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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民进中央机关干部都知道，王泗原先生治学严谨，办事认真。叶圣老言：“只要泗原先生看过的文稿，我就放心了。”
泗原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加入民进的老会员。从1958年到1988年连续四届担任民进北京市委会委员，一度还担任北京市民进宣传处副处长、民进中央会刊编委。每逢开会他一定准时到会，一身旧衣服，一双土布鞋，有时还拎着一个布书包，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讲起话来细声细语，循循诱人，给人的印象是位貌不出众、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但他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学问家，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汉字训诂、音韵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参加过《辞海》的终审工作，出版有《楚辞校释》《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三本专著，共约一百万字左右，都是国学界肯定的不同凡响之作。
与叶圣陶师友四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泗原先生在家乡江西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报刊编辑。对国学训诂研究颇有兴趣，早年在舒新城《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专文，小有名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江西教育厅推荐，调到教育部教育指导司做教材编撰工作，编写第一套全国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每编好一册初稿，都要送到出版总署编审局，由叶圣老审阅定稿。叶圣老发现他国学根基很好，而且勤学敬业，对所提修改意见都能融会贯通、妥帖处置，决意要把他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来。经过几番周折努力，终于如愿。他在人教社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编撰工作，担任《中学语文教育》杂志主编，从此成为叶圣老编务上的得力助手。叶圣老得知王泗原有部研究《离骚》的书稿，看了以后觉得很有见地，值得出版，但当时要出版这种学术专著很不容易，叶圣老就帮助推荐。在《叶圣陶日记》和来往书信中，多处提到和王泗原切磋问题、研究文稿的内容，叶圣老十分器重他，把他看作文字把关的守门人，可见殷殷相托的倚重之情。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两人亦师亦友交往四十年。在叶圣老辞世时，王泗原沉痛写下：“我受先生知爱，四十年之久。每有寸进，先生无不欣喜。我还在继续做学问，将永远记着先生的策勉，日进无已。”
刻苦勤奋 积累学问
泗原先生，世代书香。祖父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父亲也是博学多才、熟稔文史的教育家。但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所以泗原先生上学读书并不多，只上过一年大学就退学，为负担起老母和三个弟妹的生活，不得不到一所山村小学教书，以微薄收入支撑全家。虽家学渊源，但他的学问主要靠刻苦自学、超常勤奋。据他同乡回忆，青年时期，天刚蒙蒙亮，常看到泗原垫着凳子站在窗口借光读书。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他仍能躲开时潮，抓住时间，埋头在古籍的改证研究上，每有所得，就记录下来。
1971年在“五七干校”被迫办理退休后回到北京，他将研究记录所得送请叶圣老看，叶圣老认为很有意义，鼓励他继续做下去，这样每隔几日将做出的一二十则条目送给叶圣老看。在特殊的环境中，两位老人相濡以沫，面谈研讨或书信切磋，这种情景在《叶圣陶日记》和书信集上多有反映。1976年11月27日《叶圣陶日记》：“上午泗原来，携来新撰写笔记几则，彼作笔记系余所倡议，今已有二百余条矣。”如此前后积累十年，得三百三十九则，这就是后来成书的《古语文例释》。此书由叶圣老题写书名，正式出版。那时叶圣老已九十高龄，目力极差，但仍欣然书写，他致信王泗原：题“书名以此为殿，亦可纪念也”。这般佳话，是叶圣老爱才惜才、提携后进的生动写照。
认真做事 低调做人
泗原先生一生勤奋，在文化古籍的大海中深耕求知，把做学问看得重于泰山。对释义古文，主张实事求是，博雅精深。他恪守绳墨，磨砖对缝。他对人教社同事说：“既不要盲目地人云亦云，随大流；也不要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还是这句话，要认真研究文章的涵义，是什么就是什么。”他就是这样踏踏实实做事，一本书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慢慢地磨炼出成品。他对编辑校对也十分认真，《离骚语文疏解》出版，他曾高兴地说：“这是一本絕无错误的书，因为从头至尾一二三校，都是我自己经手的。”联想到那个时期人教社出版的教科书，做到极少有内容或印刷上的差错，就包含着像泗原先生老一辈出版人的认真精神和辛劳付出。
泗原先生淡泊名利，俭朴清贫，为人低调。他长期住在西城平章胡同一座四合院的三间朝西平房，可谓冬寒夏炎，就是在这样逼仄简陋的小屋里，他“板凳宁坐十年冷”，写出了有份量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曾被推荐去给某位中央领导讲解古文，每周六小车来接送，他坚持不让车开到家门口，而是走到胡同口上下车，以免在邻居中张扬。
王泗原退休之后，仍不忘以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人教社每有召唤，征询对语文教材编撰上的问题，他仍倾注巨大心力。他为家乡刘铎、刘淑英父女整理出版诗文集，经常步行到北京图书馆，检索寻找，一字一句抄录了刘氏父女十万字的诗文，他说“这是为民族文化尽一点力”。1992年，他八十高龄时应邀去江西师大讲《楚辞》，深受师生们欢迎，学校要给他讲课费，他坚决不收，连路费也是自掏腰包，他说：“为家乡做点事，难道还要钱？”知识分子纯诚情怀，君子之风令人感动。叶圣老赏识王泗原的为人，在日记中称：“泗原有古风之人。”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同时也出现快餐文化、消费文化，人们急勿勿往前赶，是否会丢掉一些好的东西？像泗原先生这样的一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认认真真做学问，心系祖国，不求闻达，以自己的知识和心血服务于社会，教书育人，著书化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
泗原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加入民进的老会员。从1958年到1988年连续四届担任民进北京市委会委员，一度还担任北京市民进宣传处副处长、民进中央会刊编委。每逢开会他一定准时到会，一身旧衣服，一双土布鞋，有时还拎着一个布书包，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讲起话来细声细语，循循诱人，给人的印象是位貌不出众、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但他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学问家，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汉字训诂、音韵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参加过《辞海》的终审工作，出版有《楚辞校释》《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三本专著，共约一百万字左右，都是国学界肯定的不同凡响之作。
与叶圣陶师友四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泗原先生在家乡江西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报刊编辑。对国学训诂研究颇有兴趣，早年在舒新城《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专文，小有名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江西教育厅推荐，调到教育部教育指导司做教材编撰工作，编写第一套全国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每编好一册初稿，都要送到出版总署编审局，由叶圣老审阅定稿。叶圣老发现他国学根基很好，而且勤学敬业，对所提修改意见都能融会贯通、妥帖处置，决意要把他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来。经过几番周折努力，终于如愿。他在人教社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编撰工作，担任《中学语文教育》杂志主编，从此成为叶圣老编务上的得力助手。叶圣老得知王泗原有部研究《离骚》的书稿，看了以后觉得很有见地，值得出版，但当时要出版这种学术专著很不容易，叶圣老就帮助推荐。在《叶圣陶日记》和来往书信中，多处提到和王泗原切磋问题、研究文稿的内容，叶圣老十分器重他，把他看作文字把关的守门人，可见殷殷相托的倚重之情。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两人亦师亦友交往四十年。在叶圣老辞世时，王泗原沉痛写下：“我受先生知爱，四十年之久。每有寸进，先生无不欣喜。我还在继续做学问，将永远记着先生的策勉，日进无已。”
刻苦勤奋 积累学问
泗原先生，世代书香。祖父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父亲也是博学多才、熟稔文史的教育家。但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所以泗原先生上学读书并不多，只上过一年大学就退学，为负担起老母和三个弟妹的生活，不得不到一所山村小学教书，以微薄收入支撑全家。虽家学渊源，但他的学问主要靠刻苦自学、超常勤奋。据他同乡回忆，青年时期，天刚蒙蒙亮，常看到泗原垫着凳子站在窗口借光读书。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他仍能躲开时潮，抓住时间，埋头在古籍的改证研究上，每有所得，就记录下来。
1971年在“五七干校”被迫办理退休后回到北京，他将研究记录所得送请叶圣老看，叶圣老认为很有意义，鼓励他继续做下去，这样每隔几日将做出的一二十则条目送给叶圣老看。在特殊的环境中，两位老人相濡以沫，面谈研讨或书信切磋，这种情景在《叶圣陶日记》和书信集上多有反映。1976年11月27日《叶圣陶日记》：“上午泗原来，携来新撰写笔记几则，彼作笔记系余所倡议，今已有二百余条矣。”如此前后积累十年，得三百三十九则，这就是后来成书的《古语文例释》。此书由叶圣老题写书名，正式出版。那时叶圣老已九十高龄，目力极差，但仍欣然书写，他致信王泗原：题“书名以此为殿，亦可纪念也”。这般佳话，是叶圣老爱才惜才、提携后进的生动写照。
认真做事 低调做人
泗原先生一生勤奋，在文化古籍的大海中深耕求知，把做学问看得重于泰山。对释义古文，主张实事求是，博雅精深。他恪守绳墨，磨砖对缝。他对人教社同事说：“既不要盲目地人云亦云，随大流；也不要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还是这句话，要认真研究文章的涵义，是什么就是什么。”他就是这样踏踏实实做事，一本书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慢慢地磨炼出成品。他对编辑校对也十分认真，《离骚语文疏解》出版，他曾高兴地说：“这是一本絕无错误的书，因为从头至尾一二三校，都是我自己经手的。”联想到那个时期人教社出版的教科书，做到极少有内容或印刷上的差错，就包含着像泗原先生老一辈出版人的认真精神和辛劳付出。
泗原先生淡泊名利，俭朴清贫，为人低调。他长期住在西城平章胡同一座四合院的三间朝西平房，可谓冬寒夏炎，就是在这样逼仄简陋的小屋里，他“板凳宁坐十年冷”，写出了有份量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曾被推荐去给某位中央领导讲解古文，每周六小车来接送，他坚持不让车开到家门口，而是走到胡同口上下车，以免在邻居中张扬。
王泗原退休之后，仍不忘以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人教社每有召唤，征询对语文教材编撰上的问题，他仍倾注巨大心力。他为家乡刘铎、刘淑英父女整理出版诗文集，经常步行到北京图书馆，检索寻找，一字一句抄录了刘氏父女十万字的诗文，他说“这是为民族文化尽一点力”。1992年，他八十高龄时应邀去江西师大讲《楚辞》，深受师生们欢迎，学校要给他讲课费，他坚决不收，连路费也是自掏腰包，他说：“为家乡做点事，难道还要钱？”知识分子纯诚情怀，君子之风令人感动。叶圣老赏识王泗原的为人，在日记中称：“泗原有古风之人。”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同时也出现快餐文化、消费文化，人们急勿勿往前赶，是否会丢掉一些好的东西？像泗原先生这样的一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认认真真做学问，心系祖国，不求闻达，以自己的知识和心血服务于社会，教书育人，著书化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