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在描述人类进步发展的阶段时，常常用狩猎、农耕、工业、信息的科技发展形态或原始、奴隶、封建和资本的社会关系形态来概括。这些都是从人外在的标志来规定人的一种视角，因而这里的“人”，多少带有被外界社会因素异化的特征。我们几乎看不到从人本身来规定的视角。其实，从人本身的生存状态来规定，我们可以将上述不同阶段的人，分别定义为“自然人”、“道义人”、“经济人”和“生态人”。这里，“自然人”是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生态中的人；“道义人”是农耕时代依靠人际关系建构生存环境的人；“经济人”是资本社会被经济关系异化的人；正是在高科技背景下被经济关系异化的人类，造成了地球生态环境空前的恶化，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因此，有自觉意识的人类，为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以新的合理的生存方式回到“自然人”的起点。当然，这种回归不可能是向原始阶段的退步，而只能是在吸收以往历史发展合理成果同时剔除其不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的现代回归，这就是追求适度生活，自觉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生态人”。
　　“生态人”的自觉，虽然还没有普遍出现，但作为人类发展唯一健康的方向，它是一定会出现的。当今世界，由现代化和高科技催生的高消费和高污染，使人类遭遇了大气、水体、土壤和动植物群落等自然生态被破坏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水土流失、河流干涸、洪水淹田、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而SARS和AIDS的肆虐，更让全球化背景下的整个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痛定思痛的人类逐渐认识到：与空前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相比，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对自身的把握能力是很不相称的。人类必定要重新审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系统，改变和调整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手段，正确认识人类自身的行为，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协同进化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否则，人类就会像“罗马俱乐部”警告的那样，将地球变成“寂静的死球”而自绝于自然。
　　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觉醒速度和行动效果，仍远远落后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速度和恶化程度。尽管人人赞同“人与自然和谐”的口号，但落实到“我与自然和谐”的行动时便充满矛盾和痛苦。究其根源，便是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奢华享乐、超级富裕和爆炸性成功本身就是与人和自然的和谐相抵触的。当商品竞争恶性发展，追求低成本高价值的生产方式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落后国家和地区时，各种污染也就像高山流水由高处向低处四方泛滥，成为全球性污染的根源。在今天的社会上，为追求更多利润而刺激豪华消费的广告铺天盖地，一些人渴望享受的欲望无限膨胀。有的人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导致了转嫁污染、转移危机、损人利己、贪污腐败等行为的不断发生。媒体文化对历史上的征服者和成功者奢华生活的极度渲染和崇拜，源源不断地诱惑着无数新的欲望人群，这一人群在新一轮积聚财富和粉饰辉煌的过程中，又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差异；为满足个人野心和穷奢极欲的恶性竞争，则进一步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生态人”是现代人应该回归的合理生存状态，但它的前提却是需要人人收敛自己的欲望才能实现的状态。如果没有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从“我”开始的奉行节俭、适度消费、减少污染、拒食野味、珍爱自然、理性节欲，就永远无法进入“生态人”的和谐状态。
　　在充满恶性欲望的现代社会，“生态人”的觉悟无疑是一个艰难的人性变革过程。18世纪的欧洲有一句名言：“人是什么？一半野兽，一半天使。”人自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以后，野兽的本性从人性的魔盒中释放出来，理性的天使却常常被关在人性的魔盒里沉睡。即使道德的教育和崇善的法律不断设法唤醒人性的天使出来主宰，结果却往往应了中国一句古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由此造成了阶级社会中“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现象。
　　今天，“自然”以层出不穷的愤怒的报复，站出来迫使“人”改变这样的现状。人只有充分释放自己天使的本性，主宰野兽的欲望，从“我”做起，从内心天使的“我”行动，从自己争当“生态人”开始，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才会真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