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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谢世,不足百年。史家回忆,1917年移柩时,队伍途经上海的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直到外滩的金利源码头(十六铺码头),一路人头攒动,电车公司甚至不得不停驶了相关路段的车辆。亦儒亦商,盛宣怀的礼遇在去世后彰显……
盛宣怀究竟何许人也?或许有人还比较陌生,若说他是彻底击败胡雪岩的人,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你也许会更熟悉一些。
更令人乐道的是,这位引领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还是位三次落榜的秀才。
三落名地失意科举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1844年出生。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等多种官职,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家虽是封建官僚家族,但因祖、父两人都比较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所以使盛宣怀于科举与实践中,更注意社会实际问题,经常参与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等具体事务的规划。
1860年,清朝大將和春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击溃,盛宣怀的家乡一片混乱,他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当时他的父亲正赴湖北接任粮道职,于是17岁的盛宣怀由南通乘海船至宁波,后经浙江、安徽、江西到达湖北,历时达半年之久,之后盛宣怀在湖北一住达6年之久。这段时间,正是盛宣怀增长见识的年华,加之他天资聪慧,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才华。父亲任粮道不久,便改任武昌盐法道。一上任碰上了淮北同四川在湖北互争盐地引发的事情,盛宣怀遂私下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父亲见其言之有理,便“采其说以上,卒如所议行”,成功地调解了矛盾。初露少年才华,父亲心中窃喜,遂勉其子致力于“有用之学”。
成长于这样一种环境的盛宣怀,虽然处事聪明,但是八股文章了了,应试能力平平,所以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又于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盛宣怀“绝意科举”。从此便把发展的希望注于经世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
红顶商人得意官场
1870年,盛宣怀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1870年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受命督师入陕,“防剿”回民起义。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求才心切,遂将盛宣怀推荐给他,并随让其入幕,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因此颇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获其信任。李鸿章对手下人办事要求严格。盛宣怀明白这一点,于是事事勤快,处处尽力,在跟随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期间,在晋、陕的山川之地,不顾“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里”,草拟文稿,“万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劳、干练不怠的作风,同官皆“敛手推服”。李鸿章对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
受垂青的盛宣怀在亦官亦商的道路上,特别是洋务事业中如鱼得水,其匡时济世的抱负也得以施展。盛宣怀办洋务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资产过千万,真可谓长袖善舞。
他除控制全国电报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多大权,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当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商业十分不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
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他亦官亦商,官亦为商,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变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
在办实业上，盛宣怀“非急起图不可”:于办厂,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惟有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才能期于必成。
这就是盛宣怀的办厂心迹,而其“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为瞻顾,期于必成”,正是其除了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这些正是他游刃有余于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业。
在当时,清政府当权者也都给予了盛宣怀很高的评价。李鸿章自不必说,屡屡向朝廷推荐:盛宣怀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也称赞盛宣怀是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的能人;甚至连慈禧太后也曾说过: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所以,在仕途之上,盛宣怀也很顺利,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大常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盛宣怀的经世之才也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成立中华民国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通过其代表招募盛宣怀,并表态“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然而盛宣怀却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
兴办洋学留名史册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在我国则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创立,这就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在当时,其头等学堂的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有意思的是,出任该学堂的首任督办,也就是我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竟是素有中国“商父”美誉的盛宣怀。
要说盛宣怀与中国现代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其创办北洋大学堂仅仅是一个开始。究其热心教育的原因,恐怕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与“西学”相似的经世之学使他终生受益,特别是通过从事洋务事业,他深知“西学”的重要,却又深感自身知识的不足,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捐资建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说,盛宣怀堪称我国捐资创办大学的始创者,而且在他的整个办学理念中,莫不闪现着“经世致用”的光辉,他为北洋大学堂定下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治学理念延续至今,始终未改。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更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在他的倡议下,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御笔钦准设立北洋大学堂,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第三,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盛宣怀除了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外,他还创设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盛宣怀究竟何许人也?或许有人还比较陌生,若说他是彻底击败胡雪岩的人,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你也许会更熟悉一些。
更令人乐道的是,这位引领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还是位三次落榜的秀才。
三落名地失意科举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1844年出生。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等多种官职,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家虽是封建官僚家族,但因祖、父两人都比较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所以使盛宣怀于科举与实践中,更注意社会实际问题,经常参与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等具体事务的规划。
1860年,清朝大將和春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击溃,盛宣怀的家乡一片混乱,他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当时他的父亲正赴湖北接任粮道职,于是17岁的盛宣怀由南通乘海船至宁波,后经浙江、安徽、江西到达湖北,历时达半年之久,之后盛宣怀在湖北一住达6年之久。这段时间,正是盛宣怀增长见识的年华,加之他天资聪慧,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才华。父亲任粮道不久,便改任武昌盐法道。一上任碰上了淮北同四川在湖北互争盐地引发的事情,盛宣怀遂私下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父亲见其言之有理,便“采其说以上,卒如所议行”,成功地调解了矛盾。初露少年才华,父亲心中窃喜,遂勉其子致力于“有用之学”。
成长于这样一种环境的盛宣怀,虽然处事聪明,但是八股文章了了,应试能力平平,所以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又于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盛宣怀“绝意科举”。从此便把发展的希望注于经世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
红顶商人得意官场
1870年,盛宣怀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1870年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受命督师入陕,“防剿”回民起义。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求才心切,遂将盛宣怀推荐给他,并随让其入幕,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因此颇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获其信任。李鸿章对手下人办事要求严格。盛宣怀明白这一点,于是事事勤快,处处尽力,在跟随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期间,在晋、陕的山川之地,不顾“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里”,草拟文稿,“万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劳、干练不怠的作风,同官皆“敛手推服”。李鸿章对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
受垂青的盛宣怀在亦官亦商的道路上,特别是洋务事业中如鱼得水,其匡时济世的抱负也得以施展。盛宣怀办洋务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资产过千万,真可谓长袖善舞。
他除控制全国电报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多大权,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当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商业十分不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
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他亦官亦商,官亦为商,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变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
在办实业上，盛宣怀“非急起图不可”:于办厂,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惟有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才能期于必成。
这就是盛宣怀的办厂心迹,而其“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为瞻顾,期于必成”,正是其除了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这些正是他游刃有余于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业。
在当时,清政府当权者也都给予了盛宣怀很高的评价。李鸿章自不必说,屡屡向朝廷推荐:盛宣怀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也称赞盛宣怀是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的能人;甚至连慈禧太后也曾说过: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所以,在仕途之上,盛宣怀也很顺利,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大常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盛宣怀的经世之才也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成立中华民国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通过其代表招募盛宣怀,并表态“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然而盛宣怀却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
兴办洋学留名史册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在我国则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创立,这就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在当时,其头等学堂的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有意思的是,出任该学堂的首任督办,也就是我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竟是素有中国“商父”美誉的盛宣怀。
要说盛宣怀与中国现代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其创办北洋大学堂仅仅是一个开始。究其热心教育的原因,恐怕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与“西学”相似的经世之学使他终生受益,特别是通过从事洋务事业,他深知“西学”的重要,却又深感自身知识的不足,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捐资建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说,盛宣怀堪称我国捐资创办大学的始创者,而且在他的整个办学理念中,莫不闪现着“经世致用”的光辉,他为北洋大学堂定下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治学理念延续至今,始终未改。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更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在他的倡议下,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御笔钦准设立北洋大学堂,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第三,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盛宣怀除了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外,他还创设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