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来，日本在不断反复的疫情中迎来了第四次加长版紧急事态宣言，而在疫情阴影下的东京奥运会，也陷入了筹备混乱和开幕式罕有外国重量级元首问津的尴尬。
　　韩国总统文在寅访日的行程，在临敲定的最后关头被取消，无疑是日本“奥运外交”的又一重大失利。而从文在寅访日安排的一波三折中，也能窥见日韩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脉络。

祸从口出，危机公关

　　早些时候，韩国政府期待在奥运期间举行韩日领导人峰会，姿态、语气都非常明显。
　　但日本驻韩国公使相马弘尚7月16日接受韩国JTBC采访时称，文在寅就日韩关系的许多看法是“一人相扑”（剃头挑子一头热），是在“自慰”（masturbation）。此言迅即在韩国引发了轩然大波。
　　日本驻韩大使相星孝一，随后以大使馆的名义致函记者，声明撤回这一发言。
　　但覆水难收，韩国青瓦台7月19日宣布，文在寅决定不借东京奥运会的契机访问日本，因为韩方认为，拟议的日韩首脑峰会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青瓦台还委婉地承认，文在寅做出这一决定，也是综合考虑了“其他各种情况”。日媒称，这显然主要指日本公使的失言风波。
　　7月19日当天，在青瓦台正式宣布取消总统访日后，日媒报道惹祸的相马弘尚公使已被撤换，其外交官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终止。日本首相菅义伟、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也先后出面表态灭火。
　　菅义伟在回答提问时，机械重复了一遍日韩关系稳定修好的陈词滥调，并向提问的记者表示：“（公使的发言）作为外交官而言极不恰当，对此表示遗憾。”加藤胜信则在记者会上称：“无论状况和语境如何，外交官做出这种表态都是非常不恰当的，令人非常遗憾。今后外务大臣将根据外交官本人的履职表现作出综合考虑，适材适所地安排外交官的履职地，并针对（类似的外交事件）检讨对应的方法。”
　　日方还保证，如果文在寅访日，双方将会在长期存在的双边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
　　见日方如此摆正立场，青瓦台官员次日又缓和口气说，文在寅对未能在奥运期间出访日本表示遗憾，并希望两国能随时进行首脑会谈。
　　话虽如此，当下气氛仍不太合适。这次韩国代表团刚入住奥运村，就直接挂出抗日横幅，还附带韩国抗日英雄的名言，后经国际奥委会调解才摘下；而随着韩日在历史遗留问题、核污水排放、独岛/竹岛之争（这次日本直接将竹岛标在奥运地图上）、贸易战等方面屡屡失和，日方部分人已经在坐等文在寅明年任满卸任。

方枘圆凿，互信缺失

　　韩国进步派总统文在寅和日本保守派首相菅义伟，似乎一开始就有方枘圆凿的违和感。
　　在特朗普任内，随着与美国单相交流的受阻和特朗普式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情绪的传染，日韩之间从民间到官方的交往几乎陷于停滞。一向充当压舱石的经贸关系，也因日本企图以光刻胶禁运“反制”韩国的反日倾向而陷入倒退，日韩关系就此跌到建交以来的新低。
　　而美國大选之后，致力于重整同盟关系的拜登重拾“亚太小北约”构想，向韩国兜售“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扩容为“美日韩澳印五方对话”不成，又借文在寅近期访美之机，督促韩国与日本尽快修好，实现一致对外。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右翼的活跃化，包括明确否认侵略罪行的稻田朋美、百田尚树等一批政客走向前台，也反复以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沉渣泛起，刺激着韩国左翼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尽管日韩之间在主客观条件上都不具备恢复关系的政治动机与政治互信，但在美国的一力撮合下，文在寅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将访日提上了日程。在国内民望坠落的菅义伟，同样也希望借首脑外交打开局面，尽快恢复美日韩三国之间的对话协调。
　　美国想要撮合日韩两国结成紧密的安全同盟并不是临时起意，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就有意借“重返亚太”的战略契机，将日韩两国连成一片，打通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的联结。但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外部的反对声浪，而是日韩两国内部的龃龉。
　　日韩互不信任由来已久，相较而言，日本对韩政策更加连贯，而韩国对日的外交政策则时有反复。以《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为例，亲美、友日、远朝的保守派李明博政府酝酿提出该协定，却遭到韩国进步派反对，不得不搁置，到了朴槿惠任内（2016年）日韩才完成签约。而进步派在野时宣称要检讨该协定，但文在寅就任后也通报日本，韩国不再继续推进“废止协定”。
　　韩国内部这种微妙的态度差异，在近期部分媒体的表态中也显露端倪。首先是韩国亲日派媒体《朝鲜日报》在日文版刊发韩国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陈昌洙的文章，警告韩国“炒作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制造日韩对立、忽视日韩关系非常危险”。之后，韩国另一家保守派媒体《中央日报》也在日文版刊发长篇调查报道，指责“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对协）、“为日军性奴隶制度解决正义记忆连带”（正义连）等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团体，为了钱和政治影响，阻挠韩日之间的慰安妇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日刊新潮》转发了后一报道，并评论称美国希望日韩搞好关系，劝韩国政府要对日韩友好有所重视。日方之所以在此时重提历史问题，一方面是由于韩国政府在强征劳工问题的司法程序中打破了日本主张的主权豁免，支持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这一立场被日本视作是韩国以历史问题和民族主义挑战国际法原则，已经超越了日韩两国关系的范畴，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挑衅；另一方面，日方也是对韩国反复操作历史问题、始终拒绝改善日韩关系，表达不满。 　　在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曾向韩国释放过善意，包括希望以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彻底为历史问题画上句号，并且与朴槿惠政府达成了一定层面的政治和解，但随着“亲信干政门”的发酵，朴槿惠黯然下野、锒铛入狱，其任内达成的“日韩慰安妇合意”，也成为批判其出卖韩国民族利益的一大罪状，被批倒批臭。历史问题在韩国朝野斗争中逐渐失去了价值取向，演变成一件挑动民众情绪、对反对者发动政治斗争的工具。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右翼的活跃化，包括明确否认侵略罪行的稻田朋美、百田尚树等一批政客走向前台，也反复以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沉渣泛起，刺激着韩国左翼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韩国国内在历史问题和日韩关系上的撕裂与对立，造成了韩国政府的立场随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政治拉锯而出现反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成为韩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常态，也影响了日韩两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无论美国对日韩两国加强横向联系有怎样的蓝图，横亘在日韩两国间的互信赤字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关键第三者不给力

　　日韩关系的关键外部因素是美国。而日本对韩国的外交失礼，在意识深处既有对韩国的一贯蔑视和厌倦，也有美国因素的直接影响。
　　立场偏保守派的日本《读卖新闻》在7月20日发表独家新闻稿称，文在寅盘算着借日本急于打破外交被动的契机访日，以在历史问题、贸易纠纷和GSOMIA等问题上向日本施压、逼日本让步，是一种利用“边缘外交”手段的政策企图；如今访日行程取消，则意味着文在寅的这一政策企图难以得逞。
　　这种小人之心的评论所折射的，是近一段时期美国转移战略重心至印太、巩固美日同盟关系的战略姿态影响下，日本决策圈和舆论界产生的“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日本的地位要比相对中立友华的韩国更重要”这一错觉。
　　美国想要回归印太，如何寻找政策抓手？对于印太地区的盟友，美国有意将目前的“轴辐结构”升级为政治力学结构更加稳定的“铁三角”，在美日、美韩安全同盟的基础上，强化日韩两国的安全合作。但这却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日韩两国在美国的同盟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是不同的，特别是日本在安全、经济和政治等涉及区域性问题的领域，明显具有更高的同盟关系层级。但由于朝鲜半岛是美国在区域中最重要的安全关切之一，美韩同盟又在对朝鲜半岛安全关切的回应中，有着比美日同盟或韩日同盟更高的优先级。

对于韩国参加7月上旬的美日澳“太平洋先锋队”联合军演，以及7月中旬的美日加澳新“护身军刀”多边演习，美国不应该沾沾自喜。

　　安倍长期执政后，日本的外交野心逐渐膨胀，不仅在南海、港台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带头挑衅，还将自身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积极同美国接轨，想要借美国印太战略的大船出海，实现自己在区域中的安全主导地位。这种带有扩张色彩的外交政策，也显然同韩国聚焦半岛和周边安全的核心关切相抵触。
　　其次，在特朗普任内，蓬佩奥将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建构为具有一定实体意义的安全机制，但同样的道理是，作为面向印太地区且有针对中国意涵的安全机制，没有韩国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显然对印太地区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安全威胁—朝鲜半岛，没有足够的关注。拜登政府重塑安全话语的冲动是溢于言表的，但在过往的4年中，“美國优先”的挑动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关系没有更稳固，印太地区也没有变得更安全。反倒是互信开倒车、安全威胁增加的后果，让美国的印太战略更加尴尬。
　　任何形式的同盟关系，都不应以牺牲别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任何同盟利益也不应凌驾在区域安全稳定之上，这是中国反复明示的一贯政策立场。印太区域内的安全环境面临新的变化，美国有必要在变化了的印太区域，重新定义自己追求安全的实质和边界。传统的“寻找盟友”和“寻找敌人”战略，还能不能确保印太区域的安全？这值得拜登政府和所有美国的区域盟友重新思考。
　　对韩国而言，同日澳印三国在核心安全利益关切上的分歧，显然大于共同利益，因此“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如何将韩国整合进来，仍有待美国提出一个系统性、创造性的机制。对于韩国参加7月上旬的美日澳“太平洋先锋队”联合军演，以及7月中旬的美日加澳新“护身军刀”多边演习，美国不应该沾沾自喜。
　　印太战略的多层复合安全结构是很杂乱的，相互间的权重和侧重点不同，缺少层次联系；同盟中不同圈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安全利益的竞争。这也是文在寅于美国督促下向日本伸出橄榄枝，却又在日方公使泼冷水之后，对于“奥运外交”视为畏途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