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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魏之际，中原混战，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对流迁地的选择及其影响也是不同的。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原名士在流迁地进行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及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不仅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而且对流迁地的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汉魏之际;中原;名士;流迁;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132-07
中原地区作为汉末人才集中地和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该地域名士群体的向外迁移，一定程度上会给迁居地带来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的影响。对于汉末中原名士的流迁①，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论述②，而较少从移民史、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去探讨中原名士的流迁情况。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原因和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原名士流迁的类型
据史籍记载，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大多选择迁居冀州、荆州、益州和扬州，共有39人。其中，流迁冀州者有颍川人荀彧、荀谌、辛评、辛毗、郭图、郭嘉、胡昭，汝南人应劭，共8人;流迁荆州者有颍川人司马徽、杜袭、赵俨、繁钦、徐庶、石韬、荀攸、邯郸淳，汝南人孟建、王儁、和洽，共11人;流迁益州者有汝南人许靖、陈袛、陈裕、陈到，南阳人来敏、李严、邓芝、吕乂、魏延，共9人;流迁扬州者有颍川人冯熙、周昭，汝南人胡综、吕范、吕蒙、屈晃、陈化、程秉、何定、许劭、袁忠，共11人。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目的和类型也是不同的。现具体考述如下。
1.受邀
因声名远播而被各个政权邀请迁徙的中原名士有10人，如荀彧、荀谌、辛评、郭图，《三国志·荀彧传》载：“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荀）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③辛毗，“随兄（辛）评从袁绍”④。许靖，“刘璋遂使使招（许）靖，靖来入蜀”⑤。陈袛，“许靖兄之外孙也。少孤，长于靖家”⑥。陈裕，陈袛之子，“（后主）拔（陈袛）次子裕为黄门侍郎”⑦。来敏，“汉末大乱，（来）敏随姊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刘璋祖母之侄，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与姊入蜀，常为璋宾客”⑧。程秉，“（孙权）以礼征（程）秉，既到，拜太子太傅”⑨。
这批中原名士中，荀彧是东汉名士荀淑之孙，荀谌为荀彧从弟，故皆为儒家士大夫;辛评、辛毗兄弟与颍川士大夫陈群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⑩，故颍川辛氏亦属儒家士大夫;颍川太守阴修曾举“郭图为吏”B11，故郭图应是儒家士大夫;许靖曾“察孝廉”B12，陈袛为许靖兄之外孙，陈裕为陈袛之子，故此三人亦皆为儒家士大夫;来敏入蜀后与许慈、孟光等人共“典掌旧文”B13，属于儒家士大夫;程秉“博通五经”B14，亦为儒家士大夫。
2.避乱保身
因避乱而迁徙的中原名士大约有15人，如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B15;应劭，“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应）劭时已死”B16;司马徽，“有人伦鉴识，居荆州”B17;杜袭、繁钦，“（杜）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B18;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B19;邯郸淳，“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B20;徐庶、石韬，“初平中，中州兵起，（徐庶）乃与（石）韬南客荆州”B21;孟建，“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石韬）、徐元直（徐庶）、汝南孟公威（孟建）等俱游学”B22;王儁，“公车征，不到，避地居武陵”B23;和洽认为，“‘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B24;许劭，“或劝（许）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B25;袁忠，“及天下大乱，（袁）忠弃官客会稽上虞”B26;胡综，“少孤，母将（胡综）避难江东”B27。
避乱迁徙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如胡昭重礼并且“内秉纯洁”B28;应劭曾“举孝廉”B29;司马徽，“（尹默）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B30;杜袭祖父杜根曾“举孝廉”B31;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B32;赵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B33;邯郸淳，“《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B34;王儁“少为范滂、许章所识，与南阳岑晊善”B35;和洽曾“举孝廉”B36;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B37;袁忠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也属儒家士大夫。其他则为非儒家寒族，如徐庶，“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属于非儒家寒族;石韬，“（徐庶）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B38石韬门第应是不高，故与同属寒族的徐庶亲善;孟建与徐庶、石韬、诸葛亮一起游学荆州，并且彼此友善，故孟建亦属非儒家寒族;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B39，胡综平时不恪守儒家行为规范，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
3.立功立事
立功立事是士人的政治理想，除因受邀和避乱等有明确迁徙原因的名士外，那些没有迁徙原因而又有明确立功立事政治抱负的名士，本文将之归于此类。如冯熙，“权之为车骑，（冯）熙历东曹掾”B40;周昭，“后为中书郎”B41;屈晃，“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B42;陈化，“权以（陈）化奉命光国，拜犍为太守，置官属。顷之，迁太常，兼尚书令”B43;邓芝，“汉末入蜀，未见知待”，“（邓）芝闻巴西太守庞羲好士，往依焉”B44;郭嘉，“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B45;吕范谓孙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B46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吕）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B47;何定，“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何）定佞邪僭媚”，“而皓信任，委以众事”B48;李严，“曹公入荆州时，（李）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令，复有能名”B49;陈到，“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赵云，俱以忠勇称”B50;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B51。 关于这批中原名士的阶层特点，分析如下。冯熙曾使于魏，担心“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B52，周昭曾“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B53，屈晃“志匡社稷，忠谏亡身”B54，陈化“正色立朝”B55，从这些人的事迹来看，他们都属于儒家士大夫，邓芝为东汉功臣邓禹之后，也属儒家士大夫;郭嘉曾被陈群指责“不治行检”B56，平时不注重儒家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属于非儒家寒族;吕范、吕蒙皆为武将，亦为非儒家寒族;何定为人佞邪，缺乏儒家道德修养，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李严“少为郡职吏”B57，门第卑微，属于非儒家寒族;陈到、魏延皆为武将，故属非儒家寒族。
4.意外滞留
汉末社会动荡，交通不便，一些中原名士在游历过程中阻于路途，遂留在受阻之地，如荀攸，“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荆州”B58;吕乂，其父吕常“送故将刘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还”。荀攸是荀彧从子，故属儒家士大夫。吕乂为官“持法刻深”，B59好法术之治，属于非儒家寒族。
由上述可知，其一，移民类型方面。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类型主要是避乱保身并立功立事，共有27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69.2%。其次是受邀而来的，共有10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25.6%。最后是意外滞留的，共有2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5.2%。可见，汉末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其二，阶层文化特点方面。在这批中原名士中，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族各有27人和12人，分别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69.2%和30.8%，即汉末流迁诸政权的中原名士主要是儒家士大夫。虽然以上统计数据与当时的实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据此分析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类型及其阶层文化特点应有所助益。
二、中原名士选择迁居地的影响因素
汉魏之际，由于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避乱保身的同时立功立事，故其选择流迁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考虑。
1.政治和经济环境
东汉末年，由于冀州、荆州、蜀地和江东物产丰富，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故中原名士大多以这些地区作为流迁目的地。
一是冀州政权。《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曰：“董卓举（韩馥）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B60又，《后汉书·袁绍传》载：“冀州天下之重资。”“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B61冀州不仅经济富庶，而且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对中原名士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避乱之地。冀州还是一个用武之地，《三国志·和洽传》载：“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B62因此，冀州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中原名士选择此地以立功立事。
二是荆州政权。《三国志·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B63荆州不仅具有优越的物产资源条件和自然人文环境，而且是一个成就帝王之业的地方。由于荆州牧刘表联合当地大族铲除了荆州的宗族势力，使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故中原名士选择流迁荆州以期在保身全家的同时建功立业。
三是蜀地政权。《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B64“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B65蜀地经济富庶，地势险峻，适合割据称霸。由于蜀地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政权稳定，故中原名士选择避乱蜀地以立功立事。
四是江东政权。《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B66江東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在儒家士大夫刘繇、王朗等人的治理下，政权稳定，故中原名士流迁扬州者众，如许劭，“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B67。又，《三国志·许靖传》载：“会稽太守王朗素与（许）靖有旧，故往保焉。”B68
可见，汉魏之际，中原名士为避乱保身并立功立事，大多选择流迁至政治环境相对安定，经济环境较为优越并且具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从而可以实现其立功立事的抱负。
2.统治者的出身及其政策
中原名士选择流迁的目的地，不仅由于其地物产丰富、政治安定，也与这片土地的统治者的出身及其施行的政策存有关联。
其一，冀州政权。冀州的前后统治者分别为颍川名士韩馥和汝南名士袁绍，由于他们与流迁冀州的中原名士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且同属儒家士大夫阶层，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此外，中原名士深得袁绍信赖，大多被委以重任。《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曰：“（袁绍）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沮）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B69林国赞论曰：“然正惟策出于（沮）授，（袁）绍故不从，若（郭）图则无不从矣。图无计不左。”B70可见，袁绍对中原名士甚是信任，这也是其流迁并定居冀州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荆州政权。荆州牧刘表作为党人名士B71，看重经明行修之士，积极招引儒家士大夫。《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曰：“三辅乱，（王）忠饥乏啖人，随辈南向武关。值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B72由刘表遣人“迎北方客人”，可见其招引儒家士大夫的积极态度。刘表还执行儒家宽和有礼之政B73，在荆州“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在刘表一系列政治、文化政策下，荆州“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有着良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是流寓士人理想的避乱之地。因此，在刘表统治荆州时期，“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B74其中亦包括来自豫州的中原名士。
其三，蜀地政权。《后汉书·刘焉传》载：“（刘焉）以宗室拜郎中”，“举贤良方正”。B75刘焉、刘璋父子作为儒家士大夫，为政“务行宽惠”B76，故吸引了一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虽然刘备、诸葛亮出身非儒家寒族，B77但是其采取“荣恩并济”B78的统治策略并执行“功以才成，业由才广”B79的用人政策，任人唯才，故亦吸引了一批中原名士定居于蜀地。 其四，江东政权。汉末江东的前期统治者皆为儒家士大夫并执行宽和之政，比如扬州刺史刘繇“藻厉名行，好尚臧否”B80，会稽太守王朗“居郡四年，惠爱在民”B81，豫章太守华歆“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B82。在诸儒家士大夫的宽和之政下，中原名士纷纷南渡江东以求保全。江东政权的后期统治者虽出身非儒家寒族B83，但是其善于用人，比如孙策“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B84，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B85。孙策在临死前谓孙权曰：“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B86孙策希望孙权能够“举贤任能”，善于用人，争取那些流寓之士和江东土著的归心，从而实现孙吴政权的稳固发展。
可知，汉末冀州、荆州政权的统治者以及蜀地和江东政权的前期统治者皆为儒家士大夫，执行儒家宽和之政，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虽然蜀地和江东政权的后期统治者皆出身非儒家寒族，但是由于其善于用人，任人唯才，故中原名士逐渐进入其政权之中并长期定居于流迁地。所以，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中原名士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中原名士流迁对诸政权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汉末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者多为儒家士大夫，具有较高的儒学文化素养，他们在流迁地定居下来后，就会进行一些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故中原地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
1.中原名士“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在诸政权中大多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不仅传播了中原名士重義轻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如荀攸，《三国志·荀彧传》载：“（荀）彧及（荀）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B87又，《三国志·荀攸传》注引《魏书》载太祖令曰：“荀公达（荀攸）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B88荀攸先是寓居荆州，后来进入曹氏政权。由于荀攸具有俭朴的生活习惯，故其隐居荆州期间以及在曹氏政权中都是注重节俭的。
和洽，《三国志·和洽传》载：“（和洽）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B89又，《三国志·和洽传》载和洽言曰：“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B90和洽在曹氏政权中是具有“清贫守约”这一生活习惯的，故其寓居荆州期间很可能亦如此。
赵俨、杜袭、繁钦，《三国志·赵俨传》载：“（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B91赵俨、杜袭、繁钦三人避难荆州，在生活上比较拮据，故“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即为了生计，把三家的财物放在一起进行共享。这不仅反映了三人关系密切、互相接济，而且反映出三人在荆州生活艰辛、贫困。
司马徽，《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曰：“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司马）徽自弃其蚕而与之。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今彼此正等，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尝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B92又，《全后汉文》卷八六《司马徽诫子书》曰：“闻汝充役，室如悬磬，何以自辨？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B93司马徽寓居荆州期间是轻财尚义的。此外，司马徽还训诫其子也要轻财尚义，不要因生活上的贫困而影响德行的高尚。
中原名士不仅在荆州生活清贫，而且在其他流迁地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比如蜀汉政权中的汝南人许靖，南阳人吕乂、邓芝等。许靖在家乡汝南生活俭朴，曾“以马磨自给”B94，后来流迁蜀地，仍然保持着此种生活习惯。《三国志·许靖传》载：“自流宕已来，（许靖）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B95因此，许靖是一位轻财尚义之士。吕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B96。邓芝，“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B97。可见，吕乂、邓芝皆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
还有孙吴政权中的汝南人吕蒙、陈化等。《三国志·吕蒙传》载：“（吕）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B98孙权曾称赞吕蒙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B99《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曰：“（陈化）正色立朝，敕子弟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B100可知，吕蒙、陈化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
可见，中原名士在各政权中皆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这不仅是儒家重义轻利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且是出于遏制诸政权奢靡之风的考虑。
一是荆州政权。荆州本土大族和刘表亲信大多生活奢靡、家财丰富。蔡瑁，襄阳人。“性豪自喜，少为魏武所亲”，“（蔡）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B101李立，涿郡人。赵一清曰：“汉末刘表将李氏甚富，有奴仆数百，立垒保此。一清案：李氏疑即立也。”B102赵一清认为刘表将李氏是曹操平荆州后任命的荆州刺史李立，虽然并不确凿，但是刘表手下有位姓李的大将，得到刘表的信任，并且家财丰裕、生活奢侈应是属实。
二是蜀汉政权。《三国志·董和传》载：“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B103蜀地具有奢侈的风俗习惯，统治阶层亦难免受此风俗的影响，故追随刘备、诸葛亮入蜀的士人中即有家财丰裕、生活奢侈者。麋竺，东海人，“（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竺雍容敦雅，而干翮非所长。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B104麋竺“赀产巨亿”，生活奢侈。
三是江东政权。《三国志·贺齐传》载：“（贺）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B105又，《三国志·吕范传》注引《江表传》曰：“人有白（吕）范与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僭拟王者。权曰：‘昔管仲逾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今子衡、公苗，身无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适足作军容，何损于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B106江东大族贺齐等人生活奢侈，孙权却对其采取包容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奢侈风气在孙吴上层社会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奢侈会产生经济利益的矛盾，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利益冲突，进而影响政权的兴衰。比如袁绍政权中，南阳士人许攸与河北士人审配皆好治私产，生活奢侈，《三国志·武帝纪》载：“（袁）绍谋臣许攸贪财。”B107又，《后汉书·袁绍传》载：“审配宿以骄侈为（袁）谭所病。”B108两人生活中的奢侈引发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许攸在官渡战时的叛袁归曹。《三国志·荀彧传》载：“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B109许攸叛袁归曹这一现实教训不仅对袁绍政权影响深远，而且对蜀汉政权亦具有鉴戒作用。B110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后，应是吸取了这一教训，故通过自身的“清贫守约”来遏制政权内部的奢靡之风，缓和经济利益矛盾。
可见，汉末诸政权内部的土著士人和统治者的亲信大多生活奢侈，中原名士作为流寓之士，不仅保持着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在此种义利观和流寓特性的影响下，中原名士为了自身和诸政权的稳定发展，需要遏制奢侈风气的继续蔓延，故其在日常生活中“轻财尚义”“清贫守约”。
2.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及其影响
葛剑雄认为：“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B111由于这批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随着他们在诸政权的学术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展开，逐渐对流迁地的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学术风尚方面。中原名士大多崇尚古文经学并擅长术数。如司马徽，《三国志·尹默传》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尹）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B112司马徽不仅擅长古文经学，而且精通易学和术数，“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B113。来敏曾“典掌旧文”B114，向朗“但讲论古义”B115，程秉“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B116，征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B117。他们都是古文经学者。赵达擅长“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B118。可见，赵达术数甚为高超。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学术文化活动，逐渐对流迁地的学风产生了影响。向朗，襄阳人，“少师事司马德操”B119。向朗作为司马徽的学生，应是继承了司马徽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故“但讲论古义”B120。梓潼人李仁、李譔、尹默等。李仁，“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B121。李譔，“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B122。尹默“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B123。他们都是古文经学者。吴郡人高岱、韦曜，会稽人虞翻等。高岱，“（孙策）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B124。韦曜，“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B125。虞翻，“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B126。高岱擅长《左传》，属于古文经学者。韦曜、虞翻擅长名物、文字训诂，与古文经学的学术旨趣相符。吴范，会稽人，“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B127。吴范病卒后，“（孙）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B128。可见，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对诸政权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清议之风方面。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B129。司马徽擅长清谈，素有人伦鉴识高名。王儁“称公有治世之具”B130，即王儁曾对曹操加以褒奖，故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汝南人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B131。颍川人周昭，“其论平情准理，不为低昂，则在当时，臧否人物，当具有特识”B132。故许劭、周昭皆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清议活动，也逐渐对流迁地的士人品评风尚产生了影响。庞统，襄阳人，曾得司马徽奖拔而显名，故其奖拔人物之爱好应是受到了司马徽的影响。《三国志·庞统传》载：“后郡命（庞统）为功曹。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B133庞统性好品评人物，“每所称述，多过其才”，即庞统的清谈品评主要也是褒奖人物。向朗曾师事司马徽，也是以奖拔人物为主，故“开门接宾，诱纳后进”B134。吴郡人顾邵、陆喜、暨艳、张温、沈友等。顾邵“好乐人伦”B135，陆喜“好人伦”B136，暨艳“好为清议”B137，张温“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B138，沈友“清议峻厉”B139。他们都擅长品评人物。可见，中原地区的品评清议之风对诸政权的士风亦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是通脱之风方面。司马徽，《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曰：“德操（司马徽）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B140司马徽拜访庞德公毫不顾忌繁文缛节，为人可谓通脱自然。胡综，《三国志·胡综传》载：“（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B141可见，胡综的言行亦不拘礼节，为人较为通脱。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通脱行为，逐渐对流迁地的士人行为风尚产生了影响。来敏，南阳人，“前后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B142。来敏的“举动违常”即通脱不羁的表现。向朗，襄阳人。向朗平时“不治素检”B143，为人可谓通脱放达。孙坚、孙策、孙权，吴郡人。孙坚，“性阔达”B144。孙策“性阔达听受”B145。孙权“性度弘朗”B146。这里的“阔达”、“弘朗”即大度、放任而不拘礼法的意思。陈寿有评曰：“（孙坚、孙策）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B147关于“轻佻”的涵义，王永平指出：“（寒门人物）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对此，当时人们斥之为‘通脱’、‘轻脱’、‘放荡’、‘佚荡’、‘轻易’、‘简易’、‘轻佻’、‘佻易’等。”B148吕思勉认为，不仅孙坚、孙策轻佻果躁，孙权及孙吴诸将亦如此，认为这是一时风气使然。B149易言之，孙氏父子及其诸将的“轻佻果躁”不仅与他们的阶层文化特点有关，而且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存有一定的关联。这种“轻佻”“通脱”的社会风气一定程度上应是受到了中原名士通脱之风的影响。 汉魏之际，流迁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中原名士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因此他们依靠自身的“清贫守约”来谨慎生存，但是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亦逐渐对流迁地产生了影响。
注释
①唐长孺指出：“东汉时期，豫州境内颍川、汝南、南阳诸郡文化水平高，是人才集中之地。”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43页。唐长孺还指出：“名士即有声名者，是习见于东汉的一种称号。”“这些名士都‘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依倚道艺’是指依托经术，也就是通经。”“‘刻情修容’是指在操行上刻意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义’等伦理标准以至于矫揉造作。只有做到这两条也就是所谓‘经明行修’，才能博取声名抬高身价，即所谓‘以就其声价’，成为名士。”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41—42页。陈寅恪认为：“故其（儒家士大夫）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15年，第48页。因此，本文将“有声名者”称为名士，所论述的名士根据其阶层文化特点分为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族两大类。此外，本文将汝南、颍川、南阳诸郡的名士统称为中原名士。
②万绳楠：《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8—10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B13B14B15B16B18B19B20B21B22B23B24B27B28B30B32B33B34B35B36B38B39B40B41B42B43B44B45B46B47B48B49B50B51B52B53B54B55B56B57B58B59B60B62B63B64B68B69B72B76B78B79B80B81B82B84B85B86B87B88B89B90B91B94B95B96B97B98B99B100B103B104B105B106B107B109B112B113B114B115B116B117B118B119B120B122B123B124B125B126B127B128B129B130B133B134B135B136B137B138B139B140B141B142B143B144B145B146B147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308、695、966、987、987、1025、1248、671、392、963、1023、1248、362、11、664—665、668、603、914、911、31、655、1413、363、1026、603、671、420、31、655、914、1418、1130、1242、1369、1132、1071、431、1309—1310、1273、1170、998、1084、1002、1131、1242、1370、1132、435、998、321、988、6、655、1269、912—913、963、197、18、867、917、986、1194、407、401、1104、1115、1109、316、325、657、655、668、963、964、988、1073、1280、1275、1132、979、969、1380、1311、21、314、1026、1168、1023、1010、1248、1249、1424、1010、1010、1026—1027、1026、1109、1463、1321—1322、1421、1423、953、31、953、1010、1229、1338、1330、1332、1117、954、1418、1025、1010、1093、1104、1115、1113頁。
B17B92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5年，第73、73页。
B25B26B29B31B37B61B67B74B75B108B13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235、1526、1609、1839、2234、2377—2378、2235、2421、2431、2403、2234页。
B65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168页。
B6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B70B101B102B132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98、752—753、763、3218页。
B7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载：“鲁恭王之后也。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刘表）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第2419页。
B73陈寅恪指出：“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15年，第48页。
B77陈寅恪指出：“（刘备）实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2000年，第26页。
B83关于富春孙氏的出身，《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载陈寿评曰：“（孙坚）孤微发迹。”（第1112页）又，《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第780页。田余庆指出：“孙氏门寒，家世不详。”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第268页。王永平认为：“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参见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页。可见，富春孙氏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
B9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六，中华书局，1958年，第938页。
B110蜀汉政权中，诸葛亮对许攸的叛袁归曹也是深以为鉴。清人何焯对诸葛亮纵容法正纵横蜀郡之中的原因有如下案语：“诸葛公方以审配不容许攸为鉴也。”参见何焯撰、崔高维点校的《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三国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464页。法正可谓蜀汉政权的一流谋士，深得刘备宠遇。如果诸葛亮依法惩治纵横的法正，很可能会导致法正的叛逃，带来不必要的人才损失。可见，许攸叛袁归曹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对汉末诸政权具有一定的鉴戒作用。
B111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6页。
B121常璩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3页。
B148王永平：《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B14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5—847页。
责任编辑：王 轲
关键词：汉魏之际;中原;名士;流迁;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132-07
中原地区作为汉末人才集中地和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该地域名士群体的向外迁移，一定程度上会给迁居地带来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的影响。对于汉末中原名士的流迁①，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论述②，而较少从移民史、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去探讨中原名士的流迁情况。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原因和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原名士流迁的类型
据史籍记载，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大多选择迁居冀州、荆州、益州和扬州，共有39人。其中，流迁冀州者有颍川人荀彧、荀谌、辛评、辛毗、郭图、郭嘉、胡昭，汝南人应劭，共8人;流迁荆州者有颍川人司马徽、杜袭、赵俨、繁钦、徐庶、石韬、荀攸、邯郸淳，汝南人孟建、王儁、和洽，共11人;流迁益州者有汝南人许靖、陈袛、陈裕、陈到，南阳人来敏、李严、邓芝、吕乂、魏延，共9人;流迁扬州者有颍川人冯熙、周昭，汝南人胡综、吕范、吕蒙、屈晃、陈化、程秉、何定、许劭、袁忠，共11人。由于阶层的差异，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目的和类型也是不同的。现具体考述如下。
1.受邀
因声名远播而被各个政权邀请迁徙的中原名士有10人，如荀彧、荀谌、辛评、郭图，《三国志·荀彧传》载：“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荀）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③辛毗，“随兄（辛）评从袁绍”④。许靖，“刘璋遂使使招（许）靖，靖来入蜀”⑤。陈袛，“许靖兄之外孙也。少孤，长于靖家”⑥。陈裕，陈袛之子，“（后主）拔（陈袛）次子裕为黄门侍郎”⑦。来敏，“汉末大乱，（来）敏随姊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刘璋祖母之侄，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与姊入蜀，常为璋宾客”⑧。程秉，“（孙权）以礼征（程）秉，既到，拜太子太傅”⑨。
这批中原名士中，荀彧是东汉名士荀淑之孙，荀谌为荀彧从弟，故皆为儒家士大夫;辛评、辛毗兄弟与颍川士大夫陈群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⑩，故颍川辛氏亦属儒家士大夫;颍川太守阴修曾举“郭图为吏”B11，故郭图应是儒家士大夫;许靖曾“察孝廉”B12，陈袛为许靖兄之外孙，陈裕为陈袛之子，故此三人亦皆为儒家士大夫;来敏入蜀后与许慈、孟光等人共“典掌旧文”B13，属于儒家士大夫;程秉“博通五经”B14，亦为儒家士大夫。
2.避乱保身
因避乱而迁徙的中原名士大约有15人，如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B15;应劭，“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应）劭时已死”B16;司马徽，“有人伦鉴识，居荆州”B17;杜袭、繁钦，“（杜）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B18;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B19;邯郸淳，“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B20;徐庶、石韬，“初平中，中州兵起，（徐庶）乃与（石）韬南客荆州”B21;孟建，“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石韬）、徐元直（徐庶）、汝南孟公威（孟建）等俱游学”B22;王儁，“公车征，不到，避地居武陵”B23;和洽认为，“‘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B24;许劭，“或劝（许）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B25;袁忠，“及天下大乱，（袁）忠弃官客会稽上虞”B26;胡综，“少孤，母将（胡综）避难江东”B27。
避乱迁徙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如胡昭重礼并且“内秉纯洁”B28;应劭曾“举孝廉”B29;司马徽，“（尹默）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B30;杜袭祖父杜根曾“举孝廉”B31;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B32;赵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B33;邯郸淳，“《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B34;王儁“少为范滂、许章所识，与南阳岑晊善”B35;和洽曾“举孝廉”B36;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B37;袁忠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也属儒家士大夫。其他则为非儒家寒族，如徐庶，“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属于非儒家寒族;石韬，“（徐庶）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B38石韬门第应是不高，故与同属寒族的徐庶亲善;孟建与徐庶、石韬、诸葛亮一起游学荆州，并且彼此友善，故孟建亦属非儒家寒族;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B39，胡综平时不恪守儒家行为规范，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
3.立功立事
立功立事是士人的政治理想，除因受邀和避乱等有明确迁徙原因的名士外，那些没有迁徙原因而又有明确立功立事政治抱负的名士，本文将之归于此类。如冯熙，“权之为车骑，（冯）熙历东曹掾”B40;周昭，“后为中书郎”B41;屈晃，“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B42;陈化，“权以（陈）化奉命光国，拜犍为太守，置官属。顷之，迁太常，兼尚书令”B43;邓芝，“汉末入蜀，未见知待”，“（邓）芝闻巴西太守庞羲好士，往依焉”B44;郭嘉，“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B45;吕范谓孙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B46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吕）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B47;何定，“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何）定佞邪僭媚”，“而皓信任，委以众事”B48;李严，“曹公入荆州时，（李）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令，复有能名”B49;陈到，“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赵云，俱以忠勇称”B50;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B51。 关于这批中原名士的阶层特点，分析如下。冯熙曾使于魏，担心“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B52，周昭曾“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B53，屈晃“志匡社稷，忠谏亡身”B54，陈化“正色立朝”B55，从这些人的事迹来看，他们都属于儒家士大夫，邓芝为东汉功臣邓禹之后，也属儒家士大夫;郭嘉曾被陈群指责“不治行检”B56，平时不注重儒家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属于非儒家寒族;吕范、吕蒙皆为武将，亦为非儒家寒族;何定为人佞邪，缺乏儒家道德修养，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李严“少为郡职吏”B57，门第卑微，属于非儒家寒族;陈到、魏延皆为武将，故属非儒家寒族。
4.意外滞留
汉末社会动荡，交通不便，一些中原名士在游历过程中阻于路途，遂留在受阻之地，如荀攸，“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荆州”B58;吕乂，其父吕常“送故将刘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还”。荀攸是荀彧从子，故属儒家士大夫。吕乂为官“持法刻深”，B59好法术之治，属于非儒家寒族。
由上述可知，其一，移民类型方面。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类型主要是避乱保身并立功立事，共有27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69.2%。其次是受邀而来的，共有10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25.6%。最后是意外滞留的，共有2人，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5.2%。可见，汉末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在避乱保身的同时实现立功立事的抱负。其二，阶层文化特点方面。在这批中原名士中，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族各有27人和12人，分别占了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总数的69.2%和30.8%，即汉末流迁诸政权的中原名士主要是儒家士大夫。虽然以上统计数据与当时的实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据此分析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类型及其阶层文化特点应有所助益。
二、中原名士选择迁居地的影响因素
汉魏之际，由于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的主要目的是避乱保身的同时立功立事，故其选择流迁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考虑。
1.政治和经济环境
东汉末年，由于冀州、荆州、蜀地和江东物产丰富，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故中原名士大多以这些地区作为流迁目的地。
一是冀州政权。《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曰：“董卓举（韩馥）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B60又，《后汉书·袁绍传》载：“冀州天下之重资。”“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B61冀州不仅经济富庶，而且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对中原名士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避乱之地。冀州还是一个用武之地，《三国志·和洽传》载：“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B62因此，冀州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中原名士选择此地以立功立事。
二是荆州政权。《三国志·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B63荆州不仅具有优越的物产资源条件和自然人文环境，而且是一个成就帝王之业的地方。由于荆州牧刘表联合当地大族铲除了荆州的宗族势力，使政权内部较早安定了下来，故中原名士选择流迁荆州以期在保身全家的同时建功立业。
三是蜀地政权。《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B64“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B65蜀地经济富庶，地势险峻，适合割据称霸。由于蜀地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政权稳定，故中原名士选择避乱蜀地以立功立事。
四是江东政权。《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B66江東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在儒家士大夫刘繇、王朗等人的治理下，政权稳定，故中原名士流迁扬州者众，如许劭，“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B67。又，《三国志·许靖传》载：“会稽太守王朗素与（许）靖有旧，故往保焉。”B68
可见，汉魏之际，中原名士为避乱保身并立功立事，大多选择流迁至政治环境相对安定，经济环境较为优越并且具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从而可以实现其立功立事的抱负。
2.统治者的出身及其政策
中原名士选择流迁的目的地，不仅由于其地物产丰富、政治安定，也与这片土地的统治者的出身及其施行的政策存有关联。
其一，冀州政权。冀州的前后统治者分别为颍川名士韩馥和汝南名士袁绍，由于他们与流迁冀州的中原名士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且同属儒家士大夫阶层，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此外，中原名士深得袁绍信赖，大多被委以重任。《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曰：“（袁绍）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沮）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B69林国赞论曰：“然正惟策出于（沮）授，（袁）绍故不从，若（郭）图则无不从矣。图无计不左。”B70可见，袁绍对中原名士甚是信任，这也是其流迁并定居冀州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荆州政权。荆州牧刘表作为党人名士B71，看重经明行修之士，积极招引儒家士大夫。《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曰：“三辅乱，（王）忠饥乏啖人，随辈南向武关。值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B72由刘表遣人“迎北方客人”，可见其招引儒家士大夫的积极态度。刘表还执行儒家宽和有礼之政B73，在荆州“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在刘表一系列政治、文化政策下，荆州“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有着良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是流寓士人理想的避乱之地。因此，在刘表统治荆州时期，“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B74其中亦包括来自豫州的中原名士。
其三，蜀地政权。《后汉书·刘焉传》载：“（刘焉）以宗室拜郎中”，“举贤良方正”。B75刘焉、刘璋父子作为儒家士大夫，为政“务行宽惠”B76，故吸引了一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虽然刘备、诸葛亮出身非儒家寒族，B77但是其采取“荣恩并济”B78的统治策略并执行“功以才成，业由才广”B79的用人政策，任人唯才，故亦吸引了一批中原名士定居于蜀地。 其四，江东政权。汉末江东的前期统治者皆为儒家士大夫并执行宽和之政，比如扬州刺史刘繇“藻厉名行，好尚臧否”B80，会稽太守王朗“居郡四年，惠爱在民”B81，豫章太守华歆“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B82。在诸儒家士大夫的宽和之政下，中原名士纷纷南渡江东以求保全。江东政权的后期统治者虽出身非儒家寒族B83，但是其善于用人，比如孙策“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B84，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B85。孙策在临死前谓孙权曰：“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B86孙策希望孙权能够“举贤任能”，善于用人，争取那些流寓之士和江东土著的归心，从而实现孙吴政权的稳固发展。
可知，汉末冀州、荆州政权的统治者以及蜀地和江东政权的前期统治者皆为儒家士大夫，执行儒家宽和之政，故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前来依附。虽然蜀地和江东政权的后期统治者皆出身非儒家寒族，但是由于其善于用人，任人唯才，故中原名士逐渐进入其政权之中并长期定居于流迁地。所以，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中原名士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中原名士流迁对诸政权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汉末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者多为儒家士大夫，具有较高的儒学文化素养，他们在流迁地定居下来后，就会进行一些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故中原地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逐渐在流迁地传播开来。
1.中原名士“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中原名士在诸政权中大多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不仅传播了中原名士重義轻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的奢靡之风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如荀攸，《三国志·荀彧传》载：“（荀）彧及（荀）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B87又，《三国志·荀攸传》注引《魏书》载太祖令曰：“荀公达（荀攸）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B88荀攸先是寓居荆州，后来进入曹氏政权。由于荀攸具有俭朴的生活习惯，故其隐居荆州期间以及在曹氏政权中都是注重节俭的。
和洽，《三国志·和洽传》载：“（和洽）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B89又，《三国志·和洽传》载和洽言曰：“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B90和洽在曹氏政权中是具有“清贫守约”这一生活习惯的，故其寓居荆州期间很可能亦如此。
赵俨、杜袭、繁钦，《三国志·赵俨传》载：“（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B91赵俨、杜袭、繁钦三人避难荆州，在生活上比较拮据，故“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即为了生计，把三家的财物放在一起进行共享。这不仅反映了三人关系密切、互相接济，而且反映出三人在荆州生活艰辛、贫困。
司马徽，《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曰：“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司马）徽自弃其蚕而与之。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今彼此正等，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尝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B92又，《全后汉文》卷八六《司马徽诫子书》曰：“闻汝充役，室如悬磬，何以自辨？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B93司马徽寓居荆州期间是轻财尚义的。此外，司马徽还训诫其子也要轻财尚义，不要因生活上的贫困而影响德行的高尚。
中原名士不仅在荆州生活清贫，而且在其他流迁地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比如蜀汉政权中的汝南人许靖，南阳人吕乂、邓芝等。许靖在家乡汝南生活俭朴，曾“以马磨自给”B94，后来流迁蜀地，仍然保持着此种生活习惯。《三国志·许靖传》载：“自流宕已来，（许靖）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B95因此，许靖是一位轻财尚义之士。吕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B96。邓芝，“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B97。可见，吕乂、邓芝皆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风尚。
还有孙吴政权中的汝南人吕蒙、陈化等。《三国志·吕蒙传》载：“（吕）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B98孙权曾称赞吕蒙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B99《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曰：“（陈化）正色立朝，敕子弟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B100可知，吕蒙、陈化亦具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
可见，中原名士在各政权中皆有“清贫守约”的生活习惯，这不仅是儒家重义轻利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且是出于遏制诸政权奢靡之风的考虑。
一是荆州政权。荆州本土大族和刘表亲信大多生活奢靡、家财丰富。蔡瑁，襄阳人。“性豪自喜，少为魏武所亲”，“（蔡）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B101李立，涿郡人。赵一清曰：“汉末刘表将李氏甚富，有奴仆数百，立垒保此。一清案：李氏疑即立也。”B102赵一清认为刘表将李氏是曹操平荆州后任命的荆州刺史李立，虽然并不确凿，但是刘表手下有位姓李的大将，得到刘表的信任，并且家财丰裕、生活奢侈应是属实。
二是蜀汉政权。《三国志·董和传》载：“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B103蜀地具有奢侈的风俗习惯，统治阶层亦难免受此风俗的影响，故追随刘备、诸葛亮入蜀的士人中即有家财丰裕、生活奢侈者。麋竺，东海人，“（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竺雍容敦雅，而干翮非所长。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B104麋竺“赀产巨亿”，生活奢侈。
三是江东政权。《三国志·贺齐传》载：“（贺）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B105又，《三国志·吕范传》注引《江表传》曰：“人有白（吕）范与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僭拟王者。权曰：‘昔管仲逾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今子衡、公苗，身无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适足作军容，何损于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B106江东大族贺齐等人生活奢侈，孙权却对其采取包容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奢侈风气在孙吴上层社会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奢侈会产生经济利益的矛盾，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利益冲突，进而影响政权的兴衰。比如袁绍政权中，南阳士人许攸与河北士人审配皆好治私产，生活奢侈，《三国志·武帝纪》载：“（袁）绍谋臣许攸贪财。”B107又，《后汉书·袁绍传》载：“审配宿以骄侈为（袁）谭所病。”B108两人生活中的奢侈引发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许攸在官渡战时的叛袁归曹。《三国志·荀彧传》载：“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B109许攸叛袁归曹这一现实教训不仅对袁绍政权影响深远，而且对蜀汉政权亦具有鉴戒作用。B110中原名士流迁诸政权后，应是吸取了这一教训，故通过自身的“清贫守约”来遏制政权内部的奢靡之风，缓和经济利益矛盾。
可见，汉末诸政权内部的土著士人和统治者的亲信大多生活奢侈，中原名士作为流寓之士，不仅保持着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而且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在此种义利观和流寓特性的影响下，中原名士为了自身和诸政权的稳定发展，需要遏制奢侈风气的继续蔓延，故其在日常生活中“轻财尚义”“清贫守约”。
2.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及其影响
葛剑雄认为：“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B111由于这批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随着他们在诸政权的学术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展开，逐渐对流迁地的文化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学术风尚方面。中原名士大多崇尚古文经学并擅长术数。如司马徽，《三国志·尹默传》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尹）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B112司马徽不仅擅长古文经学，而且精通易学和术数，“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B113。来敏曾“典掌旧文”B114，向朗“但讲论古义”B115，程秉“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B116，征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B117。他们都是古文经学者。赵达擅长“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B118。可见，赵达术数甚为高超。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学术文化活动，逐渐对流迁地的学风产生了影响。向朗，襄阳人，“少师事司马德操”B119。向朗作为司马徽的学生，应是继承了司马徽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故“但讲论古义”B120。梓潼人李仁、李譔、尹默等。李仁，“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B121。李譔，“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B122。尹默“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B123。他们都是古文经学者。吴郡人高岱、韦曜，会稽人虞翻等。高岱，“（孙策）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B124。韦曜，“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B125。虞翻，“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B126。高岱擅长《左传》，属于古文经学者。韦曜、虞翻擅长名物、文字训诂，与古文经学的学术旨趣相符。吴范，会稽人，“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B127。吴范病卒后，“（孙）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B128。可见，中原名士的学术文化风尚对诸政权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清议之风方面。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B129。司马徽擅长清谈，素有人伦鉴识高名。王儁“称公有治世之具”B130，即王儁曾对曹操加以褒奖，故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汝南人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B131。颍川人周昭，“其论平情准理，不为低昂，则在当时，臧否人物，当具有特识”B132。故许劭、周昭皆具有较高的人伦鉴识。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清议活动，也逐渐对流迁地的士人品评风尚产生了影响。庞统，襄阳人，曾得司马徽奖拔而显名，故其奖拔人物之爱好应是受到了司马徽的影响。《三国志·庞统传》载：“后郡命（庞统）为功曹。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B133庞统性好品评人物，“每所称述，多过其才”，即庞统的清谈品评主要也是褒奖人物。向朗曾师事司马徽，也是以奖拔人物为主，故“开门接宾，诱纳后进”B134。吴郡人顾邵、陆喜、暨艳、张温、沈友等。顾邵“好乐人伦”B135，陆喜“好人伦”B136，暨艳“好为清议”B137，张温“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B138，沈友“清议峻厉”B139。他们都擅长品评人物。可见，中原地区的品评清议之风对诸政权的士风亦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是通脱之风方面。司马徽，《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曰：“德操（司马徽）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B140司马徽拜访庞德公毫不顾忌繁文缛节，为人可谓通脱自然。胡综，《三国志·胡综传》载：“（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B141可见，胡综的言行亦不拘礼节，为人较为通脱。
中原名士在流迁地的通脱行为，逐渐对流迁地的士人行为风尚产生了影响。来敏，南阳人，“前后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B142。来敏的“举动违常”即通脱不羁的表现。向朗，襄阳人。向朗平时“不治素检”B143，为人可谓通脱放达。孙坚、孙策、孙权，吴郡人。孙坚，“性阔达”B144。孙策“性阔达听受”B145。孙权“性度弘朗”B146。这里的“阔达”、“弘朗”即大度、放任而不拘礼法的意思。陈寿有评曰：“（孙坚、孙策）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B147关于“轻佻”的涵义，王永平指出：“（寒门人物）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对此，当时人们斥之为‘通脱’、‘轻脱’、‘放荡’、‘佚荡’、‘轻易’、‘简易’、‘轻佻’、‘佻易’等。”B148吕思勉认为，不仅孙坚、孙策轻佻果躁，孙权及孙吴诸将亦如此，认为这是一时风气使然。B149易言之，孙氏父子及其诸将的“轻佻果躁”不仅与他们的阶层文化特点有关，而且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存有一定的关联。这种“轻佻”“通脱”的社会风气一定程度上应是受到了中原名士通脱之风的影响。 汉魏之际，流迁的中原名士大多属于儒家士大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其选择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中原名士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因此他们依靠自身的“清贫守约”来谨慎生存，但是其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亦逐渐对流迁地产生了影响。
注释
①唐长孺指出：“东汉时期，豫州境内颍川、汝南、南阳诸郡文化水平高，是人才集中之地。”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43页。唐长孺还指出：“名士即有声名者，是习见于东汉的一种称号。”“这些名士都‘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依倚道艺’是指依托经术，也就是通经。”“‘刻情修容’是指在操行上刻意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义’等伦理标准以至于矫揉造作。只有做到这两条也就是所谓‘经明行修’，才能博取声名抬高身价，即所谓‘以就其声价’，成为名士。”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41—42页。陈寅恪认为：“故其（儒家士大夫）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15年，第48页。因此，本文将“有声名者”称为名士，所论述的名士根据其阶层文化特点分为儒家士大夫和非儒家寒族两大类。此外，本文将汝南、颍川、南阳诸郡的名士统称为中原名士。
②万绳楠：《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8—10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B13B14B15B16B18B19B20B21B22B23B24B27B28B30B32B33B34B35B36B38B39B40B41B42B43B44B45B46B47B48B49B50B51B52B53B54B55B56B57B58B59B60B62B63B64B68B69B72B76B78B79B80B81B82B84B85B86B87B88B89B90B91B94B95B96B97B98B99B100B103B104B105B106B107B109B112B113B114B115B116B117B118B119B120B122B123B124B125B126B127B128B129B130B133B134B135B136B137B138B139B140B141B142B143B144B145B146B147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308、695、966、987、987、1025、1248、671、392、963、1023、1248、362、11、664—665、668、603、914、911、31、655、1413、363、1026、603、671、420、31、655、914、1418、1130、1242、1369、1132、1071、431、1309—1310、1273、1170、998、1084、1002、1131、1242、1370、1132、435、998、321、988、6、655、1269、912—913、963、197、18、867、917、986、1194、407、401、1104、1115、1109、316、325、657、655、668、963、964、988、1073、1280、1275、1132、979、969、1380、1311、21、314、1026、1168、1023、1010、1248、1249、1424、1010、1010、1026—1027、1026、1109、1463、1321—1322、1421、1423、953、31、953、1010、1229、1338、1330、1332、1117、954、1418、1025、1010、1093、1104、1115、1113頁。
B17B92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5年，第73、73页。
B25B26B29B31B37B61B67B74B75B108B13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235、1526、1609、1839、2234、2377—2378、2235、2421、2431、2403、2234页。
B65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168页。
B6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B70B101B102B132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98、752—753、763、3218页。
B7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载：“鲁恭王之后也。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刘表）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第2419页。
B73陈寅恪指出：“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15年，第48页。
B77陈寅恪指出：“（刘备）实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2000年，第26页。
B83关于富春孙氏的出身，《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载陈寿评曰：“（孙坚）孤微发迹。”（第1112页）又，《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第780页。田余庆指出：“孙氏门寒，家世不详。”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第268页。王永平认为：“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参见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页。可见，富春孙氏应是出身非儒家寒族。
B9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六，中华书局，1958年，第938页。
B110蜀汉政权中，诸葛亮对许攸的叛袁归曹也是深以为鉴。清人何焯对诸葛亮纵容法正纵横蜀郡之中的原因有如下案语：“诸葛公方以审配不容许攸为鉴也。”参见何焯撰、崔高维点校的《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三国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464页。法正可谓蜀汉政权的一流谋士，深得刘备宠遇。如果诸葛亮依法惩治纵横的法正，很可能会导致法正的叛逃，带来不必要的人才损失。可见，许攸叛袁归曹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对汉末诸政权具有一定的鉴戒作用。
B111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6页。
B121常璩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3页。
B148王永平：《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B14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5—847页。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