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从杨绛的争论看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文章，作者说，杨绛去世引发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在美国可能也有现实意义，“小布什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哪个著名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发出过反对的声音？至少我印象中没有！”
　　其实，小布什时代，在美国旗帜鲜明地发出反对伊拉克战争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是有的，托尼·朱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去世前不久完成的《思虑20世纪》一书里谈到了这件事。他不仅把他的反对视为公民行為，而且更把它视为一种知识分子“负责任”的行为。
　　朱特在较早的《责任的重负》一书里讨论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负责任的法国知识分子——阿尔贝 ·加缪、雷蒙 ·阿隆和莱昂 ·布鲁姆。他们分别在文化、思想和政治上是法国的“局外人”。他们保持了独立的思想，敢于游离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外，承受知识界同人的唾弃。这种敢于跟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说“不”的勇气是德雷福斯案以来的真正法国知识分子传统。朱特一直颇为引以自豪的正是他自己延续这一传统的行动——当知识界普遍对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开启战端摇旗呐喊或保持沉默的时刻，他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朱特扮演的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角色。独立知识分子是就公共问题来写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明确的普遍伦理意识，把明确的伦理介入倾注到对问题的讨论中去。不同于专业主义的“学者”“专家”，他们能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对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因此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区别，他们不是政策专家和报纸专栏作家，他们应超越地方性而对普遍性问题发言。
　　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参与他知识所及的话题的对话，他们清楚有哪些问题是自己能够介入的，对哪些问题应该保持沉默，“有一些类型的对话局外人可从中获得自在感，并可能有所作为，但其他的对话他最好保持沉默”。如果说他对公众有启蒙的作用，那也只是他智识活动的“副产品”，“智识活动跟诱惑有点儿相像。如果你直奔目标，几乎肯定不会成功。你若想成为一个对世界历史论争有所贡献的人，假如你一开始便是奔着对世界历史论争做贡献去的，那你几乎肯定不会成功”。 公共知识分子作用在于揭示真相而不是指示真理，“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设想更好的世界，而是考虑如何避免更糟的世界。这是一种略为不同的处境，在这里面，那些勾勒理想化的、进步的宏伟蓝图的那一类知识分子可能并不是最值得我们倾听的”。
　　知识分子是社会群体中智识（阅读、写作、分析、思考）能力最强的那一部分人，所以也担负更多的道义责任。这一责任不应该转换为特权，包括话语特权。因此，知识分子在公共言说中有责任以一般人能懂的方式说话，表述清晰、尊重常识、逻辑合理，不囿于术语的堆叠。
　　公共知识分子是以明达具体、清晰说理和逻辑表述来要求自己的写作者，他们是认真对待语言的人。公共知识分子深知自己必须更多地担负起抵抗语言腐蚀的责任。健全的民主离不开清晰、逻辑、明白的公共语言，“民主国家很快被腐蚀了，它们是在语言或修辞上被腐蚀了，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这也正是奥威尔对语言的看法。它们被腐蚀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它们漠不关心……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和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优秀记者的原因，是为了填补出现在民主的两个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空间。 ”
　　尽管公共知识分子对大众发言，但他们不是大众知识分子，而是警惕社会文化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大众文化跟大众的识字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节了。如今大多数发达社会，人们都是普遍识字的，但有思想的公共论辩的听众数量实际上却在萎缩”。在现代的大众社会里，已很难有哪个知识分子还能对社会产生任何一致性的影响。深知自身影响的有限性而仍能恪守真诚，不献媚于权力或公众，这是今天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操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自己选择了一种独立于大众的知识立场，就像他们选择了独立于权力的立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