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关雎》的解读及其“见盛观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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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司马迁认为《关雎》是诗人看到西周盛世背后衰微的危机而作的讽谏当政之作。从《关雎》本身的描述、《诗经》成书因由及司马迁个人的思想情怀三方面进行探究,可得出该观点的合理性和可能成因。同时,司马迁的另类解读亦折射出其“见盛观衰”思想和心系天下的情怀。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关雎》 见盛观衰
  《关雎》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国风”的第一篇。关于《关雎》的主题为何及其主题有着何种深度以至被《诗经》编撰者置于首位,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而古今一些学者致力于据该诗篇“处于《诗经》之始”的史实而作出具更深刻内涵的解读,包括《鲁诗》认为是“刺康王溺于女色不愿早朝”,《齐诗》认为是“歌颂后夫人品行为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韩诗》则主张是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1”。
  司马迁亦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
  一、司马迁对《关雎》的解读
  司马迁在《史记·十表·十二诸侯年表》中有言:“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大体意思是,周道颓废,诗人(孔子)作《关雎》以男女情爱昭示仁义道德。
  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他有更多的阐述:“古者诗三千馀篇……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两段文字的口径一致,共同展示出司马迁对《关雎》的解读和评价——他认为,“在西周盛世之中即已显露出衰败之征,诗人作 《关唯》是为了防微杜渐”2,昭示正确的仁义道德、西周礼乐,以求警醒和挽救些什么。
  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我表态说要“述往事,思来者”、“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上述解读也说明他正是用“见盛观衰”的方法来看待《关雎》的。
  《史记·儒林列传》亦云:“夫周室衰而《关雎》作。”亦支持司的观点。
  然而,除上述史料,对于《关雎》,司马迁再无相关解释。那么,“周道缺……关雎作”的观点在诗中有何端倪呢?
  二、《关雎》的可能涵义
  《关雎》一诗,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而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后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的相思——“寤寐求之”而“辗转反侧”,以及追求——以琴瑟和钟鼓来想方设法取悦“淑女”。
  若仅从文字本身去看,自是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恋。但若探究细节,则可有更多解读。
  如,“淑女”,乃美好善良的女子,“君子”,则为有学问有修养的男子,“逑”是理想的君子淑女德性相配3。淑女与君子间自是“好逑”(好的配偶),然却并非轻易便可匹配得当,而需有“求”的艰难过程。而“求”之艰,正显出了这种美好德性相匹配的珍贵,和值得追求。
  又如,男子无论如何狂热到夜不成寐,仍谨守男女之防,在女子面前亦是小心翼翼地,琴瑟,钟鼓,轮番“上阵”,力图搏意中人一笑。这种感情是纯真的,亦是“循规蹈矩”而不出格的。
  追求美好的道德品行;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遵守礼乐。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诗人(孔子)作《关雎》以男女情爱昭示仁义道德”吧,亦即司马迁从《关雎》中所解读出的剥去“男女爱恋”表皮后的可能内涵。
  三、《关雎》的成诗和存世原因猜测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订,司马迁赞成孔子“删诗”说,认为孔子把古代留传下来的《诗》中重复的删掉了,选取中合于义的用于礼义教化。
  经过古今众人的研究,今人亦普遍认为,收集到的诗皆经过改编或删减,最终集合编订成符合统治者体察民情或教化民众要求的诗集。
  《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关雎》作为“国风”之首,亦应符合“展现民情以刺上”这一特性。
  细细读来,该诗的写作意图,大概可以有以下两点。
  一是“上以风化下”。除描述男女爱情,《关雎》深层次上更宣扬了美好的德性,同时给出了遵守礼乐规则的“夫妇”模范,起到“昭示仁义道德”以教化民众的作用。
  二是“下以风刺上”。如文章初时所说,正是因为诗人认为“在西周盛世之中即已显露出衰败之征”,才作 《关唯》,以讽谏上位者,防微杜渐。
  然,此两点是否真如上所述,是完全独立的两点成因呢?
  不然。
  “《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4”,是经类似乐府的政府机构整理各种来源的诗篇而编订成书。那么,是否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被收集者想通过诗歌来讽谏统治者,又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反对的姿态,因而作此篇,隐晦表意;收集者看到此篇,或做过些许修改,或保持了诗的初貌,认为这是一篇既有意思又具教化意义的诗歌,便收录进了当年的诗集,最终被辗转保存至今?
  由于暂时没有更多的史料给予《诗经》成因说更为有力的支持,此种猜测既有其可能性,又存在不确定性。
  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司马迁的猜测。
  四、司马迁对《关雎》的解读折射出的“见盛观衰”思想
  俗话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因所拥有史料的差异,所站的历史节点不一样,古今学者对《关雎》的解读皆有所差异。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见盛观衰”,原因之一是,他已身处汉代,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来回望春秋战国,虽不能亲历当时之事,却能从史料中看到开头、经过与结局。亦即是说,他对《关雎》乃至对先秦《诗经》的解读,皆能放在当时春秋战国战火纷飞的时代大背景下而作出。也因此,他认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原因之二,是司马迁曾经的“太史令”自觉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使然。“见盛观衰”,贯穿在他的整部《史记》当中,不单纯是还原历史,他能够站在后人的历史高度,从已发生的一件件孤立又关联的历史事件中,进行自己独立的思考,触摸到历史发展的脉搏,从西周盛世的表象中看到背后衰微的危机。
  原因之三,是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唐太宗有言:“以古为镜可见兴衰。”以历史为镜,他看到的不仅是历史中的兴衰,还是自己所处的同样将成为历史的朝代的兴衰。正如他自己所言,“述往事”,乃是为“思来者”。
  读《关雎》,我们看到的是风花雪月,情爱缠绵,司马迁却看到了繁华背后,危机重重。他的见盛观衰,心系古今家国,造就“千古绝唱,无韵离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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