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书写方面，外地移民邓一光功不可没，他以持续不懈的书写见证深圳的成长，将“深圳”二字深深地镶嵌于中国文学版图中，如《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27'—22°52'》《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并将深圳地标、街道、红树林等具代表性的地方都化为生活空间、叙事空间与文化空间，并由表及里，对这座城市崭新而璀璨的灵魂进行细致的描摹：都市化的兴起与原住民的怅然若失，新移民值得惊叹的奋斗，效率的追求与古老伦理的冲突，职场与婚恋家庭的矛盾，贫富悬殊引发的连锁反应……新时代、新问题、新生活都在邓一光的叙事世界中得以思考和表达。这常常让我想起一千年前的苏轼，他在被贬岭南后写下《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还有传诵广泛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最终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确认岭南时光对于他生命的重要意义。在岭南，苏轼留下了卓著功勋和千古名诗，更留下了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成为岭南文化传统中的璀璨瑰宝。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岭南人，对于今天的大湾区建设者和创作者而言，仍是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不断处理深圳题材的过程中，军旅作家邓一光的价值观、生活观渐渐地发生变化，英雄主义情结和现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价值不断对话。深圳于他亦是“此心安处”，亦是文学的故乡。
　　在物质富足的和平时代生活了多年，创作了大量都市题材的小说之后，邓一光转身回到他的出发地：军旅题材。每次出发都是新的征程，每一场战争都没有预设的答案，有一百种准备，就会有一百零一种意外，正是这逸出带给我们生活的情趣和文学的想象。正是出于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邓一光将目光投向20世纪40年代香港保卫战，他耙梳文献、史料，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最终为创作《人，或所有的士兵》获得坚实的想象基础，在创作过程中积极调动自己早年丰富的战争生活经验和熟稔的写作技巧，借鉴非虚构的写作经验提供了地图并仿照学术论文加入注释和长长的参考书目，营造身临其境的真实场景，叙事的纵轴与横轴交织紧密。这部巨作以其鲜明的个人立场、丰富的层次和浩瀚的内容赢得了诸多好评，成为2019年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小说以对战俘郁漱石的审判开始，不同身份的证人的证词将主人公跌宕起伏、东奔西走的人生轨迹勾勒出来：一边是他漫长的成長：留学日本、去美工作、奔赴战场、终至被俘;另一条线索是他正在艰难进行的囚犯生涯，在逼仄的环境中各种认同的博弈。主人公的姓名来自“漱石枕流”，即亲近自然的美好愿景，是传统道家思想的表现，然而战争打破了这种宁静的美学。作为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为了承诺毅然留下，因而被俘，在位于燊岛丛林中的战俘营中度过了一万多天非人的生活，在此见识到人性的纠葛、复杂：恐惧、软弱、背叛、虚伪、贪婪、崇高、刚强、委屈、苟且……各色各样的战俘都死了：有英雄式的韦黾灶、鞋匠文相福，也有犹大式的李明渊，还有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出乎意外的死亡。当然，翻译、情报的多重身份和曾经在不同文化中穿梭生活的经验也帮助了他，使郁漱石成为牵扯多方权力的扭结点。他的智慧不是以硬碰硬，而是以柔克刚。“上善若水”，郁漱石以水之优柔、波澜之恐惧渡过了重重难关，成为战俘营唯一的幸存者。釜底抽薪的是，他最终却倒在了同胞审判的枪林弹雨中。语言的匕首施行了无形的谋杀，话语是另一种枪林弹雨和糖衣炮弹，语言是杀人不见血的凶器，它直击人内心最脆弱最柔情的部分。
　　在邓一光早期的《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想起草原》中，标题能量四射，让你透过叙事的帘幕感受到大自然的神恩。神性对邓一光有着非凡的吸引力，神性也是古典文学感染力的重要源泉。早期，主角多是充满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的硬汉形象，以刚柔相济的笔触摹写主角博大雄壮的胸怀和深厚如海的爱撼动读者，获得读者的崇敬。李敬泽曾赞誉邓一光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以激起民众爱国情怀为目的的革命战争小说必然选择民族主义立场，但经过现代的洗礼之后我们知道在民族共同体之外还有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将世界链接为一个整体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变得空前重要起来，疫情、生态、气候、环保等都需要全球合作，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各民族国家必须超越种族立场，放下执念，携手奋战。
　　在全球化的大时代氛围中，邓一光试图以全球视野重新反思战争。关于《人，或所有的士兵》，他说：“这部书中几乎一切场景都是真实的，空间上具有存在性特征，唯有燊岛，它是我虚构出来的……我需要这部书最重要的场景满足与世隔绝这个条件，它是个独立世界，我将尝试在故事中建立一个人性和人类社会文明真相的试验室，必须把这个场景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做重新组合，构成文学意义上的场景，承载人物的非正常生存经验，重新定义一种我不熟悉的人生和人性。” 极端的禁闭环境就像一部榨汁机，能高速有效地将渣子和汁液分离。当然，人比蔬果更复杂，在肉体和灵魂之间，还有宽阔的不为自己所知的自我和潜意识的部分，躁动的潜意识总是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对规范和秩序进行挑战。《人，或所有的士兵》是对既往英雄和战俘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的挑战，重新审视人类与生俱来的荣耀以及弱点。捍卫人类恐惧的权利，捍卫每个人的人性的柔弱，捍卫最基本的人的立场，这是邓一光写作的基点。而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类阴面经验的持续书写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人类残留着动物性，保留着恶的冲动，潜意识不断地发出本能的要求，这些都是文学不得不正视的基本现实。
　　夸张一点说，20世纪乃革命的世纪，情绪激烈的世纪。革命小说曾经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大放异彩，“三红”成为“样板”，杨志荣、江姐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借助小说情节的渲染深入人心，赢得普通大众的认同。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语境，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基调昂扬的宏大叙事的感召力和必要性。激起大众英雄主义和爱国情怀的革命战争小说必然选择民族主义立场，这是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目标服务的。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特殊时刻，革命家、作家和读者有一致的奋斗目标和国族认同。和平建设时期，大家的目标则会变化，对安宁美好生活的愿望占据上风。随着时代的开放和全球化的深入，历史战争叙事也展示出更为丰富的叙述样貌和更多叙事技巧。《红高粱》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处理使民族战争重新以亲切的面貌近距离地得以呈现，“我奶奶”拉近了历史距离，小人物和大历史的隐蔽勾连被放大，历史不再是大写的英雄人物的历史，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以及保护家园的历史。加拿大国籍华裔作家陈河的《外苏河之战》尝试激活多年域外生活的文化经验，扩大视野拉开距离来反思中越战争。在民族立场之上还有更大的人类立场。肯定每个具体的生命，赞美平凡人的美好情操，歌颂故土家园，这对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生命实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我们知道，入伍的战士宣誓效忠的仪式就是在不断强化超越个体的家国情怀，强化个体生命可以交换的集体荣耀，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是人，是儿子，是孙子，是兄弟，甚至是父亲，是脆弱的有机体。每个人都有对死亡的恐惧，有自己的软弱和欲望，本能不可捉摸的涌动完全可能让他丢盔弃甲甚至背叛誓言。 　　主人公郁漱石生不逢时，姓名所寄寓的安宁愿景被战争破坏了。语言的魔力对他产生深远的暗示。开篇他就面临“通敌叛国罪”的审判，陷入一种有口难辩的困境中，他以消极应对强权的荒诞，并对极权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叙事围绕庭审展开，同事刘苍生、秦北山，上级梅长治，美国兵亚伦，日本军官矢尺大介，律师冼宗白等不同身份的人依次登场，他们提供的纷繁的消息就像拼图一样为我们提供了香港战事的不同场景。各方立场各异，回忆和证词的偏差指向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和文化背后的潜意识，凸显出世界视野中的民族之战的复杂性。
　　审判官封侯尉和养母尹云英的证词为我们谱写出郁漱石的人生轮廓。民间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们从中清楚地捕捉到男主角沉默而敏感的天性，父亲永远是男性成长过程中的一道坎，郁漱石自幼就被遵奉家国大义的父亲谆谆训导，他只能被动地默默地接受父亲的空洞灌输。家庭成员党派、立场各异，认同复杂加剧了他的静默。赴日求学生涯使他十分倾心于井原西鹤的恋情小说和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新古今和歌集》的“余情幽玄”简直让他沉醉，日本和歌的审美趣味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对自身的懦弱和情感倾向有更深的确认。日本女友加代子在他这里成为东方阴柔美学的化身，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爱情于他是美学皈依，他唯愿与她携手度过平淡的一生。在中西文化中穿行，在经历了诸多世事和误解后，他确认的是：“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不是，我的一腔热血只对我自己有用。”“没有什么可以把我骨子里的软弱和怯懦如蒲公英花粉一般吹拂掉，我是一个孱弱的人。”梅长治的证词犹如画外音旁白：“如果没有战争，他甚至可以和海里的鱼成为朋友。”这些话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主人公，他静默、隐秘而丰富的内心像海洋一样开阔而涌动。他对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坚持个人立场的女作家萧红和张爱玲心有戚戚。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艰难的香港保卫战拉开了帷幕，萧红和张爱玲这段时间恰好都在此生活，面对如此重大的时局变幻，她们坚持写出自己的所見、所感和所思，个人的苦痛、可触的感受、童年的记忆始终是她们叙述的基石。
　　邓一光借主人公郁漱石对女作家的倾慕来厘清自己的叙事态度，《人，或所有的士兵》是对生命立场的确认，试图以国际视野来重新理解民族战争，是对英雄和战俘、善与恶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的挑战，期望我们能够摒弃成功和失败的二分标准来重新探察人类，尤其是人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美。在合上《人，或所有的士兵》的那一刻，我心里浮现出福贵（余华的《活着》）的身影来，我觉得他们在精神上有相通处。我们还记得当部队允诺福贵似锦前程时，福贵的选择是回归故里，与妻儿团聚。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木兰的姑娘曾经替父从军，面对“赏赐百千强”，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我以为，福贵和郁漱石都是木兰的精神后裔，是渴望和平、团圆的民族精神孕育的产物。书写战争，歌颂义气和谋略也好，关注软弱和恐惧也好，背后都是对和平安宁的深情呼唤。
　　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来看历史，人类的理性始终有其鞭长莫及处，有其局限，不同民族赖以传递的是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背后关于善的信念，对何为善的阐释和理解。即使在远离自己国家的燊岛，各种民族的价值差异也如此分明，他们信守的是各自的善念，各自的文化认同：日军军纪严明，矢尺大介、研究员冈崎小姬和指挥官饭岛不仅具有精进的科研态度，而且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喜爱有加，可以说单就他们自身的人生态度来看近乎均衡完美。但如果以人的社会性对他们进行考量则图穷匕首见。他们对战俘极尽侮辱之能事，不仅以五花八门的奇技淫巧来进行肉体体罚，而且进行精神折磨，剥夺他们阅读、写信和唱歌的自由以摧毁其生命意志。日军对待自己人和战俘截然不同的态度展示了日本作为岛国文化的极端性和狭隘性。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揭示的一样：“菊”是日本皇室家徽，是祥和美的象征;“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与暴力截然相反的两极构成日本文化的张力，也形塑了他们对待其他文化和种族的极端态度。
　　而以英美为代表的经过现代启蒙洗礼的西方文化则显得平和，更加近乎人情，当然也可以说是由于我们的现代转型接受了西方的这一整套。英国军人德顿和摩尔一直保持“喝下午茶”的习惯，利用这短暂的间歇进行休闲和交流，并设立“下午茶委员会”来倡扬这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茶雾缭绕中感受往事，分享回忆，以此感受人之为人的可贵。美国大兵亚伦仿佛受了伟大诗人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召，抓住时机给家人写信，以此保持情感的充盈，通过写信将战士的身份替换为儿子的身份，重新感受家庭的温暖、故乡的安宁。在极端的环境中战俘们也努力追求人的生活，以运动会等娱乐活动来证明自己依然是人，过着人一样的生活。不同的文化信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善。不仅善与恶会发生冲突，善与善同样会发生抵牾，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价值观之间都会导致战争。战争本身意味着对生命的暴烈、掠夺和屠杀。生命总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依然提出自己的要求，证明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荣光。即便在隔绝的燊岛，恐惧依然让我们感受神的恩典和生命的高贵。
　　邓一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故事不是赞美人类的，不是鼓励人们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点点萤火，不会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们被放大……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相悖。”沿着他的思路进入《人，或所有的士兵》，进入主角郁漱石的恐惧和怯弱，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人、理解战争、理解历史。人类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战争与和平势均力敌，各执一端。即使在和平的今天，漫漫长夜也始终提出“惘惘的威胁”，而人心的恐惧这一点点萤火正是引领我们穿越黑暗的光芒。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