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兵车行》伴随着辚辚车声嘶嘶马鸣碾过了几个世纪，永远凝固在历史画廊上。杜甫用他那支神奇的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战乱年代百姓生离死别的悲惨场面。
　　闻一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杜甫：“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有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诗人能够与百姓站在一起，用诗歌记录下时代的声音、百姓的痛苦。杜甫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百姓遭遇的同情，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作出牺牲，高度体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强烈表达了诗人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被世人尊为“诗圣”，他的诗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因而被称为“诗史”。
　　诗人忧国忧民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杜甫自小才能出众，十五岁扬名，三十五岁时满怀信心赴长安应试，却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他在长安滞留十年，一再碰壁，他生活贫困，幼子甚至饿死。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亲眼目睹战乱惨象，亲历国破家亡的苦难，唐代宗大历五年，诗人病逝于湘江的一只小船中。滞留长安的十年里，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让他对现实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使他成为忧国忧民的诗人，形成现实主义的文风。
　　《兵车行》这首诗创作于唐天宝十一载，为历代所推崇。唐玄宗在执政后期贪图享乐，重用李林甫等奸臣，且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南诏、契丹不断发动战争。诗人把这一史实放入自己诗歌中，揭露了唐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诗歌一开头就展现了兵车队伍出征时的情形，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被官吏们驱赶着奔赴前线。“行人”的父母妻子听闻消息，匆匆赶来为亲人送行。他们呼喊着自己的亲人，拉扯着亲人的衣服，捶胸顿足，不忍放手，舍不得亲人离去。无数的车马人群扬起的滚滚尘埃遮天蔽日，连咸阳桥都淹没了，千万人的哭声直冲云霄，人们多么悲愤，景象多么凄惨！诗人以铺陈渲染的手法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成千上万家庭生离死别的画面。
　　诗人以一个“道旁过者”的身份故意向一个“行人”询问，行人首句就是“点行频”，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这一惨象的根源。而一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更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唐玄宗，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控诉和悲愤之情。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远不止这些，从“行人”的回答中，我们还看到了“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征人超期服役的痛苦；看到了“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农村生产凋敝，家园荒芜，由眼前之景扩至全国，加深了诗的深度；看到了“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如狼似虎的衙役对百姓残忍逼租；看到了“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战争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的严重摧残；更看到了“古来白骨无人收”——青海古战场上累累白骨的惨象！在看似平实的叙述描写中，字字句句饱含诗人对统治阶级的谴责和对广大人民的无限同情，把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首为人民的苦难而作的诗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同情百姓的那颗火热的心。诗人一生颠沛流离，一身才华无处施展，满腔热情报国无门，生活穷苦，幼子饿死，然而他却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悲愤情感之中，而是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了普通百姓，用广阔的心胸去关心底层人民。能够看到百姓的痛苦，感受到百姓的苦难，正是因为心怀百姓，这关切并非做作，而是真情。“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他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是揭露了贫富的悬殊，不正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吗？而作者抵奉先时，安禄山正在范阳发动叛乱，证明了诗人的洞察力。
　　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痛苦，更能够感受到诗人那颗同情人民的火热之心。更可贵的是，诗人清楚地认识到百姓苦难的根源是战争，而且敢于把矛头直指统治者。这种勇气多么难得，这是当时诗人中少有的！这控诉与批判恰恰透露出杜甫深以家国为念的情怀。饱读圣贤书的诗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希望能够修身治国平天下，满怀忠君爱国之情，即使自身不得志，仍然关心国事。从当时的形势中，诗人敏锐地感觉到大唐王朝危机四伏，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一心期盼国家安定，天下太平，一直到临死之前仍然不忘时局，在他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中还在慨叹“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