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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梦阳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努力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他的诗文理论经过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最后,他认为民歌是表现自然美的真正诗歌。李梦阳的诗文创作、诗歌理论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是值得大家探讨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创作实践;诗歌理论
一、李梦阳的复古主张和早期的诗学理论
早在宋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已主张学诗写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学本身随着这种发展而显示出种种的弊端,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需要改变这种文学的现状。明人学诗、论诗有着强烈的古典情怀,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其复古意趣的形成既出自于士大夫重振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来自于对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强烈诉求。李东阳认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者,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他首先在诗论中提倡“格调”,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想要改变当时萎弱文风。在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等人在前人的影响下,高举复古的旗帜,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文学出路,而且李梦阳对李东阳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与创新。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言:“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认为“宋儒兴而古之文废”,“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提出近体宗盛唐,要学习秦汉文,盛唐诗,使人们了解那些富有激情,昂扬进取,气度恢弘的作品,希望能够纠驳明初以来那些僵化单一冗沓的诗风。这些做法显示了李梦阳的文学审美的自觉性,也显示了他注重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对于当时的文坛是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如何复古的做法上李梦阳的见解一直受到争议。李梦陽做诗非常重视“调”, 这主要指诗歌音调的和谐完美。而且,他非常注重写作方式,曾在《再与何氏书》中指出:“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等等。这些归纳起来,统称为“法”。李梦阳的诗文复古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法”,他认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笔同”,“文必有法式,然后中阶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也,实天生之也,今人发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要“尺寸古法”,“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又主张“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这就要求使人在写诗时要做到 “格古、调逸、气舒、句诨、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由此可以看出,李梦阳是极力倡导遵守写作法则的,这种法则是做诗的具体方法准则,法规,比如说诗文的韵律结构,篇章布局都要遵循古范,认为古人作品的结构,修辞都有一定的法式,要严格遵守。可以称之为“词工”。这种要求对诗人的束缚太多,过于注重形迹,过于刻板。李梦阳的拟古,过于循规蹈矩,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过分强调了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鼓吹“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这种要求导致了“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的问题,造成诗词“情寡词工”的局面,否定了文学应有独创性,无法真实自由充分的表达出诗人的真实情感,也无法还原挖掘生活的本质面貌,以致于发展到后来造成了模拟成风的局面。
《明史·何景明传》说“梦阳主摹仿”,七子之一何景明也指出他“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嘉靖初,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 李开先也提出“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才取软滑者,不惟诗文靡败,而人才亦从之…”
李梦阳不仅在诗论文章中表达出自己的这种观点,而且在其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明显显示出来这种“情寡词工”的模拟特点。李梦阳在《张生诗序》中提出了“唐诗最李杜”的观点,他有许多诗文模拟痕迹明显,缺乏真实的情感。他的一些乐府诗甚至是将前人作品变动几个字而视为己作,这更使他被冠以剿袭的罪名。由于他前期的“情寡词工”的诗学思想的影响,李梦阳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的创作规则,无法摆脱拟古的窠臼,陷入了剿袭模拟的泥潭之中,造成了诗文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割裂。而且他的作品中有公然标出“效李白”、“效初唐”、“效杜甫”、“效陶渊明”的诗作。
二、从李梦阳生平试析其诗论变化的原因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早年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对于复古手法据理力争,甚至还与何景明在如何学习古人的方法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即著名的“李何之争”,但是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李梦阳晚年提出“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从“情寡词工”到“真诗乃在民间”这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 决非一时一地所发生的升华和飞跃。他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梦阳出身寒微,但父亲李正是一位正直耿直的学者,《空同集·族谱.大传》中说到:“然余又闻公至向学,往贫妻时,受诗于合水韩公,尝大雪,公单衣曳破履行,尝夜行归,雪甚,庐萧然无烟也。礼曰:伤哉!贫也。今子孙丰衣足食……”,这充分描写出了李父的不畏生活艰辛的刚强品格, 李梦阳深深受到其父的影响, 他为人犟直,有着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弘治五年,即李梦阳二十一岁时,成为陕西乡试的第一名,次年成进士。但当年其母高慧去世,两年后其父又去世,亲人接二连三地去世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对于希望能够早日能够为国效力,发挥自己才能的有志青年来说,一直丁忧在家,未授官职的生活也使得李梦阳倍受打击。李梦阳直到二十七岁时才拜户部主事,当上了一个正六品的官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而李梦阳的耿直不屈,嫉恶如仇又使得他的仕途经历极为不顺,经历了多次的打击,数次入狱。弘治十四年,入仕不久的李梦阳在监税三 关时,因用法严整,触犯权贵因而被诬告,以榆河驿仓粮事下狱,幸运的是很快就被释放。李梦阳写下《下狱》:
弘治辛酉年坐榆诃异仓粮,已丑年坐幼寿宁侯,正德戊辰年坐刘瑾等封事。
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
梁狱书难上,秦庭哭未归。
围墙花自发,锁馆燕还飞。
况属炎蒸积,忧来不可挥!
这首诗清楚明晰的表现出了李梦阳对这次诬告入狱的愤懑与痛心。这次下狱虽然很快释放,但是李梦阳的仕途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下诏要新政,于是李梦阳劾寿宁侯,上书孝宗皇帝。结果就是因为这次的上书弹劾,使得李梦阳又再次入狱。武宗即位后,旧党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户部尚书韩文令李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人。李梦阳代韩文草拟《代劾宦官状疏》。正德三年,刘瑾得知文章乃李梦阳代草,又将他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幸得康海的营救,当年八月,李梦阳被赦出。在《空同集》中李梦阳本人有明确的记载了他第四次入狱的经历。李梦阳盛年即遭多次入狱,晚年回居乡野,是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坷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了其诗文的创作。
三、李梦阳晚期的诗论变化
李梦阳出身微贱,身世坎坷,早年父母双亡,为时不长的仕途中却连番遭遇了多次入狱和罢官。这难免使李梦阳想在官场大展宏图的志向受到致命地打击,心中愤懑必然需要诗文的抒发排解,所以现实的磨难使得李梦阳的晚期创作十分重视“情”,认为无论描写什么内容,都要以充沛的感情带动诗文创作。只有在情感充沛的情况下,诗歌创作才有可能,李梦阳强调“情”是诗歌创作的起因动力。而晚年回居乡野长达十六年的李梦阳与下层人民融合在一起,观察感受到了许多民间的文化,他在民间的文化中感受到了真挚的情感,因为民间的文学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民歌优于文人学子的诗歌创作,是真诚之作。这种观点在嘉靖初年,李梦阳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诗集自序》中明确的表达出来了。他追叙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
晚年,李梦阳盛赞《董西厢》。并且,据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记载:“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则诗文无以加矣。’并说:“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李梦阳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他将民间创作与文人学子作品进行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文人学子之作“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在李梦阳给别人的诗集做的《击音序》中也表述他重视民间诗文,重视民歌的观点。他写道:“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可乎?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炙.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李梦阳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他又认为,“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即民歌是真正自然真实的美的诗歌。李梦阳质疑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具有创新性。可乎?”而“真诗在民间”之说,也反映了以李梦阳的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李梦阳的一些诗作就是用民间风味的乐府诗记载时事,抒发对时局的愤感与忧虑,暴露现实,感怀时事,肯定了民间的真情吟唱。李梦阳的一些乐府诗避免了一般拟作的过于浅显,且无新意的缺点,而是用汉魏乐府诗淳朴的形式写出了现实生活,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继承了汉魏乐府诗的现实精神。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领军人物,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努力的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局面,他重新审视文学的体制,对文学本质进行重新的理解,他的诗文理论从一开始的过多注重强调法度格调,到后来的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真诗乃在民间”,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出李梦阳完整的文学理论,更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7页
[2] 陈文新.《明代诗学·绪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4] (清)张廷玉.《明史·李梦阳传》卷二八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348页
[5] 李梦阳.《论学上篇第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空同集》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2册
[6] 李梦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7] 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答周子书》
[8]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9] 李梦阳.《浅虬山人记》,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四十七,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0] 李梦阳.《再与何氏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1] (明)何景明.《大复集》卷二十二《与李空同论诗书》
[12] 蔡景康.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副使梦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14] (明)何孟春.《诗选之二》
[15] 中国戏剧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三册286页
[16] 李夢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二,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作者简介:
杜颜璞(1989~ ),男,河南省新蔡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
关键词: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创作实践;诗歌理论
一、李梦阳的复古主张和早期的诗学理论
早在宋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已主张学诗写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学本身随着这种发展而显示出种种的弊端,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需要改变这种文学的现状。明人学诗、论诗有着强烈的古典情怀,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其复古意趣的形成既出自于士大夫重振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来自于对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强烈诉求。李东阳认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者,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他首先在诗论中提倡“格调”,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想要改变当时萎弱文风。在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等人在前人的影响下,高举复古的旗帜,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文学出路,而且李梦阳对李东阳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与创新。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言:“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认为“宋儒兴而古之文废”,“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提出近体宗盛唐,要学习秦汉文,盛唐诗,使人们了解那些富有激情,昂扬进取,气度恢弘的作品,希望能够纠驳明初以来那些僵化单一冗沓的诗风。这些做法显示了李梦阳的文学审美的自觉性,也显示了他注重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对于当时的文坛是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如何复古的做法上李梦阳的见解一直受到争议。李梦陽做诗非常重视“调”, 这主要指诗歌音调的和谐完美。而且,他非常注重写作方式,曾在《再与何氏书》中指出:“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等等。这些归纳起来,统称为“法”。李梦阳的诗文复古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法”,他认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笔同”,“文必有法式,然后中阶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也,实天生之也,今人发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要“尺寸古法”,“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又主张“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这就要求使人在写诗时要做到 “格古、调逸、气舒、句诨、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由此可以看出,李梦阳是极力倡导遵守写作法则的,这种法则是做诗的具体方法准则,法规,比如说诗文的韵律结构,篇章布局都要遵循古范,认为古人作品的结构,修辞都有一定的法式,要严格遵守。可以称之为“词工”。这种要求对诗人的束缚太多,过于注重形迹,过于刻板。李梦阳的拟古,过于循规蹈矩,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过分强调了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鼓吹“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这种要求导致了“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的问题,造成诗词“情寡词工”的局面,否定了文学应有独创性,无法真实自由充分的表达出诗人的真实情感,也无法还原挖掘生活的本质面貌,以致于发展到后来造成了模拟成风的局面。
《明史·何景明传》说“梦阳主摹仿”,七子之一何景明也指出他“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嘉靖初,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 李开先也提出“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才取软滑者,不惟诗文靡败,而人才亦从之…”
李梦阳不仅在诗论文章中表达出自己的这种观点,而且在其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明显显示出来这种“情寡词工”的模拟特点。李梦阳在《张生诗序》中提出了“唐诗最李杜”的观点,他有许多诗文模拟痕迹明显,缺乏真实的情感。他的一些乐府诗甚至是将前人作品变动几个字而视为己作,这更使他被冠以剿袭的罪名。由于他前期的“情寡词工”的诗学思想的影响,李梦阳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的创作规则,无法摆脱拟古的窠臼,陷入了剿袭模拟的泥潭之中,造成了诗文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割裂。而且他的作品中有公然标出“效李白”、“效初唐”、“效杜甫”、“效陶渊明”的诗作。
二、从李梦阳生平试析其诗论变化的原因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早年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对于复古手法据理力争,甚至还与何景明在如何学习古人的方法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即著名的“李何之争”,但是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李梦阳晚年提出“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从“情寡词工”到“真诗乃在民间”这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 决非一时一地所发生的升华和飞跃。他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梦阳出身寒微,但父亲李正是一位正直耿直的学者,《空同集·族谱.大传》中说到:“然余又闻公至向学,往贫妻时,受诗于合水韩公,尝大雪,公单衣曳破履行,尝夜行归,雪甚,庐萧然无烟也。礼曰:伤哉!贫也。今子孙丰衣足食……”,这充分描写出了李父的不畏生活艰辛的刚强品格, 李梦阳深深受到其父的影响, 他为人犟直,有着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弘治五年,即李梦阳二十一岁时,成为陕西乡试的第一名,次年成进士。但当年其母高慧去世,两年后其父又去世,亲人接二连三地去世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对于希望能够早日能够为国效力,发挥自己才能的有志青年来说,一直丁忧在家,未授官职的生活也使得李梦阳倍受打击。李梦阳直到二十七岁时才拜户部主事,当上了一个正六品的官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而李梦阳的耿直不屈,嫉恶如仇又使得他的仕途经历极为不顺,经历了多次的打击,数次入狱。弘治十四年,入仕不久的李梦阳在监税三 关时,因用法严整,触犯权贵因而被诬告,以榆河驿仓粮事下狱,幸运的是很快就被释放。李梦阳写下《下狱》:
弘治辛酉年坐榆诃异仓粮,已丑年坐幼寿宁侯,正德戊辰年坐刘瑾等封事。
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
梁狱书难上,秦庭哭未归。
围墙花自发,锁馆燕还飞。
况属炎蒸积,忧来不可挥!
这首诗清楚明晰的表现出了李梦阳对这次诬告入狱的愤懑与痛心。这次下狱虽然很快释放,但是李梦阳的仕途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下诏要新政,于是李梦阳劾寿宁侯,上书孝宗皇帝。结果就是因为这次的上书弹劾,使得李梦阳又再次入狱。武宗即位后,旧党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户部尚书韩文令李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人。李梦阳代韩文草拟《代劾宦官状疏》。正德三年,刘瑾得知文章乃李梦阳代草,又将他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幸得康海的营救,当年八月,李梦阳被赦出。在《空同集》中李梦阳本人有明确的记载了他第四次入狱的经历。李梦阳盛年即遭多次入狱,晚年回居乡野,是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坷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了其诗文的创作。
三、李梦阳晚期的诗论变化
李梦阳出身微贱,身世坎坷,早年父母双亡,为时不长的仕途中却连番遭遇了多次入狱和罢官。这难免使李梦阳想在官场大展宏图的志向受到致命地打击,心中愤懑必然需要诗文的抒发排解,所以现实的磨难使得李梦阳的晚期创作十分重视“情”,认为无论描写什么内容,都要以充沛的感情带动诗文创作。只有在情感充沛的情况下,诗歌创作才有可能,李梦阳强调“情”是诗歌创作的起因动力。而晚年回居乡野长达十六年的李梦阳与下层人民融合在一起,观察感受到了许多民间的文化,他在民间的文化中感受到了真挚的情感,因为民间的文学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民歌优于文人学子的诗歌创作,是真诚之作。这种观点在嘉靖初年,李梦阳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诗集自序》中明确的表达出来了。他追叙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
晚年,李梦阳盛赞《董西厢》。并且,据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记载:“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则诗文无以加矣。’并说:“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李梦阳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他将民间创作与文人学子作品进行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文人学子之作“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在李梦阳给别人的诗集做的《击音序》中也表述他重视民间诗文,重视民歌的观点。他写道:“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可乎?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炙.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李梦阳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他又认为,“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即民歌是真正自然真实的美的诗歌。李梦阳质疑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具有创新性。可乎?”而“真诗在民间”之说,也反映了以李梦阳的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李梦阳的一些诗作就是用民间风味的乐府诗记载时事,抒发对时局的愤感与忧虑,暴露现实,感怀时事,肯定了民间的真情吟唱。李梦阳的一些乐府诗避免了一般拟作的过于浅显,且无新意的缺点,而是用汉魏乐府诗淳朴的形式写出了现实生活,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继承了汉魏乐府诗的现实精神。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领军人物,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努力的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局面,他重新审视文学的体制,对文学本质进行重新的理解,他的诗文理论从一开始的过多注重强调法度格调,到后来的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真诗乃在民间”,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出李梦阳完整的文学理论,更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7页
[2] 陈文新.《明代诗学·绪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4] (清)张廷玉.《明史·李梦阳传》卷二八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348页
[5] 李梦阳.《论学上篇第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空同集》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2册
[6] 李梦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7] 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答周子书》
[8]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9] 李梦阳.《浅虬山人记》,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四十七,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0] 李梦阳.《再与何氏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1] (明)何景明.《大复集》卷二十二《与李空同论诗书》
[12] 蔡景康.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副使梦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14] (明)何孟春.《诗选之二》
[15] 中国戏剧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三册286页
[16] 李夢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二,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作者简介:
杜颜璞(1989~ ),男,河南省新蔡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