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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以礼乐为核心，而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在礼乐观念上有所创新。理学鼻祖周敦颐在《通书·礼乐第十三》中对自己的礼乐观作了论述，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1】本文以此为脉络，分析周敦颐的礼乐思想。
一、宇宙论下的礼乐结构模型
《通书》对礼乐分别下了定义：“礼，理也;乐，和也。”有的学者鉴于周敦颐理学鼻祖的身份把“理”字解读为是天理【2】。这种看法有以下几点疏漏：1.周敦颐虽是道学宗主，但并没有提出“天理”范畴。2.把“天理”简称为“理”始自二程。3.在周敦颐思想中，“诚”与“太极”是最高范畴。因此，具有“天理”意义的是“诚”与“太极”而非“理”。
理是什么意思？钱穆在《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给出的答案是：“濂溪言礼者理也，则言其有别。”【3】也就是说，“理”字被解释为“别”。笔者认为这种阐释的有以下几点依据：1.在传统儒家乐论中，礼乐是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周敦颐在此章给“乐”定义为“和”，那么“理”字应该取“和”字的反义，而用“别”来阐释“理”，符合两极对立的要求。2.传统儒家乐论认为：礼别异。把“理”字解释为“别”符合礼的内在规定。
周敦颐认为，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质。因此礼乐在本质上的不同就需要在文字上有所体现，“理”“和”的阐释正是强调礼乐各自的指向。这与传统儒学对礼乐的定义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乐记》中就已经为礼乐归纳出许多本质，如礼是序、别、理之不可易者;乐是和、同、情之不可变者。但周敦颐创新之处在于“是万为一，一实万分”【4】的提出。这句话的意思是，万物的个体本质实际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唯一的共同本质存在于万物之中。对此，朱熹曾援引过“月映万川”的例子来解说：水中之月在个体本质上的特殊性，是由江河湖海在物质载体上的差异性导致的，但在共同本质上都指向天上之月。如此，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得以调和。
就拿礼乐来说，周敦颐用“理”“和”来阐释两者，一方面是指向两者的个体本质，但一方面也是暗示了两者的共同本质。在注释中，朱熹基于“理”“和”之间对立统一的逻辑，以阴阳来阐释礼乐【5】。用阴阳阐释的话，有一个便利之处，即可以参照《太极图》里的图形【6】，来论述礼乐的个体本质与共同本质之间的关系。从图像上来看，为阴阳。其中，为阳;为阴。从图像的颜色上看，阳以白为主，阴以黑为主。从水火、黑白的对立可知，对阴阳的规定基于相互对抗的个体本质。但阴阳的构成并不纯粹，从颜色上看，阳由两白一黑组成，阴由两黑一白组成，这体现了阴阳之间相互包含着对方的因素。而“者，之根也;者，之根也”【7】，也就是说被对方包含的是自身存在的根据。所以周敦颐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8】。在这种逻辑里，礼乐在个体本质上的差异得以消弭，在共同本质上的同一得以彰显。
二、本体论下的礼乐先后关系
在礼乐关系上，周敦颐主张“礼先乐后”，与《乐记》不同。朱熹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乐记》把礼乐区分为二，而周敦颐把礼乐和合为一。正如“是万为一，一实万分”所言，这个本质是唯一的。在周敦颐的宇宙论中，这个唯一本质就是太极。《太极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9】。从论述文字的顺序上，可以发现阳在阴先，若论及礼乐当为“乐先礼后”。显然这与“礼先乐后”的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如何解决的呢？
首先，明晰太极与动静、阴阳的关系。“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10】这句话的意思是，太极是本体，动静是载体，太极是本质，阴阳是现象。其实动静与阴阳只是视角不同下的相同事物。在运动的视角下说动静，在存在的视角下说阴阳。而太极就是动静或说是阴阳的形而上根据。
其次，阐明运动的方式。“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周敦颐把这个无限循环的运动分为周期，在对这个周期进行描述时，把阳放在阴前，但在实际的无限循环运动中，阳前有阴，阴前有阳，因此无法确定阴阳孰先孰后。所以朱熹注释说：“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知之？’”【11】。也就是说，在无限循环的运动中，先后的意义被消解了。
最后，確立体用关系。曹端在《太极图说述解》中对阴阳的运动有这样的解释：“静，则太极之体立而阴以分;动，则太极之用行而阳以分”【12】。也就是说，太极的体用之别在阴阳的无限循环中彰显。其中，阴体现太极之体，而阳体现太极之用。在这个逻辑中，“体立而后用行”【13】的先后关系就得以形成，因此可以得出“礼先乐后”的结论。
三、心性论上的礼乐义理阐发
周敦颐所谓的“礼先乐后”不仅仅是讨论礼乐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个人心性。《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的和谐源于人心。人心有性情之分。性由上天所赋，而为自身所禀受。情根于性，感物后发。所谓“礼先乐后”，说的是在心的已发上，如何实现情的和。和如何定义？《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礼先乐后”实际上讨论的是“发而皆中节”如何可能的问题。
对于圣人而言，一动一静无不中节。朱熹解释说：“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德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则亦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14】观其所言，所谓“主静”就是保持内心的寂然无欲。显然，周敦颐在用字上选择“静”这个字与他长期的道家修养有关，程子为与佛老区分，改之为敬。对此朱熹有过说明：“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云：敬则自虚静，须是如此做工夫。”【15】也就是说，想要“发而皆中节”必须要先静（敬）定其心。朱熹在阐释周敦颐礼先乐后时说：“此‘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亦此理也。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鲜不流于慢者”。而静（敬）代表礼，和代表乐，所谓“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因此在这个逻辑中，礼是乐的前提。 综上所述，周敦颐以太极为礼乐的本体，以心性义理为礼乐的阐发，这是对传统礼乐观念的一次创新与发展，也为礼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32
【2】龚妮丽.周敦颐礼乐思想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8，（4）：2.
【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2. 122.
【4】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M]. 上海 安徽：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70
【5】曹端.曹端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12
注释：
1.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32
2.龚妮丽.周敦颐礼乐思想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8，（4）：2.
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2. 122.
4.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2
5.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32
6.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1
7.朱熹.朱子全書（第13册）[M]. 上海 安徽：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70
8.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9.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10.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11.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12.曹端.曹端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12
13.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8
14.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8
15.朱熹.朱子全书（第17册）[M]. 上海 安徽：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139
作者简介：范名简（1991），男，汉，江苏，硕士研究生在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
一、宇宙论下的礼乐结构模型
《通书》对礼乐分别下了定义：“礼，理也;乐，和也。”有的学者鉴于周敦颐理学鼻祖的身份把“理”字解读为是天理【2】。这种看法有以下几点疏漏：1.周敦颐虽是道学宗主，但并没有提出“天理”范畴。2.把“天理”简称为“理”始自二程。3.在周敦颐思想中，“诚”与“太极”是最高范畴。因此，具有“天理”意义的是“诚”与“太极”而非“理”。
理是什么意思？钱穆在《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给出的答案是：“濂溪言礼者理也，则言其有别。”【3】也就是说，“理”字被解释为“别”。笔者认为这种阐释的有以下几点依据：1.在传统儒家乐论中，礼乐是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周敦颐在此章给“乐”定义为“和”，那么“理”字应该取“和”字的反义，而用“别”来阐释“理”，符合两极对立的要求。2.传统儒家乐论认为：礼别异。把“理”字解释为“别”符合礼的内在规定。
周敦颐认为，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质。因此礼乐在本质上的不同就需要在文字上有所体现，“理”“和”的阐释正是强调礼乐各自的指向。这与传统儒学对礼乐的定义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乐记》中就已经为礼乐归纳出许多本质，如礼是序、别、理之不可易者;乐是和、同、情之不可变者。但周敦颐创新之处在于“是万为一，一实万分”【4】的提出。这句话的意思是，万物的个体本质实际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唯一的共同本质存在于万物之中。对此，朱熹曾援引过“月映万川”的例子来解说：水中之月在个体本质上的特殊性，是由江河湖海在物质载体上的差异性导致的，但在共同本质上都指向天上之月。如此，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得以调和。
就拿礼乐来说，周敦颐用“理”“和”来阐释两者，一方面是指向两者的个体本质，但一方面也是暗示了两者的共同本质。在注释中，朱熹基于“理”“和”之间对立统一的逻辑，以阴阳来阐释礼乐【5】。用阴阳阐释的话，有一个便利之处，即可以参照《太极图》里的图形【6】，来论述礼乐的个体本质与共同本质之间的关系。从图像上来看，为阴阳。其中，为阳;为阴。从图像的颜色上看，阳以白为主，阴以黑为主。从水火、黑白的对立可知，对阴阳的规定基于相互对抗的个体本质。但阴阳的构成并不纯粹，从颜色上看，阳由两白一黑组成，阴由两黑一白组成，这体现了阴阳之间相互包含着对方的因素。而“者，之根也;者，之根也”【7】，也就是说被对方包含的是自身存在的根据。所以周敦颐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8】。在这种逻辑里，礼乐在个体本质上的差异得以消弭，在共同本质上的同一得以彰显。
二、本体论下的礼乐先后关系
在礼乐关系上，周敦颐主张“礼先乐后”，与《乐记》不同。朱熹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乐记》把礼乐区分为二，而周敦颐把礼乐和合为一。正如“是万为一，一实万分”所言，这个本质是唯一的。在周敦颐的宇宙论中，这个唯一本质就是太极。《太极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9】。从论述文字的顺序上，可以发现阳在阴先，若论及礼乐当为“乐先礼后”。显然这与“礼先乐后”的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如何解决的呢？
首先，明晰太极与动静、阴阳的关系。“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10】这句话的意思是，太极是本体，动静是载体，太极是本质，阴阳是现象。其实动静与阴阳只是视角不同下的相同事物。在运动的视角下说动静，在存在的视角下说阴阳。而太极就是动静或说是阴阳的形而上根据。
其次，阐明运动的方式。“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周敦颐把这个无限循环的运动分为周期，在对这个周期进行描述时，把阳放在阴前，但在实际的无限循环运动中，阳前有阴，阴前有阳，因此无法确定阴阳孰先孰后。所以朱熹注释说：“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知之？’”【11】。也就是说，在无限循环的运动中，先后的意义被消解了。
最后，確立体用关系。曹端在《太极图说述解》中对阴阳的运动有这样的解释：“静，则太极之体立而阴以分;动，则太极之用行而阳以分”【12】。也就是说，太极的体用之别在阴阳的无限循环中彰显。其中，阴体现太极之体，而阳体现太极之用。在这个逻辑中，“体立而后用行”【13】的先后关系就得以形成，因此可以得出“礼先乐后”的结论。
三、心性论上的礼乐义理阐发
周敦颐所谓的“礼先乐后”不仅仅是讨论礼乐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个人心性。《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的和谐源于人心。人心有性情之分。性由上天所赋，而为自身所禀受。情根于性，感物后发。所谓“礼先乐后”，说的是在心的已发上，如何实现情的和。和如何定义？《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礼先乐后”实际上讨论的是“发而皆中节”如何可能的问题。
对于圣人而言，一动一静无不中节。朱熹解释说：“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德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则亦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14】观其所言，所谓“主静”就是保持内心的寂然无欲。显然，周敦颐在用字上选择“静”这个字与他长期的道家修养有关，程子为与佛老区分，改之为敬。对此朱熹有过说明：“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云：敬则自虚静，须是如此做工夫。”【15】也就是说，想要“发而皆中节”必须要先静（敬）定其心。朱熹在阐释周敦颐礼先乐后时说：“此‘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亦此理也。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鲜不流于慢者”。而静（敬）代表礼，和代表乐，所谓“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因此在这个逻辑中，礼是乐的前提。 综上所述，周敦颐以太极为礼乐的本体，以心性义理为礼乐的阐发，这是对传统礼乐观念的一次创新与发展，也为礼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32
【2】龚妮丽.周敦颐礼乐思想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8，（4）：2.
【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2. 122.
【4】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M]. 上海 安徽：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70
【5】曹端.曹端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12
注释：
1.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32
2.龚妮丽.周敦颐礼乐思想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8，（4）：2.
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2. 122.
4.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2
5.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32
6.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1
7.朱熹.朱子全書（第13册）[M]. 上海 安徽：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70
8.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9.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10.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11.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4
12.曹端.曹端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12
13.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8
14.周敦颐.周敦颐集[M]. 湖南：岳麓书社， 2002. 8
15.朱熹.朱子全书（第17册）[M]. 上海 安徽：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139
作者简介：范名简（1991），男，汉，江苏，硕士研究生在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