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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渡汉江》这首诗是宋之问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时写的一首抒情诗。全诗表现出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渴望之情和游子
远归家乡时不安、畏怯等复杂心理。其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句倍受推崇，本文主要从情感入手，分析“近乡情更怯”一句包含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渡汉江》;近乡情更怯;宋之问
宋之问，虽然人品为后人诟病，但是他的诗歌还是得到了后人的肯定。《新唐书》评价：“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他的诗歌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比如《渡汉江》等。这些诗歌，属对精密，格律工整，对律诗的成熟定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渡汉江》是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全诗为：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解读“近乡情更怯”一句，不能仅从字面理解其表达的感情，也不能仅从其反映的内容上去解析，要结合作者生活的代、经历、情感等全方位理解这句诗的含义，这样更能全面、准确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下面我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一、近乡情更“怯”
“怯”，《汉语大词典》解释一有胆小之意，另有羞怯之意。那么如何看待作者在潜回家乡之际的胆小和羞怯之间呢，这要从作者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说起。
宋之问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生是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参军。永隆二年（681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15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时人钦慕。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作者后半生的经历政治比较失意，我们知道，宋之问为了权力，几易其主。张氏兄弟垮台后，宋之问也受到连累，唐中宗将其贬为泷洲参军。泷洲极为偏远，贬往那里的官员往往因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习俗而死于非命。神龙元年十月宋之问过岭，次年春冒险逃回洛阳，途经汉江时写下此诗。当一个游子背负盼望与希冀，背井离乡，去远方寻求更圆的月亮的时候，内心虽有不舍，但是却也因为理想的召唤而忽略;但最终回归故乡的时候，作者此时政治失意，正处于人生低谷。前后人生一比较，作者的情感滋味可想而知“，近乡”简直是一种煎熬，远离家乡或许更可心安，现在近家如何归？带着这样的心理枷锁，作者越是近乡，越是怕熟人、更怕亲人，怕见面后疏远自己，讥笑自己，所以“近乡”不是迫切而是胆怯。这种写法被许多人理解为反常笔法，看似有悖常理，实则符合作者当时的心理。在“近乡”的那一刻，内心萌发的复杂心理韵味十足，写出了抑扬顿挫的心理斗争。从宋之问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人生巨大落差分析“怯”，便不难理解“近乡”而“不敢问来人”的心理逆差，从而体会到诗人扭曲复杂的心理其胆小、羞怯之意，也就跃于纸上。
二、近乡情更“切”
宋之问的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离诗中的“汉江”都比较远。所谓“近乡”，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正象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过了黄河就感到“近乡”一样。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说：“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我们知道，这是久离家乡而返归途中所写的抒情诗。诗意在写思乡情，愈近家乡，愈不敢问及家乡消息，担心听到坏的消息，而伤了好的愿望。作者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作者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其实，这种猜想他倒宁愿自己去证实，以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的幻想。这两句，通过“情更切”与“不敢问”，将诗人对亲人的强烈思念与由此生产的极度精神痛苦都透彻地表达出来
三、近乡情更“窃”
《新唐书·宋之问传》记载，宋之问两次被贬岭南，第一次是“逃归洛阳”，第二次便没能回来，被皇上“赐死桂州”，那么《渡汉江》当然是逃归时所作。违背皇上旨意而逃归，自然是罪上加罪，便难免提心吊胆。并且他要逃归的东都洛阳，是他的政敌掌权的地方，他的那些对头知道他“逃归”，能放过他吗？近乡情更“窃”，其实“窃”在这里。同时，除了政治上的压力，作者更大的压力还在于亲人。我們知道“因诗杀人”一事，宋之问见其外甥刘希夷的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颇有妙处，便想占为己有，刘希夷不从，宋之问于是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压死。所以，作者“不敢问来人”，除了怕被人认出，还在于既愿见到自己的亲人，又怕见到自己的亲人，亲人也是自己的仇人呀，因为自己人生不光彩的一页，导致自己有家不能归，就是这种心灵的写照吧。读者可以强烈感触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问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浮华空泛之作，但这首诗，却往往引起读者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把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浓缩成一种简单的心理折射，汇成一个仅仅是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典型性、概括性。人们爱拿杜甫《述怀》中的诗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和这首诗作类比，这正说明性质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方式来表现，从阅读的角度来说，“作者用心未必然，读者无心然已出”。环境与心境，总是相互扶持着，相互包含着，相互融合着。
参考文献：
[1] 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陶敏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远归家乡时不安、畏怯等复杂心理。其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句倍受推崇，本文主要从情感入手，分析“近乡情更怯”一句包含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渡汉江》;近乡情更怯;宋之问
宋之问，虽然人品为后人诟病，但是他的诗歌还是得到了后人的肯定。《新唐书》评价：“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他的诗歌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比如《渡汉江》等。这些诗歌，属对精密，格律工整，对律诗的成熟定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渡汉江》是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全诗为：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解读“近乡情更怯”一句，不能仅从字面理解其表达的感情，也不能仅从其反映的内容上去解析，要结合作者生活的代、经历、情感等全方位理解这句诗的含义，这样更能全面、准确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下面我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一、近乡情更“怯”
“怯”，《汉语大词典》解释一有胆小之意，另有羞怯之意。那么如何看待作者在潜回家乡之际的胆小和羞怯之间呢，这要从作者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说起。
宋之问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生是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参军。永隆二年（681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15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时人钦慕。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作者后半生的经历政治比较失意，我们知道，宋之问为了权力，几易其主。张氏兄弟垮台后，宋之问也受到连累，唐中宗将其贬为泷洲参军。泷洲极为偏远，贬往那里的官员往往因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习俗而死于非命。神龙元年十月宋之问过岭，次年春冒险逃回洛阳，途经汉江时写下此诗。当一个游子背负盼望与希冀，背井离乡，去远方寻求更圆的月亮的时候，内心虽有不舍，但是却也因为理想的召唤而忽略;但最终回归故乡的时候，作者此时政治失意，正处于人生低谷。前后人生一比较，作者的情感滋味可想而知“，近乡”简直是一种煎熬，远离家乡或许更可心安，现在近家如何归？带着这样的心理枷锁，作者越是近乡，越是怕熟人、更怕亲人，怕见面后疏远自己，讥笑自己，所以“近乡”不是迫切而是胆怯。这种写法被许多人理解为反常笔法，看似有悖常理，实则符合作者当时的心理。在“近乡”的那一刻，内心萌发的复杂心理韵味十足，写出了抑扬顿挫的心理斗争。从宋之问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人生巨大落差分析“怯”，便不难理解“近乡”而“不敢问来人”的心理逆差，从而体会到诗人扭曲复杂的心理其胆小、羞怯之意，也就跃于纸上。
二、近乡情更“切”
宋之问的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离诗中的“汉江”都比较远。所谓“近乡”，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正象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过了黄河就感到“近乡”一样。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说：“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我们知道，这是久离家乡而返归途中所写的抒情诗。诗意在写思乡情，愈近家乡，愈不敢问及家乡消息，担心听到坏的消息，而伤了好的愿望。作者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作者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其实，这种猜想他倒宁愿自己去证实，以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的幻想。这两句，通过“情更切”与“不敢问”，将诗人对亲人的强烈思念与由此生产的极度精神痛苦都透彻地表达出来
三、近乡情更“窃”
《新唐书·宋之问传》记载，宋之问两次被贬岭南，第一次是“逃归洛阳”，第二次便没能回来，被皇上“赐死桂州”，那么《渡汉江》当然是逃归时所作。违背皇上旨意而逃归，自然是罪上加罪，便难免提心吊胆。并且他要逃归的东都洛阳，是他的政敌掌权的地方，他的那些对头知道他“逃归”，能放过他吗？近乡情更“窃”，其实“窃”在这里。同时，除了政治上的压力，作者更大的压力还在于亲人。我們知道“因诗杀人”一事，宋之问见其外甥刘希夷的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颇有妙处，便想占为己有，刘希夷不从，宋之问于是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压死。所以，作者“不敢问来人”，除了怕被人认出，还在于既愿见到自己的亲人，又怕见到自己的亲人，亲人也是自己的仇人呀，因为自己人生不光彩的一页，导致自己有家不能归，就是这种心灵的写照吧。读者可以强烈感触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问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浮华空泛之作，但这首诗，却往往引起读者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把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浓缩成一种简单的心理折射，汇成一个仅仅是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典型性、概括性。人们爱拿杜甫《述怀》中的诗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和这首诗作类比，这正说明性质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方式来表现，从阅读的角度来说，“作者用心未必然，读者无心然已出”。环境与心境，总是相互扶持着，相互包含着，相互融合着。
参考文献：
[1] 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陶敏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