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剥开乡傩的文化外壳，它里面凝定着一种古朴的人性关怀
　　——它驱疫逐瘟，抚平人的焦虑和恐惧，使灵魂安稳
　　提起乡傩，便想起贵池的傩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那儿待过多年，却从未“见证”过这一“活化石”。原因很简单，那时绵延几千年的乡傩已几近寂灭，傩事活动也已止息。不过50年代初傩事活动仍未断绝，因而引起戏剧家王兆乾的注意和探访，“傩戏”一词也最早见于王兆乾的论文《谈傩戏》。
　　事实上，乡傩在中国的遗存相当广阔，江西南丰、四川、甘肃、贵州、安徽池州、湖北西部以及广西均有分布。尽管有关“傩”的起源与功能尚存争论，但它堪称现存最古老的、富含文化基因的“品种”。笔者在探究傩的绵延史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乡傩自民间发轫，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慢慢与国家意志融合进而化入礼制，成为迎神驱鬼的仪典，从周朝一直兴盛到宋末。然而每当外族入主中原或新的政治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傩的地位便开始摇晃、崩解，最后退回到民间，直至隐没、窝存于鸡鸣狗吠的村镇乡野。
　　傩最早见于古文献《礼记·月令》：“命有司大傩”。据《周礼》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而司傩，以索室逐疫。”这里有对傩事活动的描写，其作用也说得很清楚。在周代一年要举行三次傩礼，春傩和秋傩专为天子和诸侯举行，属于国家性的大型礼祭仪典。民间的傩事约定俗成地在新旧年交汇时举行，此为冬傩。此时，广袤的乡间会有数不清类似舞龙灯那样的傩队，以及专职的“傩师”深入各家各户，口中发出“傩—傩—傩”的叫声，为贫瘠、焦虑的乡民驱疫鬼，祓灾邪，营造超世的安稳、祥和的氛围。在这里，不难发现乡傩被统治权力接纳进而形成仪典盛大的“官傩”后，仍与乡傩保持必要的界线。这一点也见于《论语》：“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子认为乡傩入都城表演，朝官们须“朝服而立于阼阶”，恭敬待之，从反面可见当时礼崩乐坏，很有些朝官不把“乡傩”当回事了。
　　到了漢代，“官傩”形成了富含艺术质素的傩舞，名为“方相舞”和“十二神舞”。而唐宋时期“官傩”走向集大成，场面更加浩大繁复，傩舞吸收了说唱、目莲戏和杂技诸元素，渐形成了“傩戏”。南宋《梦梁录》载有：“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在唐宋“傩”的演变中，可以见出今日春节风俗的诸元素。故宫至今存有宋人所画的《大傩图》，再现宋时行傩的场面：画中的老者们脸上涂着黑白点儿，身着奇异服装，戴着各式帽子，以及笆斗、簸箕、木斗、箩筐等农具，还插着各种植物的枝条，敲着鼓，打着夹板。
　　然而到了元代，傩事不再见诸官方正史，元蒙统治者将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带入中原，将国人分为蒙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官傩”在朝中衰灭是必然的。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推行拜上帝的“天国教”，在广西和长江沿线的统治区域，以“邪戏”和“邪歌”打击包括儒教、乡傩在内的异教异俗。20世纪以降，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思潮，“科学主义”占据了主流，“唯物主义”支配了大脑，“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使国人不畏天、不畏地，仅存的乡傩被视为糟粕扫进垃圾堆乃成必然。
　　其实，剥开乡傩的文化外壳，它里面凝定着一种古朴的人性关怀——它驱疫逐瘟，抚平人的焦虑和恐惧，使灵魂安稳。这正是它兴盛数千年、古人乐此不疲的价值所在。简单地斥之为“迷信”，无疑是一种话语暴力。
　　回头再看当年孔子对待乡傩的态度，很值得回味。对于鬼神，孔夫子固然敬而远之，但他“朝服而立于阼阶”，对包含鬼神意识的傩文化真正做到了包容，颇有“君子和而不同”的风度。笔者不禁要问，周朝以来所有宏大繁复的朝廷礼典除了傩仪，如今还残留下什么？当“官傩”从庙堂框架中崩落下来，一点点剥蚀掉“宫粉”，恢复原初的本色，仍旧退回到孕育它的乡间村野成了“活化石”。文字和文化源自一个民族的神秘约定，正如女娲之与夏娃，嫦娥之与塞勒涅，傩典之与酒神祭祀，皆源自不同民族原初的不同约定。“赴约”者必听到那个辽远而灵光灌顶的呼唤，而“毁约”者将丧失文化主格，听凭潮汐摆布而无所依傍。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