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份开始，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数据统计日发重视一个新的指标—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数。
　　确实，人们往往把关注目光锁定在湖北，然而真正决定全局，也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外围。由于地方反应滞后，500多萬人在春节前离开武汉，这一情况会不会带来全国性大暴发，一直是一根敏感的弦。
　　围城打援，外围阻击，中心歼灭。如果外围失利，则通盘皆输。幸好，2月份的数据显示，外围疫情一直呈现削弱趋向，在2月18日新增数更是递减为两位数。
　　严厉的管控措施发挥了奇效，使得病毒无处可逃。这样，各方力量才能向武汉集结，全力打好武汉保卫战。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破了战略意图。
　　唯有战胜病毒，才能恢复生活，也唯有战胜病毒，才能冷静反思。

三个关键时刻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就政策措施而言，这是抗疫战争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政治魄力的决策。
　　其一，封城之举是事态定级和统筹指挥等级上调的标志，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地方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因为疏忽松懈而错过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时机。
　　其二，此举会造成国际社会震动，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造成经济损失，同时疫情严重程度会被政治操弄加码，中国在外交上会承受空前的压力。

在此之前至少一个多月时间里，人口稠密的武汉市，事实上处于不断交叉感染的处境。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一篇论文提供的数据，2019年12月31日之前已经有104例发病，到封城前的1月20日，发病数字已经飙升至6000余例。

　　其三，封城依靠的是特殊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这是多数国家敢想不敢做，事实上也做不到的事情，国际舆论必然会获得新的话柄，从而展开对中国的一轮严苛的价值攻击。
　　后来的事实发展都印证了这些代价。然而，正是封城之举，开启了疫情控制的积极走向。
　　政策措施上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出现在1月27日，国家确定了“应收尽收”的方针。
　　在此之前至少一个多月时间里，人口稠密的武汉市，事实上处于不断交叉感染的处境。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一篇论文提供的数据，2019年12月31日之前已经有104例发病，到封城前的1月20日，发病数字已经飙升至6000余例。
　　积累的存量和当时无法摸清的疑似和密切接触者数量，让疫情的威力在封城之后彻底释放。封城之后至少一周时间里，人心惶惶的武汉事实上仍然处于交叉感染、聚集性感染高峰期，许多社会个体和家庭陷入悲剧性困境。1月21日至1月31日期间，10天暴增26468例。
　　“应收尽收”方针的确定，既让疫情防控态势出现转折性变化，也避免了更多局部人道主义危机的发生。
　　此前未能做到“应收尽收”，一方面是因为排查力度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检测和收治能力不足。无论是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供应、检测的人力、检测所需时间、隔离处所、病床数量、医护队伍规模，都不足以应对庞大的疑似病患数量。
　　“应收尽收”在1月27日这个节点被强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治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和多个方舱医院争分夺秒地建设，并陆续投入使用，全国各地的医护力量也在紧急动员，向湖北尤其是武汉集中。
　　与“应收尽收”方针相配合，2月5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只限于湖北省内），简化了确诊标准，更多疑似和轻症病例迅速获得了医疗救济。
　　政策措施的第三个关键时刻则出现在2月13日，当天，湖北省、武汉市同时“换帅”，有着丰富的紧急事态处置经验的官员走马上任，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认为对疫情应对不力的官员下马。此举向全社会注入了信心，因为它事实上宣告了前期的失误不会再被重复。
　　就在这一天，激增的确诊人数（一天增加一万多人），标志着“应收尽收”方针得到彻底落实。背后透露的信息是，检测、收治和医护能力都已经足以应对患者规模。因此在这一天，大部分中国人才感觉到心里踏实了。
　　此时病患存量总数依然很大，10个方舱医院、1万多个床位继续被提上建设日程。紧接着，科研探索出现了积极成果，治愈患者的恢复期血浆进入临床使用取得效果，磷酸氯喹在试验中被认为有效，为提高治愈率、更快地扑灭疫情透入了曙光。
　　2月18日，数据迎来积极变化，统计显示，全国累计确诊增加了1891人，增幅继续下降，整体趋势乐观；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病例实现14连降，首次缩小为两位数，仅79例，外围阻击成效明显；而当天发布的存量确诊只增加了92人，原因是治愈数量大增，一日增加了1701人，治愈数量已经连续6天破千。
　　包围圈正在缩小，歼灭战推进顺利。有前线专家已经给出判断称，疫情拐点已经到来，如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在2月16日即表示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到来，现在里面消耗的很多都是存量，“逐渐地降，稳稳地降”。
　　这符合之前钟南山院士所作的疫情拐点或在2月中下旬到来的预测。

心有余悸

　　此次疫情起源于武汉，和SARS在广东暴发一样，都与食用野生动物有关。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遍布全国，危险在何处暴发只是一种自然的随机选择，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疫情的出现归罪于某个地域，陋习不改，这就是一种抽签游戏。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不幸中签，地方上应该如何作为？
　　新冠肺炎疫情的前期处置失误，事实上掉入了2003年SARS疫情应对前期的覆辙。如果人们总是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历史就会以同样的面目转化为现实。
　　武汉是一座由1400多万人组成的城市，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的介绍，春节前（封城以前）流出了500多万人，剩下900多万人。走了的和留下的，比例大约是1∶2。但我们看到，外围和湖北（主要是武汉）的病例数量比例大约是1∶6。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事实证明越早采取防控措施，疫情的波及面就越小。

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遍布全国，危险在何处暴发只是一种自然的随机选择，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疫情的出现归罪于某个地域，陋习不改，这就是一种抽签游戏。

　　湖北以外的患者，多数人仍然与湖北有关。要么是湖北外出（包括返乡、旅行）者，要么是发病前去过湖北尤其是武汉的人，要么是密切接触过湖北外出者的人，占比68.6%，完全与湖北无关者占比不大。
　　如果我们能够在2019年12月份，各种早期征兆以及预警（包括李文亮医生的警报）出现以后，迅速进行对社会的动员和组织，扩散风险一定要小得多。但武汉卫健委在一个个阶段性警报纷纷出现，包括一部分医务人员已经被感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未发现人传人”，使得社会警惕性松懈。
　　12月27日，张继先向江汉区疾控中心上报4人病情；12月30日，李文亮在大学群发出警示，但当天武汉卫健委印发通知却强调“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随后，1月1日，8名“造谣”者被传唤、训诫。
　　1月4日，香港启动了“严重”应变级别，而一天后，武汉卫健委仍然强调“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于是，1月6日武汉地方两会如期召开，在此5天期间，武汉卫健委未发布疫情通报。
　　1月7日，协和医院的一台脑外科手术导致1名医生和13名护士感染，11日，新华医院一名神经内科女医生感染，但就在11日当天，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中仍称“未發现医护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在这种信息支持下，湖北省两会相继开幕。
　　直到1月16日，日本、泰国已经出现确诊病例之后，武汉卫健委通报才认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两天后，1月18日，百步亭社区“万家宴”照常举行。
　　1月20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大同小异，但当天晚上，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次日，中央政法委评论称，唯有公开，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恐慌。“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天，“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继续举办。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就能发现，这20多天的时间，就是最佳时机被错过的时间。后来一些官员下马，也取决于这20多天里的毫无作为，或者说是基于个人利益考量的刻意作为。如果从公共利益出发早日采取措施，疫情断不至于如此严重。
　　前面说的500多万人流出武汉，但并未造成同比例的感染，就是因为1月23日宣布封城，戒备状态陡然提升，全国马上进入了防控姿态。而在这之前的20多天里，武汉城内的交叉感染已经成为现实。
　　二是，如果能更早地重视和正视问题，我们就能更早地开展资源的准备和配置工作，让更多人在发病初期得到医疗介入，也让医护人员受到更好的保护。
　　足够时长的交叉感染，已经让疫情蔓延，1月23日封城之后，因为前期并未对后果做出充分估计，防护资源、检测能力、收治能力都严重不足，导致了交叉感染在武汉以及周边黄冈、孝感等重点疫区继续蔓延。
　　事实上，这也是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病例总量和病死率都远远高于全国的重要原因，湖北省的粗病死率（2.9%）是其余地区平均数（0.4%）的7.3倍。交叉感染让病例数量持续上升，而医疗资源不足导致许多轻症患者被拖成重症、危重症。求医无门、孤苦无告的故事和当事人的真实声音，一时间泛滥于信息平台。

官僚主义要不得

　　在前期失误的各种事实当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身影。它们的一个共同功能，就是延宕真实信息的传播，甚至压制真实信息的产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些问题，一直是政治上、文化上重点反对的问题。
　　人类干扰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远远强于我们应对自然反扑的能力，这一点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被客观正视。18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让人类过度自我膨胀，以至于在需索无度、开疆拓土的同时，忘记了自然可能反扑，在日常的麻痹大意以及个人的利益考量中，削弱了应对能力。
　　行为主义政治学先驱拉斯韦尔认为，人们都会从尊重、安全、收入的角度，去衡量得失，然后采取行动。而这些标准是个人标准，不是科学标准。那些首先接触到真实、宏观的疫病信息的握有决定权的人（一般都是官员），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去决定如何处置，即便这种考量可能在客观后果上并不理性。所以用古代的语言来说，他们会“讳灾”，把对个人处境的预期作为前置标准，这一点最符合他们的现实利益。
　　这一现象，其实无关乎哪个国家，也无关乎处于何种政治体制。只要启用社会规则而不是科学规则来对抗自然反扑，结果都大同小异。2009年的H1N1流感，主要暴发于被视为民主典范的美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样不逊于任何国家，统计认为至少有1.2万美国人死于此次疫灾。

在前期失误的各种事实当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身影。它们的一个共同功能，就是延宕真实信息的传播，甚至压制真实信息的产生。

　　天灾，往往以人类社会的僵死和刻板为传播手段。一旦灾难出现，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些人类社会治理运作中的痼疾，往往就会助长灾难，和共同利益背道而驰。
　　由于这些痼疾贯通古今、横跨中外，所以历史的教益始终是有效的。为了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个清朝的例子。
　　乾隆二十六年，山东德州大水，百姓纷纷爬到城墙上躲避，一连多日，悲寒困饥。德州城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正好出差去了省城，署中无人敢放粮赈济。颜希深70多岁的老母亲何太夫人听到饥民啼哭，询问何不放粮，答曰：放粮是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亲自决定，奏请上级批准方可。老太太勃然大怒：“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德州距省城甚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数十万饥民皆成饿殍矣！”老太太于是自作主张，马上开仓放粮，承诺一切后果由自己的儿子承担。人民得救，老太太也被表彰。
　　往事历历，大难当前，辩解“有权收无权发”“获得授权才能公布”，虽然貌似有理，但民命当头，内心也应该能感到羞惭。
　　当然，平心而论，我们也不能把疫情最终表现出来的惨烈程度完全归因于一小部分手握权力的人的懈怠与自保。李文亮医生发出警示的时候，其实流行病学调查和国家相关科研单位也已经介入，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应该谨慎的时刻。
　　对于科学问题人们是没有意见的，有意见之处在于，个人利益作祟使得更广阔范围的公共利益被漠视，以至于酿成更大范围的悲剧。
　　日常的懈怠，应该在往后的吏治领域获得重视。1月30日，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被中央督查组询问时“一问三不知”，以常情推理，她不可能真的对疫情毫不在意，只不过是太平日子过习惯了，就会把太平日子当成一种正常的补给来源，不思不想都有饭吃。
　　惯性往往跟主观意识无关，或者说，这两者在日常里根本就不会建立关联。这其实正是历代吏治所要注意的问题—太平时期，尤其要注意防患于未然，日常里我们很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只拿薪水不干事。
　　这也提醒我们，眼前所有的风平浪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有接受真正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