摄城墙的经验。由于城墙是固定不动的物体，想要拍好就必须掌握好城墙受光照的规律。有时正午的艳阳射到墙体上，使墙体上阴影很少，亮度较高，再配上蓝色的天空，反差很大，照片出来很悦目；有时傍晚的斜阳使墙体上断裂的砖块充满暖色调，立体感很强。而在不同的季节，城墙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美，这主要取决于城墙上的植物。春夏时，翠绿将城墙掩盖；到了秋季，城墙上的颜色更加丰富；严冬时节，枯枝使城墙显得荒芜而富有质感，偶尔的雪景可遇而不可求。
如今，被流水般的时光冲刷得班驳的墙体正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修葺完美的“新城墙”。我并不喜欢把古城墙修葺一新的行为，那种用水泥修补、添枝加叶的做法，使古意顿失，毫无沧桑感，让人觉得虚假。所以，我拍摄的城墙大多都在杂乱的现实中：树林里、农田边、平民房边、旧厂房边……我喜欢这种原始而现实的场景。我给南京城墙的摄影作品命名为“城墙旧影像的终结”，因为这些影像代表了过去，也将永远成为回忆。
近年来，南京城墙大都被规划成了公园，申遗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决策者关心的，始终是城墙的旅游价值，而我始终强调的，则是要保证城墙的文物价值。现在有记者问我，你还会去拍南京城墙吗？我说我会带孩子去城墙公园玩玩。
在“世遗”之前拍世遗
明孝陵是我的南京古建筑摄影系列的又一重点，不过这些作品全都拍摄于2003年以前，也就是明孝陵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前。
明孝陵是朱元璋留给自己也留给南京的一笔宏大的遗产，它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早在1962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时间以来，明孝陵并没有得到南京人的重视，自然也就得不到全国的重视。大家对南京的印象似乎只有中山陵、秦淮河、夫子庙。
小时候我也去过明孝陵，同许多人一样，对那里破败的景象没什么印象。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再次踏进明孝陵，这次，我被里面的景色深深打动了，而打动我的正是以前那种看不懂的破败。游人稀少的遗址内，散落在地上的精美石雕到处都是，古树名木将遗址环绕起来，淳厚的古风似乎让时光倒流，一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如此荒凉，不由得令人感概。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拍摄明孝陵。如果仅从旅游角度来看，一天就可拍完明孝陵的所有建筑。但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常常否定以前的作品，总是寻找合适的时机再去重拍，所以废片率相当高。
我喜欢拍摄明孝陵内的石雕，例如享殿台基上的石雕。在明孝陵大修之前，这些石雕全都是散乱的，因为在太平天国时期，这里曾是战场，密集的炮火将柱栏石雕砸得七零八落，后来浓密的植物又将台基包围，构成了一幅破败的景象。享殿内还留下了许多散落的望柱石雕，这种龙凤加云纹的雕饰风格，被作为明清皇家建筑的标志延续了下去——北京故宫里的望柱石雕也如此，但这里的望柱石雕更具历史沧桑感。拍摄石雕时，我的镜头常常会对准那些被装饰在台基和四角上的石螭。记得1999年的一天，天气极好，下午的光线让残损的石螭显得更有立体感，远处飘飘的白云与石螭相映成趣，我立即按下快门，留下了一张令我非常满意的石螭照片。4年后，明孝陵“申遗”成功当天，当地报纸立刻刊登了这张照片。 在拍明孝陵的总大门大金门时，我也有自己的方法。由于历经600多年的风蚀雨剥，大金门顶部的琉璃瓦全都不存在了，墙体上的红漆皮也全部脱落，看上去饱经沧桑。后来大金门附近种植了许多树，每到盛夏，大金门几乎就被植物完全包围了，很难拍摄。所以我常常选择树木枯萎的冬季去拍摄。冬日里，低矮的光线让墙体受光均匀，我特意减低0.5EV的曝光，让墙体的颜色更鲜艳，天空也被压暗。
明孝陵内还有一处标志性的景观——神功圣德碑，这是明成祖朱棣为父亲朱元璋立的歌功颂德的石碑。由于碑亭顶部的大屋顶早毁，现存建筑像个方城，所以又称“四方城”。四方城是南京人熟知的一大景观，很多人都拍过，但想要拍好却并不容易，因为四方城中的石碑高达近10米，加上四周墙的合围，镜头不容易收住，平衡也不好掌握。拍过多次后，我发现只有在盛夏时太阳光线最高的那几天，如果天空湛蓝，拍出来的效果最好。因为这时的光线相对垂直，能照亮石碑，如果太阳再低点，石碑正前方的墙的阴影就会投射在石碑上，石碑前半部会有浓重的黑影，效果不够完美。但南京夏季比较闷热，空气中水份多，加上城市建设造成雾霾天多，所以这个机会可不好等，我足足等了两年才等到。
2003年，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修。在我看来，修复并没有很好地做到“修旧如旧”，大量采用新的材料使得明孝陵的历史沧桑感大打折扣。当然，对于普通一日游的大众来说，根本体会不到。如今，明孝陵已成为南京分量最重的旅游景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而我却很少再去，因为想再拍出好的照片已不可能。2013年，四方城被加顶保护，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管怎样，那碑顶上的一抹蓝天只能在照片里回味了。
回不去的民国风貌
近十年来，我的拍摄主要集中在南京民国建筑上。在中国，南京的民国建筑算是最多的，而且风格多样，有折衷主义、古典主义、近代中国宫殿式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颐和路民国建筑片区，这里曾经拥有200多栋外国使馆、民国党政军要员和富豪的花园别墅，因此有着“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的说法。
从初中到大学，我每天都会骑车经过这片区域，那时的南京，屋矮，树高，路不是太宽，公馆区的中西建筑基本还保持着原样，有种置身民国时代的感觉。班里的同学有不少都是高干子弟，我记得小学时，有个同学家住西流湾8号，那是建于1932年的周佛海公馆；初中时，有个同学家住当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里，她外公是退休的空军司令员；高中时，有个同学住在牯岭路一号公馆，家里好几个警卫员。我不止一次随同学进入过这些老公馆，那时候，同学之间没有门第之分，我只是觉得别人家挺大，还有警卫员，挺有意思。
然而，作为珍贵文化遗产的民国建筑，并没有被温柔地相待，随着时代列车的隆隆碾过，民国建筑被接二连三地拆除。当时，南京文物学者卢海鸣先生称，2006年后，开始搬迁、改造颐和路民国建筑，首批拆迁的第12地块，就有31幢别墅，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惨遭肢解。想着留有儿时回忆的地方即将消失，我对自己说：“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但仅用业余时间拍摄，是赶不上现代挖掘机的拆迁速度的。2005年，我毅然从广告公司辞职，专心拍摄民国建筑。那时，我每天骑着单车四处拍摄。桂林石屋里的明代石刻，中央研究院旧址里的清代皇家蹲龙石刻，都是我首次向媒体披露的。我还曾爬到楼房顶上，俯拍豆菜桥民国建筑群，在绿树掩映下，那红瓦黄灰墙静逸至极。而现在的豆菜桥，被拆得只剩两三栋民国建筑，孤零零地站在一栋栋高大的部队家属楼中间。更悲哀的是，许多民国建筑被贴上了仿古瓷砖以求保护，还被美其名曰“修旧如旧”。
难逃劫难的，还有我在学生时代常去的南京体育学院，那里原本有一座完整的民国建筑，当年远东最大的体育场──中央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吸收了西方体育场的先进经验，布局合理，而且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牌楼及细部装饰，当时轰动了国内建筑界。但这个画面某天毁在突然而至的“保护开发”上。2002年，在学院内有大量闲置土地的情况下，体育场内的游泳池被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室内游泳馆，仅保留更衣室和牌坊。2003年，篮球场的看台也被拆除了，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室内网球馆，仅保留了几座牌坊。可惜的是，我没能在改造前拍摄，这让我遗憾至极。
2006年，《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但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产权不明晰和产权归属多头，一直以来都是民国建筑保护的最大障碍之一。而在我看来，条例中的“开发保护”落实到具体做法，时常变得“莫名其妙”。南京本可以利用优势资源，将民国建筑建成公益性的博物馆、纪念馆，但这一切都太迟了，民国的风貌再也回不去了。如今，我的民国建筑摄影仍在进行，我希望能用手中的镜头为人们留住对这座城市的更多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