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立足国情分析了我国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既要使就业率保持一定的水平，又要控制价格上涨的幅度。两者决定的经济增长率构成的闭区间就可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因而是政策要实现的目标。由于汇率调整有助于矫正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偏离，因而可以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汇率小幅升值不会影响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及成长的影响却很大，本文针对这一点给出了应对的建议。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 科学发展观 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Ｂ文章编号：1006-1770(2005)11-0039-04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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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odigliani, F. and L. D. Papademos(1975), “Target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oming yea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Phelps, E. S. (1967),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August.
　　4.Phelps, E. S. (1968), “Monetary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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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李天栋、许少强、朱奇：《FDI的流向、汇率预期的自我强化与冲销式干预的有效性》，《世界经济》2005年第7期。
　　8.麦金农、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