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科技界一直处在重大传染病防控的最前线。今年是非典(SARS)暴发10周年。SARS过后,各种重大突发传染病,如H5N1、H1N1甲型流感,蜱虫疫情,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不断“推陈出新”,威胁人类健康。
6月8日,由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创新中国论坛·公共卫生安全国家战略——SARS十年反思与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在北京举行,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公共卫生安全提出防控方案。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等出席论坛。
非典十年须反思
秦伯益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
在最近发生的H7N9禽流感事件中,中国因及时公开疫情而受到国内外认可。疫情不能保密,尤其是突发性、病原不明、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更不能保密。
在疫情的防控上,必须运用举国体制,应尊重群众的实践,倾听群众的正确意见,从而形成科学的决策。瘟疫的防控尤其是大面积烈性传染病的防控,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就难以成功。
现在我国科技设备、经费、人才、机构,都已不亚于外国,但是在坚持科学精神,提高领导水平,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组织好多学科的协作公关,发挥整体团队作用等方面,依然是我们的弱项,需要不断改进。
防控生态型传染病
徐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人类面临的传染病已经由霍乱、鼠疫等贫穷卫生型传染病转变为SARS、H7N9等行为生态型传染病,这就需要在疾病防治的过程中加强医学、兽医、野生动物等研究领域的有效合作,并发展健康的经济动物规模化养殖模式。
过去SARS、猪链、两次禽流感,十年之内共四次,必须要考虑我们防控方式是不是需要改变、加强,或者改善。现在所暴露的问题,真正的食源性病原体还没有出来,因为我们国家吃熟的,吃热的。从传染病长期发展历史看,传染病特点发生了变化,病因从贫穷卫生问题向行为生态型转变。
加强科技支撑协同合作
何维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
人的生命在延长,卫生条件在改善,传染病从原来第一位后来降到第七位。从全球范围内,SARS敲响了全球性的警钟。实际上目前的情况都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结果。应加强科技界的协同合作,共同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要解决部门分割的问题。重大疫情发生时,把散落在不同部门的实验室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平时有分工、战时有协同的机制。
在中国,这些布局中,科技起了很大的作用。重大传染病防治主要防三病,艾滋病、肝炎和结核,还有应急支撑和一般性的科技支撑。其中,“十一五”期间,重大传染病科技专项投入40个亿,“十二五”期间,专项经费将达到60个亿。
原卫生部科教司司长
构建应急机制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SARS之后,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但还存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法律定位不够明确,决策机制不完善,部分防控措施的灵活性、及时性和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公共卫生针对性投入虽大大增加,尚存不足,尤其重大传染病基层医疗救助能力不够,疾控部门的人力资源缺乏,监测、预警系统不完善等。
应修订完善传染病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等相关法律,明确建立具体可行的平战转换机制。另外,要加大对重大传染病的医疗救治能力的投入,提高综合性医院监测、治疗临床病例能力。最后,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积极主动开展国际疫情监测和防控的合作。
防控野生动物源
何宏轩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从1940年到2004年,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有335起,这335起中,有60.3%是来自动物,这其中有71.8%是来自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和传染病,尤其是突发性传染病有很大的关系。为此,应制定野生动物源重大突发传染病基础研究的近期、中期与远期国家规划。“整合相关的计划和项目,统筹规划、合理部署,全面提升国家对野生动物源重大突发传染病的整体防控能力。”
在重大突发传染病的发生过程当中,应该完善陆生野生动物的监控体系,构建重大突发传染病这种监测、防控的能力,因为野生动物对整个突发传染病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要进行区域防控。
治治的进程与完善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
10年前的SAKS对中国的法制建设起了重要转折作用,10年来法律体系的进步之处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其次,有22部部门规章,让部门或者各政府机关越来越习惯于用法律的手段来进行公共卫生的管理,改变了原来用政策进行管理的思路;此外还有136部地方性法规,用于应对地方性突发事件。但一些重大问题依然无法可依,仍须完善。
发展病原体检测技术
金奇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所长
在传染病重大专项科技计划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传染病病原体检测技术已是国际先进水平。
现在我国病原体的检测筛查技术体系,包括整合组合了最前沿的OMICS,包括基因组、蛋白质组、结构生物学、抗体组这类最前沿的组学技术,也包括传统学科,如病原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还有一些支撑学科等等。正是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对这些技术的集成,打造了病原体的检测技术体系,它能够代表国际上现在最先进水平。
公众心理导向
李亦菲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公众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带有很强恐惧性的状态。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心理学现象,就是所谓的暗示。 集体心理暗示和公众心理导向强调的是群体心理暗示,从而导致公共事件或某一趋向的公共行为。在传染病疫情上也会有基于理想化信念与悲观化的心理暗示情况。公众心理导向就是有关的机构,利用大众媒体来向公众施加心理影响,使公众受到影响。
要跳出政府、企业与管理者的视角,更多关注公众受暗示的规律,以及根据这个规律如何进行合适的心理引导。
顶层设计面临挑战
杨凤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顶层设计不是长官设计,而是事关公共利益的国家基本管理机制的设计,要对人民负责,对公共利益负责,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公共卫生事件,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紧急状态非常事件。面临这样的时间,要提倡高度的人性关怀,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另外,做顶层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重视信息公开问题。有效的信息通常最容易在基层社会形成,一定形态的公共舆论和大众心理也是在基层社会形成的。
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中的疫苗体系
李向明
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模拟疫苗研究非常关键,你要做成什么样的规模?它的安全性怎么样?怎么才能够快速有效地做出疫苗?这与技术储备关系极大。如果有这个模型,短时间就可以做出疫苗,而不用做大量前期的安全性跟有效性的工作。
再一个就是产能储备,我们现在都是利用现有企业的厂房在做生产应急。但是,如果要大量地生产疫苗时,企业厂房实际是不够用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备用的厂房。
防控畜牧业禽流感危机
金卫东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
禾丰牧业公司董事长
中国的畜牧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对这个行业威胁最大的就是禽流感危机。而世界上三次大的流感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和香港流感,都与畜牧行业相关。这次的H7N9禽流感尽管不是来源于畜牧业,而是野生禽类,但却让我们成了最大受害者。全国人都因此不敢吃鸡了,行业更是雪上加霜。畜牧业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养猪、养鸡,包括养牛、养羊都在最低谷时期徘徊。
我想代表畜牧行业说句话:治理问题需要精准的判断,如果把一件小事无限地夸大,就像现在有一些医院过度治疗一样,这件事的成本就太高了。
现代养殖业与公共卫生安全良性互动
曹宏
美国HNC技术咨询公司
资深科技管理专家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畜牧养殖也快速产业化。现代养殖业如何实现与公共卫生安全良性互动呢?
良好的动物健康状态可以减少病原变异的机会和传播性,减少传染性疾病暴发给养殖业带来的损失。要做到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完备而有效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包括:一、控制外来人员车辆物品(昆虫动物)消毒流程,减少吸附型病原传入;二、加强空气隔离,减少气源性病原传入;三、有效的疫苗用药制度,避免病原应激和抗药性产生;四、加强群体抗体监测,坚持死亡动物例行剖检,及时发现新病原。
6月8日,由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创新中国论坛·公共卫生安全国家战略——SARS十年反思与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在北京举行,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公共卫生安全提出防控方案。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等出席论坛。
非典十年须反思
秦伯益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
在最近发生的H7N9禽流感事件中,中国因及时公开疫情而受到国内外认可。疫情不能保密,尤其是突发性、病原不明、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更不能保密。
在疫情的防控上,必须运用举国体制,应尊重群众的实践,倾听群众的正确意见,从而形成科学的决策。瘟疫的防控尤其是大面积烈性传染病的防控,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就难以成功。
现在我国科技设备、经费、人才、机构,都已不亚于外国,但是在坚持科学精神,提高领导水平,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组织好多学科的协作公关,发挥整体团队作用等方面,依然是我们的弱项,需要不断改进。
防控生态型传染病
徐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人类面临的传染病已经由霍乱、鼠疫等贫穷卫生型传染病转变为SARS、H7N9等行为生态型传染病,这就需要在疾病防治的过程中加强医学、兽医、野生动物等研究领域的有效合作,并发展健康的经济动物规模化养殖模式。
过去SARS、猪链、两次禽流感,十年之内共四次,必须要考虑我们防控方式是不是需要改变、加强,或者改善。现在所暴露的问题,真正的食源性病原体还没有出来,因为我们国家吃熟的,吃热的。从传染病长期发展历史看,传染病特点发生了变化,病因从贫穷卫生问题向行为生态型转变。
加强科技支撑协同合作
何维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
人的生命在延长,卫生条件在改善,传染病从原来第一位后来降到第七位。从全球范围内,SARS敲响了全球性的警钟。实际上目前的情况都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结果。应加强科技界的协同合作,共同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要解决部门分割的问题。重大疫情发生时,把散落在不同部门的实验室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平时有分工、战时有协同的机制。
在中国,这些布局中,科技起了很大的作用。重大传染病防治主要防三病,艾滋病、肝炎和结核,还有应急支撑和一般性的科技支撑。其中,“十一五”期间,重大传染病科技专项投入40个亿,“十二五”期间,专项经费将达到60个亿。
原卫生部科教司司长
构建应急机制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SARS之后,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但还存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法律定位不够明确,决策机制不完善,部分防控措施的灵活性、及时性和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公共卫生针对性投入虽大大增加,尚存不足,尤其重大传染病基层医疗救助能力不够,疾控部门的人力资源缺乏,监测、预警系统不完善等。
应修订完善传染病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等相关法律,明确建立具体可行的平战转换机制。另外,要加大对重大传染病的医疗救治能力的投入,提高综合性医院监测、治疗临床病例能力。最后,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积极主动开展国际疫情监测和防控的合作。
防控野生动物源
何宏轩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从1940年到2004年,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有335起,这335起中,有60.3%是来自动物,这其中有71.8%是来自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和传染病,尤其是突发性传染病有很大的关系。为此,应制定野生动物源重大突发传染病基础研究的近期、中期与远期国家规划。“整合相关的计划和项目,统筹规划、合理部署,全面提升国家对野生动物源重大突发传染病的整体防控能力。”
在重大突发传染病的发生过程当中,应该完善陆生野生动物的监控体系,构建重大突发传染病这种监测、防控的能力,因为野生动物对整个突发传染病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要进行区域防控。
治治的进程与完善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
10年前的SAKS对中国的法制建设起了重要转折作用,10年来法律体系的进步之处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其次,有22部部门规章,让部门或者各政府机关越来越习惯于用法律的手段来进行公共卫生的管理,改变了原来用政策进行管理的思路;此外还有136部地方性法规,用于应对地方性突发事件。但一些重大问题依然无法可依,仍须完善。
发展病原体检测技术
金奇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所长
在传染病重大专项科技计划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传染病病原体检测技术已是国际先进水平。
现在我国病原体的检测筛查技术体系,包括整合组合了最前沿的OMICS,包括基因组、蛋白质组、结构生物学、抗体组这类最前沿的组学技术,也包括传统学科,如病原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还有一些支撑学科等等。正是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对这些技术的集成,打造了病原体的检测技术体系,它能够代表国际上现在最先进水平。
公众心理导向
李亦菲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公众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带有很强恐惧性的状态。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心理学现象,就是所谓的暗示。 集体心理暗示和公众心理导向强调的是群体心理暗示,从而导致公共事件或某一趋向的公共行为。在传染病疫情上也会有基于理想化信念与悲观化的心理暗示情况。公众心理导向就是有关的机构,利用大众媒体来向公众施加心理影响,使公众受到影响。
要跳出政府、企业与管理者的视角,更多关注公众受暗示的规律,以及根据这个规律如何进行合适的心理引导。
顶层设计面临挑战
杨凤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顶层设计不是长官设计,而是事关公共利益的国家基本管理机制的设计,要对人民负责,对公共利益负责,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公共卫生事件,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紧急状态非常事件。面临这样的时间,要提倡高度的人性关怀,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另外,做顶层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重视信息公开问题。有效的信息通常最容易在基层社会形成,一定形态的公共舆论和大众心理也是在基层社会形成的。
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中的疫苗体系
李向明
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模拟疫苗研究非常关键,你要做成什么样的规模?它的安全性怎么样?怎么才能够快速有效地做出疫苗?这与技术储备关系极大。如果有这个模型,短时间就可以做出疫苗,而不用做大量前期的安全性跟有效性的工作。
再一个就是产能储备,我们现在都是利用现有企业的厂房在做生产应急。但是,如果要大量地生产疫苗时,企业厂房实际是不够用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备用的厂房。
防控畜牧业禽流感危机
金卫东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
禾丰牧业公司董事长
中国的畜牧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对这个行业威胁最大的就是禽流感危机。而世界上三次大的流感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和香港流感,都与畜牧行业相关。这次的H7N9禽流感尽管不是来源于畜牧业,而是野生禽类,但却让我们成了最大受害者。全国人都因此不敢吃鸡了,行业更是雪上加霜。畜牧业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养猪、养鸡,包括养牛、养羊都在最低谷时期徘徊。
我想代表畜牧行业说句话:治理问题需要精准的判断,如果把一件小事无限地夸大,就像现在有一些医院过度治疗一样,这件事的成本就太高了。
现代养殖业与公共卫生安全良性互动
曹宏
美国HNC技术咨询公司
资深科技管理专家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畜牧养殖也快速产业化。现代养殖业如何实现与公共卫生安全良性互动呢?
良好的动物健康状态可以减少病原变异的机会和传播性,减少传染性疾病暴发给养殖业带来的损失。要做到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完备而有效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包括:一、控制外来人员车辆物品(昆虫动物)消毒流程,减少吸附型病原传入;二、加强空气隔离,减少气源性病原传入;三、有效的疫苗用药制度,避免病原应激和抗药性产生;四、加强群体抗体监测,坚持死亡动物例行剖检,及时发现新病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