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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多少年了，父亲从来没有完整地讲过自己，也没有完整地叙述过家庭其他成员。他好像在回避好多东西，却又不是，是担心我们不懂？也不是。讲与不讲，讲多讲少，完全在于他的心情。有时，我分明感觉得到他内心有什么想要表达的东西像沸水一样翻滚。
那段时间，生产队将好多东西分给了农户，我们有了更多的土地，过年还能购买一点肉食，似乎好日子到来了。父亲就抽着烟，端起水杯喝一口，然后放下去，坐在椅子上沉思。院落周围树上吵闹的麻雀，沉寂了下去，连风也停下了脚步。
他的那些只言片语，好像自己说给自己听，也好像说给我们晚辈听。
“你大伯，那时还年轻得很，四十多岁，长得最像你爷爷。咱们家家口大，吃不饱，就饿出了病。吃不饱，人人都吃不饱。耙子埂（他朝北指了一下。那是村庄陡峭的山坡）离咱家近，树多，最多的是榆树，榆树皮都叫人扒光了，下到锅里明胶一样，人吃上就发胀，不消化啊。”
“你有个太太，在集体食堂里打了一瓦罐糊糊儿，她脚小，走到上巷子口，不小心摔倒了，罐子打破了，只剩下了瓦罐底儿。糊糊儿全部倒在了地上。她趕紧往瓦片里掬，赶紧往口里吃，怕糟蹋了。糊汤里掬进去了柴草、羊粪（他生气地看着我们），那可是粮食！”父亲又喝了一口水，点燃一支香烟。
按他的习惯，我以为他不再讲下去了。“你大伯，饿出了病，吃不下去……那时候，饿死了好几个。”父亲的脸上罩了一层雾。
的确，我没有见过爷爷，但见过奶奶，尽管面孔已经模糊不清了。那是秋季，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冻得流着清鼻涕，守在老宅的主屋门口不愿意走开，原因是父亲手里捏着半个苹果，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美食。父亲用一只铁质小勺子刮着果肉，果肉泛起白色泡沫，果香弥漫，我使劲抽着鼻子，同时也吸进了鼻涕。小勺子刮起来的果肉沫，被他小心地喂到躺在炕上的奶奶口中。
不久，奶奶过世了，我看见她躺在主屋正中的地上，白纸搭起的灵堂，突然使屋子显得十分狭小。灯烛摇曳，人的影子灰暗，作为贡品的半只苹果，影子偏大。灵堂里的奶奶，也有照片，黑白的。她的旁边坐着一位男人，穿了棉袍， 戴了瓜牙黑帽，布鞋也黑色的。后来，我再次见到这张合影，父亲说，旁边的是你爷爷。
于是，我就极力想像着过早去世的大伯的模样：个子瘦长，眉毛浓密。
“你六叔，命苦。他的腿不灵便，为什么呢？那时候他还小，就到山上去（他又指了一下），耙子埂陡得很，有一天发白雨，天上起了黑云，他不懂，就没有注意。结果冷子蛋蛋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他往回跑，脚下一滑就掉下了地埂子，摔伤了腿。你奶奶心疼他，天天抱着他……没有钱治，不然，他不会……”
我就知道，他也心疼他最小的弟弟。除了腿不好，六叔还有眼疾，走路多了许多艰难，就像日子一样，眼前灰朦朦一片。
“你妈受下了一辈子苦。你们要听她的话。”每次叮咛，每次都像一个遗言。所以，他每每有空，就是挑水、拾柴、扫院、栽树。院前屋后都是他种植的树木。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母亲迫不及待地说：“你爸疯了。”说是一个拖拉机手路过村子时说的。母亲盯着院外高过院墙的树，眼里一片茫然。
我一直认为他身体健康，不会成为得病的人。后来，我接触到了一位曾经与父亲共过事的长辈，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说，是真的疯了，不过，人们把他扛进公社的卫生院，打了镇静针后，就好了。
“你爸疯了，跑，不停住儿地跑，逢崖逢埂子就跳下去，浑身的泥水，样子不像原来的人了，害怕得很。你说，这麦黄六月的，天气无常，蛋蛋说下起来了，能由得了人吗？人定胜天？胜不了，人渺小得很。你说，麦子黄透了，就等着下镰，结果遭冷子打了，能怪人吗？你爸驻我们生产队，他就撑不住，觉得犯了错误，疯了。”
大约时隔十年之后，有关“疯了”的这件事，我曾经在父亲面前提起过。
暑假，我去了趟城里。两层小楼，他在一楼，房间不大，四壁都被火炉的烟熏得发黑，一开门，阳光进去，墙壁黑得发光。透过后窗，是黄土高山，山下面是单位烧砖的“轮窑”和窑顶上窜出的灰烟。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的头上贴了纱布，脸上的擦伤痕迹还十分明显。看来，他又住过医院了。我问起他那年疯了的事。他说：“人人都说有，就有吧，不记得了。”
可是，假如不是我这次正好去了趟城里，就不会知道他的头上为什么贴着纱布。恰好，在工厂，我碰见一位脸膛黑得像煤一样的人，他简单地提了一下：“拉砖的拖拉机从门中出来，哦，是朝西方向，你爸骑着自行车朝东方向。拖拉机和行车差不多就在门口会合了。拖拉机一个急刹，你爸一个左拐，就掉进了边沟。边沟是水泥的，你知道。当时把我们吓坏了。幸亏，你爸是上坡路，速度慢，不然……”
父亲固执得出了名，他这次硬是没有去医院。
他，他们偶尔说起那些旧事，是心里装着不可忘却的怀念。
我们也是。
年夜
四十年前，我们贴春联时，天就开始下雪，几乎年年没有改变。早上，蓝的天只闪了一下，云就走了过来，天际上的一缕光，夹在灰云的缝隙里。下午，彻底阴了。
午饭是象征幸福长久的“长面”，这顿饭必须这样吃，家家如此。晚上，父亲散发年钱时才下饺子。有时我们也吃白米饭。是大米，因为少且价格高才显稀罕，平时，只有在课本里见得到。
如果整个村子都安静了下去，肯定家家都在吃晚饭，如果第一轮鞭炮响起来，肯定是家家都吃过了饭，该挂灯笼了。我们从老宅出来，住进了新院子里，第一个年过得很不一样——当然以前的年是怎样过的，我实在想不起来。比如灯笼，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们做得十分用功，不像以前粗糙简单。灯笼用竹子做的筋骨，六角绣球形状，每个小块用彩色的纸裱糊了，底座是一片硬纸片，用来置放油灯。灯笼从屋里提出，马上被雪包围。雪下得太大了，就是那种鹅毛般的大雪，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见地，雪片全部掉进唯有灯的光亮，白，那么白，白色的纸片一样，卷着它的影子，转瞬消逝在脚下面的黑暗里。 我们还在院子的树上挂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雪落在纸上，竟然很有些分量，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确信，雪是要过年的，这是它一年中的最后一次降落。
我在院子里站了好长一会儿，让雪落到头发上、眼睛上。顶着雪花回到屋里，屋里比平时也比我出屋时亮了许多，哦，除了油灯，还额外点了两根蜡烛。火炉子的火更旺了，我头上的雪花瞬间消融。真不一般，炕桌上很稀奇地摆了四个凉菜，一个是胡萝卜丝，一个萝卜丝，一个是肝肺丝，一个菠菜。上面都撒了红辣椒丝和葱丝，辣椒丝和葱丝很细。
菜都是父亲亲手做的，像这样的菜母亲是做不出来的，母亲能做出来的菜都是父亲教给她的。这都是父亲母亲策划好了的。
父亲盘腿坐在炕上的。他说：“都到齐了？”就跳下炕，从搭在柜面上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扽出一沓子纸币，崭新。真多，竟然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张一分。
我把年钱压在炕席下面，又要到外面去放鞭炮。却找不见了鞭炮，父亲从炕头的被子下取出一挂。他说，这样，炮没有受潮，肯响。我小心地取下几个，走出屋，一脚踏下去，能感觉得到地面上虚膨膨的，天上在下棉花，雪已经很厚了，快到鞋面上了。灯笼下面，我把一个小鞭炮丢进了雪里，不怕它不响，雪是干雪。鞭炮炸开，溅起了雪片，还没有侧头细看，院子里归于平静。
我又进屋，炕桌上又多出了一样东西，玻璃瓶。凡是能进口的饮食，我都想尝尝，我拿过瓶子，父亲夺了过去，倒给我一小杯。我不含糊，倒进口里，却没有能咽下去，辣，比辣椒还难吃。我吐着舌头差点跳了起来。父亲笑了，好像在说，这东西，是烈酒，只有大人才能享用。
我再次出去放鞭炮，夜越深，外面越亮，是雪亮。怎么会这么奇怪呢？我进屋，看见酒爬上了父亲的脸膛，他的脸有些红。他在他的孩子们的脸上抚摸着，但我们都没有因为他喝了酒而感到害怕。我刚在外面放完鞭炮，脸被冷空气吹得生疼，父亲的胡子碴扎得我脸上烧糊糊的，但我同样没有喊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好像这是仅有的一个愉快的日子。
父亲跳下炕，在地上扎了个势，小声哼起了小戏。“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风调雨顺太平年……”
父亲很少有开心的时候。能这么开心，我第一次见。以后没有过。
现在，所有的年夜我为父亲先酌三杯酒。想听他唱。
借住
这是父亲退休后在城里的最后时光。
父亲要我从我从业的小厂宿舍搬过来，他十分自豪地说：“咱们有地方住了，也有地方做饭了。”
他说的地方，是一家物资公司的办公楼，临街。这个地方的门是上锁了的，得用钥匙打开。我先看到三个大窗户上的帘子，黑色丝绒的，没有拉严实，强烈的光穿过，窗帘的针孔几乎能用指头穿过去，大屋里就洒满了铜钱大小的光点。外面有树，也有风，风在暗动，树叶摇曳，屋子里的光點随之左右晃动。
光点洒落的地方，我看到了长条桌和长条椅，全部摞了起来，堆积在东西两侧。我和父亲站在大房里，光点也落在了我们的衣服上，落在头发上，雪花一样，但抖落不掉。
我把东边的桌椅挪动了几下，把两张长条桌拼在一起做床，铺上褥被，用一张长条桌做脚垫，能供我爬上高高的床上去，把书塞进长条桌的缝隙，架了台灯，所有住宿的意思立刻显现。偶尔，我会打开一扇窗，让风进来，声音也会跟着进来，树叶也会飘零而至。进来的，也会有麻雀，就一只，落单或流浪的，我不会惊吓它，可它四处乱撞，往光亮处撞。我担心它撞死，还好，它会循着光亮出去。出去了也不飞远，立在窗口打量里面。我就知道，它盲目地飞了进来，还没有仔细看看屋内究竟有些什么。
父亲最喜欢的是水房。怎么能说是喜欢呢，是经常打理。水房里少有人进去打水洗衣，经常不用，竟然有些干燥。父亲找人焊抽了个架子，上面架了案板，又做了个简易的炉灶，俨然有模有样的厨房。他除了用拖把拖走道，就是去菜市场。我揣测他大约在每天晚上都要在脑子里做详细的计划，安排好一日两餐。午餐必定是烩菜，各色的菜、菜帮子，以至于让我多次怀疑有些菜是别人挑选后剩下的处理品。晚上，必定是面片之类的。
大房间，厨房，安定之后让人内心不安。我问父亲：“这得多少租金？”
父亲的样子有些得意，甚至有些不屑。说：“单位照顾我，不出钱。”
而时过不久，父亲叮咛：“晚上睡早些，要不，你用台灯看书。这月的电费又超了。”
父亲在给我撒谎，我如今也在向他撒谎——我如今手头宽裕，日子幸福。
多少年了，父亲从来没有完整地讲过自己，也没有完整地叙述过家庭其他成员。他好像在回避好多东西，却又不是，是担心我们不懂？也不是。讲与不讲，讲多讲少，完全在于他的心情。有时，我分明感觉得到他内心有什么想要表达的东西像沸水一样翻滚。
那段时间，生产队将好多东西分给了农户，我们有了更多的土地，过年还能购买一点肉食，似乎好日子到来了。父亲就抽着烟，端起水杯喝一口，然后放下去，坐在椅子上沉思。院落周围树上吵闹的麻雀，沉寂了下去，连风也停下了脚步。
他的那些只言片语，好像自己说给自己听，也好像说给我们晚辈听。
“你大伯，那时还年轻得很，四十多岁，长得最像你爷爷。咱们家家口大，吃不饱，就饿出了病。吃不饱，人人都吃不饱。耙子埂（他朝北指了一下。那是村庄陡峭的山坡）离咱家近，树多，最多的是榆树，榆树皮都叫人扒光了，下到锅里明胶一样，人吃上就发胀，不消化啊。”
“你有个太太，在集体食堂里打了一瓦罐糊糊儿，她脚小，走到上巷子口，不小心摔倒了，罐子打破了，只剩下了瓦罐底儿。糊糊儿全部倒在了地上。她趕紧往瓦片里掬，赶紧往口里吃，怕糟蹋了。糊汤里掬进去了柴草、羊粪（他生气地看着我们），那可是粮食！”父亲又喝了一口水，点燃一支香烟。
按他的习惯，我以为他不再讲下去了。“你大伯，饿出了病，吃不下去……那时候，饿死了好几个。”父亲的脸上罩了一层雾。
的确，我没有见过爷爷，但见过奶奶，尽管面孔已经模糊不清了。那是秋季，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冻得流着清鼻涕，守在老宅的主屋门口不愿意走开，原因是父亲手里捏着半个苹果，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美食。父亲用一只铁质小勺子刮着果肉，果肉泛起白色泡沫，果香弥漫，我使劲抽着鼻子，同时也吸进了鼻涕。小勺子刮起来的果肉沫，被他小心地喂到躺在炕上的奶奶口中。
不久，奶奶过世了，我看见她躺在主屋正中的地上，白纸搭起的灵堂，突然使屋子显得十分狭小。灯烛摇曳，人的影子灰暗，作为贡品的半只苹果，影子偏大。灵堂里的奶奶，也有照片，黑白的。她的旁边坐着一位男人，穿了棉袍， 戴了瓜牙黑帽，布鞋也黑色的。后来，我再次见到这张合影，父亲说，旁边的是你爷爷。
于是，我就极力想像着过早去世的大伯的模样：个子瘦长，眉毛浓密。
“你六叔，命苦。他的腿不灵便，为什么呢？那时候他还小，就到山上去（他又指了一下），耙子埂陡得很，有一天发白雨，天上起了黑云，他不懂，就没有注意。结果冷子蛋蛋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他往回跑，脚下一滑就掉下了地埂子，摔伤了腿。你奶奶心疼他，天天抱着他……没有钱治，不然，他不会……”
我就知道，他也心疼他最小的弟弟。除了腿不好，六叔还有眼疾，走路多了许多艰难，就像日子一样，眼前灰朦朦一片。
“你妈受下了一辈子苦。你们要听她的话。”每次叮咛，每次都像一个遗言。所以，他每每有空，就是挑水、拾柴、扫院、栽树。院前屋后都是他种植的树木。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母亲迫不及待地说：“你爸疯了。”说是一个拖拉机手路过村子时说的。母亲盯着院外高过院墙的树，眼里一片茫然。
我一直认为他身体健康，不会成为得病的人。后来，我接触到了一位曾经与父亲共过事的长辈，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说，是真的疯了，不过，人们把他扛进公社的卫生院，打了镇静针后，就好了。
“你爸疯了，跑，不停住儿地跑，逢崖逢埂子就跳下去，浑身的泥水，样子不像原来的人了，害怕得很。你说，这麦黄六月的，天气无常，蛋蛋说下起来了，能由得了人吗？人定胜天？胜不了，人渺小得很。你说，麦子黄透了，就等着下镰，结果遭冷子打了，能怪人吗？你爸驻我们生产队，他就撑不住，觉得犯了错误，疯了。”
大约时隔十年之后，有关“疯了”的这件事，我曾经在父亲面前提起过。
暑假，我去了趟城里。两层小楼，他在一楼，房间不大，四壁都被火炉的烟熏得发黑，一开门，阳光进去，墙壁黑得发光。透过后窗，是黄土高山，山下面是单位烧砖的“轮窑”和窑顶上窜出的灰烟。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的头上贴了纱布，脸上的擦伤痕迹还十分明显。看来，他又住过医院了。我问起他那年疯了的事。他说：“人人都说有，就有吧，不记得了。”
可是，假如不是我这次正好去了趟城里，就不会知道他的头上为什么贴着纱布。恰好，在工厂，我碰见一位脸膛黑得像煤一样的人，他简单地提了一下：“拉砖的拖拉机从门中出来，哦，是朝西方向，你爸骑着自行车朝东方向。拖拉机和行车差不多就在门口会合了。拖拉机一个急刹，你爸一个左拐，就掉进了边沟。边沟是水泥的，你知道。当时把我们吓坏了。幸亏，你爸是上坡路，速度慢，不然……”
父亲固执得出了名，他这次硬是没有去医院。
他，他们偶尔说起那些旧事，是心里装着不可忘却的怀念。
我们也是。
年夜
四十年前，我们贴春联时，天就开始下雪，几乎年年没有改变。早上，蓝的天只闪了一下，云就走了过来，天际上的一缕光，夹在灰云的缝隙里。下午，彻底阴了。
午饭是象征幸福长久的“长面”，这顿饭必须这样吃，家家如此。晚上，父亲散发年钱时才下饺子。有时我们也吃白米饭。是大米，因为少且价格高才显稀罕，平时，只有在课本里见得到。
如果整个村子都安静了下去，肯定家家都在吃晚饭，如果第一轮鞭炮响起来，肯定是家家都吃过了饭，该挂灯笼了。我们从老宅出来，住进了新院子里，第一个年过得很不一样——当然以前的年是怎样过的，我实在想不起来。比如灯笼，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们做得十分用功，不像以前粗糙简单。灯笼用竹子做的筋骨，六角绣球形状，每个小块用彩色的纸裱糊了，底座是一片硬纸片，用来置放油灯。灯笼从屋里提出，马上被雪包围。雪下得太大了，就是那种鹅毛般的大雪，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见地，雪片全部掉进唯有灯的光亮，白，那么白，白色的纸片一样，卷着它的影子，转瞬消逝在脚下面的黑暗里。 我们还在院子的树上挂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雪落在纸上，竟然很有些分量，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确信，雪是要过年的，这是它一年中的最后一次降落。
我在院子里站了好长一会儿，让雪落到头发上、眼睛上。顶着雪花回到屋里，屋里比平时也比我出屋时亮了许多，哦，除了油灯，还额外点了两根蜡烛。火炉子的火更旺了，我头上的雪花瞬间消融。真不一般，炕桌上很稀奇地摆了四个凉菜，一个是胡萝卜丝，一个萝卜丝，一个是肝肺丝，一个菠菜。上面都撒了红辣椒丝和葱丝，辣椒丝和葱丝很细。
菜都是父亲亲手做的，像这样的菜母亲是做不出来的，母亲能做出来的菜都是父亲教给她的。这都是父亲母亲策划好了的。
父亲盘腿坐在炕上的。他说：“都到齐了？”就跳下炕，从搭在柜面上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扽出一沓子纸币，崭新。真多，竟然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张一分。
我把年钱压在炕席下面，又要到外面去放鞭炮。却找不见了鞭炮，父亲从炕头的被子下取出一挂。他说，这样，炮没有受潮，肯响。我小心地取下几个，走出屋，一脚踏下去，能感觉得到地面上虚膨膨的，天上在下棉花，雪已经很厚了，快到鞋面上了。灯笼下面，我把一个小鞭炮丢进了雪里，不怕它不响，雪是干雪。鞭炮炸开，溅起了雪片，还没有侧头细看，院子里归于平静。
我又进屋，炕桌上又多出了一样东西，玻璃瓶。凡是能进口的饮食，我都想尝尝，我拿过瓶子，父亲夺了过去，倒给我一小杯。我不含糊，倒进口里，却没有能咽下去，辣，比辣椒还难吃。我吐着舌头差点跳了起来。父亲笑了，好像在说，这东西，是烈酒，只有大人才能享用。
我再次出去放鞭炮，夜越深，外面越亮，是雪亮。怎么会这么奇怪呢？我进屋，看见酒爬上了父亲的脸膛，他的脸有些红。他在他的孩子们的脸上抚摸着，但我们都没有因为他喝了酒而感到害怕。我刚在外面放完鞭炮，脸被冷空气吹得生疼，父亲的胡子碴扎得我脸上烧糊糊的，但我同样没有喊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好像这是仅有的一个愉快的日子。
父亲跳下炕，在地上扎了个势，小声哼起了小戏。“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风调雨顺太平年……”
父亲很少有开心的时候。能这么开心，我第一次见。以后没有过。
现在，所有的年夜我为父亲先酌三杯酒。想听他唱。
借住
这是父亲退休后在城里的最后时光。
父亲要我从我从业的小厂宿舍搬过来，他十分自豪地说：“咱们有地方住了，也有地方做饭了。”
他说的地方，是一家物资公司的办公楼，临街。这个地方的门是上锁了的，得用钥匙打开。我先看到三个大窗户上的帘子，黑色丝绒的，没有拉严实，强烈的光穿过，窗帘的针孔几乎能用指头穿过去，大屋里就洒满了铜钱大小的光点。外面有树，也有风，风在暗动，树叶摇曳，屋子里的光點随之左右晃动。
光点洒落的地方，我看到了长条桌和长条椅，全部摞了起来，堆积在东西两侧。我和父亲站在大房里，光点也落在了我们的衣服上，落在头发上，雪花一样，但抖落不掉。
我把东边的桌椅挪动了几下，把两张长条桌拼在一起做床，铺上褥被，用一张长条桌做脚垫，能供我爬上高高的床上去，把书塞进长条桌的缝隙，架了台灯，所有住宿的意思立刻显现。偶尔，我会打开一扇窗，让风进来，声音也会跟着进来，树叶也会飘零而至。进来的，也会有麻雀，就一只，落单或流浪的，我不会惊吓它，可它四处乱撞，往光亮处撞。我担心它撞死，还好，它会循着光亮出去。出去了也不飞远，立在窗口打量里面。我就知道，它盲目地飞了进来，还没有仔细看看屋内究竟有些什么。
父亲最喜欢的是水房。怎么能说是喜欢呢，是经常打理。水房里少有人进去打水洗衣，经常不用，竟然有些干燥。父亲找人焊抽了个架子，上面架了案板，又做了个简易的炉灶，俨然有模有样的厨房。他除了用拖把拖走道，就是去菜市场。我揣测他大约在每天晚上都要在脑子里做详细的计划，安排好一日两餐。午餐必定是烩菜，各色的菜、菜帮子，以至于让我多次怀疑有些菜是别人挑选后剩下的处理品。晚上，必定是面片之类的。
大房间，厨房，安定之后让人内心不安。我问父亲：“这得多少租金？”
父亲的样子有些得意，甚至有些不屑。说：“单位照顾我，不出钱。”
而时过不久，父亲叮咛：“晚上睡早些，要不，你用台灯看书。这月的电费又超了。”
父亲在给我撒谎，我如今也在向他撒谎——我如今手头宽裕，日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