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今年1月13日是他的108岁生日。他最近的一本书 《晚年所思》，出版于2012年6月。不少读者还把他的经典语言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S在网上传播。前不久，笔者上门拜见周有光，仍见他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十分健谈，精气神跟一年多前比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是同年龄段学者中成果最丰硕、知识最渊博、工作最勤奋、思想最新潮者之一，还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展示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社会担当和人生境界。

永远的乐天派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在常州和苏州上中小学，在上海入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两年）。离校后，在上海、杭州、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救国会的爱国活动，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重庆时期他经常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好多人劝他从政当官，但他都不为所动。解放后，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髙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他的老朋友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请他去当官，他也不去。
　　自到北京工作后，周有光的收入从50年代的1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文革”前只有200多元，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有光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工作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有光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汽车了。但他看得很淡，自我解嘲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他总是笑眯眯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后来，上面让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再后来，他主动从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的名位上退出。等环境宽松下来后，他又通过著书立说、接受访谈、发表公开讲话等渠道，在学理层次上把他该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因而他的杂文、小品文，看似平实委婉，却总透着一股磨砺批判的锋芒。
　　周有光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8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轰炸和谋生，前后转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4岁就夭折了，他自己几次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还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到周围的人都死了。好端端的一个中产家庭，就在战乱中落到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只能重新开始。但他并不沮丧，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
　　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而19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如按现在的标准算，月薪髙达人民帀10多万。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可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集齐了，但原来那点算不上富裕的“家产”已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有光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阴晴风雨之后还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的老人并不多。他是个乐天派，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2002年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允和，自称 “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有光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俩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当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有光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可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北京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五反运动中张允和挨整受气，周有光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否则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 　　解放后，张家四姐妹天各一方。4对夫妻中除周有光夫妇外，仅四妹张充和现在美国生活。周有光夫妻性格不同，周有光爱喝咖啡、红茶，很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有光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恩爱如常。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张允和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使周有光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充实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个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了比3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他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纪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

说真话，求真知

　　周有光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他不想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避祸免灾去说瞎话和昏话。有的人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实际上，大话、空话、套话和“我主圣明”的话照说不误。
　　他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他的“三分法”、“双文化论”和科学的一元性，都是他心里要说的真话。2010年他出版了《朝闻道集》，称其“记录我生命中最晚一段时间的阅读和反思”。
　　在学术争论上，他也决不当和事佬。他针对一位名声比他更大的学者的“河西河东轮流坐庄论”和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位大学者还主张“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乃至反对古书“今译”……周有光也一一予以否定。周有光认为，甲骨文中就有简繁之分，古代就有简化字，书法家王羲之经常写简化字；历代都用当代字体改写古书的，因此，“今译”早已有之。删繁就简是“汉字和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认为文言比白话优美，那是心理错觉。目前有一股复古风，这是缺乏时代意识和自信心的表现。青年们不可误入歧途。”
　　对所谓的“国学”，周有光也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主张对“国学”的主心骨—儒学的封建性、保守性和玄虚性加以剔除和改造，同时提出了儒学现代化问题，目标是与赛先生和德先生握手。他指出：“‘文革’使整个中国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脑袋里空空如也。突然听说‘四小龙’起飞是以儒学为背景，由此想起了华夏文化。”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周有光为《见闻随笔》撰写前言时写下来“终身教育，百岁自学”这个标题，作为对他自己的鞭策，也是他践行的人生哲学。周有光上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用的是金融学；去美国后，他靠的是进图书馆读书自学；解放后他一人干三份工作，其中包括在复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没有洋学校颁发的荣誉头衔，全凭真才实学当上了二级教授（离休前为一级教授）。
　　1956年他改行参加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50岁的他又得从头开始。面对周围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平时积累的知识不够用，还得靠自学劲头和钻研精神。他不但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还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显露头角。
　　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他忽然觉得自己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的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于是，他静静地坐在他那9平方米的“有书无斋”的小房间中看书、思考、写作。他写下许多笔记草稿，先让朋友和晚辈评点，又不断修改，有的文章发表后再改正、补充。他晚年六七本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就是这样边学边思考、边写边修改推向读者的。尽管他说“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和迂拙”，但公众对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文集给予了很髙的评价。
　　周有光主要是在90多岁后写这些文章，他在《百岁新稿》自序中说：“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
　　与周有光同时代的人中，自学成才的很多，对周有光也有启发。如他敬重的胡愈之的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周有光开始对调入北京改行想不通，胡愈之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受到他人格感染，到北京后发奋自学，从外行变成内行。周的妹夫沈从文只念过小学，后来成了北大教授；解放后一直挨整，被发配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最后靠钻研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服饰史的传世之作。这也给了周有光“攀比”的动力。
　　“老而不朽谓之圣”，诚如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