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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前副主席龚达希，来自上海，但退休后已经觉得不适应内地的生活环境，他成了西藏人。
1959年8月，23岁的上海市牛奶公司第二牧场兽医龚达希，被选派前往支援西藏。那时候的选拔非常严格，必须是党员，职称在助理工程师以上，且祖上三代是贫农。在上海的190多名畜牧兽医中，仅有3人入选。当时组织部的干部说，他们去西藏工作3年后再调回来。
入藏时，很少有专门的客运车，一行15人都坐在货车的货物上。到了海拔3000米的地界时，车上的所有人都开始有很大反应，头疼，呕吐；到了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时，车上已经有人连续病了4天了，连饼干也吃不进去。听说有人曾因高原反应死在了唐古拉山上，大家很担心……就这样，吃着半生不熟的米饭(当时还没有高压锅)，忍着头痛，经过了21天，他们到达了拉萨。
中国新闻周刊：拉萨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
龚达希：从地图上看，拉萨起码是一个中等城市，但一到这里，才发现根本不是想象的样子。当时到了破破烂烂的汽车站，还没有到拉萨，我们三个人雇了一辆马车，从布达拉宫后面的土路上走过去，去拉萨城。布达拉宫还不在拉萨城，周围都是荒地，真正的拉萨城仅是围绕大昭寺建的八角街。都是土路，没有一条公路，满眼望去，都是大小便的痕迹，臭得难以忍受。大街上有两间铁皮房子，就是拉萨的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到大昭寺之间，都是破帐篷。
再看今天的拉萨，不亚于内地的一些中等城市，想一想，发展确实是快得惊人。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当年藏族牧民给你起了一个藏族名字？
龚达希：1960年4月，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大批小牛得了寄生虫病，危在旦夕，我奉命前往救治。
此时，牧民们还不相信现代医学，就在离我医牛的农户家不到500米的地方，一个喇嘛正在为另一家的小牛念经治病。
我每天不断地给小牛打针吃药观察病情，喇嘛天天对着小牛念念有词。结果我医治的10多头小牛中，有7头被救活，喇嘛的8头小牛中，6头死了。该地区的藏民奔走相告：汉族医生比喇嘛还神。
接着，我又被请到了其他农户家中救小牛。疫病过后，当地藏民根据龚达希名字的谐音给我取了一个地道的藏名——“龚扎西”，当地的不少小牛也因为这个原因被取名叫“扎西”。
当时西藏一些地方的叛乱还没有平息，好心的藏民提醒我，穿着中山装容易引起叛匪的注意，并特意杀羊做了藏皮袄给我。
就在龚达希抵达拉萨不久，一天，西藏工委(党委前身)宣传部长给新来的援藏干部作报告，告诉大家做好长期在藏工作的思想准备。“这个时候我们思想上有些波动了，毕竟来的时候告诉我们3年之后就可以回去。”接着，龚达西又说：“但那时候是党指向哪就去哪。”
对于龚达希们来说，一个刚刚进藏的汉族青年干部是否适应西藏当地的生活习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工作的成败。龚记得，当时农牧处的处长特意把他请到家里，打了最差的酥油茶请龚达希喝。差的酥油茶有一股极其难闻的臭味，没想到龚达希一饮而尽，但差点吐出来——面试通过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西藏工作这么多年，你记忆最深刻的场面是什么呢？
龚达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西藏的农牧业。西藏的农区可以种青稞和小麦，但一直以来收成并不好，产量在10年内一直徘徊不前。我考察后，认为原因在水利建设上，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当时的水利建设费用只有1500万元/年。于是我选择了日喀则的江孜县作为典型，这里有20万亩的田地。1986年冬天，我在每条山沟里都转了一圈，发现群众自己修的水利设施都不符合要求，于是下拨60万元对江孜县的水库进行重新改造。1987年改造后的水库开始蓄水，很快，一大片农田变成了水浇地。水库修好后，该地的粮食产量超过了2800万斤，在我离开政府时，该地的产量达到了上亿斤。那时日喀则的群众把我当喇嘛下乡一样。(笑)
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出台了许多向西藏倾斜的政策，西藏自己是怎么做的？
龚达希：中央一直提出“全国支援西藏”，但以前整个国家也穷，所以，真正大规模的支援西藏，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力度非常大。1959年，中央拨付给西藏3亿6千万，现在，基本建设包括青藏铁路就拨了250亿。
大约是1990年，自治区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全国支援西藏，那么我们西藏自己应该怎么做？当时，在全西藏进行了一次大讨论。电视台、电台……报刊上，从干部到群众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小平同志曾说“发展就是硬道理”，西藏的历史问题最终要靠发展解决。经济不发展，社会停滞不前，群众就过得不舒坦。比如畜牧业，这里每年都有2300万头牲畜长成出栏，但受消费能力所限，只能出栏四五百万头。西藏有大量的青稞等待运出去换成钱。美国人研究说，青稞作为高原生植物，富含36种氨基酸，具有抗缺氧性。
西藏没有利用起来的资源很多，如果能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应该是西藏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担任自治区副主席的8年中，龚达西走了西藏的71个县，24万公里路，到卸任时全西藏他只有两个县没有去成，但在退休后他决心都跑完。
1959年8月，23岁的上海市牛奶公司第二牧场兽医龚达希，被选派前往支援西藏。那时候的选拔非常严格，必须是党员，职称在助理工程师以上，且祖上三代是贫农。在上海的190多名畜牧兽医中，仅有3人入选。当时组织部的干部说，他们去西藏工作3年后再调回来。
入藏时，很少有专门的客运车，一行15人都坐在货车的货物上。到了海拔3000米的地界时，车上的所有人都开始有很大反应，头疼，呕吐；到了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时，车上已经有人连续病了4天了，连饼干也吃不进去。听说有人曾因高原反应死在了唐古拉山上，大家很担心……就这样，吃着半生不熟的米饭(当时还没有高压锅)，忍着头痛，经过了21天，他们到达了拉萨。
中国新闻周刊：拉萨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
龚达希：从地图上看，拉萨起码是一个中等城市，但一到这里，才发现根本不是想象的样子。当时到了破破烂烂的汽车站，还没有到拉萨，我们三个人雇了一辆马车，从布达拉宫后面的土路上走过去，去拉萨城。布达拉宫还不在拉萨城，周围都是荒地，真正的拉萨城仅是围绕大昭寺建的八角街。都是土路，没有一条公路，满眼望去，都是大小便的痕迹，臭得难以忍受。大街上有两间铁皮房子，就是拉萨的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到大昭寺之间，都是破帐篷。
再看今天的拉萨，不亚于内地的一些中等城市，想一想，发展确实是快得惊人。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当年藏族牧民给你起了一个藏族名字？
龚达希：1960年4月，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大批小牛得了寄生虫病，危在旦夕，我奉命前往救治。
此时，牧民们还不相信现代医学，就在离我医牛的农户家不到500米的地方，一个喇嘛正在为另一家的小牛念经治病。
我每天不断地给小牛打针吃药观察病情，喇嘛天天对着小牛念念有词。结果我医治的10多头小牛中，有7头被救活，喇嘛的8头小牛中，6头死了。该地区的藏民奔走相告：汉族医生比喇嘛还神。
接着，我又被请到了其他农户家中救小牛。疫病过后，当地藏民根据龚达希名字的谐音给我取了一个地道的藏名——“龚扎西”，当地的不少小牛也因为这个原因被取名叫“扎西”。
当时西藏一些地方的叛乱还没有平息，好心的藏民提醒我，穿着中山装容易引起叛匪的注意，并特意杀羊做了藏皮袄给我。
就在龚达希抵达拉萨不久，一天，西藏工委(党委前身)宣传部长给新来的援藏干部作报告，告诉大家做好长期在藏工作的思想准备。“这个时候我们思想上有些波动了，毕竟来的时候告诉我们3年之后就可以回去。”接着，龚达西又说：“但那时候是党指向哪就去哪。”
对于龚达希们来说，一个刚刚进藏的汉族青年干部是否适应西藏当地的生活习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工作的成败。龚记得，当时农牧处的处长特意把他请到家里，打了最差的酥油茶请龚达希喝。差的酥油茶有一股极其难闻的臭味，没想到龚达希一饮而尽，但差点吐出来——面试通过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西藏工作这么多年，你记忆最深刻的场面是什么呢？
龚达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西藏的农牧业。西藏的农区可以种青稞和小麦，但一直以来收成并不好，产量在10年内一直徘徊不前。我考察后，认为原因在水利建设上，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当时的水利建设费用只有1500万元/年。于是我选择了日喀则的江孜县作为典型，这里有20万亩的田地。1986年冬天，我在每条山沟里都转了一圈，发现群众自己修的水利设施都不符合要求，于是下拨60万元对江孜县的水库进行重新改造。1987年改造后的水库开始蓄水，很快，一大片农田变成了水浇地。水库修好后，该地的粮食产量超过了2800万斤，在我离开政府时，该地的产量达到了上亿斤。那时日喀则的群众把我当喇嘛下乡一样。(笑)
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出台了许多向西藏倾斜的政策，西藏自己是怎么做的？
龚达希：中央一直提出“全国支援西藏”，但以前整个国家也穷，所以，真正大规模的支援西藏，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力度非常大。1959年，中央拨付给西藏3亿6千万，现在，基本建设包括青藏铁路就拨了250亿。
大约是1990年，自治区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全国支援西藏，那么我们西藏自己应该怎么做？当时，在全西藏进行了一次大讨论。电视台、电台……报刊上，从干部到群众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小平同志曾说“发展就是硬道理”，西藏的历史问题最终要靠发展解决。经济不发展，社会停滞不前，群众就过得不舒坦。比如畜牧业，这里每年都有2300万头牲畜长成出栏，但受消费能力所限，只能出栏四五百万头。西藏有大量的青稞等待运出去换成钱。美国人研究说，青稞作为高原生植物，富含36种氨基酸，具有抗缺氧性。
西藏没有利用起来的资源很多，如果能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应该是西藏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担任自治区副主席的8年中，龚达西走了西藏的71个县，24万公里路，到卸任时全西藏他只有两个县没有去成，但在退休后他决心都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