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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口上摆摊的鞋匠跳楼死了,从不八卦的婆婆一大早便向我播报了这条新闻。昨天不是父亲节吗?这个平日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男人居然有勇气跳楼?选择父亲节跳楼,这是怎么啦?他跳下来时,婆婆正跟我母亲讲话,险些就砸在婆婆身上了。婆婆似乎有些惊魂未定,我以为是现场很惨烈所以刺激到她了。她说鞋匠一下子就掉到那个装垃圾的大铁桶里,掉下来时眼睛还在眨呢,他老婆不但不救他,还把准备去救的人都拦着,直到男人闭眼了,才用手去探男人还有没有气,鞋匠两个丫头站在旁边,一滴眼泪都没有……
在我眼里,这个男人就是个悲剧的化身。
第一次见到他,是十多年前去新单位文化稽查队报到,领导指派给我的一张办公桌是辞职创业的同事留下的。两边抽屉都上了锁,同事便帮我叫来了鞋匠,他的鞋摊兼着配钥匙换锁。单薄的身体,暗黄的国字脸,脸颊深深凹陷了下去,两只本来就很大的眼睛也因深陷下去而大得有点吓人了,眼神空洞,惊头慌脑的,像是刚刚进城的僻居之人。别看这男人整个蔫不拉叽的,做事却极细致利索,一会儿就换好了锁。但两把锁开价要三十六元,这简直杀黑啊。我有些不快地跟他還价,他起身就往外走,我正诧异呢,他说我去问屋里(老婆)看能不能少。这事也得问老婆?也太……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会儿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告知,他老婆说少一元钱。瞧他那上气不接下气只差翻白眼的样子,不知怎的,那一刻就预感到他命不会长。我那些硬气十足的稽查队男同事们,在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纯爷们,何时见过这种情况?自然是对鞋匠鄙夷万分,都讥笑这是个一元钱的主都做不了的孬种。
鞋匠揣着三十五元钱走了,看着他的身影,我心里就已经开始勾画他老婆的样子,应该是个厉害角色。但我仅在文化稽查大队办公室待了一个月,就被派驻到行政服务中心文化局窗口工作,直到六年之后,被调回文化局办公室,才与这个近在咫尺的鞋匠一家有近距离接触。
第一次见到鞋匠老婆,我愣住了,她简直就是从过去穿越来的,一件军绿色的样式老土的夹衣,黑中带黄的没有光泽的盘子脸上长着一对三角眼,高颧骨,塌鼻梁,嘴巴小,但嘴皮极薄。讲起话来快得像机关枪,唾沫星子横飞,声音像梗着喉咙发出来的,硬而短促。额前一溜刘海,用发夹把一缕头发夹向一边。这不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铁梅头吗?最搞笑的是她不讲话时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就连身材也是那种上身和腿部一样长,胸像绷带绑着,屁股大而垂,据说这种身材的女人好生养,会生儿子,但我后来才知她生的是两个女儿。与大院里那些时尚漂亮又有文艺范的女人比,这女人的样子和打扮实在太过时了。不过这女人嘴有一张,手也有一双,是做事的好手,风风火火的,三下两下就能成一件事。
后来见到鞋匠的两个女儿,我暗自佩服女人的基因强大,两个女儿一律的暗黄无光的皮肤,三角眼,盆子脸,塌鼻梁和薄嘴唇。她们还将母亲脸上苦大仇深的表情继承并发扬光大,讲话杵头杵脑,永远都是一副别人欠了她家的表情。
一家有了三个铁姑娘,鞋匠的日子自然好过不到哪去,经常挨骂,老婆骂,女儿也骂,而鞋匠缩着脑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耐力极好。每次碰到鞋匠挨骂,我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想象鞋匠和老婆在床上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刻有没有半分的温存?想归想,所有人碰到鞋匠挨骂都是匆匆走开,因为越劝女人会越来劲,有过前车之鉴。
那次女人又在骂鞋匠,院子里的王婆路过。这王婆由于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电视台,平时颇有些得意,也有些倚老卖老地爱管闲事,于是说女人不该这么待自己的男人。可这女人没人搭理还罢,有人接话,她倒拉着王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起来,说,王婆,您觉得我这人怎样?我是蛮讲道理的人,像我这么勤扒苦做的人,世间也难找吧?这架势把王婆也弄懵了,碍着面子只得点头。见王婆点头,她立马咬牙切齿地说起男人的不是。你说这一天只晓得捅几碗饭的废物,还拿着屋里的钱不当数去充面子,他外甥结婚,上人情不说还吃茶(另随礼),是不过日子啦。王婆说他身体不好也还在做事啦,又没玩,这一片谁不知道他钥匙配得好,鞋子修得好?再说外甥结婚,当舅舅的吃茶也是应该的。女人立马表情夸张地说,他跟别人比得?要钱钱没得,别人都死了他怎么不死?女人的控诉中,还时不时夹杂涉及隐私的粗话,让王婆也尴尬得不得了,赶紧走了。连王婆也劝不了,哪个还敢去劝呢?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母亲却和鞋匠老婆过从甚密。母亲当年是村里有名的能干姑娘,可外婆去世得早,外公老实得很,舅妈又是个厉害人,为母亲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镇上的个体户,有钱,但外貌抱歉些。母亲自是不愿意的,且早已有了意中人。她与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但老实忠厚、高中毕业的英俊男人相爱了。母亲几次去退婚未遂,最后母亲和父亲合计上演了一场冲破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现实剧。一向低调的父亲满村发喜糖,说是有了未婚妻,又假装去走了几次丈母娘家,加之母亲这边有当村妇女主任的大姨妈相助,最后李家终于退婚,父亲和母亲成功结了婚。
婚后,母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请人来帮忙栽秧,要是别人栽得不好,她是宁愿扯了重栽的,菜园子也收拾得没一根杂草,像用筛子筛过一样。母亲未嫁过来前,大伯一家和大姑妈一家都是爷爷一船从湖南拖过来的,没有房屋,没有田地,在村里的乱葬岗搭个窝棚,开荒打草,后来才分了田和宅基地。可家大口阔,几乎都是借米下锅。母亲来后的几年,不分日夜干活,每年分谷后第一件事便是挑谷去还债,整整还了三年。后来,我家是第一个建瓦房的,第一个有电视机的,也是第一个走出村子外出谋生的。
可在我心里神一样的母亲,却跟这样的女人来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是嫌弃这女人的职业,门口做锅盔、擦皮鞋的我都真心怜惜他们,尊重他们,可对这女人,却有说不出的厌恶。即使是偶尔光顾她的鞋摊,多半是为照顾鞋匠的生意,即使收费要比别处贵,只当是做了施舍,我心里想的是也许生意好些,男人会少挨点骂吧。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为什么喜欢到女人的鞋摊去。原来,鞋匠的老家跟我们是一个村的。鞋匠父亲是1949年后的第一任村主任,当时也算是一位风云人物。他家里有个疯老婆,儿女成群,却明目张胆地和同村的一位有夫之妇约会,直到有天突然毙命于妇人之床。他的疯老婆更疯了,不久也死了。几个子女成了孤儿。鞋匠是老大,带着弟弟妹妹什么活都干,还讨过米,生活困苦不说,还要承受村民的闲言碎语。鞋匠有个妹妹叫菊香,长得极漂亮,但因为她父亲的事,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人上门提亲,只能在家做老姑娘。 我父亲那时已是村里的团支书,经常到他家帮着搭把手。那时母亲刚生了我在坐月子,一向八卦的二伯母神神秘秘地跟母亲尖嘴:“他们俩在田里有说有笑的……”“哪个帮不得,就帮他们家?”把坐月子不能出门的母亲气得整日抹泪,也在心底暗暗留了心。我出生六天时,满口生疮,母亲当过几天村卫生室的护理员,知道这叫“鹅口疮”,可能危及生命。母亲一早便催促父亲带我去医院做检查,可父亲不声不响地拖着板车出门去了,直到天黑才回家。回到家后,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父亲才出门去借了六元钱,在板车上铺了些草,把我和母亲往镇医院拖。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却被告知住院得十元钱。父亲又一声不响地拖着我们往回赶。多年后母亲不止一次向我描述那天的情景。天已经黑了,那时到白犊寺的路还未修,路上全是大块大块的石头。母亲怕刚出生的我被“鬼”抓走了,把我紧紧抱在怀中,胸前放上一面镜子,直挺挺地坐在板车上。经过村里那片坟地时,母亲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刚好前不久村里有个叫月华的女人难产死了,按照习俗,坟前要点灯,还罩着一把伞,陰惨惨的,母亲只得死死把我抱住,大气不敢出一口。等到家,已是半夜了,母亲顺产后缝针的伤口全裂开了,浑身上下被露水和汗水浸湿,当晚便发起了高烧。第二天父亲便独自一人抱我去医院,母亲则一直病到我满月。我“出窝”那天,外公派人来接,母亲走着走着竟晕倒在了田埂上。月子里落下了病,自我记事起,母亲从未离开过药罐。
当母亲得知那天父亲是去帮着菊香家插秧时,她的气愤可想而知,只差要冲到菊香那儿给她几个耳光。虽忍住了,但从此对那个叫菊香的女人恨之入骨。
女人的嫉恨是很可怕的,母亲这么多年来虽然深爱着父亲,吃的穿的最好的总是先想到父亲,有个头疼脑热的紧张得不得了,但只要一提到父亲的这段往事,母亲便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我不知道父亲当年对菊香是动过真心还是仅限于怜悯,反正这成了扎在母亲心头的一根刺,虽然事隔多年,母亲仍然耿耿于怀。
母亲每次去鞋摊就是为了听那个叫菊香的女人的事。鞋匠的老婆与小姑子关系不太好,不仅是小姑子,男人那边的亲戚她全都不感冒,结婚这么多年,没几个敢到她家来串门的。鞋匠老婆告诉母亲,她的小姑子怎样地在外招蜂引蝶,而偏偏嫁的男人又不是吃素的,于是免不了挨打,有一次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在床上躺了好久。母亲由此断定菊香果真是个狐狸精,而狐狸精终究没个好结果。但后来与菊香同嫁一个村的女人有一次到县城来,在我母亲这儿坐,讲的却是另一个版本。菊香嫁的是个小包工头,叫四狗子。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可四狗子后来染上了赌博恶习,输钱了便回来打菊香。菊香两个哥哥都是老实坨,自然没人去给她撑腰,她成了四狗子的一盘“下饭菜”。四狗子后来欠了一屁股赌债,出门打工去了,说是打工,实是躲债去了。家里的娃和田全甩给了菊香一人,菊香真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倒是鳏夫马三爹经常来给她搭把手,一来二去的,她竟跟马三爹好上了,原因就是马三爹真心实意疼她。而当村里风言风语四起时,菊香索性开始学着玩牌,输钱了便四处借。四狗子在外自然也听了些风声,急急赶回村来准备好好教训菊香和马三爹的,可那天风大雨大,还没到家门,竟跌在村头的沟里死掉了。于是村人又传这菊香克夫。菊香精神便有些恍惚了,有时下雨就光着脚在雨中走。这马三爹后来为了能就近照顾菊香,竟从湾上搬到她家旁边,菜园里、田里的事都帮她做,自己无儿无女的,兜里有几个钱都贴给了菊香,还找医生帮她看病。
听了这些,母亲倒开始同情这昔日情敌了,只不过对她傍上一个老男人的行为鄙夷不已。后来,她还是习惯跑去听鞋匠老婆讲菊香的事,也不管版本是真是假。
鞋匠跳楼第二天我去上班,经过母亲门前,竟意外看见母亲坐在窗口发呆。我走进去调侃她,说怎么没去安慰好朋友,母亲却说了句:这女人太狠心了。接下来便给我描绘鞋匠跳楼时的情景。说当时正和我婆婆讲着话呢,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就看到面前的楼上有个人像床破絮一样掉在了大铁垃圾桶里,她和我婆婆都吓了一大跳。当她看清楚是鞋匠时,赶紧跑去喊来鞋匠老婆。这时垃圾桶周围已围了一圈人了,鞋匠嘴角流着血,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众人。母亲说,鞋匠的眼神让她想起多年前爷爷勒杀的那只养了多年的狗,满眼是乞怜。母亲还说,鞋匠内心一定是不愿去死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女人不但不去救自己男人,还拦着众人,对大家做出一个“嘘”的动作,直等到男人闭眼了,她才去探男人的鼻子还有没有呼吸,而她的两个女儿自始至终都站在一旁,面无表情,没有半点悲伤。母亲说,是她家的一只狗这么多年也喂亲了吧,天下居然有这么冷血的人。
母亲还说,多年来鞋匠一直有肠胃方面的疾病,这次拉了一个月肚子了,便自己跑去医院输了两天液,鞋匠老婆知道后火冒三丈,硬是去医院把他拖了回来,回来后又臭骂了一顿,两个女儿估计也没给他什么好脸色。傍晚时分,男人爬上鞋摊旁大楼的楼顶,跳了下来。我说,他知道跳楼那天是父亲节吗?母亲说,你别看鞋匠平时不说话,可爱看报看书了,有时帮父亲自行车打个气什么的,只要他老婆不在就不收钱,为的就是平时来找父亲讨书和报纸看。这么看来他应该是知道那天是父亲节的,何况旁边超市那么醒目的广告促销呢。可他为什么要选择在父亲节跳楼呢?
鞋匠死后他老婆直接把他拖到火葬场烧了,像处理一件报废的东西一样简单。鞋匠的弟弟和菊香还有一帮远房亲戚闻讯赶来,鞋匠老婆依旧不搭理,一堆人谁也没敢说个话,连鞋匠家的门都没进,就在鞋摊旁的院子里烧了些纸,哭了一场,各回各家了。父亲母亲那天都看见了菊香,干瘦得吓人,再不复当年风采,头发竟已花白。那天菊香也看到了他们,只是彼此都没有说话。岁月残忍,被生活欺凌得没有尊严的人,有时装作不认识是种厚道。
经过这事后,母亲对菊香的恨意彻底消失了。女人就是这样,不像男人种下了恨,一辈子难消除,女人会因同情等因素化解仇恨。其实母亲一直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更何况她是那样在乎父亲。她从此再不去鞋匠老婆那串门了,而我更是不愿搭理那女人,只是每次经过鞋匠跳楼的那个垃圾桶,心里总是会冒出鞋匠为什么要在父亲节跳楼的疑问。
在我眼里,这个男人就是个悲剧的化身。
第一次见到他,是十多年前去新单位文化稽查队报到,领导指派给我的一张办公桌是辞职创业的同事留下的。两边抽屉都上了锁,同事便帮我叫来了鞋匠,他的鞋摊兼着配钥匙换锁。单薄的身体,暗黄的国字脸,脸颊深深凹陷了下去,两只本来就很大的眼睛也因深陷下去而大得有点吓人了,眼神空洞,惊头慌脑的,像是刚刚进城的僻居之人。别看这男人整个蔫不拉叽的,做事却极细致利索,一会儿就换好了锁。但两把锁开价要三十六元,这简直杀黑啊。我有些不快地跟他還价,他起身就往外走,我正诧异呢,他说我去问屋里(老婆)看能不能少。这事也得问老婆?也太……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会儿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告知,他老婆说少一元钱。瞧他那上气不接下气只差翻白眼的样子,不知怎的,那一刻就预感到他命不会长。我那些硬气十足的稽查队男同事们,在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纯爷们,何时见过这种情况?自然是对鞋匠鄙夷万分,都讥笑这是个一元钱的主都做不了的孬种。
鞋匠揣着三十五元钱走了,看着他的身影,我心里就已经开始勾画他老婆的样子,应该是个厉害角色。但我仅在文化稽查大队办公室待了一个月,就被派驻到行政服务中心文化局窗口工作,直到六年之后,被调回文化局办公室,才与这个近在咫尺的鞋匠一家有近距离接触。
第一次见到鞋匠老婆,我愣住了,她简直就是从过去穿越来的,一件军绿色的样式老土的夹衣,黑中带黄的没有光泽的盘子脸上长着一对三角眼,高颧骨,塌鼻梁,嘴巴小,但嘴皮极薄。讲起话来快得像机关枪,唾沫星子横飞,声音像梗着喉咙发出来的,硬而短促。额前一溜刘海,用发夹把一缕头发夹向一边。这不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铁梅头吗?最搞笑的是她不讲话时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就连身材也是那种上身和腿部一样长,胸像绷带绑着,屁股大而垂,据说这种身材的女人好生养,会生儿子,但我后来才知她生的是两个女儿。与大院里那些时尚漂亮又有文艺范的女人比,这女人的样子和打扮实在太过时了。不过这女人嘴有一张,手也有一双,是做事的好手,风风火火的,三下两下就能成一件事。
后来见到鞋匠的两个女儿,我暗自佩服女人的基因强大,两个女儿一律的暗黄无光的皮肤,三角眼,盆子脸,塌鼻梁和薄嘴唇。她们还将母亲脸上苦大仇深的表情继承并发扬光大,讲话杵头杵脑,永远都是一副别人欠了她家的表情。
一家有了三个铁姑娘,鞋匠的日子自然好过不到哪去,经常挨骂,老婆骂,女儿也骂,而鞋匠缩着脑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耐力极好。每次碰到鞋匠挨骂,我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想象鞋匠和老婆在床上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刻有没有半分的温存?想归想,所有人碰到鞋匠挨骂都是匆匆走开,因为越劝女人会越来劲,有过前车之鉴。
那次女人又在骂鞋匠,院子里的王婆路过。这王婆由于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电视台,平时颇有些得意,也有些倚老卖老地爱管闲事,于是说女人不该这么待自己的男人。可这女人没人搭理还罢,有人接话,她倒拉着王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起来,说,王婆,您觉得我这人怎样?我是蛮讲道理的人,像我这么勤扒苦做的人,世间也难找吧?这架势把王婆也弄懵了,碍着面子只得点头。见王婆点头,她立马咬牙切齿地说起男人的不是。你说这一天只晓得捅几碗饭的废物,还拿着屋里的钱不当数去充面子,他外甥结婚,上人情不说还吃茶(另随礼),是不过日子啦。王婆说他身体不好也还在做事啦,又没玩,这一片谁不知道他钥匙配得好,鞋子修得好?再说外甥结婚,当舅舅的吃茶也是应该的。女人立马表情夸张地说,他跟别人比得?要钱钱没得,别人都死了他怎么不死?女人的控诉中,还时不时夹杂涉及隐私的粗话,让王婆也尴尬得不得了,赶紧走了。连王婆也劝不了,哪个还敢去劝呢?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母亲却和鞋匠老婆过从甚密。母亲当年是村里有名的能干姑娘,可外婆去世得早,外公老实得很,舅妈又是个厉害人,为母亲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镇上的个体户,有钱,但外貌抱歉些。母亲自是不愿意的,且早已有了意中人。她与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但老实忠厚、高中毕业的英俊男人相爱了。母亲几次去退婚未遂,最后母亲和父亲合计上演了一场冲破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现实剧。一向低调的父亲满村发喜糖,说是有了未婚妻,又假装去走了几次丈母娘家,加之母亲这边有当村妇女主任的大姨妈相助,最后李家终于退婚,父亲和母亲成功结了婚。
婚后,母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请人来帮忙栽秧,要是别人栽得不好,她是宁愿扯了重栽的,菜园子也收拾得没一根杂草,像用筛子筛过一样。母亲未嫁过来前,大伯一家和大姑妈一家都是爷爷一船从湖南拖过来的,没有房屋,没有田地,在村里的乱葬岗搭个窝棚,开荒打草,后来才分了田和宅基地。可家大口阔,几乎都是借米下锅。母亲来后的几年,不分日夜干活,每年分谷后第一件事便是挑谷去还债,整整还了三年。后来,我家是第一个建瓦房的,第一个有电视机的,也是第一个走出村子外出谋生的。
可在我心里神一样的母亲,却跟这样的女人来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是嫌弃这女人的职业,门口做锅盔、擦皮鞋的我都真心怜惜他们,尊重他们,可对这女人,却有说不出的厌恶。即使是偶尔光顾她的鞋摊,多半是为照顾鞋匠的生意,即使收费要比别处贵,只当是做了施舍,我心里想的是也许生意好些,男人会少挨点骂吧。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为什么喜欢到女人的鞋摊去。原来,鞋匠的老家跟我们是一个村的。鞋匠父亲是1949年后的第一任村主任,当时也算是一位风云人物。他家里有个疯老婆,儿女成群,却明目张胆地和同村的一位有夫之妇约会,直到有天突然毙命于妇人之床。他的疯老婆更疯了,不久也死了。几个子女成了孤儿。鞋匠是老大,带着弟弟妹妹什么活都干,还讨过米,生活困苦不说,还要承受村民的闲言碎语。鞋匠有个妹妹叫菊香,长得极漂亮,但因为她父亲的事,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人上门提亲,只能在家做老姑娘。 我父亲那时已是村里的团支书,经常到他家帮着搭把手。那时母亲刚生了我在坐月子,一向八卦的二伯母神神秘秘地跟母亲尖嘴:“他们俩在田里有说有笑的……”“哪个帮不得,就帮他们家?”把坐月子不能出门的母亲气得整日抹泪,也在心底暗暗留了心。我出生六天时,满口生疮,母亲当过几天村卫生室的护理员,知道这叫“鹅口疮”,可能危及生命。母亲一早便催促父亲带我去医院做检查,可父亲不声不响地拖着板车出门去了,直到天黑才回家。回到家后,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父亲才出门去借了六元钱,在板车上铺了些草,把我和母亲往镇医院拖。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却被告知住院得十元钱。父亲又一声不响地拖着我们往回赶。多年后母亲不止一次向我描述那天的情景。天已经黑了,那时到白犊寺的路还未修,路上全是大块大块的石头。母亲怕刚出生的我被“鬼”抓走了,把我紧紧抱在怀中,胸前放上一面镜子,直挺挺地坐在板车上。经过村里那片坟地时,母亲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刚好前不久村里有个叫月华的女人难产死了,按照习俗,坟前要点灯,还罩着一把伞,陰惨惨的,母亲只得死死把我抱住,大气不敢出一口。等到家,已是半夜了,母亲顺产后缝针的伤口全裂开了,浑身上下被露水和汗水浸湿,当晚便发起了高烧。第二天父亲便独自一人抱我去医院,母亲则一直病到我满月。我“出窝”那天,外公派人来接,母亲走着走着竟晕倒在了田埂上。月子里落下了病,自我记事起,母亲从未离开过药罐。
当母亲得知那天父亲是去帮着菊香家插秧时,她的气愤可想而知,只差要冲到菊香那儿给她几个耳光。虽忍住了,但从此对那个叫菊香的女人恨之入骨。
女人的嫉恨是很可怕的,母亲这么多年来虽然深爱着父亲,吃的穿的最好的总是先想到父亲,有个头疼脑热的紧张得不得了,但只要一提到父亲的这段往事,母亲便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我不知道父亲当年对菊香是动过真心还是仅限于怜悯,反正这成了扎在母亲心头的一根刺,虽然事隔多年,母亲仍然耿耿于怀。
母亲每次去鞋摊就是为了听那个叫菊香的女人的事。鞋匠的老婆与小姑子关系不太好,不仅是小姑子,男人那边的亲戚她全都不感冒,结婚这么多年,没几个敢到她家来串门的。鞋匠老婆告诉母亲,她的小姑子怎样地在外招蜂引蝶,而偏偏嫁的男人又不是吃素的,于是免不了挨打,有一次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在床上躺了好久。母亲由此断定菊香果真是个狐狸精,而狐狸精终究没个好结果。但后来与菊香同嫁一个村的女人有一次到县城来,在我母亲这儿坐,讲的却是另一个版本。菊香嫁的是个小包工头,叫四狗子。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可四狗子后来染上了赌博恶习,输钱了便回来打菊香。菊香两个哥哥都是老实坨,自然没人去给她撑腰,她成了四狗子的一盘“下饭菜”。四狗子后来欠了一屁股赌债,出门打工去了,说是打工,实是躲债去了。家里的娃和田全甩给了菊香一人,菊香真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倒是鳏夫马三爹经常来给她搭把手,一来二去的,她竟跟马三爹好上了,原因就是马三爹真心实意疼她。而当村里风言风语四起时,菊香索性开始学着玩牌,输钱了便四处借。四狗子在外自然也听了些风声,急急赶回村来准备好好教训菊香和马三爹的,可那天风大雨大,还没到家门,竟跌在村头的沟里死掉了。于是村人又传这菊香克夫。菊香精神便有些恍惚了,有时下雨就光着脚在雨中走。这马三爹后来为了能就近照顾菊香,竟从湾上搬到她家旁边,菜园里、田里的事都帮她做,自己无儿无女的,兜里有几个钱都贴给了菊香,还找医生帮她看病。
听了这些,母亲倒开始同情这昔日情敌了,只不过对她傍上一个老男人的行为鄙夷不已。后来,她还是习惯跑去听鞋匠老婆讲菊香的事,也不管版本是真是假。
鞋匠跳楼第二天我去上班,经过母亲门前,竟意外看见母亲坐在窗口发呆。我走进去调侃她,说怎么没去安慰好朋友,母亲却说了句:这女人太狠心了。接下来便给我描绘鞋匠跳楼时的情景。说当时正和我婆婆讲着话呢,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就看到面前的楼上有个人像床破絮一样掉在了大铁垃圾桶里,她和我婆婆都吓了一大跳。当她看清楚是鞋匠时,赶紧跑去喊来鞋匠老婆。这时垃圾桶周围已围了一圈人了,鞋匠嘴角流着血,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众人。母亲说,鞋匠的眼神让她想起多年前爷爷勒杀的那只养了多年的狗,满眼是乞怜。母亲还说,鞋匠内心一定是不愿去死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女人不但不去救自己男人,还拦着众人,对大家做出一个“嘘”的动作,直等到男人闭眼了,她才去探男人的鼻子还有没有呼吸,而她的两个女儿自始至终都站在一旁,面无表情,没有半点悲伤。母亲说,是她家的一只狗这么多年也喂亲了吧,天下居然有这么冷血的人。
母亲还说,多年来鞋匠一直有肠胃方面的疾病,这次拉了一个月肚子了,便自己跑去医院输了两天液,鞋匠老婆知道后火冒三丈,硬是去医院把他拖了回来,回来后又臭骂了一顿,两个女儿估计也没给他什么好脸色。傍晚时分,男人爬上鞋摊旁大楼的楼顶,跳了下来。我说,他知道跳楼那天是父亲节吗?母亲说,你别看鞋匠平时不说话,可爱看报看书了,有时帮父亲自行车打个气什么的,只要他老婆不在就不收钱,为的就是平时来找父亲讨书和报纸看。这么看来他应该是知道那天是父亲节的,何况旁边超市那么醒目的广告促销呢。可他为什么要选择在父亲节跳楼呢?
鞋匠死后他老婆直接把他拖到火葬场烧了,像处理一件报废的东西一样简单。鞋匠的弟弟和菊香还有一帮远房亲戚闻讯赶来,鞋匠老婆依旧不搭理,一堆人谁也没敢说个话,连鞋匠家的门都没进,就在鞋摊旁的院子里烧了些纸,哭了一场,各回各家了。父亲母亲那天都看见了菊香,干瘦得吓人,再不复当年风采,头发竟已花白。那天菊香也看到了他们,只是彼此都没有说话。岁月残忍,被生活欺凌得没有尊严的人,有时装作不认识是种厚道。
经过这事后,母亲对菊香的恨意彻底消失了。女人就是这样,不像男人种下了恨,一辈子难消除,女人会因同情等因素化解仇恨。其实母亲一直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更何况她是那样在乎父亲。她从此再不去鞋匠老婆那串门了,而我更是不愿搭理那女人,只是每次经过鞋匠跳楼的那个垃圾桶,心里总是会冒出鞋匠为什么要在父亲节跳楼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