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哲学教师，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喜欢读小说、诗歌、散文，也时常读一些文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最近读到田泥女士的新作《博弈：女性文学与生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生态写作》，大有所获。田泥在女性视域和生态视域的交融中，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作家的生态写作，分析和讨论了所有有影响的女作家及其生态文学作品，并且在古今中西的宏大视野中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女性生态书写的宏大画卷。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对女作家生态写作文本的分析，揭示了她们的生态审美意识、生命反思观念和社会批判精神，并表现了自己丰富而深沉的女性生命意识。
　　田泥是一个女作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对女性文学现象有极其细微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论思考，该书就是她研究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最新成果。有意思的是，该书所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文学，而是生态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或曰生态视域中的女性文学。田泥用生态的眼光关照女性的文学写作，又用女性的眼光关照生态和女性生态写作，她的视域可以说是女性视域和生态视域的“融合”。在这个视域中，她既看到了现代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也看到了中国本土的生态女性主义；既看到了现代文明的生态叙事，也看到了古代中国文明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既看到了典型的女性生态写作，也看到了一般女性写作背后隐含的生态意识；既看到了纯粹的文学创作，也看到了文学在权力与资本制约下的挣扎；既看到了女性的生命本身，也看到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牵缠与纠葛；既看到了“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又看到了消解与超越种种现代性 “主义”的必要性。正因为“看”到了这些，她才能在宏大的视域中对中国女性生态写作进行细腻入微的考察。
　　该书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生态写作的“背景”。作为妇女解放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既是女权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也是生態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之间有重要的联系，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者争取女性和自然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她们期待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也期待形成男女两性之间的新关系。生态女性主义一经形成，便在神学、文学批评、伦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田泥称生态女性主义的这种多学科影响为“间性智慧”，但我认为这是所有“主义”都有的一种扩张的意志冲动。
　　田泥关心的当然是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她在系统地介绍了墨菲等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之后，梳理了中国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成果，由此展开了她对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的研究。但是，田泥清醒地看到，中国女作家的“生态写作”与其说是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还不如说是基于现代文明的生态意识与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念的融合，以及女性天然的生命意识。所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性生态写作来说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背景”，是一种认识中国女性文学的“参照系”。重要的还是从中国女性的生存现实出发，朝向中国女性文学的“事实本身”，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女性视域和生态视域的交融中，田泥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作家的生态写作，分析和讨论了所有有影响的女作家及其生态文学作品，并且在古今中西的宏大视野中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女性生态书写的宏大画卷。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对女作家生态写作文本的分析，揭示了她们的生态审美意识、生命反思观念和社会批判精神，并表现了自己丰富而深沉的女性生命意识。
　　田泥的研究以对中国女性作家文本的阅读、体验和“生态解读”为根本。在她看来，“当今活跃于文坛的蒋子丹、迟子建、方敏、叶广芩、萨娜等就是典型的女性生态作家，而张洁、铁凝、王安忆等的书写，也不失为在社会生态（含有性别生态）或精神生态界面上展开的追踪。”田泥心目中的生态写作其实有两种：一是“典型的生态写作”，即直接以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为题材的写作；二是“非典型的生态写作”，即对社会生态或精神生态的书写。田泥讨论了前一种，从严格的学术观点看，也似乎只应该限于此。但从她的书来看，田泥更多地又是在讨论第二种。依我看，田泥的“生态关怀”与其说是在“生态”，还不如说是“生-态”，这是带有本原生发力的“源始”“生命形态”。她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女性生命，女性的自然“生-态”，女性的本真生存状态和非本真生存状态。
　　同时，田泥在书中讨论了女性生态书写的几个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如张抗抗的《沙暴》、方敏的《大迁徙》《大拼搏》《大毁灭》《大绝唱》和《熊猫史诗》、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唐敏的《心中的鹰》、叶广芩的《老虎大福》、蒋子丹的《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鄢然的《角色无界》等，对这些书的情节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分析。这些作品可以说都是女性生态书写的典型文本，寄寓着女作家对自然的关切，及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关切。这些作品中既有对山川、草木、动物的本性的揭示，也有对现代性与自然之尖锐冲突的描写，更隐隐透露出女性与民族历史的深层隐秘关系。但有意思的是，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书写不同，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是“人”对自然的压迫，而不是“男人”对自然和女人的压迫，中国女作家更看重的似乎是对自然的描写和“物性”的关怀，她们并不认为男人就是自然和女人的苦难之源。“以张抗抗、迟子建为代表的女作家，她们向来拒绝将她们的书写贴以女性主义标签，甚至反感将女作家称谓过分强调。”这些作品是女人书写的，但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是超越女人的，是人类的，也是超越人类的。
　　此外，田泥以全球视野，比照、考量了中西女性生态的差异：西方女性站在女人的立场书写就是为了女人，执着于做女人并不一定能成就女人；而中国女性站在人类的立场书写，并不执着于女性主义，反而更能成就女人。在此基础之上，田泥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的“形态”“内在切换”及“主体姿态”问题。所谓“形态”并不是形式结构意义上的，而是作品主题与内在的表达，如“女性—自然生命的合一性”、“生命的蕴育与绵延”、自然乡村法则生态秩序”等；所谓“内在切换”既包括城市与乡野之间的“生态切换”，也包括城市女性写作中的生态考量，对城市生态的批判与对乡村原生态的回归之间的“切换”；所谓“主体姿态”是创作主体的观念、意识、语言、叙事风格等总和，田泥据此对女作家群体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考察。诸如对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力和情感世界的把握，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深刻洞察，还有对女性生态书写与资本之间的“博弈”的分析。她对这种“博弈”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因而全书自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焦虑”和“紧张”。然而，博弈并不仅存在于创作主体与资本之间，还存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于作家与权力之间，甚至存在于女人与女人之间。我们对此要进行严格的分析，但不必把博弈视作一种纯然的负面现象。也许正是在这种博弈之中，女性生命意识才本真地表现出来并通过女性的写作活动而实现自身。
　　鉴于如是的独到与别致，田泥《博弈：女性文学与生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生态写作》是一部具有学理价值、现实价值的著述，不啻于对女性生存对女性文学的发展很有助益，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生长点也做出了有效的探索。
　　（作者系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