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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实质是进入壁垒，政府管制很有可能提高而不是降低进入壁垒，反垄断的政策因此应该是解除而非加强管制
最近有电力行业减薪的消息，理由是垄断利润带来高收入，违反社会公平原则。反垄断的愿望固然良好，管制工资却是选错了目标。
垄断的最大危害是价格过高，伤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减薪丝毫没有触动垄断价格，况且高收入不过是垄断利润的一部分，要想解决各行业苦乐不均的问题，根本性的措施是破除垄断。在保持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减薪，无异于士兵中箭受伤，大夫仅剪去外面的箭杆，而让箭头继续留在体内。
垄断的克星是竞争，在竞争压力下，厂商不得不降低价格，公众由此受益。随着垄断利润的消失，厂商没有额外的财力提高工资，行业平均工资于是向竞争行业靠拢，社会公平的目标得以实现。
有一种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的行业都适合竞争，例如自然垄断，只能由政府管制或者政府专营。暂且不论电力是否属于自然垄断，从理论上讲，并不存在自然垄断定要政府干预的逻辑。在实践中，政府干预往往解决不了垄断的问题，反而人为制造和强化了垄断。
自然垄断的困扰，在于政府的两难境地。经济学家庇古建议政府管制垄断行业的价格。在自然垄断条件下，如果政府将价格定在社会最优的水平上，厂商会发生亏损，政府要么提供财政补贴，要么自己经营；若想使厂商盈亏平衡，政府就必须将价格定在平均成本上，但这又不具备社会最优的性质。
无论财政补贴、政府专营还是价格管制，庇古主义的政策都意味着，政府干预下的自然垄断行业只能是微利或者亏损的。现实却恰恰相反，大多数政府干预下的垄断行业都利润丰厚，所以才有对其职工高收入的非议。实践证明，价格管制和政府专营并没有解决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过高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指出，美国各州对垄断行业的管制之所以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垄断厂商“俘获”了政府。他发现，对于实施价格管制的各州，平均电价比没有管制的各州还要高；发电商获利，消费者埋单。在这个交易中，官员从垄断厂商那里获得选举捐助及个人好处。
考虑到垄断厂商“俘获”政府的可能性，有必要重新审视反垄断的理论与政策。经济学家鲍莫尔认为，厂商的数量并不是垄断程度的指标，进入壁垒的高低才是关键所在。如果不存在任何进入壁垒，即使只有一家厂商，由于高价下的垄断利润将吸引潜在的竞争者进入，该厂商不愿看到多家公司瓜分市场的局面，就不得不自我约束，适度定价。鲍莫尔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说明了垄断的实质是进入壁垒，政府管制很有可能提高而不是降低进入壁垒，反垄断因此应该解除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
为避免利益集团“俘获”政府，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建议政府拍卖垄断经营权，拍卖所得作为财政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虽然都是对垄断利润进行再分配，拍卖这样的市场化方案显然比管制更为有效，也更为公平。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进展打破了“市场失效找政府”的传统思维，人们进一步引申出反垄断政策设计的一般性原则。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可能的对策有三类：一是自由放任；二是私人厂商经营，政府管制价格；三是政府专营。三类政策均有利弊，要对每一政策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在计算净收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取舍，不存在“市场失效”则政府必然有效的逻辑。
自由放任的弊端显而易见，消费者要支付高价，厂商赚取垄断利润。然而如德姆塞茨所建议的，如果拍卖垄断经营权，补偿消费者，就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在这一方案下，政府政策执行成本低，厂商与政府串谋的可能性也较小。
若要管制价格，政府就需要掌握厂商的成本信息，而厂商必然想方设法夸大成本。为了核实信息的准确性，政府不得不投入时间、资金、人力，政策成本因此上升。如果推行社会最优价格，政府还要向厂商提供财政补贴。这个方案的另一问题就是厂商“俘获”政府，价格管制有可能走向政策初衷的反面。
政府专营意味着监管者与垄断厂商的合一，这时政策成本并非主要的考虑，核心的问题是公众利益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正如许多案例所表明的，政府专营行业的高利润已经偏离了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庇古主义者在书斋中构想政策时，假设政府会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但他们忘记了，公众利益的守护神必须是博弈中的利益无关方。
反垄断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市场与政府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对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找到准确的定位。
最近有电力行业减薪的消息，理由是垄断利润带来高收入，违反社会公平原则。反垄断的愿望固然良好，管制工资却是选错了目标。
垄断的最大危害是价格过高，伤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减薪丝毫没有触动垄断价格，况且高收入不过是垄断利润的一部分，要想解决各行业苦乐不均的问题，根本性的措施是破除垄断。在保持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减薪，无异于士兵中箭受伤，大夫仅剪去外面的箭杆，而让箭头继续留在体内。
垄断的克星是竞争，在竞争压力下，厂商不得不降低价格，公众由此受益。随着垄断利润的消失，厂商没有额外的财力提高工资，行业平均工资于是向竞争行业靠拢，社会公平的目标得以实现。
有一种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的行业都适合竞争，例如自然垄断，只能由政府管制或者政府专营。暂且不论电力是否属于自然垄断，从理论上讲，并不存在自然垄断定要政府干预的逻辑。在实践中，政府干预往往解决不了垄断的问题，反而人为制造和强化了垄断。
自然垄断的困扰，在于政府的两难境地。经济学家庇古建议政府管制垄断行业的价格。在自然垄断条件下，如果政府将价格定在社会最优的水平上，厂商会发生亏损，政府要么提供财政补贴，要么自己经营；若想使厂商盈亏平衡，政府就必须将价格定在平均成本上，但这又不具备社会最优的性质。
无论财政补贴、政府专营还是价格管制，庇古主义的政策都意味着，政府干预下的自然垄断行业只能是微利或者亏损的。现实却恰恰相反，大多数政府干预下的垄断行业都利润丰厚，所以才有对其职工高收入的非议。实践证明，价格管制和政府专营并没有解决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过高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指出，美国各州对垄断行业的管制之所以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垄断厂商“俘获”了政府。他发现，对于实施价格管制的各州，平均电价比没有管制的各州还要高；发电商获利，消费者埋单。在这个交易中，官员从垄断厂商那里获得选举捐助及个人好处。
考虑到垄断厂商“俘获”政府的可能性，有必要重新审视反垄断的理论与政策。经济学家鲍莫尔认为，厂商的数量并不是垄断程度的指标，进入壁垒的高低才是关键所在。如果不存在任何进入壁垒，即使只有一家厂商，由于高价下的垄断利润将吸引潜在的竞争者进入，该厂商不愿看到多家公司瓜分市场的局面，就不得不自我约束，适度定价。鲍莫尔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说明了垄断的实质是进入壁垒，政府管制很有可能提高而不是降低进入壁垒，反垄断因此应该解除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
为避免利益集团“俘获”政府，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建议政府拍卖垄断经营权，拍卖所得作为财政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虽然都是对垄断利润进行再分配，拍卖这样的市场化方案显然比管制更为有效，也更为公平。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进展打破了“市场失效找政府”的传统思维，人们进一步引申出反垄断政策设计的一般性原则。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可能的对策有三类：一是自由放任；二是私人厂商经营，政府管制价格；三是政府专营。三类政策均有利弊，要对每一政策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在计算净收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取舍，不存在“市场失效”则政府必然有效的逻辑。
自由放任的弊端显而易见，消费者要支付高价，厂商赚取垄断利润。然而如德姆塞茨所建议的，如果拍卖垄断经营权，补偿消费者，就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在这一方案下，政府政策执行成本低，厂商与政府串谋的可能性也较小。
若要管制价格，政府就需要掌握厂商的成本信息，而厂商必然想方设法夸大成本。为了核实信息的准确性，政府不得不投入时间、资金、人力，政策成本因此上升。如果推行社会最优价格，政府还要向厂商提供财政补贴。这个方案的另一问题就是厂商“俘获”政府，价格管制有可能走向政策初衷的反面。
政府专营意味着监管者与垄断厂商的合一，这时政策成本并非主要的考虑，核心的问题是公众利益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正如许多案例所表明的，政府专营行业的高利润已经偏离了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庇古主义者在书斋中构想政策时，假设政府会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但他们忘记了，公众利益的守护神必须是博弈中的利益无关方。
反垄断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市场与政府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对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找到准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