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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或曰“软实力”，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概念，一经提出便风靡世界，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成为了耳熟能详的词汇。虽然中文语境中的软权力或软实力，已同奈的原初界定有了极大差别，但在学术研究中，若论及文化外交或人文交流的理论，却几乎言必溯及奈之软权力。奈的软权力说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文化是否只有权力这一种维度？
软权力一词虽是奈的首创，文化也被他认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文化与权力的结合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爱德华·卡尔便在其名著《二十年危机》中对权力形式进行了区分，除军事和经济权力之外，第三种便是“支配意见的权力”。无独有偶，现实主义的另一位奠基者汉斯·摩根索也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中专门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他甚至还为一部题为《文化路径：国际关系中的另一条道路》的著作撰写过书评。
2017年9月15日，2017年中国—东盟国际时装周在广西南宁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设计师齐聚一堂，共享时尚盛宴。
在实践中，国家以文化来支持自身的外交和权力，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文化甚至被称作数千年来“王者所恃之第一物”。1984年，著名外交官帕森斯爵士在英国文化协会成立50周年典礼上发表主旨演说，充满感情地说道：“我知道一些在政变之后担任政府部长的反西方革命者，因为他们年轻时唯一能获得的可堪一读的书籍来自于当地的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因为他们对观看巡回剧团演出《哈姆雷特》的情景铭记在心，因为他们的孩子在英国文化协会学校快乐地生活过，因为他们在某处英国乡村小镇有过一段短暂而愉快的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英国的态度便因此软化了。”这不啻是对文化软权力理论深刻而生动的解说。
既然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不乏先行者，奈的软权力说的独特之处何在？究其时机和表述，我们或可认为，奈的理论着重于对冷战经验的总结和对美国霸权的思考：美国在冷战期间何以战胜苏联，在冷战之后又何以维护地位？这既是他区别于前辈的贡献，又是其学说的局限之处。因为在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之下，对文化的观察不可避免地带有眼界上的狭隘。
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奈对自己的软权力概念再次做了精辟的总结。“权力是如此一种能力：通过影响他者获得你之所欲的结果”，而“影响他者的行为有三种主要的方式”，在胁之以威的“大棒”和诱之以利的“胡萝卜”之外，第三种方式是“吸引，即让你之所欲成他者之所欲”，这就是软权力。由此可见，在奈的理论中，文化在本质上是权力的工具，是实现权力的一种手段;他者在本质上是自我的工具，是实现“我之所欲”的手段。而其背后的逻辑则是：一国的文化资源可以形成文化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可以“变现”为国家吸引力，国家的吸引力最终能形成国家的影响力或控制力。
但我们又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说明一国的文化资源未必形成文化上的吸引力，国家在文化上的吸引力也未必能形成影响力或控制力;尤其从文化吸引力到国家吸引力的“变现”，更可谓“惊险的一跃”，文化上的亲近所带来的，有时不是国家间的亲近而是相疑相悖，从波兰—苏联到中国—日本，这在历史上都不乏其例。当然，这并不是说软权力说完全不正确，而是说从文化到软权力，这一逻辑链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权力，往往是文化所不能承受之重。更进一步说，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否是审视文化的唯一标准？如果足以增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我们就发展人文交流，如果无法增进甚至有所贬损，我们就停止？美國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背后的思维无非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宋与高丽之间，便有如此的极端之事。
宋徽宗雅好文艺，除在绘画书法上别有建树，在音乐领域也独有创见。他曾制乐名为“大晟”，自认“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乐成不久，徽宗便两次超规格地赐乐与高丽睿宗，称“往祗厥命御于邦国，虽疆殊壤绝同底大和，不其美欤”。当然，除了礼乐教化，赐乐背后也存在着现实的政治动机，即以文化吸引力说服高丽协助抵抗辽、金。显然，就权力目的而言，此次音乐外交全然失败，高丽虽对赐乐受宠若惊，却拒绝了结盟请求，并于1126年臣服于金。然而，赐乐之事又并非全无价值，因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考证，大晟乐不久便在中国失传，却在高丽辗转流传，开雅乐之先河。权力在一时，文化在千古。
如何定位宋徽宗及其音乐外交，就是如何定位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我们自然万万不能像宋徽宗这样，独耽于艺文而亡国，对一个国家而言，权力固然是极为重要的，但长久来看，若我们的宏愿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不仅需要将文化视为权力的工具，也应当将其视为独立的主体。文化本身，有其自身的价值。
文化一词来自于《周易》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在国际政治中，文化的本质与其说是国家权力的增长，不如说始终是“人”在世界舞台上的生存。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晚宴上的演讲中提到：“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这不仅道出了文学的价值，也道出了文化的价值。
在中文里，“化”意为“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在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意为耕作。不论中西，文化之“化”都不仅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欲求，而是志在构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与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有着根本的契合之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文化吸引力可以“变现”为国家吸引力
软权力一词虽是奈的首创，文化也被他认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文化与权力的结合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爱德华·卡尔便在其名著《二十年危机》中对权力形式进行了区分，除军事和经济权力之外，第三种便是“支配意见的权力”。无独有偶，现实主义的另一位奠基者汉斯·摩根索也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中专门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他甚至还为一部题为《文化路径：国际关系中的另一条道路》的著作撰写过书评。
在实践中，国家以文化来支持自身的外交和权力，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文化甚至被称作数千年来“王者所恃之第一物”。1984年，著名外交官帕森斯爵士在英国文化协会成立50周年典礼上发表主旨演说，充满感情地说道：“我知道一些在政变之后担任政府部长的反西方革命者，因为他们年轻时唯一能获得的可堪一读的书籍来自于当地的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因为他们对观看巡回剧团演出《哈姆雷特》的情景铭记在心，因为他们的孩子在英国文化协会学校快乐地生活过，因为他们在某处英国乡村小镇有过一段短暂而愉快的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英国的态度便因此软化了。”这不啻是对文化软权力理论深刻而生动的解说。
既然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不乏先行者，奈的软权力说的独特之处何在？究其时机和表述，我们或可认为，奈的理论着重于对冷战经验的总结和对美国霸权的思考：美国在冷战期间何以战胜苏联，在冷战之后又何以维护地位？这既是他区别于前辈的贡献，又是其学说的局限之处。因为在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之下，对文化的观察不可避免地带有眼界上的狭隘。
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奈对自己的软权力概念再次做了精辟的总结。“权力是如此一种能力：通过影响他者获得你之所欲的结果”，而“影响他者的行为有三种主要的方式”，在胁之以威的“大棒”和诱之以利的“胡萝卜”之外，第三种方式是“吸引，即让你之所欲成他者之所欲”，这就是软权力。由此可见，在奈的理论中，文化在本质上是权力的工具，是实现权力的一种手段;他者在本质上是自我的工具，是实现“我之所欲”的手段。而其背后的逻辑则是：一国的文化资源可以形成文化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可以“变现”为国家吸引力，国家的吸引力最终能形成国家的影响力或控制力。
但我们又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说明一国的文化资源未必形成文化上的吸引力，国家在文化上的吸引力也未必能形成影响力或控制力;尤其从文化吸引力到国家吸引力的“变现”，更可谓“惊险的一跃”，文化上的亲近所带来的，有时不是国家间的亲近而是相疑相悖，从波兰—苏联到中国—日本，这在历史上都不乏其例。当然，这并不是说软权力说完全不正确，而是说从文化到软权力，这一逻辑链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权力，往往是文化所不能承受之重。更进一步说，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否是审视文化的唯一标准？如果足以增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我们就发展人文交流，如果无法增进甚至有所贬损，我们就停止？美國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背后的思维无非如此。
极端案例
在中国历史上，宋与高丽之间，便有如此的极端之事。
宋徽宗雅好文艺，除在绘画书法上别有建树，在音乐领域也独有创见。他曾制乐名为“大晟”，自认“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乐成不久，徽宗便两次超规格地赐乐与高丽睿宗，称“往祗厥命御于邦国，虽疆殊壤绝同底大和，不其美欤”。当然，除了礼乐教化，赐乐背后也存在着现实的政治动机，即以文化吸引力说服高丽协助抵抗辽、金。显然，就权力目的而言，此次音乐外交全然失败，高丽虽对赐乐受宠若惊，却拒绝了结盟请求，并于1126年臣服于金。然而，赐乐之事又并非全无价值，因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考证，大晟乐不久便在中国失传，却在高丽辗转流传，开雅乐之先河。权力在一时，文化在千古。
如何定位宋徽宗及其音乐外交，就是如何定位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我们自然万万不能像宋徽宗这样，独耽于艺文而亡国，对一个国家而言，权力固然是极为重要的，但长久来看，若我们的宏愿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不仅需要将文化视为权力的工具，也应当将其视为独立的主体。文化本身，有其自身的价值。
人文·化·天下
文化一词来自于《周易》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在国际政治中，文化的本质与其说是国家权力的增长，不如说始终是“人”在世界舞台上的生存。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晚宴上的演讲中提到：“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这不仅道出了文学的价值，也道出了文化的价值。
在中文里，“化”意为“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在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意为耕作。不论中西，文化之“化”都不仅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欲求，而是志在构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与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有着根本的契合之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