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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气质，会选取气质同属的土地与植物；气质甚至会悄然改变自己的长相。
清初文人李绂，写有一篇《无怒轩记》，说：“吾年逾四十，无涵养性情之学，无变化气质之功，因怒得过，旋悔旋犯，惧终于忿泪而已，因以‘无怒’名轩。”这让我很自然想起燕丹子的话：“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我想，作为散文家的苇岸，并不属于以上几种。苇岸引用过林肯关于“四十岁以后的相貌自己负责”之说，脸颊修长的林肯患有马凡氏综合征，帕斯杰尔纳克也属此类，苇岸孰几近之。他青年时节的几帧照片，已昭示了一种安静、自然、向内行走的言路。
记得是二○○四年前后，我找到中国工人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从她那里要到了苇岸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连同海子的两本书，很长时间占领了我的案头。海子一诗到底，苇岸由诗彻底转入散文。在我看来，唯有从蹈虚折返大地，方能企及“诗人哲学家”的心路历程。苇岸的文体不是回环陡转，绵绵无尽。他是寓目敞开接纳流云与飞鸟、然后向内用力采撷隐喻的散文家，辅之以知识的储备不断对阅历予以查漏补缺，这为他的大地思考提供了一个展翅的空阔地域。分野在于，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诗意，缺乏诗意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意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扑出去而忘记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造物的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缺少史诗情结，却道明了某种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成就了苇岸的散文。
有关苇岸散文的属性，标之以“自然主义”“生态主义”“土地道德”的叙述已经很多。在《放蜂人》的结尾，苇岸说：“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他的“土地道德”恰是在“来历”与“故乡”向度上打开的。苇岸的散文本质上并非纯粹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继承者，因为他的精神动因是“拿来的”。或者说，在利润的欲望春心大动的时代，苇岸是自觉在散文里醒悟过来的理想主义者。
在他不多的散文篇章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作家置身大地丛林与燕山环抱的凹陷处，他书写天空的笔触非常之多。鸟道在天空铺排，流云的巢穴渐次敞开。我听到的啄木鸟是一直在用永动机的发声与时间较力，苇岸的耳朵听到的却是亮音：“对啄木鸟的鸣叫，我一直觉得它的劳动创造的这节音量由强而弱、频率由快而慢的乐曲更为美妙迷人。”
海子在麦地里发现一个物象的浑圆生成，他在《黑夜的献诗》写道：“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毫无疑问，黑夜首先从大地上升起。他的诗行里遍布逐渐生成的“黑暗”。我认定“黑暗”是“黑夜”，是升级产品，黑夜里的谷仓深处，黑暗堆积，重床叠屋，因为压力与密度而熠熠生辉，是从黑丝绸上跃升的辉光。我们或者说，黑色是物理性质的，黑暗是时空性质的，而黑暗是精神性质的，黑暗才是黑夜的温床。一言以蔽之，黑暗是黑夜的神品。同一时刻的苇岸写道：
“太阳降落后，约15分钟，在西南天空隐隐闪现第一颗星星（即特立独行的金星）。32分钟时，出现了第二颗，这颗星大体在头顶。接着，35分钟时，第三颗；44分钟，第四颗；46分钟，第五颗。之后，它们仿佛一齐涌现，已无法计数。50分钟时，隐约可见满天星斗。而一个小时后，便能辨认星座了。整体上，东、南方向的星星出现略早，西、北方向的星星出现略晚。（注：1995年8月18日记录，翌日做了复察修正）
从太阳降落到满天星斗，也是晚霞由绚烂到褪尽的细微变化过程。这是一个令人感叹的过程，它很像一个人，在世事里由浪漫、热情，到务实、冷漠的一生。”
我不能确定苇岸是否借助了望远镜。望远镜是光的接生婆，望远镜无法洞悉黑色、黑夜、黑暗的生发。苇岸的视域是可见光的空间，昭示了他的中年心性，他没有抽刀断水，他没有以瓢泼水，如博尔赫斯所言“就像水消失在水中”。星光的分布，是道生万物的寓言，是一点一点锥破黑夜的过程，昭示了人子穿行于茫茫黑夜的稀微路径。与其说这是海子与苇岸的不同，不如说是诗人与散文家侧身而立的对望，是“寺之言”与“地之说”的分野。这些迷人的观察，构成了杰作《大地上的事情》的思想架构：从观察到内省、从喜悦到凋谢、从浪漫热情到务实冷漠。
苇岸的散文不是诗意的，而是典型意义的诗性散文。
诗性是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王进《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4期）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自于生命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我认为，在现存汉语写作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诗性是诗、思、人的三位一体。这同样也是汉语散文的应有之义。
回到土地。回到有关土地的书写。
“应该想一想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它不劳动，也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就连所罗门在他最荣耀的时候，所穿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这样的观察是俯瞰式的，人与花均是蚂蚁。汉语的眼睛在眼镜的加盟下目光如炬，尤其善于洞穿表象直捣本质。杨朔回首，透过小蜜蜂之翅，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郭沫若一见老农民，来了一个高难度的精神俯卧撑，高呼：“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但苇岸似乎被“表象”迷住了。或者说，他是安心于、醉心于“表象”的。与其说，苇岸从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海雅达尔等作家的叙述里找到了进入汉语土地的散文方式，不如说他接通了抵达陶潜、苏东坡、柳宗元、杨升庵、三袁散文的那条幽径：让人回到大地散文，让散文回到叙述，让叙述回到名物呈现，让呈现回到散文对名物的重新命名。与厚德載物的大地相仿、相宜、相依，他的散文说出就是照亮。苇岸的每一次说出，又是对大地、对山水的赋形与赋性。恰如苇岸所赞美的那样：“凭鲜花取胜。” “林中路”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从容选定的。一九七○年初期，贫病交加的陈子庄在成都龙泉山写生。有人问：龙泉山既无嵯峨之势，也乏奇树诡云，有啥子风景可画？子庄先生说：“我画的不是风景，是内心的山水。”只有意识到，人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个导体，心绪点染，撒豆成兵，人与自然永在相互赠予、相互保管的维系下守望，才配为山水画家，才配为大地的散文家。在我看来，苇岸恰是一位穿越了纸风景而获得了山水气韵的散文家。与陈子庄一样，谁又能说他们倒在路上，没有“成了”？
就我心性而言，我更珍爱苇岸的三十九则随笔《作家生涯》，这是他随笔中的巅峰之作。苇岸把描述花朵、流云、蝶翅、星斗、蜜蜂、大鸟、小鸟的笔触收回了，笔锋如芒似寸铁，勾勒了这些事物投射于思想的精神镜像。苇岸以反问的语式强调了自己的决绝：“可以说我目前写作中面临的困惑，就是在相对主义似乎已经到来的时代，作家在写作中还应不应体现自己的立场或倾向？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完全摆脱他的立场或倾向呢？”于是，在《作家生涯》里他不再娓娓道来，而是毫不讳言自己的爱与憎，展示了一个作家追求自由、正义、公平的价值向度。
无论是置身铁幕还是竹幕，才华都不是千磨万击之后的崛立和振翅依据，而是一息尚存、創新命名不止的独立精神，以及拥有“与大地相同的心灵”的人格，才是苇岸步出现实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随笔的隆起与支撑，苇岸，就只是散文家。
这样，在我心目中就出现了“两个苇岸”：文学的宽厚君子与思想的决然起身者。就像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他的影子，或者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分成两半的子爵”。
我在《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一文里，是这样描述散文与随笔分野的：“散文是文学空间中的一个格局；随笔是思想空间的一个驿站；散文是明晰而感性的，随笔是模糊而不确定的；散文是一个完型，随笔是断片。这没有高低之说。喜欢散文的人，一般而言比较感性，所谓静水深流，曲径通幽，峰岳婉转；倾向随笔者，就显得较为峻急，所谓剑走偏锋，针尖削铁，金针度人。”
再做一个比喻性的比对。苇岸也是散文的植物。散文会对这棵草的生长、开花、果实、色泽、气味等等进行全方位描绘，并勾连自己的情感记忆，从而得出情感性结论；随笔呢，是掰开这棵草的草果或草茎，品尝味道，让它们在味蕾上找到那些失去的往昔，并获得理性品析的结果。而且，苇岸的随笔已逐渐出现一种趋向“打通散文与随笔”的努力，这出现在二十年前，足以佐证苇岸的写作价值与潜在价值。
其实，在大地上我谈论的这些分野也许是幼稚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乃是我设置的谜面，苇岸就是一根液汁饱满的思想的苇草。他希望自己是“人类的增光者”。他为汉语散文、随笔的纯度与深度，付出了破风观察、逆风写作、顶风思考的代价。
不能结果的花，自然是花；但剑身的锈，却不能叫锈。
我鹦鹉学舌套用现象学的一个句式，散文、随笔的最为原初和决定性的问题，乃是散文、随笔自身。苇岸意识到了这一系列问题，他不能不以命相托。
我不能确定“×××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者！”的句型最早出自苇岸自己，还是林贤治老师，在我看来苇岸一直是“拆下肋骨做火把”（泰戈尔语）的举火者。
不同的语境里，读一读回到海洋的诗人孙静轩的诗《在海滩上》，就有一番穿越般的奇景：“黄昏，我爱一个人在浅滩上游逛/看那海水的幻变，听那波涛的喧响/我爱透过那玫瑰色的黄昏眺望海的尽头/看那白色的海鸥追随着帆船飞翔/直到那汹涌的巨浪把红日吞没/我才向大海告别，恋恋地回到岸上……”这个岸，不是彼岸，是此岸。
是苇岸。
蒋蓝，作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正在消失的词语》《诗歌笔记》等。
清初文人李绂，写有一篇《无怒轩记》，说：“吾年逾四十，无涵养性情之学，无变化气质之功，因怒得过，旋悔旋犯，惧终于忿泪而已，因以‘无怒’名轩。”这让我很自然想起燕丹子的话：“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我想，作为散文家的苇岸，并不属于以上几种。苇岸引用过林肯关于“四十岁以后的相貌自己负责”之说，脸颊修长的林肯患有马凡氏综合征，帕斯杰尔纳克也属此类，苇岸孰几近之。他青年时节的几帧照片，已昭示了一种安静、自然、向内行走的言路。
记得是二○○四年前后，我找到中国工人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从她那里要到了苇岸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连同海子的两本书，很长时间占领了我的案头。海子一诗到底，苇岸由诗彻底转入散文。在我看来，唯有从蹈虚折返大地，方能企及“诗人哲学家”的心路历程。苇岸的文体不是回环陡转，绵绵无尽。他是寓目敞开接纳流云与飞鸟、然后向内用力采撷隐喻的散文家，辅之以知识的储备不断对阅历予以查漏补缺，这为他的大地思考提供了一个展翅的空阔地域。分野在于，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诗意，缺乏诗意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意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扑出去而忘记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造物的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缺少史诗情结，却道明了某种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成就了苇岸的散文。
有关苇岸散文的属性，标之以“自然主义”“生态主义”“土地道德”的叙述已经很多。在《放蜂人》的结尾，苇岸说：“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他的“土地道德”恰是在“来历”与“故乡”向度上打开的。苇岸的散文本质上并非纯粹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继承者，因为他的精神动因是“拿来的”。或者说，在利润的欲望春心大动的时代，苇岸是自觉在散文里醒悟过来的理想主义者。
在他不多的散文篇章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作家置身大地丛林与燕山环抱的凹陷处，他书写天空的笔触非常之多。鸟道在天空铺排，流云的巢穴渐次敞开。我听到的啄木鸟是一直在用永动机的发声与时间较力，苇岸的耳朵听到的却是亮音：“对啄木鸟的鸣叫，我一直觉得它的劳动创造的这节音量由强而弱、频率由快而慢的乐曲更为美妙迷人。”
海子在麦地里发现一个物象的浑圆生成，他在《黑夜的献诗》写道：“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毫无疑问，黑夜首先从大地上升起。他的诗行里遍布逐渐生成的“黑暗”。我认定“黑暗”是“黑夜”，是升级产品，黑夜里的谷仓深处，黑暗堆积，重床叠屋，因为压力与密度而熠熠生辉，是从黑丝绸上跃升的辉光。我们或者说，黑色是物理性质的，黑暗是时空性质的，而黑暗是精神性质的，黑暗才是黑夜的温床。一言以蔽之，黑暗是黑夜的神品。同一时刻的苇岸写道：
“太阳降落后，约15分钟，在西南天空隐隐闪现第一颗星星（即特立独行的金星）。32分钟时，出现了第二颗，这颗星大体在头顶。接着，35分钟时，第三颗；44分钟，第四颗；46分钟，第五颗。之后，它们仿佛一齐涌现，已无法计数。50分钟时，隐约可见满天星斗。而一个小时后，便能辨认星座了。整体上，东、南方向的星星出现略早，西、北方向的星星出现略晚。（注：1995年8月18日记录，翌日做了复察修正）
从太阳降落到满天星斗，也是晚霞由绚烂到褪尽的细微变化过程。这是一个令人感叹的过程，它很像一个人，在世事里由浪漫、热情，到务实、冷漠的一生。”
我不能确定苇岸是否借助了望远镜。望远镜是光的接生婆，望远镜无法洞悉黑色、黑夜、黑暗的生发。苇岸的视域是可见光的空间，昭示了他的中年心性，他没有抽刀断水，他没有以瓢泼水，如博尔赫斯所言“就像水消失在水中”。星光的分布，是道生万物的寓言，是一点一点锥破黑夜的过程，昭示了人子穿行于茫茫黑夜的稀微路径。与其说这是海子与苇岸的不同，不如说是诗人与散文家侧身而立的对望，是“寺之言”与“地之说”的分野。这些迷人的观察，构成了杰作《大地上的事情》的思想架构：从观察到内省、从喜悦到凋谢、从浪漫热情到务实冷漠。
苇岸的散文不是诗意的，而是典型意义的诗性散文。
诗性是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王进《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4期）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自于生命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我认为，在现存汉语写作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诗性是诗、思、人的三位一体。这同样也是汉语散文的应有之义。
回到土地。回到有关土地的书写。
“应该想一想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它不劳动，也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就连所罗门在他最荣耀的时候，所穿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这样的观察是俯瞰式的，人与花均是蚂蚁。汉语的眼睛在眼镜的加盟下目光如炬，尤其善于洞穿表象直捣本质。杨朔回首，透过小蜜蜂之翅，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郭沫若一见老农民，来了一个高难度的精神俯卧撑，高呼：“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但苇岸似乎被“表象”迷住了。或者说，他是安心于、醉心于“表象”的。与其说，苇岸从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海雅达尔等作家的叙述里找到了进入汉语土地的散文方式，不如说他接通了抵达陶潜、苏东坡、柳宗元、杨升庵、三袁散文的那条幽径：让人回到大地散文，让散文回到叙述，让叙述回到名物呈现，让呈现回到散文对名物的重新命名。与厚德載物的大地相仿、相宜、相依，他的散文说出就是照亮。苇岸的每一次说出，又是对大地、对山水的赋形与赋性。恰如苇岸所赞美的那样：“凭鲜花取胜。” “林中路”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从容选定的。一九七○年初期，贫病交加的陈子庄在成都龙泉山写生。有人问：龙泉山既无嵯峨之势，也乏奇树诡云，有啥子风景可画？子庄先生说：“我画的不是风景，是内心的山水。”只有意识到，人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个导体，心绪点染，撒豆成兵，人与自然永在相互赠予、相互保管的维系下守望，才配为山水画家，才配为大地的散文家。在我看来，苇岸恰是一位穿越了纸风景而获得了山水气韵的散文家。与陈子庄一样，谁又能说他们倒在路上，没有“成了”？
就我心性而言，我更珍爱苇岸的三十九则随笔《作家生涯》，这是他随笔中的巅峰之作。苇岸把描述花朵、流云、蝶翅、星斗、蜜蜂、大鸟、小鸟的笔触收回了，笔锋如芒似寸铁，勾勒了这些事物投射于思想的精神镜像。苇岸以反问的语式强调了自己的决绝：“可以说我目前写作中面临的困惑，就是在相对主义似乎已经到来的时代，作家在写作中还应不应体现自己的立场或倾向？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完全摆脱他的立场或倾向呢？”于是，在《作家生涯》里他不再娓娓道来，而是毫不讳言自己的爱与憎，展示了一个作家追求自由、正义、公平的价值向度。
无论是置身铁幕还是竹幕，才华都不是千磨万击之后的崛立和振翅依据，而是一息尚存、創新命名不止的独立精神，以及拥有“与大地相同的心灵”的人格，才是苇岸步出现实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随笔的隆起与支撑，苇岸，就只是散文家。
这样，在我心目中就出现了“两个苇岸”：文学的宽厚君子与思想的决然起身者。就像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他的影子，或者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分成两半的子爵”。
我在《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一文里，是这样描述散文与随笔分野的：“散文是文学空间中的一个格局；随笔是思想空间的一个驿站；散文是明晰而感性的，随笔是模糊而不确定的；散文是一个完型，随笔是断片。这没有高低之说。喜欢散文的人，一般而言比较感性，所谓静水深流，曲径通幽，峰岳婉转；倾向随笔者，就显得较为峻急，所谓剑走偏锋，针尖削铁，金针度人。”
再做一个比喻性的比对。苇岸也是散文的植物。散文会对这棵草的生长、开花、果实、色泽、气味等等进行全方位描绘，并勾连自己的情感记忆，从而得出情感性结论；随笔呢，是掰开这棵草的草果或草茎，品尝味道，让它们在味蕾上找到那些失去的往昔，并获得理性品析的结果。而且，苇岸的随笔已逐渐出现一种趋向“打通散文与随笔”的努力，这出现在二十年前，足以佐证苇岸的写作价值与潜在价值。
其实，在大地上我谈论的这些分野也许是幼稚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乃是我设置的谜面，苇岸就是一根液汁饱满的思想的苇草。他希望自己是“人类的增光者”。他为汉语散文、随笔的纯度与深度，付出了破风观察、逆风写作、顶风思考的代价。
不能结果的花，自然是花；但剑身的锈，却不能叫锈。
我鹦鹉学舌套用现象学的一个句式，散文、随笔的最为原初和决定性的问题，乃是散文、随笔自身。苇岸意识到了这一系列问题，他不能不以命相托。
我不能确定“×××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者！”的句型最早出自苇岸自己，还是林贤治老师，在我看来苇岸一直是“拆下肋骨做火把”（泰戈尔语）的举火者。
不同的语境里，读一读回到海洋的诗人孙静轩的诗《在海滩上》，就有一番穿越般的奇景：“黄昏，我爱一个人在浅滩上游逛/看那海水的幻变，听那波涛的喧响/我爱透过那玫瑰色的黄昏眺望海的尽头/看那白色的海鸥追随着帆船飞翔/直到那汹涌的巨浪把红日吞没/我才向大海告别，恋恋地回到岸上……”这个岸，不是彼岸，是此岸。
是苇岸。
蒋蓝，作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正在消失的词语》《诗歌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