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回顾中智两国关系发展历程时,不能不提到周恩来的功绩。我在智利工作期间,听到许多智利朋友高度赞扬周恩来是智利人民的真正朋友,有人说他是中智友好关系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有人说他是这一关系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鼓动者。事实也确实如此,中智关系发展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针对地处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耐心等待、多做工作、广交朋友、以民促官”和“细水常流、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自1950年起20多年中他会见了150多批来华访问的拉美国家的客人,智利客人为数较多。在交谈中,他一面以虚心学习的态度了解智利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耐心听取客人的意见;另一方面,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包括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我国对外政策,并探讨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和方式。特别是他对智利形势的分析和看法以及我国采取的对策,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英明和远见。
精心耕耘以民促官
新中国成立初期,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社会活动家阿连德和贝德雷加尔等先后访华,均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全天候”的终生朋友,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1952年10月1日成立了拉美第一个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同年10月23日,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同来中国出席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智利代表达麦斯蒂签订了从智利进口铜和硝石的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同拉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
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他在接见达麦斯蒂时表示,为了加强中智贸易关系,“中国在智利可能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智利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同样的机构”。当达麦斯蒂谈到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斯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时,周恩来表示中国也有同样的愿望,并介绍了我国的建交原则。他还表示,中智关系不同于中英关系(当时因英方拒绝我国建交原则,中英建交谈判搁浅),建交程序也不同于英国。中智双方都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互相同情的,两国关系可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周恩来是想通过中智建交,在美国后院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影响,带动整个中拉关系的发展。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上述贸易协定未能得到执行,当时两国也未能建交,但这番谈话对以后中智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国也先后派出了一些文化和经贸代表团到智利访问,“以民促官”。重要的访问有:1953年6月,李一氓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参加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一届拉丁美洲大陆文化工作者大会后,对智利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访问拉美的代表团。1954年7月,以赵毅敏为团长、萧三和艾青为团员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智,出席了聂鲁达50寿辰的庆祝活动。1956年8 月,以楚图南为首的中国民间艺术团对智利进行了访问演出。
1959年,智利前内政部长佩德雷加尔应邀访华,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硝石和茶叶易货合同,并向中国外贸部官员提出,希望中方派代表常驻智利,中方表示同意。1961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率团访智,双方商定于1961年10月中国在智利建立商务新闻办公室,李延年任主任。1964年我国在智利举办了经济贸易展览会,参观人数达46万人之多,占当时圣地亚哥人口的1/4,影响很大。1965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圣地亚哥设立了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以代替商务新闻办公室,林平任代表。实现了周恩来在1952年对达麦斯蒂提出的“中国可能在智利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的设想。
抓住时机促成中智建交
1970年10月,智利举行大选,由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等6个左派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推举的总统候选人社会党领袖阿连德获胜。阿连德曾3次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双方进行过亲切友好的谈话,他对周恩来十分敬佩。阿连德在大选前就向中方表示,如在大选中获胜一定同中国建交。周恩来得到他当选智利总统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说:“古巴是60年代,阿连德是70年代,美国后院不平静了。”他代表中国政府立即发电报给阿连德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坚决支持智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同时派出以倪志福为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因两国尚未建交不宜派官方代表)前往参加阿连德的就职典礼。
周恩来对倪志福去智利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倪志福访智时应注意的问题,代表团回国后第二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倪志福说:阿连德政府有意尽快同中国建交。周恩来立即指示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同智利驻法国大使伯恩斯坦进行接触,表明中国也愿意同智利建交。智方起草了一个完全符合我国要求的建交公报,于是双方经过谈判很快达成协议。黄镇和伯恩斯坦代表各自政府于1970年12月15日在巴黎签署了建交公报。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对外关系、平等和互惠的原则,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智利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智利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智建交公报后来成为我国同拉美国家建交的一个样板,称为“智利模式”。
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和拉丁美洲第二个(仅次于古巴)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周恩来高度赞扬阿连德政府不顾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对而采取的同我国建交的果敢行动,为拉美国家同中国建交“开了个好头”。可以说,中智建交是在周恩来直接关心、推动和指导下实现的。他对中智关系整整20年的精心耕耘,终于开花结果。
满腔热情的支持推心置腹的忠告
阿连德上台以后,宣布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反对美国控制、维护国家主权、同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的斗争,对内实行了一些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如对美资控制的铜矿国有化,征收了大批本国和外国企业和银行,国家对各主要经济部门均实行控制;实行土改,征收大庄园主的土地,建立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等。苏联把智利看成“和平过渡”的样板加以宣扬,一时智利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智利革命道路也极为关心。他在接见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朋友时,都注意了解智利情况,针对智利面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智利革命道路和任务等重大问题,相机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6月,周恩来在接受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谢雷尔的采访时表示,如同阿连德总统自己所说,取得政府并不等于取得政权。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不相信议会道路,因为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议会选举把外国侵略势力赶走,实现完全独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的。他还认为,一个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你们拉丁美洲稍微有点进步倾向的政府被推翻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我们希望智利的官兵都是爱国的。
1972年3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双方就智利革命过程中一些问题,比较深入、坦率地交换意见。谈话持续长达6个小时。
周恩来针对阿连德要在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激思想,诚恳而坦率地指出:革命要分阶段,当前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跳过这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说,如果混淆了这两个阶段的任务,就容易混淆两个不同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结果使有左倾情绪的人感到不满足,而思想偏右的人感到害怕,不敢参加革命,这样就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在智利朋友谈到要“中立中产阶级”的问题时,周恩来表示这个口号值得商榷。他说,在民主革命阶段要联合中产阶级,而不应中立它。因为中产阶级总是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不能完全脱离同外国的经济联系,但只要是他自己经营的,就会有点民族自尊心。周恩来还以荣毅仁为例,说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对末代皇帝都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
关于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应区别对待。先没收美国资本,其他国家的暂时不动。这样可避免他们同美国联合起来进行破坏,也可使他们努力经营,还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人员。在做法上,可分步骤,逐步没收,也可以分股,例如国家占51%,外资占49%。这样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再次强调军队是中心问题。他针对“智利军队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不干政”的说法,指出世界在变化,拉美在变化,智利也不会原封不动,不仅是外国的侵略势力,就是本国的保守势力,也要利用军队。在这种进步与保守激烈斗争情况下,军队不会不受影响。周恩来还以刚发生不久的玻利维亚军事政变为例,提醒智利朋友要准备两手,要做军队的工作,争取军队站在进步方面。
周恩来还强调,马列主义要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说,拉美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拉美的土地上同拉美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否则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智利可以了解苏联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发生在拉美的古巴革命的经验,但一定要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政治路线,选定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周恩来上述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智利客人听后很受启发,但未能引起阿连德的足够重视。
正如周恩来担心的那样,阿连德政府上台后采取的过激的改革措施,虽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初经济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第二年生产就开始滑坡,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不满情绪随之增长,威胁着阿连德政权的稳定。
阿连德于1972年访问苏联,争取援助,但收获甚微。尽管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时期,为了支援智利,中国还是向阿连德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1972年6月,中国政府同智利政府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向智利提供了200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小数字。此外,中国政府还同意向智利增供1500吨猪肉和500吨鸡,并主动提出提前交付1973年合同中规定的3000吨猪肉,以缓解智利人民的生活困难。
1973年1月,阿连德通过我国驻智利大使林平,提出要求增加援助,接着派其外长阿尔梅达来华,同我国进行具体商谈。周恩来予以接见,就此交换了意见。双方签署了中智经济技术协定和商品贷款协定。中国政府决定在智利银行中无息存入1000万英镑,供智利政府使用。同年2月3日,周恩来写信给阿连德再次就智利革命和建设问题提出了忠告。
周恩来在信中说,我们本愿能对智利人民的经济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但由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还很有限,同时也肩负着支援越南和印支各国人民斗争和其他地方的国际义务,目前尚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希对此能予以谅解。
周恩来说,中智两国同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智利现在面临的困难,我们很能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长期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恶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类似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发展中国家除了相互帮助外,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两年来,智利政府和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帝反殖、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我们对此表示钦佩。相信智利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进行充分的准备,谋而后动,就一定能够克服目前遇到的困难,取得新的胜利,继续前进。
阿连德读了周恩来的信,很受感动,表示完全同意信中的意见和看法。但这时智利局势已急剧恶化,为时已晚。
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范例
阿连德政府实行的过激政策,脱离智利实际,导致一系列失误,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不出周恩来所料,“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73年9月11日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本人也以身殉职。政变后成立的以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开始了为期16年半的军事独裁统治。
军政府于1973年9月15日照会我国驻智利大使馆,表示愿意同中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后来军政府又不断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维持两国正常外交关系。
当时,国际上对智利政变反映强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个别第三世界国家宣布与智利军政府断绝或中止外交关系,有的实行外交降格,即调回大使保留代办级关系,对政变进行谴责的更多。但大多数国家仍与军政府保持原有关系。据统计,至1973年10月上旬,与智利建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有38个表示承认智利军政府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与军政府断交的有11个国家,其他国家则未表态。
中国政府根据周恩来倡导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地处理了同智利军政府的关系。一方面,周恩来于9月14日致电阿连德遗孀,对阿连德总统不幸以身殉职表示哀悼。周恩来在唁电中说:“遥悉萨尔瓦多·阿连德不幸以身殉职,至深悲痛。谨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相信智利人民将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决定,不急于承认军政府,也不主动与之断交,而与军政府保持一般关系,冷而不断,以进一步了解和观察智利形势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对军政府的照会未予答复,但也没有拒绝。10月中旬,召回了我国驻智利大使,由临时代办主持工作。智利军政府也解除了其驻华大使的职务,任命了临时代办。中方以为智利临时代办发放签证的做法,事实上予以同意。这样,中智外交关系得以保持下来。我国决定对智利军政府采取“积极稳妥,逐步开展工作,不操之过急”的工作方针。
1973年12月27日,智利新政府就任命新大使征求中国政府意见。考虑到当时多数国家对智利军政府任命的大使均已表示同意,我国政府也于1974年2月答复对方,表示接受其新任大使。同年7月,我驻智利大使返任,两国关系遂趋于正常。
当时苏联对我国同智利军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做法,极尽谴责之能事,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大理解,智利左派政党朋友对我国更有意见。但我国认为,智利政府更迭,这是智利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同一国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并不等于同意其内外政策;同智利政府保持关系有利于同智利人民的接触和联系,符合两国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关系准则。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和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并逐步被人们所理解。我在智利工作期间,每当同外国朋友其中包括智利朋友,谈到中智关系这段历史时,他们都认为中国做得对,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而中国处理同智利关系的方针和做法,正是具体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个生动的范例。
压题照片为:1972年3月,周恩来(前排左三)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前排左二)一行。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针对地处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耐心等待、多做工作、广交朋友、以民促官”和“细水常流、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自1950年起20多年中他会见了150多批来华访问的拉美国家的客人,智利客人为数较多。在交谈中,他一面以虚心学习的态度了解智利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耐心听取客人的意见;另一方面,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包括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我国对外政策,并探讨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和方式。特别是他对智利形势的分析和看法以及我国采取的对策,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英明和远见。
精心耕耘以民促官
新中国成立初期,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社会活动家阿连德和贝德雷加尔等先后访华,均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全天候”的终生朋友,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1952年10月1日成立了拉美第一个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同年10月23日,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同来中国出席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智利代表达麦斯蒂签订了从智利进口铜和硝石的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同拉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
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他在接见达麦斯蒂时表示,为了加强中智贸易关系,“中国在智利可能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智利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同样的机构”。当达麦斯蒂谈到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斯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时,周恩来表示中国也有同样的愿望,并介绍了我国的建交原则。他还表示,中智关系不同于中英关系(当时因英方拒绝我国建交原则,中英建交谈判搁浅),建交程序也不同于英国。中智双方都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互相同情的,两国关系可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周恩来是想通过中智建交,在美国后院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影响,带动整个中拉关系的发展。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上述贸易协定未能得到执行,当时两国也未能建交,但这番谈话对以后中智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国也先后派出了一些文化和经贸代表团到智利访问,“以民促官”。重要的访问有:1953年6月,李一氓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参加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一届拉丁美洲大陆文化工作者大会后,对智利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访问拉美的代表团。1954年7月,以赵毅敏为团长、萧三和艾青为团员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智,出席了聂鲁达50寿辰的庆祝活动。1956年8 月,以楚图南为首的中国民间艺术团对智利进行了访问演出。
1959年,智利前内政部长佩德雷加尔应邀访华,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硝石和茶叶易货合同,并向中国外贸部官员提出,希望中方派代表常驻智利,中方表示同意。1961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率团访智,双方商定于1961年10月中国在智利建立商务新闻办公室,李延年任主任。1964年我国在智利举办了经济贸易展览会,参观人数达46万人之多,占当时圣地亚哥人口的1/4,影响很大。1965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圣地亚哥设立了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以代替商务新闻办公室,林平任代表。实现了周恩来在1952年对达麦斯蒂提出的“中国可能在智利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的设想。
抓住时机促成中智建交
1970年10月,智利举行大选,由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等6个左派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推举的总统候选人社会党领袖阿连德获胜。阿连德曾3次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双方进行过亲切友好的谈话,他对周恩来十分敬佩。阿连德在大选前就向中方表示,如在大选中获胜一定同中国建交。周恩来得到他当选智利总统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说:“古巴是60年代,阿连德是70年代,美国后院不平静了。”他代表中国政府立即发电报给阿连德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坚决支持智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同时派出以倪志福为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因两国尚未建交不宜派官方代表)前往参加阿连德的就职典礼。
周恩来对倪志福去智利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倪志福访智时应注意的问题,代表团回国后第二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倪志福说:阿连德政府有意尽快同中国建交。周恩来立即指示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同智利驻法国大使伯恩斯坦进行接触,表明中国也愿意同智利建交。智方起草了一个完全符合我国要求的建交公报,于是双方经过谈判很快达成协议。黄镇和伯恩斯坦代表各自政府于1970年12月15日在巴黎签署了建交公报。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对外关系、平等和互惠的原则,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智利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智利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智建交公报后来成为我国同拉美国家建交的一个样板,称为“智利模式”。
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和拉丁美洲第二个(仅次于古巴)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周恩来高度赞扬阿连德政府不顾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对而采取的同我国建交的果敢行动,为拉美国家同中国建交“开了个好头”。可以说,中智建交是在周恩来直接关心、推动和指导下实现的。他对中智关系整整20年的精心耕耘,终于开花结果。
满腔热情的支持推心置腹的忠告
阿连德上台以后,宣布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反对美国控制、维护国家主权、同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的斗争,对内实行了一些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如对美资控制的铜矿国有化,征收了大批本国和外国企业和银行,国家对各主要经济部门均实行控制;实行土改,征收大庄园主的土地,建立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等。苏联把智利看成“和平过渡”的样板加以宣扬,一时智利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智利革命道路也极为关心。他在接见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朋友时,都注意了解智利情况,针对智利面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智利革命道路和任务等重大问题,相机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6月,周恩来在接受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谢雷尔的采访时表示,如同阿连德总统自己所说,取得政府并不等于取得政权。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不相信议会道路,因为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议会选举把外国侵略势力赶走,实现完全独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的。他还认为,一个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你们拉丁美洲稍微有点进步倾向的政府被推翻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我们希望智利的官兵都是爱国的。
1972年3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双方就智利革命过程中一些问题,比较深入、坦率地交换意见。谈话持续长达6个小时。
周恩来针对阿连德要在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激思想,诚恳而坦率地指出:革命要分阶段,当前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跳过这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说,如果混淆了这两个阶段的任务,就容易混淆两个不同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结果使有左倾情绪的人感到不满足,而思想偏右的人感到害怕,不敢参加革命,这样就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在智利朋友谈到要“中立中产阶级”的问题时,周恩来表示这个口号值得商榷。他说,在民主革命阶段要联合中产阶级,而不应中立它。因为中产阶级总是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不能完全脱离同外国的经济联系,但只要是他自己经营的,就会有点民族自尊心。周恩来还以荣毅仁为例,说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对末代皇帝都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
关于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应区别对待。先没收美国资本,其他国家的暂时不动。这样可避免他们同美国联合起来进行破坏,也可使他们努力经营,还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人员。在做法上,可分步骤,逐步没收,也可以分股,例如国家占51%,外资占49%。这样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再次强调军队是中心问题。他针对“智利军队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不干政”的说法,指出世界在变化,拉美在变化,智利也不会原封不动,不仅是外国的侵略势力,就是本国的保守势力,也要利用军队。在这种进步与保守激烈斗争情况下,军队不会不受影响。周恩来还以刚发生不久的玻利维亚军事政变为例,提醒智利朋友要准备两手,要做军队的工作,争取军队站在进步方面。
周恩来还强调,马列主义要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说,拉美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拉美的土地上同拉美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否则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智利可以了解苏联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发生在拉美的古巴革命的经验,但一定要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政治路线,选定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周恩来上述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智利客人听后很受启发,但未能引起阿连德的足够重视。
正如周恩来担心的那样,阿连德政府上台后采取的过激的改革措施,虽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初经济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第二年生产就开始滑坡,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不满情绪随之增长,威胁着阿连德政权的稳定。
阿连德于1972年访问苏联,争取援助,但收获甚微。尽管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时期,为了支援智利,中国还是向阿连德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1972年6月,中国政府同智利政府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向智利提供了200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小数字。此外,中国政府还同意向智利增供1500吨猪肉和500吨鸡,并主动提出提前交付1973年合同中规定的3000吨猪肉,以缓解智利人民的生活困难。
1973年1月,阿连德通过我国驻智利大使林平,提出要求增加援助,接着派其外长阿尔梅达来华,同我国进行具体商谈。周恩来予以接见,就此交换了意见。双方签署了中智经济技术协定和商品贷款协定。中国政府决定在智利银行中无息存入1000万英镑,供智利政府使用。同年2月3日,周恩来写信给阿连德再次就智利革命和建设问题提出了忠告。
周恩来在信中说,我们本愿能对智利人民的经济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但由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还很有限,同时也肩负着支援越南和印支各国人民斗争和其他地方的国际义务,目前尚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希对此能予以谅解。
周恩来说,中智两国同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智利现在面临的困难,我们很能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长期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恶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类似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发展中国家除了相互帮助外,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两年来,智利政府和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帝反殖、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我们对此表示钦佩。相信智利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进行充分的准备,谋而后动,就一定能够克服目前遇到的困难,取得新的胜利,继续前进。
阿连德读了周恩来的信,很受感动,表示完全同意信中的意见和看法。但这时智利局势已急剧恶化,为时已晚。
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范例
阿连德政府实行的过激政策,脱离智利实际,导致一系列失误,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不出周恩来所料,“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73年9月11日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本人也以身殉职。政变后成立的以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开始了为期16年半的军事独裁统治。
军政府于1973年9月15日照会我国驻智利大使馆,表示愿意同中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后来军政府又不断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维持两国正常外交关系。
当时,国际上对智利政变反映强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个别第三世界国家宣布与智利军政府断绝或中止外交关系,有的实行外交降格,即调回大使保留代办级关系,对政变进行谴责的更多。但大多数国家仍与军政府保持原有关系。据统计,至1973年10月上旬,与智利建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有38个表示承认智利军政府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与军政府断交的有11个国家,其他国家则未表态。
中国政府根据周恩来倡导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地处理了同智利军政府的关系。一方面,周恩来于9月14日致电阿连德遗孀,对阿连德总统不幸以身殉职表示哀悼。周恩来在唁电中说:“遥悉萨尔瓦多·阿连德不幸以身殉职,至深悲痛。谨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相信智利人民将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决定,不急于承认军政府,也不主动与之断交,而与军政府保持一般关系,冷而不断,以进一步了解和观察智利形势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对军政府的照会未予答复,但也没有拒绝。10月中旬,召回了我国驻智利大使,由临时代办主持工作。智利军政府也解除了其驻华大使的职务,任命了临时代办。中方以为智利临时代办发放签证的做法,事实上予以同意。这样,中智外交关系得以保持下来。我国决定对智利军政府采取“积极稳妥,逐步开展工作,不操之过急”的工作方针。
1973年12月27日,智利新政府就任命新大使征求中国政府意见。考虑到当时多数国家对智利军政府任命的大使均已表示同意,我国政府也于1974年2月答复对方,表示接受其新任大使。同年7月,我驻智利大使返任,两国关系遂趋于正常。
当时苏联对我国同智利军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做法,极尽谴责之能事,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大理解,智利左派政党朋友对我国更有意见。但我国认为,智利政府更迭,这是智利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同一国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并不等于同意其内外政策;同智利政府保持关系有利于同智利人民的接触和联系,符合两国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关系准则。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和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并逐步被人们所理解。我在智利工作期间,每当同外国朋友其中包括智利朋友,谈到中智关系这段历史时,他们都认为中国做得对,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而中国处理同智利关系的方针和做法,正是具体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个生动的范例。
压题照片为:1972年3月,周恩来(前排左三)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前排左二)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