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文事近录”栏摘录了台湾《远见》杂志上许靖华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质疑，因我刚读完许靖华的《大灭绝》，读到这则摘录，仿佛感到了一种回应，欣喜之余，引起许多关于许靖华的联想，尤其是他对达尔文主义的质疑和批评。
　　许靖华，一九二九年诞生于南京。十五岁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十九岁获理学士学位，以优等生资格获奖学金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深造，得硕士学位。二十五岁成为理学博士。他在美国生活、求学和工作近二十年，于一九六七年移居瑞士，任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教授至今。
　　许靖华在地质学、海洋学和环境科学等许多科学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九○年间，他共参加或组织了十多次大型国际科学合作研究项目并担任重要职务。他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九八五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他还致力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沟通和融合，以通俗的文笔介绍地学领域的重大成果，使能影响人类思想的地学新发现新观念为社会大众所认识。
　　一九九三年秋，我在南京中科院古生物所短期工作，十月十二日，与几位友人参加了南京大学授予许靖华博士荣誉教授授职仪式。那天逸夫楼学术大厅里座无虚席。许先生接受聘书后的答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的忧患意识，是一位智者经历多年艰辛的科学活动所得到的顿悟，尤其是他对自身以及科学本质的反省，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科学发展到今天，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一方面，社会上的大众对科学和科学家怀有一种尊敬和羡慕；另一方面，社会上对科学家又有着一种鄙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是科学政策，而更主要的是科学界内部的一些人搞坏的，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崽”。许靖华把那些不是真正献身科学的人称为“科学崽”。科学崽败坏了科学的形象，从而使得科学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在国外，某些搞技术、物理的，只顾向大公司出卖自己，去挣钱，而不管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将来。在国内也存在这种现象，一些科学家为了某种目的甚至于说假话，更是违背了科学家应遵循的科学道德。
　　对目前科学界存在的问题，他讲了一个“呆子找钥匙”的故事：晚上很晚了，警察看到一个人低着头在广场上走来走去找东西。警察忍不住过去问他在干什么，这人讲，我正在找钥匙。警察便帮着他找，又细致地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警察便问，你在哪里丢的钥匙？这人指着广场边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说，我在那里丢的。警察感到疑惑：那你怎么在这里找呢？这人答道：因为这里有亮光！许靖华感叹现在有许多科学崽就像这个呆子找钥匙一样，只在容易出成果的领域从事研究，只是去证明着，而不是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许靖华于八十年代中期曾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工作了三年，在二十名成员中只有他是地质学家。在讨论一项提交联合国大会批准的议案时，他与其他十九位成员产生了分歧。议案是有些物理学家建议将核废料倾倒入大洋洋底。在论及核废料是否会对人类和环境带来危害时，有的物理学家讲，原子能给人类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危害，医学家也持这种观点。讨论了三天，主席最后宣布，虽有一些危害，但全体一致通过同意在大洋底倾倒核废料。许靖华注意到这一点，发表声明：“这是除我之外的‘全体一致’”。就因许靖华的反对，这项方案没能通过。“在我所从事的科学活动中，我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没有这次反对的意义重大”。许靖华如此说。他最为关注的是全球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存，“我并不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一定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前景，火箭、原子能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也许将是毁灭，人类的自我毁灭将比恐龙的灭绝更为悲惨。”许靖华入世的态度是积极的，“科学家应具有社会参与精神，当代社会，科学家已不可能封闭在纯粹的科学王国中。”
　　使我震动的是许靖华最后的发言，他自以为近年来所从事的另一件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活动就是对达尔文的质疑尤其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在谈到达尔文主义时，他用了“邪恶”一词。直到读完他的《大灭绝》，我才理解了他何以用“邪恶”一词。
　　我对许靖华的“认识”缘于他的《地学革命风云录》。
　　一九八五年夏天，当时的深海钻探计划(DSDP)主席来青岛访问，在他做的有关深海钻探的报告中，配以数量颇多的照片，其中就有关于许靖华的“特写”，他介绍说“许上船前是一个固定论者，下船时成了板块学说的拥护者。”他还介绍了许靖华写的一本记述深海钻探的书。后来我得知，这就是《地学革命风云录》。我五年以后才读到这本书。
　　这本书叙述的故事，都是围绕一艘船、一场革命以及在船上从事这一革命实践的人物的。这艘船，就是“格洛玛·挑战者”号；这场革命，就是起始于六十年代末的地学革命。许靖华以“格洛玛·挑战者”号考察船的大洋钻探活动为主线，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深海钻探计划(DSDP)的全过程，反映了六十年代末开始的“地学革命”及板块构造理论的发生和发展，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生动的书。
　　“格洛玛·挑战者”号自一九六八年夏天启航，开始了深海钻探计划，至一九八四年结束。如果不是数以千计，至少也是数以百计的人参加了它的航行。各航次的报告加起来超过八十卷，每卷厚达千页以上。许靖华描写了一批在地学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包括他的老师、朋友、同事和学生，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传记性的。尤其是他强调了他在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失误。
　　他在中译版的“寄中国读者”中写道：在科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解。有人认为科学“真理”是绝对的，而科学实践只不过是观察、测试和数据处理的总合。我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实践。科学研究是一个思考过程。科学行动则是推行某种思考过程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检验这些思考过程的有效性，进而修正和改善这些思考过程，以期达到更高的认识。像一切科学实践一样，科学的判断力取决于个人的经验、信仰和情绪。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或者说我们全体，在我们的专业经历中，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科学工作者应当有虚怀若谷的精神，敢于摒弃先入之见，敢于摆脱对错误思想的感情上的依附。
　　当然本书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了给人类思维以深刻影响的地学革命。在地球科学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即十八世纪末叶地质学的奠基时期和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地学革命。在地质学奠基以前，人们对地球历史的解释充满着《圣经》的神秘色彩。《圣经》上的洪水成了一切疑难的最终答案。十八世纪末，詹姆士·哈顿的地质学是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均变论强调物理规律的不变性，宣布了与以《圣经》为最后依据的传统观念的决裂。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加上莱伊尔的均变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均变论所向披靡。哈顿的理论本来是根据地质旅行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却逐渐滋生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前半期，地质学家们用自然状态(或条件)的永恒性替代了物理定律的不变性，从而引伸出“海陆永恒”的统治性科学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固定论”。
　　在地学革命以前，地质学争论的焦点是大陆漂移说。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认为：陆地曾经连接过，但不是通过后来沉没的陆桥，而是大陆间的直接连合，永存的不是个别的海盆和陆块，而是整个海陆的面积。魏格纳在他的《海陆起源》中，从大西洋两岸的地质的吻合性出发，复原了地质历史时期的海陆分布，说明大陆向西和离极漂移的两种趋向。如果没有“格洛玛·挑战者”号，如果没有深海钻探，那么这一学说不会得到验证，地学革命也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