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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违反海牙国际公约、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只有日本，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中国。当年的侵华日军中，除了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化学武器部队——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代号“516”部队。
和731部队类似，516部队表面是“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从事隐匿的化学武器研究、试验、制造，甚至用活人的身体试验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部队。
01
日军宜昌战役使用毒气弹
1941年秋，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驻宜昌的第十三师团被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约5000人参战。为牵制进犯长沙之敌，蒋介石命令陈诚率领15个师收复宜昌。驻宜昌的日军危在旦夕，他们一方面烧毁军旗和文件，摆设自杀器皿，做好“玉碎”准备；一方面紧急用密码请求空军支援。
10月8日，中国军队的主力第二军第九师突入宜昌城区，就在即将破城的时刻，日军炮兵疯狂发射毒气炮弹，飞机则投掷毒气炸弹和直接洒下芥子气原液。没有装备防毒面具和防毒衣的中国军队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一个名叫佐佐木治的日本军人记录了日军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的经过：“那里有二十几个抗日战士被毒气熏窒息了，口吐鲜血，流出鼻涕，有的处于半死状态，用湿布捂着嘴和鼻子，尽管身上负了几处伤，但斗志昂扬，紧握手中枪”。
本来，中国军队攻克并收复宜昌的胜利已是唾手可得，在日军空前规模地使用毒气武器的情況下，延缓了时间。日军大量援兵于10日赶到，中国军队不得已奉命撤出战斗，“宜昌战役”就此结束。
宜昌战役也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发动的最严重的一次毒气战。据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1942年编纂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对宜昌战役的“战斗经过概要”记载：“发射约1000发黃色弹、1500发红色弹，不仅挫败了敌军的进攻企图，而且在综合了密探的报告以及其他情报后，得知毒气的效果颇佳”。
这场毒气战的效果有多惨烈？根据美国后来调查“宜昌战役”中日军使用毒气事件的报告，中国军队受毒气损伤者达到1600人，其中600人死亡。美国关注日军在宜昌发动的毒气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害怕日军对盟军实施毒气战，所以十分注重对这方面的情报搜集。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调查日军在华使用毒气情况，其后便有了这份报告，证实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了毒气武器。
抗日战争期间乃至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在中国战场屡屡进行毒气战的罪恶行径讳莫如深，然而他们总是被事实打脸：有美国的报告，更有曰军自己总结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有文字更有实物——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市一公司的挖掘机在施工时，挖出5个金属罐，罐中毒气泄漏，造成49人终身伤残、1人死亡，被称为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后经鉴定，这5个金属罐即是日本侵华遗留下来的芥子气毒剂罐。“8·4毒气事件”也引出了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日本关东军“516”部队。
02
516部队做毒气试验，路人最受伤
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集中了从事化学武器试验的骨干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设立了关东军技术部。1939年，一支专门研究化学武器的部队从该部独立出来，称为关东军化学部，并于当年8月在齐齐哈尔设立了派出机构，即关东军化学研究所，又称为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
日本军队的化学武器研究开始于1918年。当时，日本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武器曾在欧洲战场发挥了巨大威力，极感兴趣，开始秘密研制化学武器。1927年，日本陆军省决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选择在位于广岛附近的大久野岛上建设制造毒剂的工厂。工厂于1929年正式开工，当时的名称为“日本陆军东京兵工厂忠海制造所”。
日本选择化学武器，原因很简单：就投入的资金与产生的效果进行比较，化学武器要大大优于常规武器。1933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同爱尔兰著名作家萧伯纳谈话时，为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辩解，声称作为没有制造先进武器资金的日本来说，只能考虑使用“最经济的方法”进行战争。他在这里所说的“最经济的方法”，就包括化学武器。
1933年4月，日本陆军又成立了专门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该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学期3到6个月，在以后的12年里共培养了3350名化学战专家。在战争期间学校还增开了学期1到2个月的短期培训班。
由于此时的中国东北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习志野学校便在伪满洲国进行了多次毒气作战试验。日本地狭人稠，中国东北则地广人稀，在日本生产的化学武器，正好在这里进行试验和训练。这便催生了后来的516部队。
为了让实验室的成果尽快走向战场，日军进行了广泛的化学武器试验。早在1930年，台湾省还处在日本统治时期发生的“雾社事件”中，日军就曾出动飞机投掷毒气弹攻击赛德克族人。这便是在台湾热带气候条件下的毒气试验。在东北，516部队主要从事毒气弹、毒剂等化学武器的研究，研究出来的毒气炮弹，则运至毗邻的关东军迫击第2联队，即“525”部队（1941年改编为迫击第10大隊，即“526”部队）。作为516部队附属的练习队，526部队先后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和喷洒毒剂以检测其杀伤力。
这些毒气试验，在战后的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上得以揭露。1940年5月下旬，关东军化学部的新兵们，在海拉尔机场以北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的毒气。喷洒后导致路过的农民6人死亡，50人手脚溃烂。7月，他们又在富拉尔基（现齐齐哈尔市区以西）以东喷洒了同样的毒气，导致5人死亡，25人手脚溃烂。喷洒毒剂之外，他们还有实弹训练，导致当地农民致残、致死多人。
03
恐怖的“三井花园”
除了喷洒毒气造成的“误伤”，蓄意的“谋杀”也是有的。
日伪统治时期，在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市西郊万发屯有一片高围墙、黑大门的建筑，门外挂着“三井花园”的牌匾，给人们以私宅花园的印象。实际上，这里根本不是冠冕堂皇的“花园”，其实是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 516部队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附属支队——三岛理化研究所。研究所表面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实际上从事毒剂、细菌实验等不可告人的勾当。秘密监狱里的抗日志士，就被提供给516、731部队作为实验对象。
516部队和731部队，一个研究毒气战，一个研究细菌战，业务范围有重合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是有合作的。从1943年6月起，516部队经常派出5到6名技术军官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去共同研究防止中毒的对策，并进行了50余次活人中毒实验，致使250余名抗日志士中毒身亡。
731部队以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臭名昭著于世，516部队名声不显，但其恐怖之处，跟731部队没什么两样。516的毒气实验也是惨不忍睹。每逢在玻璃小屋里进行实验时，同“马鲁太”（对在押活体实验用人员的称呼，日语“MARUTA”原意为“圆木”）一起放进去的还有鸽子、土拨鼠、狗和鸡等动物，用作实验参照物。实验发现，凡是用氰酸气毒死的人员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鲜红色，用芥子气毒死的人员全身水泡，皮肉都被烧烂。通常鸽子死时，活体实验人员也断了气。这就说明，“人的生命强度，大致上和鸽子差不多”。
以上细节，有的来自516部队人员在法庭上的供诉，有的则是战后日本军人出于对战争的反思，主动向媒体披露的内幕。据他们回忆，516部队不仅对外严格保密，而且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不能隨意往来。每个加入这支部队的人都必须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训练，不仅通过教材了解各种毒气的外形特点、化学性质，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亲身体验毒气。
有一次在讲堂上，军曹滕川及助手当场将毒气释放出来，队员们没有人敢动。当10多分钟后门被打开时，讲堂内的人已被毒气呛得拼命咳嗽，头昏脑胀，眼泪、鼻涕横流，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只听军曹和助手大声喝道：“好好记住，这就是毒气！”
04
在中国使用毒气，却害怕美国报复
516部队研制的毒气炮弹，与一般的迫击炮弹在形状和大小上差别不大，主要靠弹体上的标志环颜色来区别其毒性，比如黄1号表示芥子气，黄2号表示路易氏糜烂性瓦斯，茶色表示氰酸钾，蓝色表示碳酰氯，红色表示氰化砷。
516部队所需的原料，是由大久野岛毒剂工厂从海路运到大连，然后用火车运到齐齐哈尔。用这些原料，516部队制成各种实弹供给各野战部队使用。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还输送给东南亚及冲绳的日军使用。有的甚至还储备起来为日后对苏联发动全面战争。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生产的化学毒剂总计7376吨，其中一半左右或直接、或被填充到炮弹、炸弹等武器中运至中国战场。抗战中第一次有记录的使用是1937年7月底，日军空袭卢沟桥丢下毒气弹。日军在1937年8月的凇沪会战中首次使用了催泪性气体和喷嚏陸（呕吐性）气体，导致中国军队多人丧失战斗力。
日军发现了毒气战在侵华战争中的价值，便在中国各个战场上纷纷使用毒气。到1938年8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就这样，瓦斯部队成为侵华日军的常设兵种，毒气则是日军的必备装备。在太原、宜昌、南京、汉口、广州等处，日本还设立了毒气制造厂和化学武器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则驻扎了专门实施毒气战的野战瓦斯队和追击大队。
不过，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516部队到底生产了多少毒气弹，至今不得而知。曾在“516”服役的老兵高桥正治回忆道，1945年8月13日午后3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在3天内把重要的文件全部烧掉，并把库存的毒气弹全部投到嫩江中。剩余毒气弹就近挖了两个深10米、直径6米的大坑掩埋。之后，烧毁营房迅速撤退。据我军防化部门多次勘察认定，齐齐哈尔地下至少有侵华日军遗留下的20万枚炮弹，其中毒气弹数量难以估定。可以确定的是，其数量相当庞大。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仅齐齐哈尔市就有一百多人被毒气弹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曾发表过对日军使用毒气的行径进行严重警告的声明：“如果日本对中国或其他同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形式，那么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針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盟军加强了对化学武器的开发研究，各国都制定了庞大的化学战计划。
美国的工业实力到底有多强，日本最清楚。他们害怕被报复，从1942年起，日军毒气使用次数逐渐减少，到了1944年，日本最高统帅部命令从战场撤回所有的毒剂。事后证明，日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战争结束时，日本的毒气只有7500吨，而美国的毒气则有135000吨。美国调查员报告显示，除了问世20年的毒气之外，日本人没有研制出任何其他的毒气，他们使用了杂乱无章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得到过德国人的帮助。因此，无论从进攻和防护方面来说，日本的国力都“不足以发动一场现代化规模的毒气战”。
（本文参考文献：中央档案馆，《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
和731部队类似，516部队表面是“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从事隐匿的化学武器研究、试验、制造，甚至用活人的身体试验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部队。
01
日军宜昌战役使用毒气弹
1941年秋，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驻宜昌的第十三师团被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约5000人参战。为牵制进犯长沙之敌，蒋介石命令陈诚率领15个师收复宜昌。驻宜昌的日军危在旦夕，他们一方面烧毁军旗和文件，摆设自杀器皿，做好“玉碎”准备；一方面紧急用密码请求空军支援。
10月8日，中国军队的主力第二军第九师突入宜昌城区，就在即将破城的时刻，日军炮兵疯狂发射毒气炮弹，飞机则投掷毒气炸弹和直接洒下芥子气原液。没有装备防毒面具和防毒衣的中国军队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一个名叫佐佐木治的日本军人记录了日军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的经过：“那里有二十几个抗日战士被毒气熏窒息了，口吐鲜血，流出鼻涕，有的处于半死状态，用湿布捂着嘴和鼻子，尽管身上负了几处伤，但斗志昂扬，紧握手中枪”。
本来，中国军队攻克并收复宜昌的胜利已是唾手可得，在日军空前规模地使用毒气武器的情況下，延缓了时间。日军大量援兵于10日赶到，中国军队不得已奉命撤出战斗，“宜昌战役”就此结束。
宜昌战役也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发动的最严重的一次毒气战。据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1942年编纂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对宜昌战役的“战斗经过概要”记载：“发射约1000发黃色弹、1500发红色弹，不仅挫败了敌军的进攻企图，而且在综合了密探的报告以及其他情报后，得知毒气的效果颇佳”。
这场毒气战的效果有多惨烈？根据美国后来调查“宜昌战役”中日军使用毒气事件的报告，中国军队受毒气损伤者达到1600人，其中600人死亡。美国关注日军在宜昌发动的毒气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害怕日军对盟军实施毒气战，所以十分注重对这方面的情报搜集。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调查日军在华使用毒气情况，其后便有了这份报告，证实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了毒气武器。
抗日战争期间乃至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在中国战场屡屡进行毒气战的罪恶行径讳莫如深，然而他们总是被事实打脸：有美国的报告，更有曰军自己总结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有文字更有实物——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市一公司的挖掘机在施工时，挖出5个金属罐，罐中毒气泄漏，造成49人终身伤残、1人死亡，被称为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后经鉴定，这5个金属罐即是日本侵华遗留下来的芥子气毒剂罐。“8·4毒气事件”也引出了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日本关东军“516”部队。
02
516部队做毒气试验，路人最受伤
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集中了从事化学武器试验的骨干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设立了关东军技术部。1939年，一支专门研究化学武器的部队从该部独立出来，称为关东军化学部，并于当年8月在齐齐哈尔设立了派出机构，即关东军化学研究所，又称为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
日本军队的化学武器研究开始于1918年。当时，日本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武器曾在欧洲战场发挥了巨大威力，极感兴趣，开始秘密研制化学武器。1927年，日本陆军省决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选择在位于广岛附近的大久野岛上建设制造毒剂的工厂。工厂于1929年正式开工，当时的名称为“日本陆军东京兵工厂忠海制造所”。
日本选择化学武器，原因很简单：就投入的资金与产生的效果进行比较，化学武器要大大优于常规武器。1933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同爱尔兰著名作家萧伯纳谈话时，为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辩解，声称作为没有制造先进武器资金的日本来说，只能考虑使用“最经济的方法”进行战争。他在这里所说的“最经济的方法”，就包括化学武器。
1933年4月，日本陆军又成立了专门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该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学期3到6个月，在以后的12年里共培养了3350名化学战专家。在战争期间学校还增开了学期1到2个月的短期培训班。
由于此时的中国东北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习志野学校便在伪满洲国进行了多次毒气作战试验。日本地狭人稠，中国东北则地广人稀，在日本生产的化学武器，正好在这里进行试验和训练。这便催生了后来的516部队。
为了让实验室的成果尽快走向战场，日军进行了广泛的化学武器试验。早在1930年，台湾省还处在日本统治时期发生的“雾社事件”中，日军就曾出动飞机投掷毒气弹攻击赛德克族人。这便是在台湾热带气候条件下的毒气试验。在东北，516部队主要从事毒气弹、毒剂等化学武器的研究，研究出来的毒气炮弹，则运至毗邻的关东军迫击第2联队，即“525”部队（1941年改编为迫击第10大隊，即“526”部队）。作为516部队附属的练习队，526部队先后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和喷洒毒剂以检测其杀伤力。
这些毒气试验，在战后的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上得以揭露。1940年5月下旬，关东军化学部的新兵们，在海拉尔机场以北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的毒气。喷洒后导致路过的农民6人死亡，50人手脚溃烂。7月，他们又在富拉尔基（现齐齐哈尔市区以西）以东喷洒了同样的毒气，导致5人死亡，25人手脚溃烂。喷洒毒剂之外，他们还有实弹训练，导致当地农民致残、致死多人。
03
恐怖的“三井花园”
除了喷洒毒气造成的“误伤”，蓄意的“谋杀”也是有的。
日伪统治时期，在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市西郊万发屯有一片高围墙、黑大门的建筑，门外挂着“三井花园”的牌匾，给人们以私宅花园的印象。实际上，这里根本不是冠冕堂皇的“花园”，其实是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 516部队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附属支队——三岛理化研究所。研究所表面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实际上从事毒剂、细菌实验等不可告人的勾当。秘密监狱里的抗日志士，就被提供给516、731部队作为实验对象。
516部队和731部队，一个研究毒气战，一个研究细菌战，业务范围有重合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是有合作的。从1943年6月起，516部队经常派出5到6名技术军官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去共同研究防止中毒的对策，并进行了50余次活人中毒实验，致使250余名抗日志士中毒身亡。
731部队以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臭名昭著于世，516部队名声不显，但其恐怖之处，跟731部队没什么两样。516的毒气实验也是惨不忍睹。每逢在玻璃小屋里进行实验时，同“马鲁太”（对在押活体实验用人员的称呼，日语“MARUTA”原意为“圆木”）一起放进去的还有鸽子、土拨鼠、狗和鸡等动物，用作实验参照物。实验发现，凡是用氰酸气毒死的人员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鲜红色，用芥子气毒死的人员全身水泡，皮肉都被烧烂。通常鸽子死时，活体实验人员也断了气。这就说明，“人的生命强度，大致上和鸽子差不多”。
以上细节，有的来自516部队人员在法庭上的供诉，有的则是战后日本军人出于对战争的反思，主动向媒体披露的内幕。据他们回忆，516部队不仅对外严格保密，而且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不能隨意往来。每个加入这支部队的人都必须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训练，不仅通过教材了解各种毒气的外形特点、化学性质，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亲身体验毒气。
有一次在讲堂上，军曹滕川及助手当场将毒气释放出来，队员们没有人敢动。当10多分钟后门被打开时，讲堂内的人已被毒气呛得拼命咳嗽，头昏脑胀，眼泪、鼻涕横流，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只听军曹和助手大声喝道：“好好记住，这就是毒气！”
04
在中国使用毒气，却害怕美国报复
516部队研制的毒气炮弹，与一般的迫击炮弹在形状和大小上差别不大，主要靠弹体上的标志环颜色来区别其毒性，比如黄1号表示芥子气，黄2号表示路易氏糜烂性瓦斯，茶色表示氰酸钾，蓝色表示碳酰氯，红色表示氰化砷。
516部队所需的原料，是由大久野岛毒剂工厂从海路运到大连，然后用火车运到齐齐哈尔。用这些原料，516部队制成各种实弹供给各野战部队使用。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还输送给东南亚及冲绳的日军使用。有的甚至还储备起来为日后对苏联发动全面战争。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生产的化学毒剂总计7376吨，其中一半左右或直接、或被填充到炮弹、炸弹等武器中运至中国战场。抗战中第一次有记录的使用是1937年7月底，日军空袭卢沟桥丢下毒气弹。日军在1937年8月的凇沪会战中首次使用了催泪性气体和喷嚏陸（呕吐性）气体，导致中国军队多人丧失战斗力。
日军发现了毒气战在侵华战争中的价值，便在中国各个战场上纷纷使用毒气。到1938年8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就这样，瓦斯部队成为侵华日军的常设兵种，毒气则是日军的必备装备。在太原、宜昌、南京、汉口、广州等处，日本还设立了毒气制造厂和化学武器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则驻扎了专门实施毒气战的野战瓦斯队和追击大队。
不过，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516部队到底生产了多少毒气弹，至今不得而知。曾在“516”服役的老兵高桥正治回忆道，1945年8月13日午后3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在3天内把重要的文件全部烧掉，并把库存的毒气弹全部投到嫩江中。剩余毒气弹就近挖了两个深10米、直径6米的大坑掩埋。之后，烧毁营房迅速撤退。据我军防化部门多次勘察认定，齐齐哈尔地下至少有侵华日军遗留下的20万枚炮弹，其中毒气弹数量难以估定。可以确定的是，其数量相当庞大。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仅齐齐哈尔市就有一百多人被毒气弹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曾发表过对日军使用毒气的行径进行严重警告的声明：“如果日本对中国或其他同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形式，那么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針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盟军加强了对化学武器的开发研究，各国都制定了庞大的化学战计划。
美国的工业实力到底有多强，日本最清楚。他们害怕被报复，从1942年起，日军毒气使用次数逐渐减少，到了1944年，日本最高统帅部命令从战场撤回所有的毒剂。事后证明，日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战争结束时，日本的毒气只有7500吨，而美国的毒气则有135000吨。美国调查员报告显示，除了问世20年的毒气之外，日本人没有研制出任何其他的毒气，他们使用了杂乱无章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得到过德国人的帮助。因此，无论从进攻和防护方面来说，日本的国力都“不足以发动一场现代化规模的毒气战”。
（本文参考文献：中央档案馆，《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