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大年初三，耍龙灯狮灯牛灯鱼灯的队伍便在乡村里活跃起来了。该走的亲戚前两天已经走过，该干的农活现在为时还早。春寒尚料峭，辛劳了一整年，过年的时候乡亲们总要多轻松几天的。
　　因此，春节过后到元宵，是过去乡村里一切土生土长自娱自乐的活动最热闹的时间。诸如古老的傩舞、传统的社火都是如此，繁多的灯彩也一样。
　　在这个赣西小城，龙灯狮灯牛灯鱼灯等等统一被纳入了灯彩的系列。而表演者，统一被称呼为耍灯的人。这其中，龙灯和狮灯的称呼尤其有点奇怪。明明是舞狮舞龙，明明与灯没有半点直接关联，人们却一定要咬准了字音，说成是耍狮灯耍龙灯。也许，这样的称呼是因为舞狮舞龙等活动主要在元宵前后，关联上了元宵，自然就关联上了“灯”吧。
　　耍燈的人——灯彩的表演者们，动作笨拙、质朴，并不像詩文里描写得那样优雅和优美。可能由于耍灯者大多数年纪已大，而且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正统的训练，他们的动作甚至有时候并不连贯。但是，有劲，到位，是土地里刨食的庄稼人那种味儿。
　　地方方言中一些词语的精准之处往往让语言学家惊叹，在一个字词变换之间就表达出了同一事物的细微差异。耍灯的“耍”字就是如此。与“玩”近义的“耍”，实际上是一个压抑之后的宣泄词语，是一种农村艰苦生活现实的需要。一个耍字，将赣西民间灯彩活动的本质点到了位。乡谚说“凑钱耍把戏”、“乡下狮子乡下耍”，对年俗里的耍灯活动，从性质到水平都有着精准的自我定位。这些灯彩，从来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娱人娱己，远比官方组织的晚会更有滋味。
　　当然，现在春节里也有政府部门组织的灯彩表演，但看上去似乎总觉得少了点神采，少了点灵动，少了点欢悦，而多了一些做作和生硬。这与乡村自发的耍灯完全不同。或许，一切民间的活动，灵魂终归还是在民间。
　　毕竟，耍，与表演，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耍灯更多的是表达内心的欢悦，是亲友乡邻之间的游戏，图个乐呵。而灯彩表演的人，想到的东西或许会更加宏大，诸如艺术、诸如形象、诸如好看与美感等等，与艺术课堂上统一培训出来的舞蹈者更多了几分类似。
　　有了现代艺术理论的指导和参与后，这种有组织的灯彩表演，已经与节俗里的耍灯有了本质的区别。与此类似，萍乡另一种重要的民俗艺术傩舞也是这样。经过专业文化工作者指导加工后的傩舞，据说是融入了现代舞蹈艺术。但几个真正的民间舞傩者却告诉我，这已经与传承下来的傩舞完全不同了。也许，除去多了个“非遗”的称谓外，舞傩的本质已经基本被抽离。某个从事文化工作几十年的朋友也对我说，其实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们本来是以自己的面貌、自己的精神在民间、在乡土里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自然生存和传承着。但经过整理、包装过后去规范化登台表演的东西，总感觉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没有谁能说明白是更好还是更坏。现代的文化工作者，总是以自己的认知、自己的专业学养去改造它。以“尽最大努力将它更正规更美好”的心态将民间娱乐最后弄得“越来越不像原来的样子越来越不那么美好”。毕竟，让一个学过芭蕾舞、现代舞的舞蹈音乐类研究生去“整理和指导”传承几千年的古拙乡土舞傩和喜庆耍灯，他的思维和眼光，不可能不偏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而偏向乡土文化那边。
　　要偏向乡土文化，偏向真正的过年民俗，我们就不能不直接回到乡野和民间。
　　在赣西萍乡的乡野和民间，春节里耍龙灯、耍狮灯、耍茶灯、耍牛灯等并于夜间逐户登门娱乐，是沿袭数百年的节俗了。萍乡民谚说：“三十晚上咯火，十五夜里咯灯。”意思是说，除夕夜家家户户吃过年饭后都要燃起一炉旺火，象征来年兴旺红火，全家人围在旺火边守岁，安排下一年的生计；元宵节夜则灯彩高张，城乡处处火树银花，热闹非凡。作为春节的一个文化符号和重要年俗，萍乡民间灯彩品种众多，牛带茶灯、蚌壳灯、龙凤花灯、鲤鱼灯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仅龙灯就可分为节子龙、缩龙、板凳龙、布龙、纸龙，狮灯则包括了手摇狮和青面狮，马灯还要区分大小马灯。
　　要说萍乡耍灯，最常见的是耍龙灯，其中又以芦溪缩龙著称。相传缩龙是明代权臣严嵩的远房族人仿照当时京城舞龙的样子传入萍乡的。尽管缩龙源自京城，但其他地方已湮没无踪，惟独在芦溪古城村因为村民年年组织耍龙灯而代代相传存留至今。研究者说，国内舞龙一般都是双角龙，而萍乡芦溪缩龙却是罕见的独角龙，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但要说萍乡耍灯，最独特的却是上栗的牛带茶灯。小时候过年时，上栗乡村的孩子们总是盼着耍灯的艺人尽早走到自己这个村子里，盼着肚子里点着蜡烛的纸牛能被带妆的艺人手提着经过自家门口来耍一回。我翻阅资料，茶灯在贵州、江西、湖南等地多个山区的民俗中都各有留存，牛灯也并非江西独有。但牛带茶灯，却是赣西上栗独有的年俗娱乐形式（当然后期辐射到了上栗周边几个县乡）。
　　透过资料，我仿佛看到，在元代这个戏曲艺术登峰造极的时期，赣西上栗的土地上，有一种曲艺如泥土中的野花，悄然发芽：当时流行萍乡民间的一种灯彩形式——牛灯，开始杂糅戏曲的元素，出现了有简单故事情节的说唱。这种说唱最初的内容是固定的，讲的故事叫《三伢仔犁田》，实际就是劝人春耕，由两人参与，一人在前提着用竹篾扎制糊纸而成的牛灯，一人在后扶犁，边歌边舞，祈祷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当地人因此称呼这种娱乐为耍牛灯。但爱热闹的乡亲们总觉得这其中还少了点什么，于是，民俗器乐被请进了牛灯的娱乐里，古老的茶灯演绎也被引入了其中。在耍牛灯的同时，采茶姊妹的人物频繁出现，采茶女手执灯彩，用娇媚的形象和采茶唱词将牛灯故事串联起来并首尾相应。而在牛灯和茶灯两者并行的说唱中，胡琴与笛子配合，锣鼓与唢呐伴奏，歌舞、唱白、故事情节一应俱全，终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牛带茶灯”——这个时间是清代乾隆年间。此时，耍灯的动作、程序、内容也都有了变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渔、樵、耕、读四个段落：《太公钓鱼》《武吉卖柴》《三伢仔犁田》与《杨氏送饭》《赞土地》与《打大卦》等节目。从此，“牛带茶灯”形式的灯彩，艺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向戏曲表演过渡。在此基础上，后来还催生了一种地方戏种——萍乡采茶戏。 　　前几年我认识了一个耍灯的人，黄良。他耍牛带茶灯已经四十三年了，平日里去城里做建筑小工，农忙时下地耕田割稻，除夕过后的半个月里，他就成为乡间耍灯最主要的艺人。农忙时扶着铁犁的大手现在扶着缩小的木犁，农忙时赶着黄牛的鞭子现在赶着竹扎的纸牛。正月里，黄良带着三五个人，成为赣西萍鄉农村一道别样的文化风景。走过塘上村，又走过水下村；走过张家岭，又来到李家湾，走村串户地将春天给吵醒，将沉寂的山村搅和得热闹起来。既然是年俗，耍灯的人自然要应景，登门时先要为乡人们送吉祥、送祝福。因此，黄良他们一出场，那没有任何雕饰的声音便在村头唱起，引得附近的孩子们都来围观：“土地佬子进门来拜年，恭喜府上掛金钱，挂金钱来挂金钱，荣华富贵万万年。”“土地佬土地佬，土地佬子戴十宝，一宝风调雨顺，二宝国泰民安，三宝三贺喜礼，四宝四季发财……”“春有桃花红似火，夏有荷花满池塘，秋有兰桂双结子，冬有梅花对雪霜。”
　　这短短的几十句唱词中，竟然同时包含有上栗语系、醴陵语系和浏阳语系三种方言的杂糅，俨然成了赣西独有的唱腔，既不同于乡亲们日常交谈的语调，也不同于书面表达的语音，正切合了这个赣西乡村处于吴头楚尾、赣湘边界的文化地域特征，显得如此质朴和亲切。
　　而此时，村民们早已经点燃了香烛在厅堂的案台上，爆竹也在硝烟里响起，以带有仪式感的态度迎接耍牛灯的队伍进门。耍灯的节目，总是或吉祥或热烈，或祥和或奔放，黄良他们这些刚从稻田里拔出泥腿的艺人们，用饱满的情绪直率诚挚地表达这一方水土中的生产生活情趣，激发着乡人们对春天的希望，也表达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不到现场，你难以想象，还有其他什么带有一定专业性的民俗娱乐能够像耍灯这样吸引众多的村民参与——20世纪80年代，仅上栗县长平乡这样一个当时人口不足4万的乡镇就有150多名耍牛带茶灯的民间艺人。
　　如果不到现场，你也始终不会明白为什么这种就地取材、土生土长的民间娱乐会带收获近乎宗教的虔诚、会包孕乡亲们如此真诚和巨大的热情。或许，是春节的氛围感染了耍灯的人，是耍灯的人搅热了整个村庄的温度，大家都来参与其中，在民俗与游戏的结合里制造和感知高兴、热闹、喜庆。
　　或许，这种耍灯的年俗，与“年”本身一样，承载着含蓄内敛的中国人从农耕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太多寄寓、太多乡愁以及难得的放松、难得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