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头部”巨著之一，其影响力不仅广被华夏，也早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国际汉学界和世界读者中享有极好的口碑。不过，该书毕竟是一部描写“儒林”的小说，涉及人物虽然三教九流，但总不脱名教中人，这就牵扯到中国近世晚期科举社会中种种历史背景、典章制度以至社会风俗、廋词隐语等等。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儒林外史》始终是有些陌生而不大容易把握其精妙之处的。近代以来，对《儒林外史》校订文字、注解典故、阐扬思想的学术专著与普及读物层出不穷，真正能够做到发覆表彰、钩玄提要者，非博学广猎、沉潜日久的行家里手不可办，正所谓能“深入”才能“浅出”。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年届九旬的陈美林老先生，耕耘《儒林外史》研究沃土数十年，孜孜矻矻，成果丰硕，不仅撰写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研究论著，而且以传统评点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批点解读《儒林外史》——《新批〈儒林外史〉》、《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陈批〈儒林外史〉》，为读者深入理解该书提供助益。如今，先生新版的《〈儒林外史〉人物论》一书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收入“知趣丛书”梓行，“大专家”写“小文章”，集腋成裘而为“大家小书”，实在是“儒林”的一件大好事。
　　文学是人学。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总是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陈老在考察吴敬梓笔下诸多粉墨登场、旋起旋退的人物形象时，不仅关注他们的出处大节，在不为人注意的细枝末节处也目光灼灼。如《“忝列衣冠”的严贡生》和《“胆小有钱”的严监生》两篇，就特意拈出严贡生、严监生兄弟的姓名表字加以解说。
　　严贡生名大位，字致中;严监生名大育、字致和。陈老指明其名与字典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进一步征引朱熹的解释，阐发“致”、“位”的“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焉”的道德指归。以此取名表字，严贡生所作所为却与其寓意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谨遵孔门教诲，反而千方百计钻营牟利，鲜廉寡耻攀附权门，显示出吴敬梓的讥刺之深，在“名字之中也有所表露”。而对于老二严监生的“和”、“育”，陈老又引朱熹的解释：“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所差缪，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焉。”然而，严监生并不能做到待人应物时无所差缪，却是“常常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以致内受胞兄欺压，外受妻舅挟持，不但自身气恼而亡，而且祸及妻孥”。评价人物，可谓针针见血。读此两篇，多数读者估计会恍然大悟，才知原来吴敬梓给這两兄弟设定的名字大有深意在焉！
　　“四书五经”以及朱熹注疏，本是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出题范围。明清时代，凡读书应举，无人不是念过的，自然能够很快明了其中的内涵。读其书者，大概于此处会心一笑便罢，因此旧时的批校本对此都未加以措意。虽说《中庸》是“四书”之一，但毕竟传统文化悬隔已久，多数当代普通读者的文史知识储备取决于中小学课本的教学程度。1949年以后的各版文科教材，又少有选录《中庸》者，读者自然隔膜。如果不揭破，现代读者在阅读《儒林外史》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二老官叫做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一段时，怕是一时不会有过多的想法。这一回中，除了王德、王仁名字的谐音“亡德”、“亡仁”以寓讽刺之外，很少有人能注意到严氏兄弟名字这一细节。陈老的点拨，对于理解《儒林外史》的艺术技巧，有着发微抉隐的妙处。
　　不同于情节相对集中的严贡生、严监生故事，《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其实大多散处多回，读者阅读时很难顾头顾尾，照应周全。若欲周知某个人物形象的始终，非从头一一读下不可。此种写法的好处，固然是以事为经，可以串联起相关事件续续不断，但同时也难免过于破碎，不便于人物形象在读者心里刻写下较为具象、深刻的印痕。陈老论及每篇人物，必首先提示其事迹散见于哪些回目之中，然后通盘考察，力求给读者呈现出人物的完整生命轨迹。譬如《由“能员”而“钦犯”的王惠》一节，王惠的故事分别出现在第二、七、八、十回中，第十三、十八、二十一、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诸回也有涉及。陈老不仅将王惠从出场时在老童生面前颐指气使、自我吹嘘，到中进士后因“才能干济”而被重用，再到降顺宁王反叛，终成逃亡钦犯的一生提撕清楚，穿插着将吴敬梓对王惠前半生的憎恶讥讽与后半生的怜悯同情对比出来，更是揭示了王惠获咎的深层原因——“显然是和他私藏‘禁书’有关”这一若隐若现的“道具”线索。《儒林外史》第八回写道宁王兵败之时，王惠匆匆逃命，竟未把大肆搜刮的金银珍宝带走，“只取了一个枕箱，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逃至浙江乌镇，恰邂逅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蘧氏见他落难，慷慨赠银二百两以为盘费，这王惠为表感恩，回赠了什么呢？竟是私藏的禁书——《高青邱集诗话》！此后蘧公孙就因此书险些遭祸。后来卢信侯也是因私藏《高青邱文集》，被中山王府发兵捉去。陈老敏锐地觉察到，同因高启诗文集引发的文字狱分作两处来写，“只是作者所采用的‘遮眼法’而已”，目的是“为了免招祸尤罢了”。接下来，陈老钩沉了吴敬梓“亲闻亲见”的文字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案”，认为吴敬梓以高启事件为原型，将王惠的被追捕—卢信侯的被捉与释放—王惠的死等绝不相连的几桩事件借“禁书”串联起来，“生活在以文字罪人时代的作者敢于反映文字狱案，这不但表现了他的过人胆识，而且娴熟地运用‘遮眼法’，也显示了他的无比高明的艺术手段”。可谓目光如炬。
　　以上谈了《人物论》对《儒林外史》细节上惊人的注意力。其实，陈老此著在对《儒林外史》的全局把握上也颇有闳通的视野。《蘧府四代人，望族陵替史》一篇，搜剔《儒林外史》各回，将诗礼传家、嘉兴望族的蘧府四代“自蘧祐以下，已日趋衰落，祖风世德也渐次陵替”的家族史表出，令人颇感欷歔。何炳棣先生《明清社会史论》在研究科举社会中阶层流动情况时，明确指出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虽然有诸多因素合力导致，但无疑，“如果没有新的科举成功，向下流动的进程会进一步加速”。这一点在蘧家也可以得到印证。陈老指出：蘧祐乃进士出身，由县令而至“沿江重地”的南昌太守，宦囊不薄，故此挂冠后凭房产土地和债利收入过着“封翁享福”的生活;其子蘧景玉虽只是一介生员，未曾出仕，但饱读经史，尚能不坠门风;到了其孙蘧来旬，却“自小娇养惯了”，不通举业，连监生都是蘧祐捐来的，“功名逐世沦落，社会地位自然日趋低下，与之俱来的必然是经济状况的渐次窘迫”。蘧来旬当日能够将二百两银子毫不吝惜地送给逃命中的王惠，后来与马纯上相处却待之甚薄，不仅没有归还马二先生为营救他而倾箱倒箧挤出来的九十二两银子，在马二先生离去时，也只封了二两银子来送，还讨去两部新选的墨卷，这固然是其人物性格逐渐演变、悭吝薄情的表现，“也是家庭经济状况日益窘迫的反映”。蘧家的第四代、蘧来旬的四岁儿子被其母拘着讲读“四书”文章，意图将来“出个状元”重振门第，不能不说是吴敬梓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能够指明的唯一的“向上一路”。除了家庭功名、经济状况的不可遏止的衰退，陈老还特别指出蘧氏“祖风世德的不断衰微，江河日下”。蘧祐为官以安辑为务，与民休息;对待同僚也宽恕为怀，甚至对曾经为难自己的王惠也是以德报怨;对子侄晚辈更爱护备至，不失为宽厚长者。蘧景玉年少时虽未免露才扬己，为人轻薄，但后来在其父的影响下变化气质，“襟怀高旷”。可是到了蘧来旬，“却是自郐以下，不足言矣”。不仅贪名、悭吝，而且眷恋女色，险些酿成大祸。陈老一针见血指出，蘧来旬之所以堕落至此，“乃祖当初教束不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蘧来旬在举业上毫无根底，蘧祐就教他做些诗词，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但又鼓励他写斗方，与所谓“名士”们酬答，这就诱发了他此后一心做名士的念头。尤其是蘧来旬并未按照乃祖要求，把禁书《高青邱集诗话》“收藏好了”，居然添上自己名字署作“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刊刻起来。蘧祐知道后，“成事不说”，姑息纵容，以至于蘧公孙在“名士”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蘧氏之由望族而成衰门，岂偶然耶？
　　陈老研讨“儒林”人物，会心处在在可见，远远不止上列几行楮墨。能理解吴敬梓笔下细节的用心所在，又能纵贯全书，把握人物、家族兴衰历程，寓独到的学术见解于短章小文之中，举重若轻，这需要的不仅是经年累月的学术积累，更重要的是“眼识”与“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