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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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街书会的正日子是正月十三,不过通常正月十二会就已经起来了,两台大戏从十一那天就哐哐彩彩唱起来了。卖油馍、糊辣汤、粉浆、面条的生意人早早就在会场里搭起帆布篷,支起案子,炉火烧得通红,专等着人稠了赚上一把。
  在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上,我认识了张麦捞
  那天天阴得很重,像要黑了一样,脚下是湿漉漉的麦地,可丝毫不影响人们的兴致。大伙围住早到的说书艺人过戏瘾,围住这个听一段,再围住那个来一板,越围越有劲,围来围去就围住了麦捞。我起初不经意,隐隐听得丝竹声起,人围得愈多,叫好声一阵一阵地传出,不禁引颈观看,可净是黑压压的大脑袋。情急之下,爬上了一个老乡的自行车后架,战战兢兢地朝人群中看去,只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立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上穿一件西服,腰缠裹带托着弦子匣子,左手执杆,右手操弓,指间还夹着简板。他摇头弄眼,两臂翻挥,又敲又拉又唱,诙谐浑厚的声音从身边的大喇叭里扩散开来。此人就是麦捞。我把镜头对住了他,欣赏他丰富多变的表情。
  不知不觉中,天落了雨滴,密密麻麻打湿了衣裳,可人们并不散,麦捞唱至情处也不理会,水珠把他的头发湿得一绺一绺的,顺着脸颊流下来却散着热气,原来是与汗水混在一起了。
  次日一早起来,雨是停了,天却不晴,会场里雾气弥漫。在静静的一角,遇到了麦捞一家。那天我特意看了一场他们的演出。
  趁演出间隙,我说:“你唱得不赖呀!”
  他哈哈一笑,说:“就这样,玩哩嘛。”
  “哪里人?”
  “郏县薛店张武楼村。离这里有百十里。”
  “常来赶会吗?”
  他两眼放光:“年年都来!有20多回了。”
  麦捞在蓄势,等人群来了精神,才疾风暴雨般地拉开了弦子
  果然,以后年年在马街书会上都能见到麦捞。每次都见他去得很早,开着一辆奔马牌农用机动三轮车,车上坐着由他的儿子、媳妇、闺女、女婿组成的家庭演唱成员,携带着琴、鼓、喇叭、板凳等物“嘭嘭嘭”而来。他们通常是头天下午就从家里出发,晚上在宝丰县城歇一宿,正月十三天不亮就往书场赶。因为冷,每人都裹着绿的蓝的大衣棉袄,带着头巾或摩托车头盔,眉头上凝着哈气结成的冰。
  到了之后,他并不急于扎场子。他很懂得蓄势,是那种极有心计的人。他的戏摊也不扎在会场的中心,而是在离会场远远的地方稳稳地停了车,在麦地里挖坑竖起一根棍,把带来的大喇叭扯了电线挂上去。书场以前是没有喇叭的,比的就是谁的弦子拉得美气,听的就是口齿里吐出来的原汁原味的声音。现在人太多了,没有这干电池驱动的喇叭就办不成事。架势扎好,麦捞对着包了手帕的麦克风咳嗽两下,试试效果。完了让孩子们守着摊儿,自己揣上两包烟到火神庙前走一遭,拜会了会首及执事,见了那些携鼓负琴从东西南北来的书友和同道,拉了手,递根香烟,随便站了寒暄着,顺便摸摸行情。麦捞回到车旁,眯起眼睛,静静地看人流从四面八方往会场涌。人流先是沿着河边小路,踩着田间土埂,挤向了应河上那座狭小光滑的青石小桥。桥这边没了路,无数的鞋子踩着乌油油的麦田噗嗤噗嗤响,露水很快湿了裤腿,鞋上全是泥。很快,麦苗被踩倒,踩光,早晨还是油绿肥硕的几十亩麦田,不到10点钟就成了亮闪闪的光板地了。为了听说书,几块麦地算得了什么呢!
  不知不觉间,书场里乌压压全是人,弦索梆鼓之音此起彼伏。很多人麦捞是认识的,更多的人认识麦捞,知道麦捞是方圆百八十里有名的“好唱家儿”。他们早早地围在麦捞的车子前,旁边有弦子叫板也不过来,单等着麦捞开腔唱。人越围越多,麦捞并不急,人又喊:“麦捞,开始吧!”麦捞嘿嘿一笑:“早着哩,再等等。”于是围的人愈多,喊的人也更多。麦捞就试弦子,拉两下,紧紧弦柱子,人群就来了精神,原本坐着的也赶紧站起来,支起耳朵来听。麦捞疾风暴雨似的拉开了弦子,却不开口,开口唱的是他的大闺女,眉清目秀,嗓音清亮,唱的是一个宣传计划生育的小段子。有板有眼地唱完了,人们就叫好,有的说:“到底是麦捞的闺女,唱的也中!”麦捞听了也笑,继续坐在车头拉弦子,手执简板站起来的是麦捞的二儿媳妇。那女子长相俏丽,嗓音却浑厚,张口就是老包的戏,那声音在野地里飘呀飘呀慢慢地散去。一板唱完了,人群里齐叫好,可仍觉不过瘾,就喊:“麦捞,该你了!唱吧——唱吧!”麦捞不再推辞,站起身,用绑带将弦子在腰间裹定,哩哩楞楞拉上一段过门,运足了气,不紧不慢念道:
  休息一会儿喝着茶,
  肚里瞎话儿往外爬。
  人家哩瞎话成本儿,
  我哩瞎话成捆儿。
  说哩远喽恁不信,
  说哩近喽恁光问。
  人群里发出会意的笑声。麦捞继续说道:
  那就说一个不远不近。
  哪儿?
  方城南有一个赊店街,
  赊店街有个刘家儿湾,
  刘家儿湾有个人叫刘三儿……
  他说的是《老戏迷》小段,讲的是一对爱唱湖北二簧调的老夫妻的生活趣事。麦捞使出全身功夫,又说又唱,尤其是他吊着嗓子眼儿唱那二簧调的细高花腔,趣味十足。唱完了,人们都还张着嘴巴,沉浸在戏里没有出来,良久,齐叫一声:“好!”然后散去。
  麦捞把弦子交给了他人,跳下车来,就被那些小煤矿主围上了。递了烟,虚虚地说一会儿话,就开始在衣襟里摸码子谈价钱。摸着摸着,俩人就笑了起来,围观的人就知道他们已经谈妥了,也不便问。只见麦捞大手一挥,招呼家人:“走!”一群人收拾了家什,坐了“奔马”突突突地走了。
  “麦捞”是打场的农具,因为哥哥叫“石磙”,他就随着叫了这个名字
  直到这年的初冬,我才有空到了麦捞家。
  张武楼是个大村子,在汝河北岸,紧靠着苏东坡的寝地“小峨眉山”。麦捞在地里干活,家里人把他喊回来的时候,他是拉着一架子车土进院的。一脸汗水,还是那一身装束。他用手弹弹衣服上的土,吩咐家人倒上茶水,顺手就把墙角里竖着的弦子操在了手里,说道:“来一板。伙计们老远来了,我就喜欢这,美气着哩!”说着招呼子女们各操家什弹奏起来。弦乐丝竹声引来了街坊邻居,屋里站得满满的。   与乡亲们一样,张麦捞出身贫寒,在半饱半暖的挣扎中长大。麦捞命更苦,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姑母长大。我曾经问他为啥叫“麦捞”这样一个名字?麦捞告诉我,他原是兄弟二人,有一个哥哥,叫“石磙”,他就随着叫“麦捞”。他说,“麦捞也叫捞子,是种农具,就是收麦打场地石磙后面拖的石片,半圆,有孔,现在有些地方还在用。农村人嘛,起个名也随便。
  张麦捞天资聪明,自幼酷爱说唱,在他心中,说唱不仅是一种能糊口立身的技艺,更是一种让他心迷神醉的享受。但是他自小没有拜师,全靠“自摸儿”。他只有小学文化,也不识谱,能够又说又唱全靠死记硬背。为了说书,他自己削竹棍绑成“弦子”练习演奏,削木片制成简板打,把木棍捆在小腿上当梆子敲。我问他:“唱词儿可以听听记记,可是那拉弦子就不是光听听看看就能会的。”麦捞重重地叹一口气,说:“那难可作大了!不过主要还是多听多看,听着声,再看着指头点弦发音部位。好在这一片乡里唱家儿多,我老是看,看得多了,就把什么揉、滑、挑等各种音都记住了。记住后就使劲练,净是功夫啊!”他说当年在潮湿阴暗的牛屋里一拉就是一天,手臂肿了,腿上的肉皮都磨烂了……
  16岁那年,张麦捞听说邻村有名的说书艺人王树德在郏县堂街说书,就只身背着十来个红薯面窝头撵着听。晚上挤在人堆里听,白天找个僻静地方整理记录,一部《十大英雄传》他一连听了9个晚上。窝头啃完了,戏词也记得差不多了,一时性起,干脆跑到旁边的村里借把弦子说开了书。原本想向乡亲们讨口饭吃,想不到一炮打响,一说而不可收,从此开始了他的半耕半艺生涯。
  刚开始,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也就是图着混碗饭吃。从前说书是一个很低下的行当,从事这个行当的大都是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对外封闭的行当,一个最讲求师传门派的行当。艺人外出说唱要先报门派,同行见面要先对“言子”,也就是行话。譬如:抽烟叫“草山儿”,喝水叫“淋子儿”,吃饭叫“上坎儿”。若非同道,是“宁花十块钱,不传一句言”。像麦捞这样“自学成才”的,无师无友,就被人讥笑为“老白碴儿”、“野干家儿”。可是这些最终都没有能难住麦捞,他吸收了豫西豫东说唱艺人的风格,练就了一个同时拉、唱、说、敲、打的绝技。他坠胡拉得美气,嗓子又亮又浑厚,无论走到哪里,他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几十年的说唱生涯使麦捞技艺日进,名声渐远。方圆百里人家婚丧嫁娶、立碑贺寿、开业庆典、普法宣传都要早早地约请他。1995年,他还登上了第二届中国曲艺节舞台。如今的麦捞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书艺人,而是一个从事文化产业发家致富的成功者。尽管如此,每次演出,麦捞都慎重对待。他说:“说书哩是独胆,一人一台戏,不像演大戏,靠的是群胆,这要是一个人唱砸了,可就全砸了。”
  麦捞家娶儿媳妇,各庄的乡亲横一条板凳拦住路,为的是看新媳妇、讨喜钱、过戏瘾
  麦捞的三儿子张高宽结婚的时候,邀我参加婚礼。
  麦捞一家到他这一辈人头单,19岁那年他和邻村的唐桂娥成了家,生了五男两女,个个高大俊雅。邻里们都说一个人能有五男二女是最称心如意的事,是先人前世修福修来的。热闹是热闹,可养育起来不是一件轻松事儿,用麦捞的话说:“辛辛苦苦弹挣了几十年,好不容易养活了十来张嘴。”如今的麦捞一家已有20多口,聚齐了,可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
  麦捞的长子张高伟,15岁那年被特招到了部队,说拉弹唱无所不能,目前是志愿兵,领着一道几十人的部队文工团,是团长兼指挥。老四张高四和老五张高五如今也在部队服役。老二张高岗和媳妇郭巧云,天天随着麦捞走乡串户说说唱唱,种地也是好手。大闺女张高彩天生一副好嗓子,找的婆家也是曲艺世家,她也是麦捞家庭说唱队的台柱子。最小的闺女张高芳今年18岁,在外地打工。老三张高宽是他家的另类,虽然也会吹拉弹唱,可是并不喜欢,找的媳妇是个民办教师,也不太喜欢曲艺,这让麦捞多少有些遗憾。
  遗憾归遗憾,麦捞操办起儿子的婚事来劲头十足。除了按当地的风俗操办之外,自然是要热热闹闹地唱一番。娶亲的头天晚上,麦捞早早地就在家门口扯了电灯,摆上了桌子。喝罢了汤,乡亲们也早早地围拢了来,要过戏瘾。麦捞不仅让自家人唱,还特地请来了一个同行,是个女的,又黑又胖,擅长唱“老包”。麦捞对我说:“我那两下子乡亲们都听惯了,换个人也是换换口味儿。大伙儿要是愿意听,就连唱3天!”他们交替着又拉又唱,一直到深夜。天寒风大,就挪到了院墙外面的一个大土坑里,有人抱来了玉米秆点上了火,一面烤一面听,直到后半夜方散了。
  第二天一早去迎亲,吹吹打打的也是这一帮子人。车子一到新娘家门口,早有一张桌子上摆了几个菜盘以及茶水,新郎进屋去接新娘,这一帮人在门口吹得欢天喜地,新娘家被左邻右舍老老少少围得密不透风。到新娘子妆扮完毕,拉着满车的嫁妆往回走,一路上不时有人横一条板凳拦住路,除了看新媳妇、讨喜钱,再就是过戏瘾。如此一村一庄地唱着闹着回到家里,已是中午,正赶上拜天地。
  麦捞两口子笑得合不拢嘴,并肩坐在院子中间接受一对新人的叩拜。婚礼上,我见到了麦捞的老师:大名鼎鼎的“王结子”王树德。他是1980年的马街书会“说书状元”,也是马街书会恢复后第一个书会状元,我曾经在马街书会上看过他的演唱。老人年逾八旬,精神矍铄。说起他的经历,是足足的一本大书,尤其是老人亲身经历的三教九流文化,老人如数家珍。说起麦捞,老人自豪得很。兴致来时,师徒合奏了一曲。
  冬天的风挟着飞沙一阵紧似一阵,麦捞与主人家商量稍避避风,主人说:啥风大,张不开嘴就别吃这碗饭!
  办完了老三的婚事,麦捞一家恢复了日常的演出。我和麦捞商量着随他去演出,跟着拍些照片。麦捞有些犹豫,他说:“这是禹州磨街一家人办‘七’,是‘白事儿’,不知道你去了主家儿忌讳不忌讳。另外,从这里到磨街有百十里山路,寒冬腊月里,你跟着受罪。”
  我说:“忌讳不忌讳去了再说,能拍就拍,不能拍再说。天冷我不怕,你们能受得了我也能经受。”   麦捞看我铁了心,回头吩咐老伴进屋拿了一件厚厚的皮棉袄让我穿上,他们爷儿几个把那辆“宝马”农用机动三轮车从院子里推出来,轮番用摇把摇,可再摇也发动不起来。麦捞坐上车头,掌住把,其他人弓起身撅着屁股在后面推。哐哐嗵嗵猛推了几十步远,车子才狂叫起来,麦捞让老二高岗驾车,自己戴一个骑摩托车的头盔在他旁边斜坐了,我们几个人坐在后面,突突突地向磨街驶去。
  车跑起来,冷风像是刀子一样割人脸。我尽量缩着脖子,把双手对插了,脸朝后。车子穿村越户,过了埋葬着苏东坡的“三苏坟”就上了荒山野岭。山越来越陡峭,路面凸着一块块光滑的大石头,麦捞告诉我,这座山就是道教胜地中顶莲花山,在乱石间绕来绕去,爬不动的地方还要下来推。身上不冷了,却惊出一身冷汗。
  天擦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山村。主人家管事的迎接了,就吃晚饭,一筐白馒头,每人一大碗白菜萝卜炖粉条,吃完了就开始说书。原来这家也是一家开小煤矿的,老母亲去世了过“五七”,要立碑,请了两班说书艺人。晚上风大,在一个背风的山墙头下扯上电灯,乡亲们三三两两地搬着凳子来围着坐了,麦捞扎好场子,一家人轮番上阵唱到深夜。主家给女的格外安置了,我们睡觉的地方是里外两间房,房子是新建的,里面空空的,只有外屋一张床,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堆麦秸,有几条被子。我和麦捞各人盖一条被子,再把大衣棉衣压在上面,在床上分头睡了,同行的几个就睡在麦秸地铺上。深夜里除了里屋的几个人争夺被子的声音外,倒也清静。
  第二天一早起来,主人家要到坟上立碑,要麦捞他们吹着唢呐、打着梆子同去。那家的坟地在村后的山坡上,石碑事先已经做好,可折腾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有竖起来。冷风一阵阵吹过来,麦捞他们冻得直打颤。等到立完碑回到村里,已经是9点多钟了。
  吃过饭,身上暖和了许多。管事的在主人大门口两边摆了两张桌子,一朝南,一朝北,相距有几十步远。原来另一班人昨晚见到麦捞的班子,自知遇到了对手,今天早早设法占了朝南的桌子,憋足劲要干一场,麦捞他们只有在朝北的桌子上了。麦捞告诉我:“这是要对戏哩!”原来此地风俗,但凡遇红白大事请两班唱家儿,双方比试个你死我活,哪一班吸引的观众多就是胜家,最后由主家奖赏。
  也是天不作美,说话间刮起了大风,挟着飞沙一阵紧似一阵。麦捞找到管事儿的,说:“风这么大,张不开嘴,这要唱半天人咋能受得了?能不能往后挪一挪,稍稍避避风?”管事的与另一班人是熟人,早就算计好了,他说:“主家儿花钱就是要热闹,离远了唱给谁听?”麦捞说:“风太大了,要毁嗓子哩。”管事儿的说:“能唱就唱,唱不了你去给主家儿说,我可不敢当这个家。”说罢扭身走了。
  麦捞急得直搓手,没办法去找主家。主家正为天气不好闹心,不待麦捞说完,把手一挥:“啥风大,张不开嘴就别吃这碗饭!”
  麦捞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这事儿有些难缠。你在这儿有些不便,这样吧,把你先送走,等以后有喜事了,你再来好好拍吧。”
  他让两个孩子开着“宝马”把我拉到磨街镇,送上了去禹州的班车。
  麦捞说:“这碗饭越来越不好吃了,可想想从前,这日子可是好上天了,还想咋着?”
  今年的马街书会上,我又见到了麦捞。他说年前忙得很,家里又盖了新房子,他跟着一家饲料公司外出搞促销,一直转到黄河北,在新乡、安阳、郑州等地唱了一个多月,人家管吃管住,他光唱,美得很。时近中午,书会上正热闹,麦捞他们倒是很清闲。我问他唱得咋样了,他嘿嘿一笑:“你还不知道,书会再难‘写’,咱还能弄不出去?”他说的“写”就是被人看中了,谈好价儿请去演出。他低声告诉我:“‘正录’已经写出去了,管吃管住1800;想再唱一板,看能不能写个‘偏录’。”他说的“正录”就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演唱,因为元宵节,主人图个排场和热闹,价钱就高一些。“偏录”是再往后三天,年已经过完了,书价自然就低些。
  他又说:“因为这两年整顿小煤窑,经济不景气,来的人不少,但都不是‘写家儿’,这碗饭也是越来越不好吃了。”
  我问那天我走了以后在磨街唱得咋样?麦捞说:“别提了,吵了一架,如果不是考虑到中间说和是亲戚,说啥也不给他们唱,他们太欺负人了!”
  “像这种事你遇见的多吗?”
  “常年在外头跑,啥样的人和事没有遇见过?这都不算个啥。”麦捞说。近来家境还是不错的,孩子们都成家了,房子也盖了,这都是靠说书挣来的。为了多挣钱,家里人分成两班到处跑。他压低声音,说:“老弟,想想从前,这日子可是过到天上去了!还想咋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怪美气就中!你要是有朋友,也在电视台给我宣传宣传,名声大了,就能挣大钱了。”
  (摘自《民间,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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