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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莆田古城历史沿革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对莆田宋代建城前、宋元、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显示，一方面莆田古城具有“枕山襟水、山水营城”的自然环境格局，以“揽山入城”的山城关系、 “一水穿城”的城水关系和“曲直相汇”的城垣营建为代表;另一方面，莆田古城体现出了“治中为要、传统礼制”的空间布局，以“一轴重城”的空间格局、 “一庙双学”的礼制布局、“军政共治”的行政中心为代表。通过对莆田古城的剖析，阐释研究古代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解读古代城市布局的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我国古代城市营建文明。
关键词：莆田古城;历史格局;古代城市营建;空间布局;军政共治;山水营城
引言
在高度统一的营城理念指导下，经过时长域广并因地制宜的实践运用，我国古代营建有众多城池，城池的选址、布局蕴含着众多智慧，体现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厘清不同时期古城历史格局的演变是认知古城空间特色的基础，挖掘古城的空间格局特色是保护和彰显古城历史文化内涵的前提。虽然遵循礼制并讲求“因天材，就地利”是古代城市营建的要义，但不同的城市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城址环境和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这对于研究一座古城的空间格局特色而言则更具意义。
福建莆田，自陈光大二年（568年）始置县，至今已有1 400多年建制史;自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始筑城（今谯楼一带），至今已有1100余年的建城史。通过对志书等历史文献的解读，结合历史舆图（图1、2、3），并以现存水系、街巷等古城格局和相关建筑遗存为印证，可以发现莆田古城经历了初筑子城军城、明清扩建城池的空间拓展演变，古城的山水格局与城市布局独具特色，对这些历史内涵的挖掘与解析，一方面对保护和彰显莆田古城文化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是认识我国古代营城智慧、解读古代城市文明的重要例证。
一、莆田建制沿革与古代城址变迁
陈光大二年（568年），南安郡初置莆田县，县治在今老城区一带，无城，属丰州（今福州），不久废。唐圣历二年（699年），仙游一带设清源县，县治所在位置仍有争议，无城，属武荣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清源县改称仙游县，县治仍不详。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建太平军，领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军治与兴化县治均在今仙游县游洋镇;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平军改为兴化军;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治自游洋一带的兴化县迁移至老城区今谯楼一带的莆田县，始建军城，是为今老城区一带建城史的开端。宋绍兴十年（1140年）仙游“始筑城浚濠”，是为仙游一带建城史的开端。
南宋景炎元年同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12月，元兵攻陷兴化军城;次年3月，兴化军城失而复得，改称为兴安州;10月，兴安州又为元兵再次攻占，改称兴化路，统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元皇庆二年（1313年），兴化县治由游洋迁往今新县镇一带，称为“新县”，游洋称为“旧县”。
明洪武二年（1369年），兴化路改为兴化府，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不变。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裁革兴化县，由此兴化府下辖莆田与仙游两县。清沿明制，兴化府建制不变。
纵观莆田行政沿革（见表1），府县级建制的治所或城址共计有4处，分别是：一、今老城一带的莆田县、兴化军、兴安州、兴化路、兴化府，陈光大二年（568年）始置，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建城。二、今仙游老城一带的仙游县，宋绍兴十年（1140年）建城。三、今游洋镇一带的兴化县、太平军、兴化军，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置，至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共计5年，无城池建设。四、今仙游县度尾镇湘溪村一带兴化县，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由游洋镇迁移而来，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废，共计1 36年，无城池建设（图4）。
府县级城池在莆田历史上曾有两座，分别是莆田县城和仙游县城。莆田县城建制建城时间之久、行政沿革之要均远过于仙游县城，可谓是莆田地域管辖行政职能的中枢。同时，莆田县城作为县、府（军、路）不同层级行政职能的驻地，伴随着行政职能位置的变迁，城池的建设较为复杂，本文所称的莆田古城即是指位于老城区一带的原莆田县城。
二、莆田古城历史格局的演变
（一）宋代建城前：寺廟与商市兴盛
兴化平原是莆田历史过程中经过筑陂引流、围海造田而逐渐形成的。远古时期，兴化平原在海中，海水可达古城一带，海山相连。明黄仲昭著《未轩集》记载“西北有溪，发源万山中，至使华亭，与潮汐通”，可见唐代潮汐可抵达临近城北的使华陂一带。清乾隆《仙游县志·舆地志·释港及潮汐》记载，“宋时海潮，自莆达仙游折桂里之灵陂，回流八十余里。至木兰陂筑，海潮乃止。然则古代城南之海，且深啮至濑溪以上矣”，可见宋代建城之前，古城一带东南侧仍有海潮可达。
据史料记载和今部分实物遗存综合分析，在出现以城墙和护城河为代表的城池格局以前，莆田古城一带就有了一定建设活动。主要包括县署、宗教建筑和商业建筑。陈大光二年（568年）莆田设县，莆田县署位于今文献步行街一带，是为后宋代古城的西南隅，且此处曾长期作为不同行政衙署所在地。
唐代，旧观（元妙观）、万安水睦院（塔寺）、延福祠（英惠社）等宗教建筑已形成。旧观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唐始建原名不可考，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奉敕重建时名为天庆观，元代改称玄妙观，清代改称元妙观，即今天得以局部保留的位于荔城区梅园东路北侧著名的元妙观。万安水睦院于初唐开元年间（713—741年）由敬善院改建而成，后又更名为天福寺，并于正殿后建木塔三级，俗称塔寺。延福祠建于唐代末年，后更名为英惠社，今犹存。
南市与西市是唐代古城一带的重要商业集市，南市始建于唐乾宁年间（713—741年），旧名行尾市，亦名鱼行，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一舆地志·里图》载，“乾宁间僧涅槃指行尾众水归流可以立市，留谶云‘市连义井岁时丰，水绕壶公文物盛’”。西市由南市迁移而来，南吴天祐六年（909年）复旧址。唐代已有驿道经过县署一带，南宋以降逐步成为北接福州、南抵泉州的要道（图5）。 （二）宋元时期：始筑子城与外城
1.城池格局
子城是我国唐宋时期城市营建的行政中枢核心组成，决定了城市核心的空间形态。根据都城、大城、中小城的不同规模，子城大小亦有所不同。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知军段鹏在原都巡检廨署和尚书员外郎陈仁璧的旧宅一带建设军治，是为子城，是莆田古城一带筑有城池的开端。子城“周回二里三百一十步”，子城的“城墙”为土垣，环以通衢，以守护兴化军官署衙门;子城正南建崇楼，亦称谯门，今文献路以北的古谯楼即为其遗迹。根据宋代里的尺度和今谯楼遗存推测，子城范围符合今谯楼为南边中心的文献路、县巷、衙后路、胜利路围合的区域，子城的空间尺度和格局仍然清晰可循（图6）。
子城之外筑有同为土垣为军城外城，契合了古代“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制度。宋宣和三年（1121年），承议郎张穆任兴化知军，开始扩筑外城，子城与外城的土垣都易以砖砌。外城周长为七里零八十三步，其空间尺度恰巧也大致契合了《墨子-非攻篇》《孟子·公孙丑篇》《战国策》中描述的“三里之城，七里之廓”。包砖之初，外城高为1.5丈、基厚7.5尺，后于绍定三年（1230年）大修扩筑，城墙尺度有所加大，且改为石砌。外城辟有五个城门，东门名望海，南门名望仙，西门名肃清，北门名朝天（望京），东北门名宁真，城门命名讲究城址环境的自然格局，极具山水人文的文化内涵，各城门均建有城楼。外城城北引北涧水为护城河，后称兼济河、小西湖，城东有护城河丰美河，木兰陂北支流和延寿陂南支流交汇于东护城河的东门兜一带，向东汇入木兰溪。
宋末元初的激烈抗战和元至正年间发生的“亦思巴奚战乱”使城池屡遭损毁，时至元末，兴化路城一带仍然战乱不断，因此元代古城格局较宋代几乎无变化，且城池不断毁圮。
2.建筑布局
宋代是莆田发展历程中第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水利、农业、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城市布局也十分完善。除城内民居建筑外，城市公共管理与活动职能的建筑记载已较为详实，根据不同的功能，大致可分为行政及附属建筑、学堂书院建筑、寺庙宗祠建筑。
兴化军署是行政职能的中心，居于子城的核心，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与子城同时建设，元代易为兴化路署;同时期城内仍存在莆田县署，位置较上一时期没有变化。作为宋代军事编制的组成，广节指挥营位于城东。指挥营南设有粮仓都常平仓，是为今仓边路、仓后巷之地名的来历。
学堂书院建筑主要包括兴化军学和贡院两部分。兴化军学建于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后历代均有重修或扩建.今仍存有明清时期的泮池。因宋制有每三岁诏各郡举进士，因此宋乾道七年（1171年）于今太平小学西侧创建贡院，是为地名龙门下的来历，贡院也成为莆田在宋代文人辈出、文风昌盛的基础。此外，元至顺二年（1331年）莆田县署改为莆田县学，太平薛公池即为其泮池。
该时期寺庙宗祠建筑主要有军城隍庙、梅峰寺、报恩东严教寺、云门国清寺、万寿官、文峰天后官、永福院、黄滔祠（见表2）。军城隍庙是可查的位于子城内唯一一处非衙署建筑，“衙庙共设”在宋代子城格局中也较为罕见，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梅峰寺是少有在宋代得到敕封的寺庙，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奉敕赐额“梅林佛国”，政和元年（1111年）敕改称天宁万寿寺。值得关注的是，宋元时期的众多寺庙已经在之时的城池范围外布局，且多位于城北，这也成为了后期北拓城池的现实需要。
根据城垣与城门位置、建筑的布局推测，宋元时期城内可能已经形成了部分街巷，包括雷山巷、梅峰巷、朝天巷驿前龙门下、马巷、花园巷、衙后路、县巷、县后巷、古楼前文峰街、橄榄巷大道路西城巷、后街、坊巷、井头路仓边路、仓后巷、亚尾巷、居仁巷、大老前十字街口—塔寺前—义海街、顶务巷下务巷、十八张厝会仙巷、书仓巷、南大街等。此外，宋绍熙二年（1191年）位于今坊巷东端一带建有朱紫坊，是为纪念坊巷一带居住的方氏⑩仕官达贵而立。
（三）明清时期：拓建府城
1.城池格局
明代初年保持延续了宋代的城池规模，洪武三年（1370年）兴化卫指挥李春对元代留存的城池进行了修葺。时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指挥程昇以“增设军士，城隘难容”为因，奏请扩城，遂开启了莆田古城的一次大规模扩建（图7）。
此次拓城保持了原宋元时期古城的东、南、西三面城墙，向北扩筑了北城墙，这与之时北面广阔的城外地区已经形成了众多建筑有重要关系。扩筑的新城“越旧濠，跨乌石山东下，历前埭、后埭，与旧城合，延袤一十一里，周二千八百三十丈，基广一丈六尺，墙一丈八尺，垛六尺，共高二丈四尺，表里砌以石，为垛二千九百六十有二”。扩建之后的城垣仍保持了四座城门的格局，其中东西二门保持望海、肃清原名，南门更名为迎仙门，新建的北门名为拱辰门，废弃原宁真门，四座城门之上各建有城楼。宋元时期的北护城河小西湖水系成为穿过城内的水系，与城墙相交处设有两处水关门，是为西水关和东水关。受地形的影响，城垣之外并未形成环通的护城河，北側护城河向东注入延寿溪的支流，西侧护城河曲折向南注入木兰溪支流，二水交汇于东城墙外，在古城的西北侧负山凿有旱壕。邑人林文在《莆中城门重建记》中有云“明洪武、永乐间，时有修葺，城楼之势翚飞鸟革，为一郡之壮观。”
明隆庆五年（1571年），东北两处门楼进行了重修，并将东门改称镇海，西门改称永清，南门改称迎和，北门则仍为旧名拱辰。明代时有倭寇侵扰，由于扩筑的北城是在乌石山（今东岩山）两座山峰之间的山坳处砌筑，且外高内低，倭寇利用城北的乌石山山头攻入城中，造成很大防备隐患，直至明万历九年（1581年），再次对北城进行局部扩筑，把乌石山全部包围在内，因此在乌石山出现独特的“重城”格局（图8）。 清代城池格局完全沿袭了明代，屡有修葺但未有格局变化。
2.建筑布局
明清时期莆田城内的建筑布局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宋元时期的建筑布局，建筑虽有更迭但位置变化较小。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令设卫防寇。但根据明清不同时期的府志、县志推测，城内并未设卫署;洪武二年（1369年），改兴化路为兴化府，原子城内的兴化路署即变更为兴化府署;洪武三年（1370年），改原莆田县署（今文献步行街一带）为兴化府署，莆田县署则搬迁至宋代的广节指挥营一带，原子城内的兴化府署则成为兴化卫署，时至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561—1563年）间，倭寇多次来犯，焚毁卫署大部分建筑，之后至清康熙年间逐渐坍圮殆尽。从不同时期兴化卫署、兴化府署与莆田县署的空间位置关系变化可以发现不同级别与不同职能的行政军事管理部门在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中的关系。
明兴化府学沿袭了原兴化军学，位置未有变化。明洪武元年（1368年）原常平仓更名为大有仓;洪武三年（1370年）位于子城内的原军城城隍庙迁移至今兴化府城隍庙，仍有遗存。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扩城之后的原宁真门一带形成了商业贸易的北市（亦称石幢市），伴随着商业贸易的繁盛和水运的需要，明成化三年（1465年）原北城壕扩凿形成小西湖，成为城内之“血脉”。
明清时期城内出现了较多祠庙建筑，以今遗存为例证，如文献崇功祠、興安官保尚书祠、兴安耀明庙、兴安宝树庵、清风岭天后官、西岩广福寺等。明正德年间（1508—1521年）林龙江祖父林富于东岩山上建东山樵合，为今东山祖祠的前身。此外，作为公共职能建筑，圣路加医院于1896年由英国人创办。
城内除上述公共职能建筑外，其余地区多为排屋大厝式居住建筑，街巷在宋元城市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根据城垣与城门位置、建筑的布局推测，该时期形成的主要街巷包括画屏巷、下井巷、双池巷、御史巷、北大路、赤柱巷、后塘巷、东里巷、英惠巷、坑边巷、湖岸巷、岐山巷、府前巷十八张厝会仙巷府前学巷（原十八张厝会仙巷）、府后巷、上十字街南大街（原南街）、霞美巷（原亚尾巷）、金桥巷、后埭街庙前路大度路城墙巷（原橄榄巷大道路西城巷）、桃巷、下桃巷等。
明清时期影响莆田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建筑类型之一——牌坊在城内大量出现。文献光裕坊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为陈钟、陈伯献一门立，今保存完好;大司马坊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为兵部尚书郭应聘而立;大宗伯坊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为礼部尚书陈经邦而立;春官嘉客坊亦建于明万历年间为陈经邦之祖父、父亲而立;燮理元臣坊又名“平章硕辅”坊，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如磐而立;文献名邦坊原名“善俗坊”，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改称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原坊被毁而重建，于县巷南北两端立莆阳文献坊与海滨邹鲁坊，后明万历二十六年（1 598年）两坊又分别改称为壶兰雄邑坊和文献名邦坊。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四处城门外各建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郡厉坛、先农坛。
（四）民国时期：拆除城垣
民国时期，古城的城墙被逐步拆除。1928年因修建经过城厢的福厦公路，拆除了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城墙;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攻守便利”“拆城池，沦陷易于反攻”为由，于1939年拆毁了全部的城墙，之后以城墙基址改建为绕城公路（图9）。
民国时期的古城一带出现了众多公共职能的建筑，且部分得以保存下来，代表了莆田民国时期的建筑风貌，这些建筑包括建于1915年的卫理公会莆田总堂、建于1926年的哲理钟楼、建于1929年的长寿伯棠医院、建于1932年的陈展如故居。该时期行政职能与文教职能的建筑沿袭了历史功能的布局，莆田县政府仍然位于子城内，现存门楼与莆田县府大楼建于1947年至1949年;位于原兴化府学一带则建有兴郡中学堂。国民党县党支部位于十八张厝的北部，现已不存。
虽然城墙被逐步拆除改建为公路，但城内的大部分街巷得以保留。民间口口相传，在古城内形成了“九头十八巷”之说（见表3），是对古城空间节点与街巷的形象概括。 “头”是为街巷交叉口或其他具有重要功能开敞空间节点位置，命名也反映了与之相关的建筑或人文景观;九头的位置相对准确清晰，包括位于小西湖一带的洞桥头、河头、观桥头、水关头，位于原宋元时期古城范围内的鳌石头、社衙头、井头、水淈头，位于观桥头以北的贸易集市市头。十八巷之说存在一定差异，但大体相同。十字街成为城内重要的商业街巷，其商业功能一直延续至今。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城市职能发育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0年代前，随着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和完善，莆田古城内逐步出现了众多现代城市职能，以行政办公、商业、文化娱乐、教育学校、体育、医疗等为主的公共服务功能逐步发育完善，局部也发展了规模较大的工厂。
原子城一带主要包括县人民政府、县招待所、百货商店、五中，明中后期至清代的原莆田县署与大有仓一带成为地区公署，明中后期至清代的兴化府署成为体育场和汽车站。此外，古城一带的学校建筑有一中（原兴化府学一带）、凤山小学（书仓巷东侧）、文献小学、四中、地区师范、二中;公共建筑有观桥剧院、地区招待所、城关剧场、城郊公社、荔城旅社、粮食局、邮电局、莆田医院、九五医院等;城内的工厂主要有三处，分别是工艺一厂、工艺二厂、粮食加工厂。
该时期城内的商业进一步繁盛，众多街巷逐步演变成为商业街，如十字街、大路街、庙前街、城墙巷、朝天街、文献路、衙后路、后街等。至今，虽然部分街巷逐步更新建设成为现代商业街道，但部分街巷两侧仍保留较多的民国时期传统商铺建筑，体现了莆田古城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大路街、县巷、衙后路、庙前街、后街、坊巷为代表，两侧传统商铺鳞次栉比（图10）。
三、莆田古城历史空间格局的文化内涵
（一）枕山襟水、山水营城的古城环境
兴化平原古在海中，因防海潮，古城选址于兴化平原的西部边缘，独特的选址促成了古城内外丰富的山水环境格局。伴随着兴化平原沧海变桑田，古城从早期的“枕山襟海”也逐步演变成后期的“枕山襟河”。 1.“以山为屏、揽山入城”的山境
古城腹地整体上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侧由连绵的山体和浅丘形成了两道天然的屏障，第一道是由雷山、梅峰、东岩山等山丘组成的太平山山脉，第二道是由石室山、大象峰等山体组成的西北部环绕连绵的凤凰山山脉，两道屏障亦相互连绵。
第一道屏障中的太平山山脉作为莆田古城的主山龙脉尤为重要，梅峰与乌石山均是太平山的余脉分支而围入城中。据清《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太平山因康熙十五年海寇来犯“沿山掘堑深丈余”而造成周围数里大伤龙脉， “全城风水攸关，亟待修补”，可见太平山之要害。太平山为今莆田学院一带，局部保留的浅丘仍清晰可见，雷山在原西门永清门外，今已不存山体，但通过对现状地形高程的模拟分析，山体地貌清晰可见（见后文图18）。由于不同时期的古城城墙包含了梅峰和东岩山在城内（图11），也形成了“两脉入城、两山控城”的独特格局。
第二道屏障在第一道屏障的外围，以凤凰山山脉为主（图12），距离古城则相对较远，组成第二道屏障的石室山与大象峰历史文化内涵也颇为丰富。石室山有诗云“篮舆缓步访招提，径人烟萝路不迷;山色有无云聚散，钟聲远近寺东西;红飘涧底看花落，翠滴檐头见鹤栖;落日催归余兴在，南廊扫壁更留题”，“莆田二十四景”之一的“石室藏烟”即指此地。大象峰有诗云“客至禅师尚未阑，上方心似白云闲;经楼势倚青天外，烟磬声沉碧树间;驯鸟多情啼石涧，小童无事扫松关;我今为爱招提境，更欲三年不下山。”在上述二诗中均出现了“招提”，此之招提即为石室岩寺，今仍有古塔遗存（图1 3），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一水穿城、二水绕城”的水境
由于莆田古城的一次大规模拓城，促成了“一水穿城”和“两水绕城”的格局特色。 “一水穿城”指小西湖一带的兼济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二水绕城”分别是古城东北侧发源于延寿溪的丰美河和古城西南侧源自西部山脉的下磨溪（图14）。
小西湖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丰厚，从宋元时期的北护城河演变成为古城内部的内河，历史上关于小西湖的记载颇丰，同时也是作为莆田二十四景之一“西湖水镜”所在地。小西湖发源于城外西北，由西水关门入城;明成化三年（1467年），莆田官方疏浚了小西湖并筑有三处石堰，取名上堰、中堰、下堰，中堰之上形成了广阔的湖面而又名“镜湖”，下堰之后则为兼济河，东出东水关门与护城河相汇。小西湖也被称为“一城之血脉”， “通则气舒而呼吸自如，塞则气壅必受其病”，历史上有大量关于疏浚小西湖、整治周边建筑和环境的历史记载。
除下磨溪与小西湖分别发源于古城西部的太平山山脉外，古城东部和东南部的护城河与兴化平原的灌溉体系密切相关，城外壕池“左起东北隅，折而南引寿溪水注之，右起西北隅，折而东引木兰溪水注之，二水交合”。在莆田先民改造干预下，兴化平原逐步由沧海变为桑田，众多河流水系和水利工程作为莆田先民“农耕治海”的智慧结晶得以保留下来。古城东侧与南侧的护城河正是滋润北洋平原沃土之重要水系的组成部分。 促成兴化平原洋田形成最为重要的两大陂——木兰陂与延寿陂，其两大支流正是作为护城河在古城东门兜一带交汇，即延寿溪延寿陂的南支流和木兰溪木兰陂的北支流的交汇，向东灌溉北洋平原，长年累月冲刷海田而形成可耕种的农田。木兰陂的北支流则在原南城门以东约250米处先与下磨溪交汇（图15），一并向东北至东门兜。与由此可见，莆田古城的营城理水与整体兴化平原灌溉系统的构建紧密结合，护城河也具有“护城”与“溉田”的双重属性（图16）。
3.“因形就势、因地制宜”的城垣
在西北部两道山脉屏障和东南部曲水环绕的城址环境中，莆田古城城墙的营建遵循管子“因天时，就地利”与自然和谐的理念，鲜明地体现了师法自然的思想。城墙的选址、走向、形态和布局因地制宜、因形就势，天工人巧各取其半。
枕山而依山之势。古城西北部城墙恰位于上文所述的两道山峦屏障之中，城墙形态依山形与山势而建，直中有曲。梅峰与东岩山分别在宋元时期和明代后期的两次城墙建设中“揽山入城”，两座山体在“双山控城”的战略防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座山体又独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东岩山，又名乌石山、麟山，在明代第一次拓城之时山体并未全部在城中，而是“跨山腰之半，遗其高者于外”，后倭寇来犯，自东岩山攻城而入，方知“此地利不可失也”，于是“重拓西北城垣，将高岗（东岩山）包围在内”，可见东岩山战略地位之要。集儒释道之大成的莆田三一教的祖祠位于东岩山上，东岩山对于三一教信俗文化的意义可谓等同于湄洲岛之妈祖信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恩寺塔也位于东岩山上，是代表着宋代石塔文化的重要遗存;此外山上还保留有东山妈祖行官、英龙金刚寺、兴安耀明庙、兴安官保尚书祠等众多文物古迹;山上景象亦十分优美，古有诗云“石径苍苔古，长廊白画闲;台花和雨坠，独鸟向人还;竺国三千界，祗园第一山;宁知方外趣，只在市朝间。”梅峰山在宋代建城之初即在城中，山上的梅峰寺历史悠久，因宋时山上遍植梅树，徽宗赐额“梅林佛国”。莆田二十四景中的“东山晓旭”和“梅寺晨钟”即分别所指东岩山与梅峰。可见，山水营城一方面体现在城市布局时遵照山川胜势，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以山为景、因山塑景”的文化内涵。
襟水而顺水之势。古城东北侧城墙形态与西南侧城墙形态的鲜明对比，显著地体现了城墙的建设顺水势与水形而建，曲直相汇。东北部和东部城墙十分平直，与笔直南下的丰美河相应;西南和南部的城墙近乎五曲九弯，形态变换十分自由，恰与曲折蜿蜒的下磨溪相应。在一座城池不同方位的城墙上存在如此之大的形态差异，在我国古代城池建设中并不多见。曲直相汇、一曲一直的鲜明对比，深刻体现了配合山水之势的营城特色（图17）。通过对地形高程分析与不同时期推测城垣轮廓的叠合，枕山襟水之势清晰可见（图18），今古城东部与东南部地形高程仅有约1～7米，也可印证早期海潮可抵东门望海门一带。
（二）治中为要、传统礼制的空间组织 1.“一轴重城”的礼制空间格局
“一轴重城”是莆田古城城垣格局的典型特性。不论是宋元时期的城池，还是明代拓城以后城池，始终延续了子城居中的格局特征，子城城墙与外城城墻形成了环套并置的形制。子城方正居中，鲜明地体现了礼制格局;外城依山顺水而曲折变化，典型地代表了顺势而为的“因天材、就地利”理念。这种重城格局共同凝结了古人营城的两大智慧，既遵照典礼规制，又配合山川盛势。类似莆田在一座城池中体现两种思想并营造了两重形态迥异的城垣，且城垣是环套并置的关系而非子城偏于一隅，也有相近的案例，如泉州城、嘉兴城。
子城是我国古代城市早期的规制与形态，子城一词与罗城相对， “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两城环套。子城也是唐宋时期城市空间的核心，常以行政中枢职能为主，聚一府州之精华，决定了城市的主要空间形态。子城大致可分三种规模：一种周回五里及以上，多为都城中皇城，如北宋东京城（开封）、南宋临安府（杭州）;一种周回三至五里，内有府治、其他公共建筑和行政机构、民居等，多为大城市，如北宋平江府（苏州）、南宋建康府（南京）;一种为周回二里及以下，子城主要环府治，多为中小城市，此类城市最为普遍，如扬州、常州、镇江等（图19）。莆田子城当是我国中小城市类型，同时，由于莆田子城仅环府治（军治）的衙署，因此又是衙城类子城的典型代表。类似衙城类子城我国亦有嘉兴子城、赣州衙城等。
谯楼作为衙城或子城的南大门，是为重要门户空间;谯楼前的城市形态通常有丁字街和十字街之分，丁字街的代表如嘉兴谯楼、安庆谯楼，十字街的代表如南通谯楼，亦有谯楼前既非十字街也非丁字街的个例，如襄阳谯楼，是因为其没有发挥守卫衙署的作用而仅作为城市报时的建筑。莆田子城以南的空间布局是“谯楼加十字街”的典型代表，且空间组织较上述城市而言，更具气魄雄浑之势，可谓“治中为要”，并睿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莆田子城仅辟有一门，即为谯楼（图20），谯楼同兴化军治同期建设，是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毁于火灾后重建，置更鼓和刻漏于楼上，足见谯楼作为子城唯一城门和鸣鼓授时之建筑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十字街的空间组织在牌坊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中轴之要”，形成了从谯楼到南城门的景观序列;自北至南燮理元臣坊、大宗伯坊（图21）、春官嘉客坊、大司马坊四大牌坊骑街而立，蔚为壮观，在彰显了崇文尚贤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象征了礼制营城的格局特色。
2.“一庙双学”的礼制功能布局
礼制，一方面体现在一座城池的格局尊崇礼制秩序，一方面体现在城内礼制功能建筑的空间布局，即近乎于古代城市的“标准配置”——祭祀城池庇护之神的城隍庙与祭祀孔子的文庙，而与文庙合设的通常还有学官庙学合一。莆田古城内设城隍庙和两处学官，可谓“一庙双学”，且兴化府城隍庙与兴化府学、莆田县学的布局亦十分巧妙。
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之六十·祠庙》记载，兴化府莆田县“城隍庙在府治东北橄榄巷，旧在子城西北隅”，橄榄巷即今庙前街，可见在宋代初筑子城时，子城内部曾建有城隍庙，后移至今址。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为“郡城隍庙”，两志中均记载了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兴化知府盖天麟所建，后屡有修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22）。
我国古代文庙与学官通常合设或并置，因此也通常被视为等同，一面尊孔，一面求学。宋代在先后经历了宋仁宗时期的庆历兴学（1044年）、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兴学（1089年）、宋徽宗时期的崇宁兴学（1102年）三次兴学之后，建立起了全国不同层级的学官系统，最后一次的崇宁兴学可谓改革发展力度和对全国学官构建体系的影响最大，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与行政级别相匹配的学官机构，即中央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太学——与州（府、军）相应的州学（府学、军学）——与县相应的县学，这正是莆田古城内曾有府学和县学两处学官的由来。十分有趣的是，倡导崇宁兴学之人正是时任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的莆田人蔡京。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之四十五·学校》中对莆田的府学和县学有较为详实的记载。兴化府学正是因“宋咸平元年始有诏立学”而建，在奏请朝廷后，赐地批准建设夫子庙，直至皇佑元年（1 049年）方辟庙学，又恰于百年之后的绍兴十九年（1149年）“设县学于庙之东”。元至顺二年（1331年）县学与府学分离，向西迁移至早期的莆田县署南侧，东为庙、西为学，同样庙学合设。在迁建莆田县学前，此地在宋代有薛公堂，以旧薛公池为泮池。两处学官，尤其是宋代的府学（军学），为莆田成为宋代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发挥了重要作用（图23）。
由此可见，早期莆田府学与县学是一并设置在子城东南部的，后迁建至子城的西南部，形成了东府学、西县学的格局，两处学官分置在子城与十字街中轴线的两侧，与子城正北部的城隍庙共同构成了“一庙双学”之格局，恰以子城为中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是莆田古城又一最具特色的格局所在。
3.“军政共治”的行政职能部署
行政管理职能与军事管理职能的共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职能布局的复杂变化，是莆田古城历史格局的显著特征。陈唐时期设莆田县署，无城;宋代古城内以兴化军署、莆田县署、广节指挥营三署各居一方形成军政中心;明洪武初年，子城内的兴化路署改为兴化府署，莆田县署延续旧址;明洪武三年（1370年）府署县署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子城内的兴化府署改为兴化卫署，原莆田县署旧址改为兴化府署，宋代的广节指挥营旧址改为莆田县署;民国时期，延续了子城作为行政职能中枢的历史，作为莆田县政府，至今仍保存较好（图24）。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行政制度的变化较为复杂，且名称有所不同。但自秦始皇施行郡县制后不论哪个时期，县作为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始终传承延续，且县之幅员相对稳定，统县政区变化最为丰富，莆田则是鲜明例证，古城内不同的政权衙署也成为有力的佐证。莆田历史上以莆田、仙游两县为主，虽曾有清源县、兴化县，但历时相对短暂，上文已有所论及。宋代统县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种，兴化军即是统县之军，兴化军署位于子城;两宋时期福建路仅有两军，（另一个为邵武）。元代行政统辖可谓最为复杂，层级众多且复式统辖无定式，统县的政区可以是路、府、州，路又可统府、统州，兴化路则为统县之路，兴化路署亦位于子城内。 明代路皆改为府，统县政区有府、州，兴化府即是统县之府。明初设立的都司卫所制度是明代为了镇守边疆要害之地而采取的军政共治的舉措，尤以海防沿线和长城沿线两大国家防御走廊最为显著。都司卫所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地方州府县行政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此暂且不论。兴化卫正是东南沿海海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非实土类型的卫，古城内的兴化卫署从建设、被毁到荒废，典型地体现了自明代早期到晚期直至清代卫所制度变化背后的国家意志，即经历了明早期初设、明中期松弛、明晚期直至清代荒废的历史进程。“大明兴化府署，初以元路署为之，继而指挥俞良辅及卢镇请立卫所以控制地方，及请府署为之衙门制以其事关地方，报，日可，于是知府葢天麟乃移莆田县署于左厢善俗坊内，而以其地建府署焉，今其地属右厢，在城西南隅”;由此清晰可见，兴化卫设立的由来以及卫之指挥和府之知府在建设兴化卫署和兴化府署的职权差异与关系，指挥的话语权高于知府，军事职能更为突出。但时至明中后期，卫所与府县的关系发生变化，有学者描述其为“重文轻武”的风气形成，即卫所置于地方官员下;时至清代，卫所的军事属性进一步“民化”“行政化”，且逐步裁并，直至雍正年间大体完全并入地方行政系统。莆田子城内的兴化卫署的命运则同样如是，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之三·建置志-公署·武署》记载“谯楼在兴化卫前”，“兴化卫署在南门内大街北谯楼内”，“嘉靖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寇煅殆尽，仅存旗纛庙一座，隆庆己巳（即隆庆三年，1569年）分守熊琦、知府徐绍卿申请动支帑金重建如制，国朝康熙年卫裁，衙署俱圮，原总镇改为，并习射所，止存旗纛庙一座。”可见，兴化卫署自明初设立在子城内，明代因倭寇毁坏而重建，至清代废止后相应建筑也逐渐毁灭。这也正是为何明清时期舆图（前文图2、3）上注记子城内分别是兴化卫和旧兴化卫的原因。
纵观历代莆田古城内行政与军事职能布局的三处位置——子城、子城东南部的左厢一带、子城西南部的右厢一带，三处位置在宋元时期的城内也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见表4）。子城位于中央，左厢右厢分布两方，虽然不同层级、军政的衙署同处一城，但位于子城内的职能一定是该时期高级别职能或重要的军事属性职能，这亦是“治中为要”的文化内涵（图25）。但为何清康熙年间裁撤兴化卫后位于右厢的兴化府没有迁回子城？相关志书未有记载，是一个有待挖掘探讨的历史问题。
四、结语：关于古代城市历史格局文化解读的
思考
我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内在机制和规划原理是值得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虽然遵循礼制的秩序观和因形就势的自然观长久以来统领我国古代城市的营建，但仍存在很多理论总结和实践归纳的研究空白。其一，古代城市的“礼制秩序观”究竟为何？体现在规划之中是否有一套系统的“方术”？古代并没有关于城池规划建设方法论的专著记述，至少至今尚未得现。其二，古代城市的“风水自然观”如何运用？虽然我国古代有相对完备的各类风水理论著述，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地理形胜千差万别，不同城池的处理方式各有何经验，这些经验之中又有哪些是最为常用和显现的，这对深化认知风水理论的运用亦有一定意义。这就需要对古城个案的历史研究，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总结规律，解答我国古代城市礼制观和自然观的系统文化内涵，笔者则试图逐步建构一种分析方法。
但在分析过程中又一显著的问题呈现出来，即我们以城市哪一时期的空间布局为剖析蓝本，尤其是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格局在同一空间位置叠压变化的情况，答案显然应是全时空、全脉络的分析梳理。因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则至关重要，甚至不同时期空间格局的变化历程也反映着种种文化现象。
对莆田古城的分析，是上述关于古代城市历史格局文化解读分析方法的一次例证。当然这种分析对认知莆田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保护古城的空间格局、构建古城历史文化网络的展示和彰显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重点关注和解答的问题。
（责任编辑：孙秀丽）
关键词：莆田古城;历史格局;古代城市营建;空间布局;军政共治;山水营城
引言
在高度统一的营城理念指导下，经过时长域广并因地制宜的实践运用，我国古代营建有众多城池，城池的选址、布局蕴含着众多智慧，体现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厘清不同时期古城历史格局的演变是认知古城空间特色的基础，挖掘古城的空间格局特色是保护和彰显古城历史文化内涵的前提。虽然遵循礼制并讲求“因天材，就地利”是古代城市营建的要义，但不同的城市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城址环境和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这对于研究一座古城的空间格局特色而言则更具意义。
福建莆田，自陈光大二年（568年）始置县，至今已有1 400多年建制史;自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始筑城（今谯楼一带），至今已有1100余年的建城史。通过对志书等历史文献的解读，结合历史舆图（图1、2、3），并以现存水系、街巷等古城格局和相关建筑遗存为印证，可以发现莆田古城经历了初筑子城军城、明清扩建城池的空间拓展演变，古城的山水格局与城市布局独具特色，对这些历史内涵的挖掘与解析，一方面对保护和彰显莆田古城文化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是认识我国古代营城智慧、解读古代城市文明的重要例证。
一、莆田建制沿革与古代城址变迁
陈光大二年（568年），南安郡初置莆田县，县治在今老城区一带，无城，属丰州（今福州），不久废。唐圣历二年（699年），仙游一带设清源县，县治所在位置仍有争议，无城，属武荣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清源县改称仙游县，县治仍不详。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建太平军，领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军治与兴化县治均在今仙游县游洋镇;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平军改为兴化军;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治自游洋一带的兴化县迁移至老城区今谯楼一带的莆田县，始建军城，是为今老城区一带建城史的开端。宋绍兴十年（1140年）仙游“始筑城浚濠”，是为仙游一带建城史的开端。
南宋景炎元年同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12月，元兵攻陷兴化军城;次年3月，兴化军城失而复得，改称为兴安州;10月，兴安州又为元兵再次攻占，改称兴化路，统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元皇庆二年（1313年），兴化县治由游洋迁往今新县镇一带，称为“新县”，游洋称为“旧县”。
明洪武二年（1369年），兴化路改为兴化府，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不变。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裁革兴化县，由此兴化府下辖莆田与仙游两县。清沿明制，兴化府建制不变。
纵观莆田行政沿革（见表1），府县级建制的治所或城址共计有4处，分别是：一、今老城一带的莆田县、兴化军、兴安州、兴化路、兴化府，陈光大二年（568年）始置，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建城。二、今仙游老城一带的仙游县，宋绍兴十年（1140年）建城。三、今游洋镇一带的兴化县、太平军、兴化军，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置，至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共计5年，无城池建设。四、今仙游县度尾镇湘溪村一带兴化县，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由游洋镇迁移而来，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废，共计1 36年，无城池建设（图4）。
府县级城池在莆田历史上曾有两座，分别是莆田县城和仙游县城。莆田县城建制建城时间之久、行政沿革之要均远过于仙游县城，可谓是莆田地域管辖行政职能的中枢。同时，莆田县城作为县、府（军、路）不同层级行政职能的驻地，伴随着行政职能位置的变迁，城池的建设较为复杂，本文所称的莆田古城即是指位于老城区一带的原莆田县城。
二、莆田古城历史格局的演变
（一）宋代建城前：寺廟与商市兴盛
兴化平原是莆田历史过程中经过筑陂引流、围海造田而逐渐形成的。远古时期，兴化平原在海中，海水可达古城一带，海山相连。明黄仲昭著《未轩集》记载“西北有溪，发源万山中，至使华亭，与潮汐通”，可见唐代潮汐可抵达临近城北的使华陂一带。清乾隆《仙游县志·舆地志·释港及潮汐》记载，“宋时海潮，自莆达仙游折桂里之灵陂，回流八十余里。至木兰陂筑，海潮乃止。然则古代城南之海，且深啮至濑溪以上矣”，可见宋代建城之前，古城一带东南侧仍有海潮可达。
据史料记载和今部分实物遗存综合分析，在出现以城墙和护城河为代表的城池格局以前，莆田古城一带就有了一定建设活动。主要包括县署、宗教建筑和商业建筑。陈大光二年（568年）莆田设县，莆田县署位于今文献步行街一带，是为后宋代古城的西南隅，且此处曾长期作为不同行政衙署所在地。
唐代，旧观（元妙观）、万安水睦院（塔寺）、延福祠（英惠社）等宗教建筑已形成。旧观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唐始建原名不可考，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奉敕重建时名为天庆观，元代改称玄妙观，清代改称元妙观，即今天得以局部保留的位于荔城区梅园东路北侧著名的元妙观。万安水睦院于初唐开元年间（713—741年）由敬善院改建而成，后又更名为天福寺，并于正殿后建木塔三级，俗称塔寺。延福祠建于唐代末年，后更名为英惠社，今犹存。
南市与西市是唐代古城一带的重要商业集市，南市始建于唐乾宁年间（713—741年），旧名行尾市，亦名鱼行，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一舆地志·里图》载，“乾宁间僧涅槃指行尾众水归流可以立市，留谶云‘市连义井岁时丰，水绕壶公文物盛’”。西市由南市迁移而来，南吴天祐六年（909年）复旧址。唐代已有驿道经过县署一带，南宋以降逐步成为北接福州、南抵泉州的要道（图5）。 （二）宋元时期：始筑子城与外城
1.城池格局
子城是我国唐宋时期城市营建的行政中枢核心组成，决定了城市核心的空间形态。根据都城、大城、中小城的不同规模，子城大小亦有所不同。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兴化军知军段鹏在原都巡检廨署和尚书员外郎陈仁璧的旧宅一带建设军治，是为子城，是莆田古城一带筑有城池的开端。子城“周回二里三百一十步”，子城的“城墙”为土垣，环以通衢，以守护兴化军官署衙门;子城正南建崇楼，亦称谯门，今文献路以北的古谯楼即为其遗迹。根据宋代里的尺度和今谯楼遗存推测，子城范围符合今谯楼为南边中心的文献路、县巷、衙后路、胜利路围合的区域，子城的空间尺度和格局仍然清晰可循（图6）。
子城之外筑有同为土垣为军城外城，契合了古代“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制度。宋宣和三年（1121年），承议郎张穆任兴化知军，开始扩筑外城，子城与外城的土垣都易以砖砌。外城周长为七里零八十三步，其空间尺度恰巧也大致契合了《墨子-非攻篇》《孟子·公孙丑篇》《战国策》中描述的“三里之城，七里之廓”。包砖之初，外城高为1.5丈、基厚7.5尺，后于绍定三年（1230年）大修扩筑，城墙尺度有所加大，且改为石砌。外城辟有五个城门，东门名望海，南门名望仙，西门名肃清，北门名朝天（望京），东北门名宁真，城门命名讲究城址环境的自然格局，极具山水人文的文化内涵，各城门均建有城楼。外城城北引北涧水为护城河，后称兼济河、小西湖，城东有护城河丰美河，木兰陂北支流和延寿陂南支流交汇于东护城河的东门兜一带，向东汇入木兰溪。
宋末元初的激烈抗战和元至正年间发生的“亦思巴奚战乱”使城池屡遭损毁，时至元末，兴化路城一带仍然战乱不断，因此元代古城格局较宋代几乎无变化，且城池不断毁圮。
2.建筑布局
宋代是莆田发展历程中第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水利、农业、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城市布局也十分完善。除城内民居建筑外，城市公共管理与活动职能的建筑记载已较为详实，根据不同的功能，大致可分为行政及附属建筑、学堂书院建筑、寺庙宗祠建筑。
兴化军署是行政职能的中心，居于子城的核心，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与子城同时建设，元代易为兴化路署;同时期城内仍存在莆田县署，位置较上一时期没有变化。作为宋代军事编制的组成，广节指挥营位于城东。指挥营南设有粮仓都常平仓，是为今仓边路、仓后巷之地名的来历。
学堂书院建筑主要包括兴化军学和贡院两部分。兴化军学建于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后历代均有重修或扩建.今仍存有明清时期的泮池。因宋制有每三岁诏各郡举进士，因此宋乾道七年（1171年）于今太平小学西侧创建贡院，是为地名龙门下的来历，贡院也成为莆田在宋代文人辈出、文风昌盛的基础。此外，元至顺二年（1331年）莆田县署改为莆田县学，太平薛公池即为其泮池。
该时期寺庙宗祠建筑主要有军城隍庙、梅峰寺、报恩东严教寺、云门国清寺、万寿官、文峰天后官、永福院、黄滔祠（见表2）。军城隍庙是可查的位于子城内唯一一处非衙署建筑，“衙庙共设”在宋代子城格局中也较为罕见，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梅峰寺是少有在宋代得到敕封的寺庙，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奉敕赐额“梅林佛国”，政和元年（1111年）敕改称天宁万寿寺。值得关注的是，宋元时期的众多寺庙已经在之时的城池范围外布局，且多位于城北，这也成为了后期北拓城池的现实需要。
根据城垣与城门位置、建筑的布局推测，宋元时期城内可能已经形成了部分街巷，包括雷山巷、梅峰巷、朝天巷驿前龙门下、马巷、花园巷、衙后路、县巷、县后巷、古楼前文峰街、橄榄巷大道路西城巷、后街、坊巷、井头路仓边路、仓后巷、亚尾巷、居仁巷、大老前十字街口—塔寺前—义海街、顶务巷下务巷、十八张厝会仙巷、书仓巷、南大街等。此外，宋绍熙二年（1191年）位于今坊巷东端一带建有朱紫坊，是为纪念坊巷一带居住的方氏⑩仕官达贵而立。
（三）明清时期：拓建府城
1.城池格局
明代初年保持延续了宋代的城池规模，洪武三年（1370年）兴化卫指挥李春对元代留存的城池进行了修葺。时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指挥程昇以“增设军士，城隘难容”为因，奏请扩城，遂开启了莆田古城的一次大规模扩建（图7）。
此次拓城保持了原宋元时期古城的东、南、西三面城墙，向北扩筑了北城墙，这与之时北面广阔的城外地区已经形成了众多建筑有重要关系。扩筑的新城“越旧濠，跨乌石山东下，历前埭、后埭，与旧城合，延袤一十一里，周二千八百三十丈，基广一丈六尺，墙一丈八尺，垛六尺，共高二丈四尺，表里砌以石，为垛二千九百六十有二”。扩建之后的城垣仍保持了四座城门的格局，其中东西二门保持望海、肃清原名，南门更名为迎仙门，新建的北门名为拱辰门，废弃原宁真门，四座城门之上各建有城楼。宋元时期的北护城河小西湖水系成为穿过城内的水系，与城墙相交处设有两处水关门，是为西水关和东水关。受地形的影响，城垣之外并未形成环通的护城河，北側护城河向东注入延寿溪的支流，西侧护城河曲折向南注入木兰溪支流，二水交汇于东城墙外，在古城的西北侧负山凿有旱壕。邑人林文在《莆中城门重建记》中有云“明洪武、永乐间，时有修葺，城楼之势翚飞鸟革，为一郡之壮观。”
明隆庆五年（1571年），东北两处门楼进行了重修，并将东门改称镇海，西门改称永清，南门改称迎和，北门则仍为旧名拱辰。明代时有倭寇侵扰，由于扩筑的北城是在乌石山（今东岩山）两座山峰之间的山坳处砌筑，且外高内低，倭寇利用城北的乌石山山头攻入城中，造成很大防备隐患，直至明万历九年（1581年），再次对北城进行局部扩筑，把乌石山全部包围在内，因此在乌石山出现独特的“重城”格局（图8）。 清代城池格局完全沿袭了明代，屡有修葺但未有格局变化。
2.建筑布局
明清时期莆田城内的建筑布局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宋元时期的建筑布局，建筑虽有更迭但位置变化较小。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令设卫防寇。但根据明清不同时期的府志、县志推测，城内并未设卫署;洪武二年（1369年），改兴化路为兴化府，原子城内的兴化路署即变更为兴化府署;洪武三年（1370年），改原莆田县署（今文献步行街一带）为兴化府署，莆田县署则搬迁至宋代的广节指挥营一带，原子城内的兴化府署则成为兴化卫署，时至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561—1563年）间，倭寇多次来犯，焚毁卫署大部分建筑，之后至清康熙年间逐渐坍圮殆尽。从不同时期兴化卫署、兴化府署与莆田县署的空间位置关系变化可以发现不同级别与不同职能的行政军事管理部门在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中的关系。
明兴化府学沿袭了原兴化军学，位置未有变化。明洪武元年（1368年）原常平仓更名为大有仓;洪武三年（1370年）位于子城内的原军城城隍庙迁移至今兴化府城隍庙，仍有遗存。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扩城之后的原宁真门一带形成了商业贸易的北市（亦称石幢市），伴随着商业贸易的繁盛和水运的需要，明成化三年（1465年）原北城壕扩凿形成小西湖，成为城内之“血脉”。
明清时期城内出现了较多祠庙建筑，以今遗存为例证，如文献崇功祠、興安官保尚书祠、兴安耀明庙、兴安宝树庵、清风岭天后官、西岩广福寺等。明正德年间（1508—1521年）林龙江祖父林富于东岩山上建东山樵合，为今东山祖祠的前身。此外，作为公共职能建筑，圣路加医院于1896年由英国人创办。
城内除上述公共职能建筑外，其余地区多为排屋大厝式居住建筑，街巷在宋元城市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根据城垣与城门位置、建筑的布局推测，该时期形成的主要街巷包括画屏巷、下井巷、双池巷、御史巷、北大路、赤柱巷、后塘巷、东里巷、英惠巷、坑边巷、湖岸巷、岐山巷、府前巷十八张厝会仙巷府前学巷（原十八张厝会仙巷）、府后巷、上十字街南大街（原南街）、霞美巷（原亚尾巷）、金桥巷、后埭街庙前路大度路城墙巷（原橄榄巷大道路西城巷）、桃巷、下桃巷等。
明清时期影响莆田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建筑类型之一——牌坊在城内大量出现。文献光裕坊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为陈钟、陈伯献一门立，今保存完好;大司马坊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为兵部尚书郭应聘而立;大宗伯坊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为礼部尚书陈经邦而立;春官嘉客坊亦建于明万历年间为陈经邦之祖父、父亲而立;燮理元臣坊又名“平章硕辅”坊，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如磐而立;文献名邦坊原名“善俗坊”，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改称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原坊被毁而重建，于县巷南北两端立莆阳文献坊与海滨邹鲁坊，后明万历二十六年（1 598年）两坊又分别改称为壶兰雄邑坊和文献名邦坊。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四处城门外各建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郡厉坛、先农坛。
（四）民国时期：拆除城垣
民国时期，古城的城墙被逐步拆除。1928年因修建经过城厢的福厦公路，拆除了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城墙;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攻守便利”“拆城池，沦陷易于反攻”为由，于1939年拆毁了全部的城墙，之后以城墙基址改建为绕城公路（图9）。
民国时期的古城一带出现了众多公共职能的建筑，且部分得以保存下来，代表了莆田民国时期的建筑风貌，这些建筑包括建于1915年的卫理公会莆田总堂、建于1926年的哲理钟楼、建于1929年的长寿伯棠医院、建于1932年的陈展如故居。该时期行政职能与文教职能的建筑沿袭了历史功能的布局，莆田县政府仍然位于子城内，现存门楼与莆田县府大楼建于1947年至1949年;位于原兴化府学一带则建有兴郡中学堂。国民党县党支部位于十八张厝的北部，现已不存。
虽然城墙被逐步拆除改建为公路，但城内的大部分街巷得以保留。民间口口相传，在古城内形成了“九头十八巷”之说（见表3），是对古城空间节点与街巷的形象概括。 “头”是为街巷交叉口或其他具有重要功能开敞空间节点位置，命名也反映了与之相关的建筑或人文景观;九头的位置相对准确清晰，包括位于小西湖一带的洞桥头、河头、观桥头、水关头，位于原宋元时期古城范围内的鳌石头、社衙头、井头、水淈头，位于观桥头以北的贸易集市市头。十八巷之说存在一定差异，但大体相同。十字街成为城内重要的商业街巷，其商业功能一直延续至今。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城市职能发育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0年代前，随着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和完善，莆田古城内逐步出现了众多现代城市职能，以行政办公、商业、文化娱乐、教育学校、体育、医疗等为主的公共服务功能逐步发育完善，局部也发展了规模较大的工厂。
原子城一带主要包括县人民政府、县招待所、百货商店、五中，明中后期至清代的原莆田县署与大有仓一带成为地区公署，明中后期至清代的兴化府署成为体育场和汽车站。此外，古城一带的学校建筑有一中（原兴化府学一带）、凤山小学（书仓巷东侧）、文献小学、四中、地区师范、二中;公共建筑有观桥剧院、地区招待所、城关剧场、城郊公社、荔城旅社、粮食局、邮电局、莆田医院、九五医院等;城内的工厂主要有三处，分别是工艺一厂、工艺二厂、粮食加工厂。
该时期城内的商业进一步繁盛，众多街巷逐步演变成为商业街，如十字街、大路街、庙前街、城墙巷、朝天街、文献路、衙后路、后街等。至今，虽然部分街巷逐步更新建设成为现代商业街道，但部分街巷两侧仍保留较多的民国时期传统商铺建筑，体现了莆田古城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大路街、县巷、衙后路、庙前街、后街、坊巷为代表，两侧传统商铺鳞次栉比（图10）。
三、莆田古城历史空间格局的文化内涵
（一）枕山襟水、山水营城的古城环境
兴化平原古在海中，因防海潮，古城选址于兴化平原的西部边缘，独特的选址促成了古城内外丰富的山水环境格局。伴随着兴化平原沧海变桑田，古城从早期的“枕山襟海”也逐步演变成后期的“枕山襟河”。 1.“以山为屏、揽山入城”的山境
古城腹地整体上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侧由连绵的山体和浅丘形成了两道天然的屏障，第一道是由雷山、梅峰、东岩山等山丘组成的太平山山脉，第二道是由石室山、大象峰等山体组成的西北部环绕连绵的凤凰山山脉，两道屏障亦相互连绵。
第一道屏障中的太平山山脉作为莆田古城的主山龙脉尤为重要，梅峰与乌石山均是太平山的余脉分支而围入城中。据清《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太平山因康熙十五年海寇来犯“沿山掘堑深丈余”而造成周围数里大伤龙脉， “全城风水攸关，亟待修补”，可见太平山之要害。太平山为今莆田学院一带，局部保留的浅丘仍清晰可见，雷山在原西门永清门外，今已不存山体，但通过对现状地形高程的模拟分析，山体地貌清晰可见（见后文图18）。由于不同时期的古城城墙包含了梅峰和东岩山在城内（图11），也形成了“两脉入城、两山控城”的独特格局。
第二道屏障在第一道屏障的外围，以凤凰山山脉为主（图12），距离古城则相对较远，组成第二道屏障的石室山与大象峰历史文化内涵也颇为丰富。石室山有诗云“篮舆缓步访招提，径人烟萝路不迷;山色有无云聚散，钟聲远近寺东西;红飘涧底看花落，翠滴檐头见鹤栖;落日催归余兴在，南廊扫壁更留题”，“莆田二十四景”之一的“石室藏烟”即指此地。大象峰有诗云“客至禅师尚未阑，上方心似白云闲;经楼势倚青天外，烟磬声沉碧树间;驯鸟多情啼石涧，小童无事扫松关;我今为爱招提境，更欲三年不下山。”在上述二诗中均出现了“招提”，此之招提即为石室岩寺，今仍有古塔遗存（图1 3），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一水穿城、二水绕城”的水境
由于莆田古城的一次大规模拓城，促成了“一水穿城”和“两水绕城”的格局特色。 “一水穿城”指小西湖一带的兼济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二水绕城”分别是古城东北侧发源于延寿溪的丰美河和古城西南侧源自西部山脉的下磨溪（图14）。
小西湖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丰厚，从宋元时期的北护城河演变成为古城内部的内河，历史上关于小西湖的记载颇丰，同时也是作为莆田二十四景之一“西湖水镜”所在地。小西湖发源于城外西北，由西水关门入城;明成化三年（1467年），莆田官方疏浚了小西湖并筑有三处石堰，取名上堰、中堰、下堰，中堰之上形成了广阔的湖面而又名“镜湖”，下堰之后则为兼济河，东出东水关门与护城河相汇。小西湖也被称为“一城之血脉”， “通则气舒而呼吸自如，塞则气壅必受其病”，历史上有大量关于疏浚小西湖、整治周边建筑和环境的历史记载。
除下磨溪与小西湖分别发源于古城西部的太平山山脉外，古城东部和东南部的护城河与兴化平原的灌溉体系密切相关，城外壕池“左起东北隅，折而南引寿溪水注之，右起西北隅，折而东引木兰溪水注之，二水交合”。在莆田先民改造干预下，兴化平原逐步由沧海变为桑田，众多河流水系和水利工程作为莆田先民“农耕治海”的智慧结晶得以保留下来。古城东侧与南侧的护城河正是滋润北洋平原沃土之重要水系的组成部分。 促成兴化平原洋田形成最为重要的两大陂——木兰陂与延寿陂，其两大支流正是作为护城河在古城东门兜一带交汇，即延寿溪延寿陂的南支流和木兰溪木兰陂的北支流的交汇，向东灌溉北洋平原，长年累月冲刷海田而形成可耕种的农田。木兰陂的北支流则在原南城门以东约250米处先与下磨溪交汇（图15），一并向东北至东门兜。与由此可见，莆田古城的营城理水与整体兴化平原灌溉系统的构建紧密结合，护城河也具有“护城”与“溉田”的双重属性（图16）。
3.“因形就势、因地制宜”的城垣
在西北部两道山脉屏障和东南部曲水环绕的城址环境中，莆田古城城墙的营建遵循管子“因天时，就地利”与自然和谐的理念，鲜明地体现了师法自然的思想。城墙的选址、走向、形态和布局因地制宜、因形就势，天工人巧各取其半。
枕山而依山之势。古城西北部城墙恰位于上文所述的两道山峦屏障之中，城墙形态依山形与山势而建，直中有曲。梅峰与东岩山分别在宋元时期和明代后期的两次城墙建设中“揽山入城”，两座山体在“双山控城”的战略防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座山体又独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东岩山，又名乌石山、麟山，在明代第一次拓城之时山体并未全部在城中，而是“跨山腰之半，遗其高者于外”，后倭寇来犯，自东岩山攻城而入，方知“此地利不可失也”，于是“重拓西北城垣，将高岗（东岩山）包围在内”，可见东岩山战略地位之要。集儒释道之大成的莆田三一教的祖祠位于东岩山上，东岩山对于三一教信俗文化的意义可谓等同于湄洲岛之妈祖信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恩寺塔也位于东岩山上，是代表着宋代石塔文化的重要遗存;此外山上还保留有东山妈祖行官、英龙金刚寺、兴安耀明庙、兴安官保尚书祠等众多文物古迹;山上景象亦十分优美，古有诗云“石径苍苔古，长廊白画闲;台花和雨坠，独鸟向人还;竺国三千界，祗园第一山;宁知方外趣，只在市朝间。”梅峰山在宋代建城之初即在城中，山上的梅峰寺历史悠久，因宋时山上遍植梅树，徽宗赐额“梅林佛国”。莆田二十四景中的“东山晓旭”和“梅寺晨钟”即分别所指东岩山与梅峰。可见，山水营城一方面体现在城市布局时遵照山川胜势，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以山为景、因山塑景”的文化内涵。
襟水而顺水之势。古城东北侧城墙形态与西南侧城墙形态的鲜明对比，显著地体现了城墙的建设顺水势与水形而建，曲直相汇。东北部和东部城墙十分平直，与笔直南下的丰美河相应;西南和南部的城墙近乎五曲九弯，形态变换十分自由，恰与曲折蜿蜒的下磨溪相应。在一座城池不同方位的城墙上存在如此之大的形态差异，在我国古代城池建设中并不多见。曲直相汇、一曲一直的鲜明对比，深刻体现了配合山水之势的营城特色（图17）。通过对地形高程分析与不同时期推测城垣轮廓的叠合，枕山襟水之势清晰可见（图18），今古城东部与东南部地形高程仅有约1～7米，也可印证早期海潮可抵东门望海门一带。
（二）治中为要、传统礼制的空间组织 1.“一轴重城”的礼制空间格局
“一轴重城”是莆田古城城垣格局的典型特性。不论是宋元时期的城池，还是明代拓城以后城池，始终延续了子城居中的格局特征，子城城墙与外城城墻形成了环套并置的形制。子城方正居中，鲜明地体现了礼制格局;外城依山顺水而曲折变化，典型地代表了顺势而为的“因天材、就地利”理念。这种重城格局共同凝结了古人营城的两大智慧，既遵照典礼规制，又配合山川盛势。类似莆田在一座城池中体现两种思想并营造了两重形态迥异的城垣，且城垣是环套并置的关系而非子城偏于一隅，也有相近的案例，如泉州城、嘉兴城。
子城是我国古代城市早期的规制与形态，子城一词与罗城相对， “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两城环套。子城也是唐宋时期城市空间的核心，常以行政中枢职能为主，聚一府州之精华，决定了城市的主要空间形态。子城大致可分三种规模：一种周回五里及以上，多为都城中皇城，如北宋东京城（开封）、南宋临安府（杭州）;一种周回三至五里，内有府治、其他公共建筑和行政机构、民居等，多为大城市，如北宋平江府（苏州）、南宋建康府（南京）;一种为周回二里及以下，子城主要环府治，多为中小城市，此类城市最为普遍，如扬州、常州、镇江等（图19）。莆田子城当是我国中小城市类型，同时，由于莆田子城仅环府治（军治）的衙署，因此又是衙城类子城的典型代表。类似衙城类子城我国亦有嘉兴子城、赣州衙城等。
谯楼作为衙城或子城的南大门，是为重要门户空间;谯楼前的城市形态通常有丁字街和十字街之分，丁字街的代表如嘉兴谯楼、安庆谯楼，十字街的代表如南通谯楼，亦有谯楼前既非十字街也非丁字街的个例，如襄阳谯楼，是因为其没有发挥守卫衙署的作用而仅作为城市报时的建筑。莆田子城以南的空间布局是“谯楼加十字街”的典型代表，且空间组织较上述城市而言，更具气魄雄浑之势，可谓“治中为要”，并睿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莆田子城仅辟有一门，即为谯楼（图20），谯楼同兴化军治同期建设，是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毁于火灾后重建，置更鼓和刻漏于楼上，足见谯楼作为子城唯一城门和鸣鼓授时之建筑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十字街的空间组织在牌坊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中轴之要”，形成了从谯楼到南城门的景观序列;自北至南燮理元臣坊、大宗伯坊（图21）、春官嘉客坊、大司马坊四大牌坊骑街而立，蔚为壮观，在彰显了崇文尚贤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象征了礼制营城的格局特色。
2.“一庙双学”的礼制功能布局
礼制，一方面体现在一座城池的格局尊崇礼制秩序，一方面体现在城内礼制功能建筑的空间布局，即近乎于古代城市的“标准配置”——祭祀城池庇护之神的城隍庙与祭祀孔子的文庙，而与文庙合设的通常还有学官庙学合一。莆田古城内设城隍庙和两处学官，可谓“一庙双学”，且兴化府城隍庙与兴化府学、莆田县学的布局亦十分巧妙。
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之六十·祠庙》记载，兴化府莆田县“城隍庙在府治东北橄榄巷，旧在子城西北隅”，橄榄巷即今庙前街，可见在宋代初筑子城时，子城内部曾建有城隍庙，后移至今址。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为“郡城隍庙”，两志中均记载了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兴化知府盖天麟所建，后屡有修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22）。
我国古代文庙与学官通常合设或并置，因此也通常被视为等同，一面尊孔，一面求学。宋代在先后经历了宋仁宗时期的庆历兴学（1044年）、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兴学（1089年）、宋徽宗时期的崇宁兴学（1102年）三次兴学之后，建立起了全国不同层级的学官系统，最后一次的崇宁兴学可谓改革发展力度和对全国学官构建体系的影响最大，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与行政级别相匹配的学官机构，即中央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太学——与州（府、军）相应的州学（府学、军学）——与县相应的县学，这正是莆田古城内曾有府学和县学两处学官的由来。十分有趣的是，倡导崇宁兴学之人正是时任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的莆田人蔡京。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之四十五·学校》中对莆田的府学和县学有较为详实的记载。兴化府学正是因“宋咸平元年始有诏立学”而建，在奏请朝廷后，赐地批准建设夫子庙，直至皇佑元年（1 049年）方辟庙学，又恰于百年之后的绍兴十九年（1149年）“设县学于庙之东”。元至顺二年（1331年）县学与府学分离，向西迁移至早期的莆田县署南侧，东为庙、西为学，同样庙学合设。在迁建莆田县学前，此地在宋代有薛公堂，以旧薛公池为泮池。两处学官，尤其是宋代的府学（军学），为莆田成为宋代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发挥了重要作用（图23）。
由此可见，早期莆田府学与县学是一并设置在子城东南部的，后迁建至子城的西南部，形成了东府学、西县学的格局，两处学官分置在子城与十字街中轴线的两侧，与子城正北部的城隍庙共同构成了“一庙双学”之格局，恰以子城为中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是莆田古城又一最具特色的格局所在。
3.“军政共治”的行政职能部署
行政管理职能与军事管理职能的共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职能布局的复杂变化，是莆田古城历史格局的显著特征。陈唐时期设莆田县署，无城;宋代古城内以兴化军署、莆田县署、广节指挥营三署各居一方形成军政中心;明洪武初年，子城内的兴化路署改为兴化府署，莆田县署延续旧址;明洪武三年（1370年）府署县署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子城内的兴化府署改为兴化卫署，原莆田县署旧址改为兴化府署，宋代的广节指挥营旧址改为莆田县署;民国时期，延续了子城作为行政职能中枢的历史，作为莆田县政府，至今仍保存较好（图24）。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行政制度的变化较为复杂，且名称有所不同。但自秦始皇施行郡县制后不论哪个时期，县作为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始终传承延续，且县之幅员相对稳定，统县政区变化最为丰富，莆田则是鲜明例证，古城内不同的政权衙署也成为有力的佐证。莆田历史上以莆田、仙游两县为主，虽曾有清源县、兴化县，但历时相对短暂，上文已有所论及。宋代统县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种，兴化军即是统县之军，兴化军署位于子城;两宋时期福建路仅有两军，（另一个为邵武）。元代行政统辖可谓最为复杂，层级众多且复式统辖无定式，统县的政区可以是路、府、州，路又可统府、统州，兴化路则为统县之路，兴化路署亦位于子城内。 明代路皆改为府，统县政区有府、州，兴化府即是统县之府。明初设立的都司卫所制度是明代为了镇守边疆要害之地而采取的军政共治的舉措，尤以海防沿线和长城沿线两大国家防御走廊最为显著。都司卫所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地方州府县行政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此暂且不论。兴化卫正是东南沿海海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非实土类型的卫，古城内的兴化卫署从建设、被毁到荒废，典型地体现了自明代早期到晚期直至清代卫所制度变化背后的国家意志，即经历了明早期初设、明中期松弛、明晚期直至清代荒废的历史进程。“大明兴化府署，初以元路署为之，继而指挥俞良辅及卢镇请立卫所以控制地方，及请府署为之衙门制以其事关地方，报，日可，于是知府葢天麟乃移莆田县署于左厢善俗坊内，而以其地建府署焉，今其地属右厢，在城西南隅”;由此清晰可见，兴化卫设立的由来以及卫之指挥和府之知府在建设兴化卫署和兴化府署的职权差异与关系，指挥的话语权高于知府，军事职能更为突出。但时至明中后期，卫所与府县的关系发生变化，有学者描述其为“重文轻武”的风气形成，即卫所置于地方官员下;时至清代，卫所的军事属性进一步“民化”“行政化”，且逐步裁并，直至雍正年间大体完全并入地方行政系统。莆田子城内的兴化卫署的命运则同样如是，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之三·建置志-公署·武署》记载“谯楼在兴化卫前”，“兴化卫署在南门内大街北谯楼内”，“嘉靖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寇煅殆尽，仅存旗纛庙一座，隆庆己巳（即隆庆三年，1569年）分守熊琦、知府徐绍卿申请动支帑金重建如制，国朝康熙年卫裁，衙署俱圮，原总镇改为，并习射所，止存旗纛庙一座。”可见，兴化卫署自明初设立在子城内，明代因倭寇毁坏而重建，至清代废止后相应建筑也逐渐毁灭。这也正是为何明清时期舆图（前文图2、3）上注记子城内分别是兴化卫和旧兴化卫的原因。
纵观历代莆田古城内行政与军事职能布局的三处位置——子城、子城东南部的左厢一带、子城西南部的右厢一带，三处位置在宋元时期的城内也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见表4）。子城位于中央，左厢右厢分布两方，虽然不同层级、军政的衙署同处一城，但位于子城内的职能一定是该时期高级别职能或重要的军事属性职能，这亦是“治中为要”的文化内涵（图25）。但为何清康熙年间裁撤兴化卫后位于右厢的兴化府没有迁回子城？相关志书未有记载，是一个有待挖掘探讨的历史问题。
四、结语：关于古代城市历史格局文化解读的
思考
我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内在机制和规划原理是值得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虽然遵循礼制的秩序观和因形就势的自然观长久以来统领我国古代城市的营建，但仍存在很多理论总结和实践归纳的研究空白。其一，古代城市的“礼制秩序观”究竟为何？体现在规划之中是否有一套系统的“方术”？古代并没有关于城池规划建设方法论的专著记述，至少至今尚未得现。其二，古代城市的“风水自然观”如何运用？虽然我国古代有相对完备的各类风水理论著述，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地理形胜千差万别，不同城池的处理方式各有何经验，这些经验之中又有哪些是最为常用和显现的，这对深化认知风水理论的运用亦有一定意义。这就需要对古城个案的历史研究，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总结规律，解答我国古代城市礼制观和自然观的系统文化内涵，笔者则试图逐步建构一种分析方法。
但在分析过程中又一显著的问题呈现出来，即我们以城市哪一时期的空间布局为剖析蓝本，尤其是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格局在同一空间位置叠压变化的情况，答案显然应是全时空、全脉络的分析梳理。因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则至关重要，甚至不同时期空间格局的变化历程也反映着种种文化现象。
对莆田古城的分析，是上述关于古代城市历史格局文化解读分析方法的一次例证。当然这种分析对认知莆田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保护古城的空间格局、构建古城历史文化网络的展示和彰显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重点关注和解答的问题。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