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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积极推动的对外开放和地方竞争促成的经济改革,无意中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无庸讳言,计划经济是极具诱惑力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倡导者们就向人们描述了一幅计划经济的美妙图景:发达的经济、公正的分配、没有穷人的共同富裕、没有阶级矛盾的和谐社会⋯⋯他们承诺,只要实施计划经济,天堂就将驾临人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诺言并没有兑现。“计划”的结果,是经济的落后、分配的不公,是共同贫穷和事实上的等级特权制度。人类试图通过计划经济来医治自由市场的弊病,结果却把本可以自愈的感冒治成了绝症。
如果说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已普遍认识到计划经济之不可行的话,那么计划经济的那种以理性的自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则远没有绝迹。不仅没有绝迹,而且遇到合适的土壤,还会不断发酵和蔓延,在公众舆论的鼓动下,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游说下,随时可能逆转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使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就在最近几年,我们业已看到,在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传统行政垄断行业,垄断不是在弱化和消解,而是在以种种借口不断强化;在房地产、交通等已经相当程度市场化的行业,则不断推出花样翻新的管制措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目标直指成功的外资和民营企业,却把严重的行政垄断轻轻放过。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年打破计划经济虽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毕竟公众还给予了热情支持,而今天的计划经济回潮,却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呼——他们把市场化不彻底带来的种种弊端,一古脑儿地推到了市场的头上。公众竟然与特权集团取得一致,这种局面,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如何才能避免中国再次落入计划经济的陷阱?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的两个基本思路说起。正是沿着这两个思路,中国经济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第一个思路: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的改革,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以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头。事实上,改革是以对外开放为先导的。邓小平先生1978年以副总理身份访美,就是为对外开放铺路,按邓先生当时的说法,“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国开放”。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对外开放就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
通过开放,中国人数十年来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我们不仅看到了差距,也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并迅速转变观念,开始认识和接受市场。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1992年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基本国策,我们只用了十几年时间。之后,各地便兴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并在十年后使中国成为外资最青睐的投资地。
对外开放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WTO作为一揽子贸易协定,使中国政府能够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各行各业对外开放,为最近三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
事实证明,以开放促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改革策略。那种以为只要转变了思想,改革可以关起门来搞的想法,忽视了外部约束的重要作用,也轻视了既得利益者的能量。所幸,虽然管制和垄断在强劲回潮,但对外开放尚没有逆转的迹象。
第二个思路:以权力下放和地方竞争促改革。
通过长达十几年的细心观察,张五常教授极其敏锐地发现,推动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各地方围绕经济建设展开的激烈竞争。而地方之间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竞争,主要是经济权力下放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外开放主要靠中央政府来推动,经济改革则主要凭借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
这样,中央积极推动的对外开放和地方竞争促成的经济改革,就在无意中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西方各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地方分权是宪政法治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但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公众舆论仍对中央集权抱着迷信和幻想。每当人们对社会现实表达不满,总是要么将矛头对准市场,要么将矛头对准地方政府,仿佛地方政府都是恶魔,而中央政府必然是天使。
在公众的支持下,最近几年已出现了强烈的权力上收趋势,中央各部委的审批权不断扩大,地方发展经济的权力则不断萎缩。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活力将很快丧失殆尽。
不难看出,要使中国避免重回计划与管制的老路,对外开放与权力下放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断言,只要在这两方面不出现重大逆转,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仍可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在此条件下,中央仍需要妥善处理教育、医疗、房地产等领域的尖锐矛盾。这些领域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价格上涨过快,使底层民众不堪重负,怨言频频。
必须看到,价格上涨只是表象,供应不足才是实质。正是因为以上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垄断,例如教育和医疗以公办为主,房地产开发所依赖的土地供应则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握,而政府的生产效率天然低下,才导致这些行业普遍的供应不足。
还必须指出,目前以价格管制为主的政策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相反还会使问题更加恶化。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主要表现为较高的价格,一旦政府强制压低价格,甚至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全民免费,供应就会进一步缩减,那时恐怕就不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而是干脆看病无门、上学无门。
在房地产领域,虽然政府尚没有直接管制价格,但紧缩地根银根、不断加重房地产税负的做法,同样是在压缩供应量,从而使供需矛盾更加尖锐,房价上涨速度更快。统计表明,2003年之后,各地房价的上涨速度明显加快,如果这种南辕北辙的调控办法继续下去,未来的房价走势恐怕仍难乐观。
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市场化一途。在暴利行业排行榜上,医疗、教育和房地产一直高居前列,说明这些行业都严重投资不足。如果再不鼓励投资,不放开对民营和外资进入的限制,而寄希望于政府加大投入,只能使民间税负更重,资源被浪费得更多,并使这些行业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更严重。
市场化已搞了30年,公众却仍对市场持怀疑和排斥态度,不能不让人倍感悲观。这样的舆论环境,不仅使政府理直气壮地扩大权力,也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让他们能够以种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强化垄断,设租寻租。这不是在化解矛盾,而是制造矛盾。
计划经济本已是历史的记忆,但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仍牢牢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我们已经看到,从官员、学者到平民百姓,已很少有人不为管制和垄断叫好。彻底的计划经济已被抛弃,这是历史大势决定的。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却依然控制着大多数人的头脑。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随时可能复活。这需要全体中国人时刻警惕!
无庸讳言,计划经济是极具诱惑力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倡导者们就向人们描述了一幅计划经济的美妙图景:发达的经济、公正的分配、没有穷人的共同富裕、没有阶级矛盾的和谐社会⋯⋯他们承诺,只要实施计划经济,天堂就将驾临人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诺言并没有兑现。“计划”的结果,是经济的落后、分配的不公,是共同贫穷和事实上的等级特权制度。人类试图通过计划经济来医治自由市场的弊病,结果却把本可以自愈的感冒治成了绝症。
如果说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已普遍认识到计划经济之不可行的话,那么计划经济的那种以理性的自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则远没有绝迹。不仅没有绝迹,而且遇到合适的土壤,还会不断发酵和蔓延,在公众舆论的鼓动下,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游说下,随时可能逆转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使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就在最近几年,我们业已看到,在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传统行政垄断行业,垄断不是在弱化和消解,而是在以种种借口不断强化;在房地产、交通等已经相当程度市场化的行业,则不断推出花样翻新的管制措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目标直指成功的外资和民营企业,却把严重的行政垄断轻轻放过。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年打破计划经济虽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毕竟公众还给予了热情支持,而今天的计划经济回潮,却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呼——他们把市场化不彻底带来的种种弊端,一古脑儿地推到了市场的头上。公众竟然与特权集团取得一致,这种局面,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如何才能避免中国再次落入计划经济的陷阱?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的两个基本思路说起。正是沿着这两个思路,中国经济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第一个思路: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的改革,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以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头。事实上,改革是以对外开放为先导的。邓小平先生1978年以副总理身份访美,就是为对外开放铺路,按邓先生当时的说法,“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国开放”。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对外开放就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
通过开放,中国人数十年来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我们不仅看到了差距,也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并迅速转变观念,开始认识和接受市场。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1992年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基本国策,我们只用了十几年时间。之后,各地便兴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并在十年后使中国成为外资最青睐的投资地。
对外开放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WTO作为一揽子贸易协定,使中国政府能够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各行各业对外开放,为最近三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
事实证明,以开放促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改革策略。那种以为只要转变了思想,改革可以关起门来搞的想法,忽视了外部约束的重要作用,也轻视了既得利益者的能量。所幸,虽然管制和垄断在强劲回潮,但对外开放尚没有逆转的迹象。
第二个思路:以权力下放和地方竞争促改革。
通过长达十几年的细心观察,张五常教授极其敏锐地发现,推动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各地方围绕经济建设展开的激烈竞争。而地方之间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竞争,主要是经济权力下放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外开放主要靠中央政府来推动,经济改革则主要凭借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
这样,中央积极推动的对外开放和地方竞争促成的经济改革,就在无意中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西方各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地方分权是宪政法治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但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公众舆论仍对中央集权抱着迷信和幻想。每当人们对社会现实表达不满,总是要么将矛头对准市场,要么将矛头对准地方政府,仿佛地方政府都是恶魔,而中央政府必然是天使。
在公众的支持下,最近几年已出现了强烈的权力上收趋势,中央各部委的审批权不断扩大,地方发展经济的权力则不断萎缩。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活力将很快丧失殆尽。
不难看出,要使中国避免重回计划与管制的老路,对外开放与权力下放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断言,只要在这两方面不出现重大逆转,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仍可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在此条件下,中央仍需要妥善处理教育、医疗、房地产等领域的尖锐矛盾。这些领域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价格上涨过快,使底层民众不堪重负,怨言频频。
必须看到,价格上涨只是表象,供应不足才是实质。正是因为以上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垄断,例如教育和医疗以公办为主,房地产开发所依赖的土地供应则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握,而政府的生产效率天然低下,才导致这些行业普遍的供应不足。
还必须指出,目前以价格管制为主的政策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相反还会使问题更加恶化。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主要表现为较高的价格,一旦政府强制压低价格,甚至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全民免费,供应就会进一步缩减,那时恐怕就不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而是干脆看病无门、上学无门。
在房地产领域,虽然政府尚没有直接管制价格,但紧缩地根银根、不断加重房地产税负的做法,同样是在压缩供应量,从而使供需矛盾更加尖锐,房价上涨速度更快。统计表明,2003年之后,各地房价的上涨速度明显加快,如果这种南辕北辙的调控办法继续下去,未来的房价走势恐怕仍难乐观。
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市场化一途。在暴利行业排行榜上,医疗、教育和房地产一直高居前列,说明这些行业都严重投资不足。如果再不鼓励投资,不放开对民营和外资进入的限制,而寄希望于政府加大投入,只能使民间税负更重,资源被浪费得更多,并使这些行业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更严重。
市场化已搞了30年,公众却仍对市场持怀疑和排斥态度,不能不让人倍感悲观。这样的舆论环境,不仅使政府理直气壮地扩大权力,也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让他们能够以种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强化垄断,设租寻租。这不是在化解矛盾,而是制造矛盾。
计划经济本已是历史的记忆,但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仍牢牢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我们已经看到,从官员、学者到平民百姓,已很少有人不为管制和垄断叫好。彻底的计划经济已被抛弃,这是历史大势决定的。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却依然控制着大多数人的头脑。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随时可能复活。这需要全体中国人时刻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