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读到一篇文章，令我想起了“文革”初的一件往事。那篇文章写道：1958年某日彭德怀从国防部赶到中南海，去看一封从南京军事学院写给中央军委的“告状信”。彭帅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这位作者以为，国防部部长，当然是在国防部上班，而不是在中南海。
　　其實，我国的“国防部”，自打成立的那天起，就没有专门的机关，其秘书工作是由军委办公厅兼管的。我曾在军委办公厅工作12个年头，对此略知一二。
　　建国初期，军委办公厅在中南海，后迁至北海西侧的旃檀寺（亦称国防部大院，与北海公园仅一墙之隔）。在旃檀寺的北楼（即“总参大楼”，又称“国防部大楼”。由梁思成设计，飞檐斗拱，绿琉璃瓦）的第七层，设有国防部长办公室。但彭总一直在中南海办公（直到他被罢官到“三线”之前），有时来旃檀寺检查工作，在此小憩，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正式的办公室，房间一直是空着的。
　　林彪当国防部长前后，一直在毛家湾办公，从来没到过旃檀寺的这间国防部部长办公室。黄永胜调京出任总参谋长，办公厅便把这间办公室留给了他。但他也不来此办公。也许是由于彭德怀被罢官，这间部长办公室“不吉利”吧？
　　由于社会上并不知道此事，“文革”开始不久，某“红卫兵”总部（记不清是聂元梓的总部，还是蒯大富的“红三司”。此事可查国防部办公厅值班室日记）曾给国防部办公厅值班室打电话，声称要找“林部长”接电话。值班秘书告诉红卫兵“林部长”不在这里办公。他们不信，要办公厅的领导接电话。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接过话机，对他们说：“林副主席确实不在这里。但有事我可以转告。”
　　电话里，有位红卫兵头头怒气冲冲地说：林副统帅兼任国防部长，他不在国防部上班，是不可能的，你们这是欺骗红卫兵！
　　金涛为了保密，不能告诉红卫兵林部长的住址电话，就佯称：林副主席到中央开会，回来后，有什么事，一定向他报告。
　　那位红卫兵头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开始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在国防部的院墙上还没有看到革命大标语！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国防部竟然不突出政治，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表示严重抗议！限你们48小时之内在院墙上写好革命大标语，如果48小时后，我们再见不到革命大标语，就要冲击国防部！
　　金涛放下话机后，让秘书处给北京市美术公司打电话，询问书写大标语的费用。公司答复，写两米见方的美术字，每个字要50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金副主任打电话给办公厅政治处（后改称部）主任孙玉东，让他告诉我红卫兵打电话的事，并问我能不能用油漆在院墙上写大标语？
　　我1964年从工厂参军，在国防部电报站当报务员，刚调到军委办公厅一年多，编在电影放映队，兼管画幻灯片和布置大院的宣传橱窗、写黑板报，美术字经常写，但最大也只是巴掌大小，两米见方的，从未写过，也未用过油漆。但想到可以为机关节省经费，就答应了。
　　究竟写哪一条标语呢？金涛、孙玉东和宣传干事张广华（原张云逸大将秘书）商量。记得可能是张广华说，红卫兵不是“批评”我们“不突出政治”吗，那就写林副主席的“四个念念不忘”（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吧。大家都觉得可以，就把任务交给了我。
　　我选了几种艺术字，但几位领导看了感到不太满意，说国防部是国家机关，大院外墙的标语，应该用正规的标准字体。
　　于是，我就找了《辞源》、《辞海》和《新华字典》，对比之下，《辞海》是最新版本（试行本），所用宋体字也最为标准，就从中选出了25个字。先用废报纸粘成两米见方的大纸（因方块字放大后，写在墙上并不好看，实际字体高两米，宽一米八五），再比照《辞海》的字，进行放大，请几位领导审看。他们同意后，又让我在报纸上用广告色写了“黄字红边”和“白字红边”两种字样儿，贴在墙上（大院的西外墙是灰砖，墙东即是爱民街）。大家看过后，觉得在灰色墙上，白字最为醒目，最后确定了“白字红边”的方案。
　　我写好了25个字后，用剪刀剪下，然后从警卫连找来了两名战士，帮我把字样儿用手按在墙上，再用白粉笔描好字框。好在那天只是微风，纸样儿刮断的不多，比较顺利地描好了41个字的边框。
　　之后，我到维修队的木工班，请教了刷油漆的基本知识，借了梯子。又到西四一家油漆店买来了鬃刷、鸭嘴笔和红、白油漆稀料。我登上梯子，先填白漆，然后再用红漆勾边。
　　标语写完后，金涛和孙玉东带了秘书处的几位秘书，同张广华等几名干事一起，到爱民街上看效果，还算满意。大家松了一口气，觉得红卫兵不会来冲击国防部了。
　　不料，第二天，办公厅值班室又接到了那个红卫兵总部的电话，质问道：你们原来就不突出政治，现在被动地写了林副统帅的语录，但是却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毛”的两横写成斜的，这不是歪曲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吗！
　　值班秘书回答说：这是按照《辞海》的标准宋体字写的……
　　值班秘书的话还未说完，电话里又传来怒气冲冲的声音：《辞海》是“四旧”，是应该批判的，你们国防部还把它当做标准字体！限你们48小时之内把“毛”字的两横改成水平的，不然，我们就要来国防部批判你们！
　　金涛把红卫兵电话的内容告诉了政治处，并指示：让小谢把两道斜横改过来就是了，没必要和他们争论。
　　我马上买来黑油漆，加上白漆，调成灰砖的颜色，涂在斜横上。为了把这两横画平，免得红卫兵再找麻烦，我到维修队借来水平仪，用白漆写了两个水平的“横”。
　　此后，那个红卫兵总部再也没有为标语的事找国防部办公厅的麻烦。
　　这就是国防部大院西墙上（即爱民街东墙）的大标语——“四个念念不忘”的由来。
　　此后，国防部大院各单位抽出干部，成立了“环境革命化小组”，由军委办公厅牵头，让我任组长。任务是在国防部大院、办公楼、会议室，设计、制作毛主席语录和手写体诗词。由于没有空房间给小组画图纸和写字，就占用了那间谁也不来的国防部长办公室。
　　“九·一三”事件后，院墙上的标语即用灰色油漆覆盖。至今，这面墙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大院里的标语、语录也早已荡然无存。1968年，我曾在国防部大楼前的语录塔下拍了一张照片，还能看到当年“红海洋”的一斑。
　　回顾这件往事，可以说明几个问题：
　　一，“文革”之初，大家是怀着朴素的感情，不自觉地裹入“红海洋”的。红卫兵此时的动机也是如此。但此事也显露出这几位红卫兵头头对于国学的无知，“极左”到了荒唐的地步！
　　二，国防部办公厅领导正确地处理了与红卫兵的关系，避免了他们冲击国防部。
　　三，这几位红卫兵头头们对于国防部，不是以建议的态度，而是动辄命令式地下“最后通牒”。这足以说明他们当年的不可一世，天下唯我最“革命”，以致发展到狂妄的地步。不久，我就听金涛副主任说：蒯大富曾向周总理提出要借用天安门，检阅他的“红三司”！周总理巧妙地回答：天安门是人民的，不是我周恩来的，你找人民去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