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书太，1882年5月19日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王进村一个富裕的大户人家。我的爷爷，是清朝的贡生。父亲幼年读私塾，后因应试不第，归村自立塾书馆名“书房院”，招学徒数十名，孜孜教诲。县劝学所闻其名，延请至黄嘴、北西力、崔家庄等村执教数年。
　　辛亥革命时期，父亲受孙中山军事救国思想影响，弃文修武，投考太原陆军将校研究所。毕业后供职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任陆军混成旅第八营排长，后调河东（今山西运城）盐运使署防守盐池，任缉私督察连连长等职。
　　在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果实，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独裁者窃取，新老军阀连年混战，到处是“人民涂炭、流血千里”的悲景。父亲透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认识到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担负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重担，不可能团结起广大的劳苦大众共同战斗，也不可能取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
　　特别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爱国青年和共产党人遭杀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父亲义愤填膺、悔恨交加。但空有爱国之志，无有救国之力，徒唤奈何！遂父亲以养病为由，解甲归乡。
　　归乡办小学
　　回家后，父亲重新办起了乡村小学并任校长，全身心投入到“少年强，中国强”的小学教育事业当中。 村子不大，人们对学习文化不重视。有的人家家境贫寒，需要孩子帮助干活，诸如捡柴草、挖野菜、养鸡、放羊、喂猪、拾粪等，不让孩子上学;有的人家虽然不是很穷，但大人认为读书用处不大;也有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想上学甚至逃学。因此，学校里的学生廖廖无几。
　　于是，父亲挨家挨户做村里人的工作，给乡亲们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和“文化改变生活”的道理。对于爱学习的孩子，如果家里交不起学费，父亲就减免其学费，用自己的钱为学生购买课本等学习用品，以鼓励学生求学上进。逐渐地，学校里学生多了，有些邻村的孩子闻讯也赶来上学，教学正常起来了。
　　父亲既教书又育人，他利用课堂这个阵地，给学生们介绍文天祥、岳飞、秋瑾等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的事迹，启发教育孩子们从小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父亲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和定襄基干抗日游击队。
　　收养“福豹子”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父亲准备到县城给即将开学的学生购买课本，刚走到村口，就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父亲停下脚步，仔细查看四周，在一截废弃的墙根下发现了一个包裹，原来包裹是用一块破布裹着一个男婴。
　　孩子的哭声带着沙哑和虚弱，那个年代，很多穷人吃不饱饭，无奈之下只好将养不起或有残疾的孩子丢弃。父亲看到这个孩子冷得瑟瑟发颤皮肤青紫，赶忙将他抱送到邻村里的郎中家，喂他吃东西，并让郎中检查孩子有没有冻伤或生病。郎中告诉父亲，这个孩子可能是个先天性的哑巴。
　　父亲对这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遂将他抱回家里，收养了他，给他起名叫福报，希望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对其加以疏导教育和悉心关照。
　　福报长到六七岁，父亲开始教他读书，但福报不能说话，对父亲教的知识领悟很慢。渐渐地，父亲开始担忧他的前程。
　　王进村是远近闻名的铁匠村，四乡八里常有镖师来村里打造武器。其中一个镖师立身极正且武艺精湛，和父亲比较投缘，父亲跟他聊起这个哑巴孩子，镖师提议把孩子交给他，他愿尝试教福报学习武艺，以后也好让孩子在这个乱世中安身立命。
　　父亲让福报拜镖师为师。福报学文不成，练武却是一把好手。几年后，福报练成了一身本领，尤其擅长飞镖，远近乡里都喊他“福豹子”。

　　在后来那段艰苦的斗争中，福豹子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
　　走上革命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几十万军队，不战而退出东三省，大片国土沦丧，七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置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拼命阻挠红军北上抗日，镇压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父亲痛断肝肠、寝食不安，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
　　这时，恰逢我大哥王伯唐（父亲的亲侄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5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捕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太原陆军监狱，受尽酷刑、宁死不屈。1935年11月10日，遭反动派杀害，时年34岁），受党中央派遣回到山西。大哥以山西省政府经济统治处职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恢复中共山西党的组织。大哥为了筹集革命经费，经常往返于太原与定襄之间。
　　受到我大哥和大姐王全根（王伯唐的同胞妹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定襄二区妇联主任，1943年病故）的帮助引导，父亲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人言》《初阳》《中外论坛》等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父亲积极协助、支持大哥和大姐开展革命工作。因而，我们家常有红军伤病员和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出入，成为当地的“红色之家”。
　　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父亲走上了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光明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山西成了日本侵略者首先要夺取的战略要地。
　　1938年3月，日本鬼子进了定襄城后，县城附近和忻河铁路沿线村庄的老百姓被日本鬼子糟害惨了。
　　1938年5月6日这天，盘距在县城的日本鬼子来到了王进村，王进村遭到了疯狂野蛮的大扫荡。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粮食牲畜就抢、见房屋就烧。整个村庄一片火海、千余房屋化为灰烬，到处是被残杀村民的尸骨和血迹。老铁匠王双全栋听到敌人急促的砸门，猛地拉出门栓，把鬼子闪入院内，王双全栋一拳击倒领头的鬼子，并与鬼子展开肉搏，不幸被另一鬼子用刺刀挑死。还有两户人家共七人，躲藏在地窖内，被鬼子发现后，点燃柴禾推入地窖内，两家七人全被火烤烟熏窒息而死。 　　破坏铁路线
　　为了抗击日寇法西斯暴行、粉碎敌人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父亲与村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们一起，担负起了发动和组织群众抗击日寇的工作，并舍生忘死做出表率。
　　父亲以自己的学生为主体组织起了儿童团，并自任儿童团团长。他们站岗放哨、为抗日武装传送情报、阻击敌人运输车辆、破坏鬼子铁路交通通信、割断鬼子的电线、处决汉奸特务、宣传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筹集保护粮食支援前线，成为协助党领导组织群众抗日的生力军。
　　1938年秋，到了收成的季节，忻河铁路上经常往返着日本人押运的火车，上面装的是抢来的粮食、给养物资，还有枪支弹药。
　　一天，村里得到消息，夜间将有火车开往县城。父亲和村干部决定，设埋伏扒铁路对日寇的火车运输予以袭击。
　　是夜，繁星透过雾气，闪射着暗淡的光芒。父亲带着民兵和儿童团员来到铁路边，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扳手、撬棍和榔头，先用扳手拧下螺母，有的螺母锈死了，拧不下来，就用榔头砍，再用撬棍把道轨撬起来，好一会儿，才把几截铁轨弄得高低不平、歪歪扭扭。
　　父亲安排儿童团员们隐蔽在铁路附近的树林子里，拿出准备好的几个铁桶和好多串鞭炮，给儿童团员们讲解如何操作。
　　一切都准备就绪后，父亲和民兵们埋伏在铁道旁的庄稼地里，静等鬼子的火车。
　　远处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敌人的火车过来了。当火车开到高低不平、歪歪扭扭的铁轨上时，剧烈地震动起来，差一点翻倒。火车司机大吃一惊，赶紧把火车停了下来。
　　火车上下来了一个鬼子，探头探脑地趴在铁轨上找寻问题，父亲给福豹子一个暗示，福豹子心领神会一飞镖过去，鬼子哼都没哼就被结果了性命。火车上的鬼子等不回同伴，五六个鬼子就一起下车观察情况。
　　“打！”父亲和民兵们对准几个鬼子的黑影就是一阵射击，打倒了几个敌人。
　　与此同时，隐蔽在树林子里的儿童团员们，在几个铁桶里燃放起鞭炮，声音和多挺机关枪扫射一样，在寂静的夜里，非常清脆和响亮。鬼子被弄得头昏脑胀，还以为遭到八路军大部队的伏击，害怕得又都退缩到车厢里，朝着车厢窗口外胡乱地开枪。父亲和民兵们从怀里掏出手榴弹，照着车厢上开着的窗口扔去，手榴弹投进车厢后爆炸了，炸得敌人鬼哭狼嚎。
　　等到附近炮楼和县城的日本鬼子听到动静赶来增援时，父亲和民兵们、儿童团员们早已撤到山林里的安全地带了。
　　自此，日本鬼子在这一段的铁路运输被迫中断好些日子。
　　处决“疤脸子”
　　邻村有一个叫奶小子的后生，二十几岁，长得五大三粗、肥头大耳、膀大腰圆，可就是整天游手好闲、寻花问柳、坑蒙拐骗、不务正业。
　　这个奶小子从小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惹事生非，在一次与人打架斗殴中被人用刀子把左眼下方砍了个口子，伤好后落下个挺大的疤痕，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疤脸子”。
　　因为“疤脸子”名声不好，到了二十来岁了，也娶不下个媳妇，“疤脸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索性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下去了。
　　日本鬼子来了后，采取“以华制华”政策，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烟鬼、赌徒、恶棍等，这些家伙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成了可耻的汉奸、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帮凶。“疤脸子”就是其中的一个无赖，他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耳目和鹰犬。

　　“疤脸子”整天从这个村出来、那个村进去，探听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到处搜集抗日民主政权的情报，除了到其主子跟前邀功请赏、摇尾乞怜之外，还要敲诈勒索老百姓。
　　抗日民主政府虽然对“疤脸子”进行了多次教育、警告和挽救，希望其悔过自新、痛改前非，但“疤脸子”不仅恶性不改、本性难移，反而变本加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当时，这一带十里八村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大灰鬼，“疤脸子”，
　　日本强盗狗腿子，
　　丧尽天良干坏事，
　　迟早要吃枪子子。
　　“疤脸子”倚仗日本豺狼的势力，横行乡里、欺男霸女、领着鬼子抢夺粮食、抓捕抗日干部和群众，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无恶不作。
　　抗日民主政府决定铲除这个认贼作父、为非作歹的害群之马。
　　机会来了，这天午后，父亲和村干部得到儿童团员报告，“疤脸子”一来到王进村，就钻进了他老相好（姘头）的家里了。
　　如何既抓住进而处决汉奸“疤脸子”，又避免打草惊蛇、避免“疤脸子”狗急跳墙，祸及百姓？ 父亲和村干部立即作了研究部署。
　　大家认为，“疤脸子”到王进村向来不干好事，他与村里百姓积怨极深、民愤很大。故而，父亲和村干部决定，抓住其不敢白天在众人面前露面的心理，采取稳住、堵截 “疤脸子”的对策。
　　那天，在“疤脸子”姘头家院子门口的侧对面，有一户村民正在办丧事。当地村里办丧事有筛炉灰的习俗，凡送葬和途经灵柩者，都要带一些炉灰回去，撒放在自家的大院门口，意在拦阻斜气鬼怪侵入家中。父亲和村干部就安排儿童团员和群众帮助办丧事村民家筛炉灰。
　　筛炉灰聚集了很多过往群众、儿童团员和帮忙的村民。人们南来北往、出出进进、熙熙攘攘。
　　日头快落山了，“疤脸子”把脑袋伸出门缝看了一看，觉得人多眼杂，生怕遇到仇家跟他算账，只好龟缩回去，等待着天黑后再走。
　　夜幕刚刚降临，父亲带着福豹子和两个民兵爬上院墙，跳进院子，找到一根椽子，几个人抬上椽子对准“疤脸子”与姘头厮混的房门，用力撞去，房门大开。
　　“疤脸子”先是一惊，随即摸出手枪，企图负隅顽抗。福豹子急中生智手起一镖，打掉了“疤脸子”手中的枪。父亲果断地带着福豹子和两个民兵冲上去，将“疤脸子”五花大绑起来，送交抗日民主政府，连夜处决了“疤脸子”。
　　这个恶贯满盈的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革命献身
　　1940年3月的一个深夜，父亲和村长、村农救会、青救会主任等正聚在一起开会，策划下一步如何袭击日军。突然，几道手电光射到了窗户的纸上，接着听到日本鬼子“哇啦哇啦”的叫唤声，敌人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原来，潜伏在村里的汉奸，探听到父亲开会后，立即向附近的鬼子告了密。200多个日军和伪军，摸黑向王进村包抄过来。
　　这时，听到院里伪军的喊声：“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要投降了皇军，皇军大大得有赏！”
　　“如果不出来投降，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村干部们决定突围出去。
　　“哗啦”一声，父亲拉开门子，村干部们边对准敌群扔手榴弹，边趁爆炸的烟雾往外冲。
　　然而，由于力量悬殊，突围失败，父亲和村干部都被敌人抓获，并连夜押送到忻州监狱。
　　在狱中，日本军采取了威逼利诱多种手段，企图迫使父亲就范。
　　日军审讯逼问父亲：“你的侄女是共产党，你教的学生全是小八路，他们藏在什么地方？”遭到非人折磨和严刑拷打的父亲，牙根紧紧地咬在一起，用低沉而又坚定的声音冷冷地说：“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
　　3月27日临刑，弥漫长空的乌云遮住青天。父亲将刑场当战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痛斥日本法西斯“践踏我国土、屠戮我人民”的滔天罪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恼羞成怒的日本军暴跳如雷、气急败坏，端起刺刀对准父亲连捅数刀，还不解恨，又将父亲的遗体扔进了忻县北郊的枯井内，并扬言不准家人拉回入殓掩埋。
　　与父亲同时遇难的还有王进村村长郭根保、农救会主任王彦山等。
　　虽然他们走了，尸骨无还。但他们追求革命、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英勇无畏精神，却似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了人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