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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在市场失灵时，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有效供给。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内涵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我国许多地方和行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曾盲目地步入泛市场化的误区。泛市场化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阻碍经济发展，触发社会矛盾。因此，要深入开展供给侧改革，必须对泛市场化思潮进行批判。
[关键词] 泛市场化；供给侧改革；供需错位；需求与供给匹配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8-0018-08 [收稿日期] 2016-05-10
供给侧改革这一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他强调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将由需求侧向供给侧倾斜。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办法，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认为内需不足是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只要刺激需求，就能促进经济增长。[2]可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总消费需求在不断扩大，可宏观经济却持续下行。由此可见，仅仅依赖积极的货币政策拉动需求这样的策略是难以实现经济长效增长的，变革和创新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策略，为我国经济转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供给侧改革与抵制泛市场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供给经济学”理论就已经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张。该理论认为，改善供给的关键在于提供恰当的激励，通过减少政府管制、降低税负，以提高个人和企业家的工作积极性。[3]必须明确指出，我国目前所推出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差别。我们所提倡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认识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在市场经济运行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管理功能，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对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调整，使之趋向平衡，而非简单地减少政府管制。
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据凯恩斯主义“看不见的手”的原则来进行经济管理，很少或者避免强调政府的管理职能，生怕走上“计划经济”的老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经一个时期我们过度强调市场化，夸大市场对资源进行全面调配的作用，并进而逐渐走向一个误区，掀起一股“泛市场化”思潮。
所谓“泛市场化”，是指把市场交易原则运用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片面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否定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一切调控手段，从而将“市场化运作”推向社会生活所及的全部领域，让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几乎什么都以交易为手段的大市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泛市场化的思潮和现象，无疑会对供给侧改革产生一定的阻力，因此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抵制并批判“泛市场化”思潮或现象，并非否定让市场在生产要素的调配上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调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指的是在尊重市场运行机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地方，以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因此，泛市场化与让市场在资源调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5]（P15）
二、泛市场化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
由于曾饱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使得我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困难重重。必须明确认识到，“供给侧改革”并非要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它强调要靠市场运行机制来调节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并没有错，而明确市场化边界与政府的权限，则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的重要举措。不可否认，在“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曾经一个时期的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供给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一）需求与供给匹配不协调，造成市场混乱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就是“供需错位”“供给不足”“需求不足”同时并存。[6]曾经一个时期，在“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完全由市场主导，几乎完全忽略了政府的作用，最终造成房价居高不下，供需错位，使得我国房地产库存十分惊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鬼城”。其根本原因是，一方面对商品房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另外一方面则是经济适用房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窥一斑而见全豹”，我国经济的实质问题在于未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7]
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十分突出，传统工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与高端技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低，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市场机制长时间处于统治地位，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领域，以至于企业间和部门之间的种种权钱交易，变成了一种固化模式。各种隐性交易成本不断增加，资金的短缺使得企业创新能力受阻。人们所需高质量的医疗，只在VIP病房提供；人们所需优质教育，只可能在私立学校里得到；人们所需的安全居住环境、齐全基础设施，只在高档小区出现。但VIP病房、高档小区毕竟数量有限，这种有效供给不足的例子，在我国屡见不鲜。我国社会总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需求，在不断扩大，但我国的宏观经济却未能突破瓶颈。所以，解决“供需错位”问题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增加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供给。
（二）国有企业及政府的供给减少，损害公民的福利水平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我国一度把GDP的提高作为首要任务，从而使得企业间的一切行为都以利润为前提，甚至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服务领域也被“市场化”。实际上基本民生服务中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不仅是一种福利性消费，更重要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受益的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8] 但部分地方政府却对此缺乏深刻认识，认为基本民生服务等公共领域的福利，所提供的是一种“纯福利消费”，将其看作政府负担。为甩掉包袱，不得不将公共服务领域推向市场，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将这些本应免费的基本服务和设施贴上价格标签，或将其成本隐性地捆绑在互补品上。由此直接造成人们对此类福利服务和设施消费的减少，或基本服务质量下降。但公共服务的本质内涵，就是由政府来做那些企业所不愿意做，或者无法做到的涉及整个社会或行业层面的事情，主要包括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事务。将公共服务交由市场主导，不仅损害公民的福利水平，而且造成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的严重不足，是我国当前经济管理中政府职能的一个短板。[9]
国有企业受到“泛市场化”的影响，有效供给也在逐渐减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足，国内有些学者对自由市场经济效能盲从、迷信，一味主张通过解散大型国有企业，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10]实践证明，在泛市场化思潮盛行的同时，一批又一批国有企业倒闭了，国有经济被削弱了。[11]当然，如果一味地增加国有企业的数量，也必然会导致产品质量低下，损失社会福利。[12]但是，如果对于过度削减国有企业份额的做法不予以纠正或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将存在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被严重侵蚀，甚至被颠覆的危机。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清楚地表明，在中国的领导体制、政府机构、思想理论、司法、军事、民族和宗教事务等领域，深入进行的改革是根本不能完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这些部门容不得任何私有化的倾向。
第二，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贪污腐败案件屡屡发生。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或参与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行政性与公益性。泛市场化的思潮，使得国有企业改变初衷，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权钱等价交易”，权益转向小利益集团，使既得利益者的所谓权益过度膨胀，危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城乡劳动力供给不平衡
“泛市场化”思潮的盛行，造成许多地方政府之间明争暗斗，仅仅将地区的GDP增长作为自己的政绩表现，使得市场化模式出现在许多本不该出现的领域。这种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问题，突出表现为地区、行业之间的步伐差异扩大。一些地方的经济转型过于唐突急速，以至大量城镇企业职工和乡村农民，在缺乏其他替代措施保障的情况下，丢失了原有的许多社会福利，包括城镇职工的劳保、退休待遇，乡村农民在公社时期的劳动补助等。一些地方企业甚至推出了“买断工龄”的措施，该结果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从而使得原本就极为尖锐突出的就业问题更加恶化，由此形成了潜在的、破坏力极大的下岗失业大军。而且由于城市中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使得农村中大批过剩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机会也跟着减少，这也成为另一个严峻的事实。
此外，若企业奉行一切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就会减少对进城务工者，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供给等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之供给，加之用低廉薪酬来支付农民工所从事的高强度工作，这些不公平待遇都会减少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从而使城市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劳动力。简而言之，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农民工低收入、高生活成本以及权益缺失，才是造成“民工荒”的真正原因。[13]
当劳动力供给不足时，搜寻更加合适的劳动力或者用高报酬雇用城市劳动力，企业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增加企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事实证明，流动的劳动力可以把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到家乡，影响当地农民，使得当地政府减少对农村建设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扩散成本的支出。[14]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也会增加政府成本，相继地会影响政府的福利供给，最后影响农民工的供给，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一）住房等耐用消费品
我国经济在全力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我国的房价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攀升，已经超出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与和谐。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完全由市场经济规律支配，政府未能发挥平衡价格的作用，完全摒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但由于住房等一些耐用消费品，又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缺乏需求弹性。因此价格越高，人们的福利损失就越大，幸福感就越低。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贫富分化、城市拥挤、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的风险以及住房质量下降等，需要我们深刻地反思。
房价已经充分暴露了我国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价格不合理会引起供给特别是有效供给短缺，或造成供给过剩而低效甚至无效。必须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运用价格杠杆的原理来改善有效供给的问题。[15]
（二）奢侈品行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额逐渐提高。主要表现在中国的中高收入人群对名牌产品、高品质产品的青睐方面，这也预示着中国未来行业发展方向和新投资机会。过去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通常会投资于出口增长快的领域。现在由于中国国内的内销不断扩大，投资机会可能也会发生改变。过去流行“Made in China”，将来要寻找投资机会，应当是寻找行业落脚点在“Made for China”。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倍增和消费率的提高，可以预见消费增长，特别是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将是非常迅猛的。
目前，中国的奢侈品行业存在的问题是生产出的产品社会不需要，造成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企业还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16]中国的奢侈品行业迫切需要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走上国际化的奢侈品市场。
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奢侈品行业中的份额大幅度减少。然而，投资奢侈品行业所需资金非常庞大，投资者失去了国家资金作保障，所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大。所以，出于规避风险以及理性经济人的考虑，企业会缩小甚至放弃投资。以至于出现我国在国际上的奢侈品供给严重不足，国内市场出现许多高仿产品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声誉。与此同时，由于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定价混乱，价格攀升，使公众走进了“越贵越好，越贵越有面子”的误区。如果对这种暴利行业的市场运作不加以规范，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严重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另外，由于奢侈品等一系列高端服务业和产品的质量没有客观的标准，完全依赖消费者的主观判断，这就使得生产者处于被动的地位。[17]而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者，从供给端进行改革，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因此，政府应该扮演好“监管人”的角色，制定相关质量标准，提高奢侈品行业交易的透明性，公开性。
（三）电子信息业：基于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领域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没有信息技术就没有发言权。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下，电子信息产业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着力点。
2015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完成销售收入总规模达到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7.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5602亿元，同比增长7.2%，产业平均销售利润率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22，123亿元，同比增长18.4%，增速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18]这些数据有力地表明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迅猛地发展，并为我国的GDP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起步晚，起点低，产业结构不合理，规模小而分散，尚未形成能与国外媲美的规模性产业集群。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在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还相对比较落后，缺乏活力，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打击力度不够，企业之间相互抄袭。这种市场环境使得部分企业不思进取，从而导致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缺乏，以及创新型产品的供给不足等现象。如果高端技术只能从国外引进，那么，我们的产品生产必然会受制于人，这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此进行供给侧改革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对于工业发达国家倾力进行的技术发明领域，要投入一定的力量跟踪，保持能够追赶的距离。对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等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领域，要按照适应国情实力特点的原则，寻求新技术突破口，集中力量攻关，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四）医药行业
无疑，医药行业曾经一度深受“泛市场化”思潮的“毒害”。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医改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但看不起病、不敢看病的现象却依然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药行业走入了泛市场化的误区，把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向市场。其结果是药品价格持续走高，看病费用不断攀升。对于未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贫困人群来说，看病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另外，医生的“手术安心费”，医疗服务的“优先权”等怪现象在医院盛行已久。这种基本民生服务的“泛市场化”，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忽略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影响了人民大众的正常生活，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腐蚀了社会安定的根基。
2016年4月12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同学，因盲信百度推荐就医，未能获得正确及时的医疗而死亡的事件，无疑给社会大众，尤其是政府敲响了警钟。这是一起典型的医疗行业“泛市场化”结果所造成的悲剧，百度凭借医疗推介者交付费用的多寡而排名的做法，无疑是一切向钱看的泛市场化经济行为。据有关方面介绍，在百度“竞价排名”的背后，站着资产雄厚的民营医疗资本，其中就有占据民营医疗市场半壁江山还多的“莆田系”。显然，医疗行业等公共服务领域，一旦被“泛市场化”思潮侵蚀，后果将极为严重，若不及时纠正，将来必定会有更多的“魏则西事件”发生，从根本上颠覆我国社会生活秩序。[19]
新形势下的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使政府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动力。[20]医药行业是我们心目中的“净土”，一旦被“泛市场化”气息所污染，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很难充分体现，因此必须要从供给侧入手进行改革，加大卫生防疫投资的力度，降低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这才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四、批判“泛市场化”思潮，
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进程
供给侧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实现可持续发展。曾经的“需求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经济大规模增长的需要。因此，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的重点必须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移。诚如萨伊定律所云，通过供给创造需求，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如果供给侧一味地被动适应需求，供给滞后，最终必然会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确定优先发展模式和供给模式。[21]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至此，供给侧改革全面推上日程。
（一）加强自主创新，增加有效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部分企业一度盲目相信市场经济理论能够促成供需平衡，单纯地追随需求的脚步，盲目地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产品供给，甚至为了利益进行盗版仿冒，而不从其产品本身进行自主创新。这种被动的做法势必会造成供给的滞后，最终影响企业的生存。因此，政府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打击侵犯专利等一系列不利于创新的非法行为。
自主创新是国家经济社会自主发展的基础，是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根基，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生命线。没有自主创新，国家的发展就难以突破知识产权壁垒的限制，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发展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对于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市场营销的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塑造和创造，其根本动力是创新。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不在于供给本身，而在于供给的方式和内容，即通过创新达到对生产力和效率的突破来创造需求。[22]改善供给并非简单地一味增加商品供给；如果增加商品或者劳动供给仍然解决不了需求，必然会引起新一轮产能过剩。
人们在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必然会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低端产品、过时的产品必然会被淘汰，增加高质量产品的供给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积极进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有效供给，从根本上扩大有效需求，逐渐达到供需匹配。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新经济”的动力群，发展“增量经济”，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3]
（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优化产业结构
“僵尸”企业是非严谨的社会概念，泛指那些没有希望恢复生产，无法参与正常的市场竞争，但通过债务融资或政府补助而免于倒闭的企业。[23]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实现长期的经济效益，坚持可持续发展。传统产业等一系列“僵尸”企业，严重影响资源要素的配置，产需不匹配所带来的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在供给端寻求解决方案。
不能过度地依赖市场，政府要扮演好“决策人”的角色，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及时淘汰“僵尸”企业，加快改革的步伐，将国内过剩的产能及时输送出去，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对能够继续发展的企业，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使其继续发挥作用。[24]与此同时，加大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产业，金融行业，旅游等一系列服务业。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从根本上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
（三）加大高质量教育的投资，增加高技术人才的供给
对于一个福利型社会而言，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教育部门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应该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全社会谋福祉。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失，劳动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这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剧了供给侧改革的困境。因此，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教育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
但是，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许多高校违背了学校建立的初衷，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严重影响了高质量教学的供给，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这对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也间接造成了高质量人才的供给短缺。学校之间为了争夺生源，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再共享信息，不再进行合作，亦影响了高校教育供给的管理。[25]
教育是人力资本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主要配置渠道。因此，在高质量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方面，要加大力度。经济活动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教育领域亦是如此。[26]针对这个教育乱象的问题，供给侧改革主要有三个着力点：
第一，加大对教育科研的支持力度。政府加大投资力度，鼓励学生自主创新，专利研究。在各个专业领域，设立基金，支持新技术的开发，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加对社会的高技术人才的供给。
第二，改革创新学校的教学模式，借鉴国外的教育经验，引入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完善终身教育体系。[27]培养高质量、国际化人才，增加对社会的高质量人才的供给。
第三，加大打击各种教育乱象的力度，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严禁市场化模式出现在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
（四）推动农民工自愿进城，加大有效劳动力供给
近几年，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不足所带来的“民工荒”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就是加快农民工的流动性，使他们自愿进城务工。
第一，走出一切以利润为主这个“泛市场化”思潮所带来的思想误区。对此，政府应适当对农民工市场进行干预。比如：规定农民工的工资标准，为进城务工超过一定年限的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等等。只有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提高了，生活得到了保障，他们才会自愿留在当地提供劳动。
第二，政府应加大力度向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提高农民工劳动力的素质，降低企业对农民工的管理成本，从而加大农民工对企业的有效劳动力供给。
第三，必须重视第二代农民工的融入问题。由于二代农民工的身份尴尬，不能享受当地的高质量教育资源，不能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
虽然地方政府和国家从政策法规上进行管理和引导、制定和实施惠及农民工的各项措施，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平台，但作为主体的农民工参与度不高，城市代入感不强，且容易出现政策滞后、僵化和系统性偏差、效率低下等问题，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28]因此，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加快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五）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增加社会福利的供给
国有企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国有企业与公共部门的治理息息相关，包括医疗卫生、电力、国防等。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够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质量。良好的公共部门的管理可以确保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促进经济的长效增长以及降低贫困的发生率。在具体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治理关系到扩展董事会的责任，包括对公司的事务管理方面。加强董事会在财政和借贷方面的决策权，将政府的部分职责转移到公司董事会，不失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29]
曾几何时，部分国有企业受“泛市场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忽略了社会公平原则，一切以利益为前提，企业内部高管贪污腐败问题突出。大大小小国企贪污腐败案件不断发生，深刻地揭示了国有企业的结构性问题。要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30]让国企切实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增加人民的福利供给，关注国计民生的作用。 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缺乏必要的监管。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股权制度和监管部门的市场化运作。因此，大力推进股权改革是一条有效途径，只有股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才能激活市场。[31]
五、结 论
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2]
当然，在加强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不能轻易放弃对需求侧的管理。对于需求不足的行业，在通过政府引资等手段继续刺激需求的同时，要改善供给端，加大有效供给。只有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管理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33]
我们在批判“泛市场化”思潮的同时必须考虑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被泛市场化侵蚀的领域里，找准弊端，再进行供给侧改革。[34]首先，对于政府官员，给予他们足够的福利待遇来避免权力寻租；对于高校，给予他们足够的建设资金来避免一些趋利行为；对于医疗，加强立法，完善医改等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政府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当需要进行市场化交易来赚取的多余利润被政府承担了，这些本不该被市场化模式触碰的领域，就会被自然地隔离起来。只有社会各行各业各司其职，规范运行，提供有效供给，最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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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泛市场化；供给侧改革；供需错位；需求与供给匹配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8-0018-08 [收稿日期] 2016-05-10
供给侧改革这一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他强调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将由需求侧向供给侧倾斜。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办法，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认为内需不足是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只要刺激需求，就能促进经济增长。[2]可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总消费需求在不断扩大，可宏观经济却持续下行。由此可见，仅仅依赖积极的货币政策拉动需求这样的策略是难以实现经济长效增长的，变革和创新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策略，为我国经济转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供给侧改革与抵制泛市场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供给经济学”理论就已经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张。该理论认为，改善供给的关键在于提供恰当的激励，通过减少政府管制、降低税负，以提高个人和企业家的工作积极性。[3]必须明确指出，我国目前所推出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差别。我们所提倡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认识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在市场经济运行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管理功能，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对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调整，使之趋向平衡，而非简单地减少政府管制。
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据凯恩斯主义“看不见的手”的原则来进行经济管理，很少或者避免强调政府的管理职能，生怕走上“计划经济”的老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经一个时期我们过度强调市场化，夸大市场对资源进行全面调配的作用，并进而逐渐走向一个误区，掀起一股“泛市场化”思潮。
所谓“泛市场化”，是指把市场交易原则运用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片面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否定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一切调控手段，从而将“市场化运作”推向社会生活所及的全部领域，让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几乎什么都以交易为手段的大市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泛市场化的思潮和现象，无疑会对供给侧改革产生一定的阻力，因此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抵制并批判“泛市场化”思潮或现象，并非否定让市场在生产要素的调配上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调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指的是在尊重市场运行机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地方，以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因此，泛市场化与让市场在资源调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5]（P15）
二、泛市场化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
由于曾饱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使得我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困难重重。必须明确认识到，“供给侧改革”并非要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它强调要靠市场运行机制来调节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并没有错，而明确市场化边界与政府的权限，则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的重要举措。不可否认，在“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曾经一个时期的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供给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一）需求与供给匹配不协调，造成市场混乱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就是“供需错位”“供给不足”“需求不足”同时并存。[6]曾经一个时期，在“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完全由市场主导，几乎完全忽略了政府的作用，最终造成房价居高不下，供需错位，使得我国房地产库存十分惊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鬼城”。其根本原因是，一方面对商品房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另外一方面则是经济适用房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窥一斑而见全豹”，我国经济的实质问题在于未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7]
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十分突出，传统工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与高端技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低，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市场机制长时间处于统治地位，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领域，以至于企业间和部门之间的种种权钱交易，变成了一种固化模式。各种隐性交易成本不断增加，资金的短缺使得企业创新能力受阻。人们所需高质量的医疗，只在VIP病房提供；人们所需优质教育，只可能在私立学校里得到；人们所需的安全居住环境、齐全基础设施，只在高档小区出现。但VIP病房、高档小区毕竟数量有限，这种有效供给不足的例子，在我国屡见不鲜。我国社会总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需求，在不断扩大，但我国的宏观经济却未能突破瓶颈。所以，解决“供需错位”问题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增加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供给。
（二）国有企业及政府的供给减少，损害公民的福利水平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我国一度把GDP的提高作为首要任务，从而使得企业间的一切行为都以利润为前提，甚至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服务领域也被“市场化”。实际上基本民生服务中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不仅是一种福利性消费，更重要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受益的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8] 但部分地方政府却对此缺乏深刻认识，认为基本民生服务等公共领域的福利，所提供的是一种“纯福利消费”，将其看作政府负担。为甩掉包袱，不得不将公共服务领域推向市场，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将这些本应免费的基本服务和设施贴上价格标签，或将其成本隐性地捆绑在互补品上。由此直接造成人们对此类福利服务和设施消费的减少，或基本服务质量下降。但公共服务的本质内涵，就是由政府来做那些企业所不愿意做，或者无法做到的涉及整个社会或行业层面的事情，主要包括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事务。将公共服务交由市场主导，不仅损害公民的福利水平，而且造成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的严重不足，是我国当前经济管理中政府职能的一个短板。[9]
国有企业受到“泛市场化”的影响，有效供给也在逐渐减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足，国内有些学者对自由市场经济效能盲从、迷信，一味主张通过解散大型国有企业，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10]实践证明，在泛市场化思潮盛行的同时，一批又一批国有企业倒闭了，国有经济被削弱了。[11]当然，如果一味地增加国有企业的数量，也必然会导致产品质量低下，损失社会福利。[12]但是，如果对于过度削减国有企业份额的做法不予以纠正或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将存在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被严重侵蚀，甚至被颠覆的危机。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清楚地表明，在中国的领导体制、政府机构、思想理论、司法、军事、民族和宗教事务等领域，深入进行的改革是根本不能完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这些部门容不得任何私有化的倾向。
第二，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贪污腐败案件屡屡发生。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或参与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行政性与公益性。泛市场化的思潮，使得国有企业改变初衷，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权钱等价交易”，权益转向小利益集团，使既得利益者的所谓权益过度膨胀，危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城乡劳动力供给不平衡
“泛市场化”思潮的盛行，造成许多地方政府之间明争暗斗，仅仅将地区的GDP增长作为自己的政绩表现，使得市场化模式出现在许多本不该出现的领域。这种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问题，突出表现为地区、行业之间的步伐差异扩大。一些地方的经济转型过于唐突急速，以至大量城镇企业职工和乡村农民，在缺乏其他替代措施保障的情况下，丢失了原有的许多社会福利，包括城镇职工的劳保、退休待遇，乡村农民在公社时期的劳动补助等。一些地方企业甚至推出了“买断工龄”的措施，该结果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从而使得原本就极为尖锐突出的就业问题更加恶化，由此形成了潜在的、破坏力极大的下岗失业大军。而且由于城市中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使得农村中大批过剩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机会也跟着减少，这也成为另一个严峻的事实。
此外，若企业奉行一切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就会减少对进城务工者，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供给等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之供给，加之用低廉薪酬来支付农民工所从事的高强度工作，这些不公平待遇都会减少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从而使城市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劳动力。简而言之，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农民工低收入、高生活成本以及权益缺失，才是造成“民工荒”的真正原因。[13]
当劳动力供给不足时，搜寻更加合适的劳动力或者用高报酬雇用城市劳动力，企业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增加企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事实证明，流动的劳动力可以把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到家乡，影响当地农民，使得当地政府减少对农村建设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扩散成本的支出。[14]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也会增加政府成本，相继地会影响政府的福利供给，最后影响农民工的供给，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一）住房等耐用消费品
我国经济在全力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我国的房价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攀升，已经超出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与和谐。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完全由市场经济规律支配，政府未能发挥平衡价格的作用，完全摒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但由于住房等一些耐用消费品，又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缺乏需求弹性。因此价格越高，人们的福利损失就越大，幸福感就越低。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贫富分化、城市拥挤、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的风险以及住房质量下降等，需要我们深刻地反思。
房价已经充分暴露了我国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价格不合理会引起供给特别是有效供给短缺，或造成供给过剩而低效甚至无效。必须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运用价格杠杆的原理来改善有效供给的问题。[15]
（二）奢侈品行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额逐渐提高。主要表现在中国的中高收入人群对名牌产品、高品质产品的青睐方面，这也预示着中国未来行业发展方向和新投资机会。过去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通常会投资于出口增长快的领域。现在由于中国国内的内销不断扩大，投资机会可能也会发生改变。过去流行“Made in China”，将来要寻找投资机会，应当是寻找行业落脚点在“Made for China”。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倍增和消费率的提高，可以预见消费增长，特别是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将是非常迅猛的。
目前，中国的奢侈品行业存在的问题是生产出的产品社会不需要，造成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企业还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16]中国的奢侈品行业迫切需要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走上国际化的奢侈品市场。
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奢侈品行业中的份额大幅度减少。然而，投资奢侈品行业所需资金非常庞大，投资者失去了国家资金作保障，所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大。所以，出于规避风险以及理性经济人的考虑，企业会缩小甚至放弃投资。以至于出现我国在国际上的奢侈品供给严重不足，国内市场出现许多高仿产品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声誉。与此同时，由于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定价混乱，价格攀升，使公众走进了“越贵越好，越贵越有面子”的误区。如果对这种暴利行业的市场运作不加以规范，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严重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另外，由于奢侈品等一系列高端服务业和产品的质量没有客观的标准，完全依赖消费者的主观判断，这就使得生产者处于被动的地位。[17]而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者，从供给端进行改革，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因此，政府应该扮演好“监管人”的角色，制定相关质量标准，提高奢侈品行业交易的透明性，公开性。
（三）电子信息业：基于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领域
21世纪是个信息化的时代，没有信息技术就没有发言权。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下，电子信息产业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着力点。
2015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完成销售收入总规模达到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7.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5602亿元，同比增长7.2%，产业平均销售利润率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22，123亿元，同比增长18.4%，增速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18]这些数据有力地表明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迅猛地发展，并为我国的GDP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起步晚，起点低，产业结构不合理，规模小而分散，尚未形成能与国外媲美的规模性产业集群。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在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还相对比较落后，缺乏活力，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打击力度不够，企业之间相互抄袭。这种市场环境使得部分企业不思进取，从而导致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缺乏，以及创新型产品的供给不足等现象。如果高端技术只能从国外引进，那么，我们的产品生产必然会受制于人，这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此进行供给侧改革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对于工业发达国家倾力进行的技术发明领域，要投入一定的力量跟踪，保持能够追赶的距离。对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等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领域，要按照适应国情实力特点的原则，寻求新技术突破口，集中力量攻关，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四）医药行业
无疑，医药行业曾经一度深受“泛市场化”思潮的“毒害”。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医改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但看不起病、不敢看病的现象却依然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药行业走入了泛市场化的误区，把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向市场。其结果是药品价格持续走高，看病费用不断攀升。对于未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贫困人群来说，看病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另外，医生的“手术安心费”，医疗服务的“优先权”等怪现象在医院盛行已久。这种基本民生服务的“泛市场化”，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忽略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影响了人民大众的正常生活，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腐蚀了社会安定的根基。
2016年4月12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同学，因盲信百度推荐就医，未能获得正确及时的医疗而死亡的事件，无疑给社会大众，尤其是政府敲响了警钟。这是一起典型的医疗行业“泛市场化”结果所造成的悲剧，百度凭借医疗推介者交付费用的多寡而排名的做法，无疑是一切向钱看的泛市场化经济行为。据有关方面介绍，在百度“竞价排名”的背后，站着资产雄厚的民营医疗资本，其中就有占据民营医疗市场半壁江山还多的“莆田系”。显然，医疗行业等公共服务领域，一旦被“泛市场化”思潮侵蚀，后果将极为严重，若不及时纠正，将来必定会有更多的“魏则西事件”发生，从根本上颠覆我国社会生活秩序。[19]
新形势下的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使政府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动力。[20]医药行业是我们心目中的“净土”，一旦被“泛市场化”气息所污染，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很难充分体现，因此必须要从供给侧入手进行改革，加大卫生防疫投资的力度，降低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这才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四、批判“泛市场化”思潮，
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进程
供给侧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实现可持续发展。曾经的“需求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经济大规模增长的需要。因此，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的重点必须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移。诚如萨伊定律所云，通过供给创造需求，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如果供给侧一味地被动适应需求，供给滞后，最终必然会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确定优先发展模式和供给模式。[21]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至此，供给侧改革全面推上日程。
（一）加强自主创新，增加有效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部分企业一度盲目相信市场经济理论能够促成供需平衡，单纯地追随需求的脚步，盲目地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产品供给，甚至为了利益进行盗版仿冒，而不从其产品本身进行自主创新。这种被动的做法势必会造成供给的滞后，最终影响企业的生存。因此，政府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打击侵犯专利等一系列不利于创新的非法行为。
自主创新是国家经济社会自主发展的基础，是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根基，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生命线。没有自主创新，国家的发展就难以突破知识产权壁垒的限制，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发展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对于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市场营销的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塑造和创造，其根本动力是创新。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不在于供给本身，而在于供给的方式和内容，即通过创新达到对生产力和效率的突破来创造需求。[22]改善供给并非简单地一味增加商品供给；如果增加商品或者劳动供给仍然解决不了需求，必然会引起新一轮产能过剩。
人们在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必然会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低端产品、过时的产品必然会被淘汰，增加高质量产品的供给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积极进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有效供给，从根本上扩大有效需求，逐渐达到供需匹配。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新经济”的动力群，发展“增量经济”，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3]
（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优化产业结构
“僵尸”企业是非严谨的社会概念，泛指那些没有希望恢复生产，无法参与正常的市场竞争，但通过债务融资或政府补助而免于倒闭的企业。[23]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实现长期的经济效益，坚持可持续发展。传统产业等一系列“僵尸”企业，严重影响资源要素的配置，产需不匹配所带来的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在供给端寻求解决方案。
不能过度地依赖市场，政府要扮演好“决策人”的角色，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及时淘汰“僵尸”企业，加快改革的步伐，将国内过剩的产能及时输送出去，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对能够继续发展的企业，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使其继续发挥作用。[24]与此同时，加大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产业，金融行业，旅游等一系列服务业。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从根本上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
（三）加大高质量教育的投资，增加高技术人才的供给
对于一个福利型社会而言，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教育部门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应该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全社会谋福祉。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失，劳动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这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剧了供给侧改革的困境。因此，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教育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
但是，受“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许多高校违背了学校建立的初衷，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严重影响了高质量教学的供给，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这对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也间接造成了高质量人才的供给短缺。学校之间为了争夺生源，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再共享信息，不再进行合作，亦影响了高校教育供给的管理。[25]
教育是人力资本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主要配置渠道。因此，在高质量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方面，要加大力度。经济活动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教育领域亦是如此。[26]针对这个教育乱象的问题，供给侧改革主要有三个着力点：
第一，加大对教育科研的支持力度。政府加大投资力度，鼓励学生自主创新，专利研究。在各个专业领域，设立基金，支持新技术的开发，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加对社会的高技术人才的供给。
第二，改革创新学校的教学模式，借鉴国外的教育经验，引入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完善终身教育体系。[27]培养高质量、国际化人才，增加对社会的高质量人才的供给。
第三，加大打击各种教育乱象的力度，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严禁市场化模式出现在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
（四）推动农民工自愿进城，加大有效劳动力供给
近几年，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不足所带来的“民工荒”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就是加快农民工的流动性，使他们自愿进城务工。
第一，走出一切以利润为主这个“泛市场化”思潮所带来的思想误区。对此，政府应适当对农民工市场进行干预。比如：规定农民工的工资标准，为进城务工超过一定年限的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等等。只有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提高了，生活得到了保障，他们才会自愿留在当地提供劳动。
第二，政府应加大力度向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提高农民工劳动力的素质，降低企业对农民工的管理成本，从而加大农民工对企业的有效劳动力供给。
第三，必须重视第二代农民工的融入问题。由于二代农民工的身份尴尬，不能享受当地的高质量教育资源，不能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
虽然地方政府和国家从政策法规上进行管理和引导、制定和实施惠及农民工的各项措施，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平台，但作为主体的农民工参与度不高，城市代入感不强，且容易出现政策滞后、僵化和系统性偏差、效率低下等问题，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28]因此，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加快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五）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增加社会福利的供给
国有企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国有企业与公共部门的治理息息相关，包括医疗卫生、电力、国防等。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够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质量。良好的公共部门的管理可以确保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促进经济的长效增长以及降低贫困的发生率。在具体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治理关系到扩展董事会的责任，包括对公司的事务管理方面。加强董事会在财政和借贷方面的决策权，将政府的部分职责转移到公司董事会，不失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29]
曾几何时，部分国有企业受“泛市场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忽略了社会公平原则，一切以利益为前提，企业内部高管贪污腐败问题突出。大大小小国企贪污腐败案件不断发生，深刻地揭示了国有企业的结构性问题。要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30]让国企切实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增加人民的福利供给，关注国计民生的作用。 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缺乏必要的监管。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股权制度和监管部门的市场化运作。因此，大力推进股权改革是一条有效途径，只有股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才能激活市场。[31]
五、结 论
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2]
当然，在加强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不能轻易放弃对需求侧的管理。对于需求不足的行业，在通过政府引资等手段继续刺激需求的同时，要改善供给端，加大有效供给。只有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管理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33]
我们在批判“泛市场化”思潮的同时必须考虑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被泛市场化侵蚀的领域里，找准弊端，再进行供给侧改革。[34]首先，对于政府官员，给予他们足够的福利待遇来避免权力寻租；对于高校，给予他们足够的建设资金来避免一些趋利行为；对于医疗，加强立法，完善医改等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政府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当需要进行市场化交易来赚取的多余利润被政府承担了，这些本不该被市场化模式触碰的领域，就会被自然地隔离起来。只有社会各行各业各司其职，规范运行，提供有效供给，最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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