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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
我自幼聪慧好学，一直受到长辈和老师的钟爱，以后进大学，入社会，参加反日反蒋直到解放初期，尽管也经受了不少艰难困苦，却总以自身是社会的革新者而自豪。然而自反右后，一次次政治运动，大会揭、小会攻，我开始将以前引以为荣的自己打得粉碎：你，叶笃义，生在反动家庭，受的反动教育，交的反动朋友，追求的反动路线，你不反动，更有何人?说来可笑，反右、“文革”时，自己写过的检查千千万，绝大多数被批为假的，违心的，今天，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我倒要开诚布公地说，当时我确实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的“反动”。
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
因响应整风号召而罹祸
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首先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做了有名的秘密报告，被美国人揭露出来公之于众。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波兰、匈牙利接连发生事变。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发表了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国内方面，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上，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主席在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报告中首次提出在正确处理党和非党关系上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正确处理是非关系中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9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又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以后又针对陶里亚蒂的文章，我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论、再论。
1956年秋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个晚会上，正当准备全体起立鼓掌迎接毛主席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一个人从后面休息室走了出来，环行全场当众宣布说，毛主席不愿意叫大家起立鼓掌，以后类似集会取消这一套举动。这样宣布之后，毛主席才出来就座。大家都静坐不动观看演出。我当时在场，不禁心里这样嘀咕：这是不是受到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影响。
我在1956年2月民盟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旋在改组民盟中央工作机构中被推为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我为了改进民盟中央工作发行了一份《中央工作简报》的内部文件，当时受到盟内欢迎。
充满着那么多那么大变化的1956年过去了，迎来了1957年。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文字却是在“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之后于1957年6月19日与“原讲话精神不协调”之下发表的(引号内文字摘自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第一版第756页注释)。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要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帮助中共整风。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提出要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今后应如何治校请邓小平约集民盟、九三学社方面的负责人研究。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民盟中央于5月13日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对“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个专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以切实帮助中共搞好整风。各工作组成立后，分别邀请了有关人士座谈讨论。参加讨论的人满怀对党真诚拥护的感情，认真负责地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来整理成为《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前者发表于6月9日《光明日报》，后者于6月17日分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然而，风云突变，反右斗争突然之间拉开了序幕。这两个文件一下子都成了所谓“章罗联盟”的“纲领性文件”，沉冤二十三载，直到1980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因为刊载了章伯钧传达毛泽东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是章伯钧歪曲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许德珩又借去《简报》，在九三学社作了错误的传达，扩大了影响。《简报》是我签发的。这成了章伯钧和我的罪行之一。
刊发毛主席讲话成了“罪行”
我现在从民盟档案中找出这一期《简报》，全文照录如下(本刊作了删节——省略号处)：
“毛主席首先谈到，中共中央现在发表这个整风指示是一个好的机会。他说，凡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机会、有条件。现在条件成熟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各方面都已动起来，空气生动了些，不是冷冰冰的，报纸上也都谈起来了，所以现在提出整风是有条件了，机会成熟了。
“毛主席说，……上一次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报上一谈，就觉得矛盾更多了。各方面都揭发了许多矛盾问题。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毛主席说，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越辩论越好，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越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我们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脚就站得住了。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整风是改善关系，并不是要打破谁的饭碗。
“矛盾是公开化了，党内党外都搞起来了，只有一齐搞才搞得好。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 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各省、市都要有党外人士参加，帮助共产党整风，打破沉闷空气。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欢迎，只是党内有些人不十分欢迎，这就需要做工作，共产党第一书记要抓住这个问题进行工作。……
“讲起整风来，大家不知道怎么整，实际上我们已整了两个多月了。我们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揭发缺点，这就是整风的开始。我们要让大家讲，敞开地讲。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有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毛主席问马寅初校长、许德珩部长和陈垣校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毛主席说，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
“毛主席又说，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但大家是否都相信，是个很难说的问题。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知识分子中，究竟有多少人相信社会主义?依我看，工人阶级发展很快，成分很复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农民是否完全相信?依我看，也有一部分不相信的。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的。共产党员也有一部分不相信。势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永远不会改变世界观。不要相信每一个人都相信共产主义。有一批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只相信民主主义，不相信社会主义。例如河北省的一个副省长，是共产党员，反对统购统销，这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我想，明年粮食和油，应由合作社自己去办。有些事还是由他们自己去管好一些。我们要少管一些，地方要多管一些。共产党员就有一部分是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你们民主党派是否都相信共产主义?我不敢讲，恐怕也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的。这些人都相信民主主义，这是真的。要求民主、自由，这是事实，到了搞社会主义，对他不利，就不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这个东西，不是容易搞的，各方面都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工人、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有怀疑。……
“毛主席继续谈到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善于打仗，能领导阶级斗争，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也有一部分对，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也翻过筋斗。现在要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向科学进军。对科学就是不大懂，1949年我写的一篇文章说过，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但也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有学无术，共产党是有术无学。党领导阶级斗争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大学问，这也是科学。党懂得马列主义，懂得阶级斗争，也就是懂得科学，所以不能说共产党无学。你说我们阶级斗争无学，我不承认，我们的外交都是阶级斗争。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新的斗争开始，今后主要是与自然界作斗争，新时代有新的任务，要学会新的斗争，但要一个过渡时期，我们没有经验，现在不能做总结，总结还要几十年时间才行。要在不断的学习和进行中积累一些经验。过去的学和术都是阶级斗争的学和术，现在这一套不懂就不懂，可能还要照阶级斗争那样来学。
“九三、民盟都有一些专家，向自然界开战是懂得的，我们要在不断学习中取得经验，也许有苏联的榜样，我们可以搞得快一点和好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搞得好一点。现在向自然界作斗争，要从头学起，肯定可以学。共产党不懂就不懂，长时期的学，要学懂科学。过去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学，一直学到懂为止。……”
被“引”出“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中所表示的有意“引蛇出洞”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报纸上一时尽是反面意见，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反过来又引起中共领导人的不安，对形势发展和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计。
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做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因史良要参加国务院会议，就请她顺便与总理商定一个时间，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六教授一起去见总理。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
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十三次，号召大家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我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以后又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最后又在民盟中央作了自我检讨。这些发言的记录，当时都是经本人签名看过，全文登载在报上。我现在一字不动地把它们从报上摘录下来(本刊作了删节——省略号处)。
《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载：
“叶笃义在会上发表了两点意见，一点是清华大学是党群关系较好的一所学校，尚且问题很多，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应当更加重视起来。他认为应把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问题摆在一重要地位，并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另一点是他认为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他十分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说，过去党委会管得太多，如果说党与非党有堵墙，墙的来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有了党的组织，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堵墙呢?他认为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一个矛盾。如校长就是校长，教授就是教授，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简单些。如加上一种党派关系，关系就复杂些了。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些。”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载：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使他们从 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关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九三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500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过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大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的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对政治没有兴趣，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该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职专业。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的第一线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载：
“叶笃义在会上以‘朋友’和‘同志’的称谓为例，谈进行拆‘墙’填‘沟’的问题。他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作报告，开头总是用‘同志们’、‘朋友们’称呼大家。顾名思义，所谓‘同志们’自然指的是在场的共产党员，所谓‘朋友们’自然指的是在场的党外人士。我感觉到今天还称呼我们为‘朋友们’有点不大亲热。今天我国的阶级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可否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同志’两个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同一政党的人互称‘同志’，一种解释是志同道合的也互称‘同志’。美国总把我国共产党以外的人士叫作‘共产党的同路人’。在他们也许是出于讽刺，但我认为也是对的。我们就是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路人’。因而我认为可以统称‘同志’。”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载：
“叶笃义说：我在清华大学讲的话引起了误会，需要说明一下。
“我讲的不是各党派退出学校，以后不再发展了，而是怀疑到党和民主党派在学校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比如一只火轮由此岸开到彼岸，只要掌舵的方向掌对了，不管如何开也不会开错。党的领导应该起舵手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方针政策的领导，确定方针政策，交其它单位执行就够了。如要学校培养符合规格的人才，党和民主党派谁去执行都可以。因此，党领导国家，在中央主要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搞好，在省、市主要把省、市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搞好。在机关和学校，党派不要成立组织，但可以发展成员。现在大家提出要拆墙填沟。由于在学校多一层关系；多增加一层矛盾，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载：
“叶笃义检讨他的错误言论，承认是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冒出来的。
“叶笃义说：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并对民盟的威信造成损失，我感到惭愧和痛心。
“几天以来盟内外同志在报上对我的批评，使我对自己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荒谬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现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的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在这里我还可以拿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的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我在我的机关整党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是党组织太弱了，应当加强。这说明我自己的业务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其次，我认为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在当前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非常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我就这样被划为右派。
在被划为右派的人当中，有未讲过任何话而被划的。如潘光旦，罗隆基说他是“揭开了盖子也不说话”的人。刘王立明1956年在柏林召开的妇女节制会(她是中国妇女节制会的会长)上成功地维护中国妇女的尊严而博得称赞，她刚刚被提升为政协常委，第二年就被划为右派。他们二人俱未在座谈会上讲过任何话。龙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未讲话，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到了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因“反苏”而划为右派。也有在会上讲了错话，受到保护而未划的。如张奚若批评党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遭到不指名的批判。王昆仑把民主党派说成是“眉毛党”，只能是摆着好看的花瓶。他们二人俱受到保护。罗隆基被划为右派之后，周总理接见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资助他去美国。他拒绝去，说“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爱国情操是矢志不渝的。
我当上右派之后，就被免去一切本兼各职，时时过着“刑余之人，自惭形秽”的生活。在家里总是觉得低人一等，对不起人。我的儿子维祚三年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1960年我摘掉右派帽子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同我握手，我哭了，他也哭了。我们父子二人的眼泪流在一起，而他把过去对我的误解冲到九霄云外。
1958～1959年我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们右派分成一个组，组里成员有潘光旦、费孝通、陶大镛、吴文藻、叶恭绰等人。我们没有固定的学习题目，只是按照报上登载的大题目大家谈体会。反正沾边不沾边，我随题目自己骂上自己几句罢了。1959年2月4日我在学习结业时，写了一篇《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把自己说成从参加民主革命时，就准备反党。
[本文摘自作者《虽九死其未悔——八十回忆》一书的前言和第12、13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书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自幼聪慧好学，一直受到长辈和老师的钟爱，以后进大学，入社会，参加反日反蒋直到解放初期，尽管也经受了不少艰难困苦，却总以自身是社会的革新者而自豪。然而自反右后，一次次政治运动，大会揭、小会攻，我开始将以前引以为荣的自己打得粉碎：你，叶笃义，生在反动家庭，受的反动教育，交的反动朋友，追求的反动路线，你不反动，更有何人?说来可笑，反右、“文革”时，自己写过的检查千千万，绝大多数被批为假的，违心的，今天，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我倒要开诚布公地说，当时我确实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的“反动”。
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
因响应整风号召而罹祸
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首先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做了有名的秘密报告，被美国人揭露出来公之于众。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波兰、匈牙利接连发生事变。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发表了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国内方面，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上，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主席在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报告中首次提出在正确处理党和非党关系上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正确处理是非关系中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9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又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以后又针对陶里亚蒂的文章，我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论、再论。
1956年秋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个晚会上，正当准备全体起立鼓掌迎接毛主席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一个人从后面休息室走了出来，环行全场当众宣布说，毛主席不愿意叫大家起立鼓掌，以后类似集会取消这一套举动。这样宣布之后，毛主席才出来就座。大家都静坐不动观看演出。我当时在场，不禁心里这样嘀咕：这是不是受到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影响。
我在1956年2月民盟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旋在改组民盟中央工作机构中被推为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我为了改进民盟中央工作发行了一份《中央工作简报》的内部文件，当时受到盟内欢迎。
充满着那么多那么大变化的1956年过去了，迎来了1957年。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文字却是在“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之后于1957年6月19日与“原讲话精神不协调”之下发表的(引号内文字摘自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第一版第756页注释)。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要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帮助中共整风。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提出要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今后应如何治校请邓小平约集民盟、九三学社方面的负责人研究。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民盟中央于5月13日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对“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个专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以切实帮助中共搞好整风。各工作组成立后，分别邀请了有关人士座谈讨论。参加讨论的人满怀对党真诚拥护的感情，认真负责地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来整理成为《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前者发表于6月9日《光明日报》，后者于6月17日分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然而，风云突变，反右斗争突然之间拉开了序幕。这两个文件一下子都成了所谓“章罗联盟”的“纲领性文件”，沉冤二十三载，直到1980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因为刊载了章伯钧传达毛泽东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是章伯钧歪曲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许德珩又借去《简报》，在九三学社作了错误的传达，扩大了影响。《简报》是我签发的。这成了章伯钧和我的罪行之一。
刊发毛主席讲话成了“罪行”
我现在从民盟档案中找出这一期《简报》，全文照录如下(本刊作了删节——省略号处)：
“毛主席首先谈到，中共中央现在发表这个整风指示是一个好的机会。他说，凡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机会、有条件。现在条件成熟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各方面都已动起来，空气生动了些，不是冷冰冰的，报纸上也都谈起来了，所以现在提出整风是有条件了，机会成熟了。
“毛主席说，……上一次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报上一谈，就觉得矛盾更多了。各方面都揭发了许多矛盾问题。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毛主席说，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越辩论越好，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越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我们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脚就站得住了。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整风是改善关系，并不是要打破谁的饭碗。
“矛盾是公开化了，党内党外都搞起来了，只有一齐搞才搞得好。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 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各省、市都要有党外人士参加，帮助共产党整风，打破沉闷空气。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欢迎，只是党内有些人不十分欢迎，这就需要做工作，共产党第一书记要抓住这个问题进行工作。……
“讲起整风来，大家不知道怎么整，实际上我们已整了两个多月了。我们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揭发缺点，这就是整风的开始。我们要让大家讲，敞开地讲。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有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毛主席问马寅初校长、许德珩部长和陈垣校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毛主席说，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
“毛主席又说，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但大家是否都相信，是个很难说的问题。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知识分子中，究竟有多少人相信社会主义?依我看，工人阶级发展很快，成分很复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农民是否完全相信?依我看，也有一部分不相信的。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的。共产党员也有一部分不相信。势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永远不会改变世界观。不要相信每一个人都相信共产主义。有一批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只相信民主主义，不相信社会主义。例如河北省的一个副省长，是共产党员，反对统购统销，这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我想，明年粮食和油，应由合作社自己去办。有些事还是由他们自己去管好一些。我们要少管一些，地方要多管一些。共产党员就有一部分是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你们民主党派是否都相信共产主义?我不敢讲，恐怕也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的。这些人都相信民主主义，这是真的。要求民主、自由，这是事实，到了搞社会主义，对他不利，就不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这个东西，不是容易搞的，各方面都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工人、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有怀疑。……
“毛主席继续谈到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善于打仗，能领导阶级斗争，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也有一部分对，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也翻过筋斗。现在要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向科学进军。对科学就是不大懂，1949年我写的一篇文章说过，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但也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有学无术，共产党是有术无学。党领导阶级斗争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大学问，这也是科学。党懂得马列主义，懂得阶级斗争，也就是懂得科学，所以不能说共产党无学。你说我们阶级斗争无学，我不承认，我们的外交都是阶级斗争。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新的斗争开始，今后主要是与自然界作斗争，新时代有新的任务，要学会新的斗争，但要一个过渡时期，我们没有经验，现在不能做总结，总结还要几十年时间才行。要在不断的学习和进行中积累一些经验。过去的学和术都是阶级斗争的学和术，现在这一套不懂就不懂，可能还要照阶级斗争那样来学。
“九三、民盟都有一些专家，向自然界开战是懂得的，我们要在不断学习中取得经验，也许有苏联的榜样，我们可以搞得快一点和好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搞得好一点。现在向自然界作斗争，要从头学起，肯定可以学。共产党不懂就不懂，长时期的学，要学懂科学。过去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学，一直学到懂为止。……”
被“引”出“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中所表示的有意“引蛇出洞”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报纸上一时尽是反面意见，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反过来又引起中共领导人的不安，对形势发展和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计。
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做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因史良要参加国务院会议，就请她顺便与总理商定一个时间，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六教授一起去见总理。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
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十三次，号召大家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我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以后又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最后又在民盟中央作了自我检讨。这些发言的记录，当时都是经本人签名看过，全文登载在报上。我现在一字不动地把它们从报上摘录下来(本刊作了删节——省略号处)。
《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载：
“叶笃义在会上发表了两点意见，一点是清华大学是党群关系较好的一所学校，尚且问题很多，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应当更加重视起来。他认为应把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问题摆在一重要地位，并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另一点是他认为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他十分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说，过去党委会管得太多，如果说党与非党有堵墙，墙的来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有了党的组织，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堵墙呢?他认为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一个矛盾。如校长就是校长，教授就是教授，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简单些。如加上一种党派关系，关系就复杂些了。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些。”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载：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使他们从 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关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九三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500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过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大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的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对政治没有兴趣，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该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职专业。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的第一线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载：
“叶笃义在会上以‘朋友’和‘同志’的称谓为例，谈进行拆‘墙’填‘沟’的问题。他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作报告，开头总是用‘同志们’、‘朋友们’称呼大家。顾名思义，所谓‘同志们’自然指的是在场的共产党员，所谓‘朋友们’自然指的是在场的党外人士。我感觉到今天还称呼我们为‘朋友们’有点不大亲热。今天我国的阶级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可否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同志’两个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同一政党的人互称‘同志’，一种解释是志同道合的也互称‘同志’。美国总把我国共产党以外的人士叫作‘共产党的同路人’。在他们也许是出于讽刺，但我认为也是对的。我们就是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路人’。因而我认为可以统称‘同志’。”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载：
“叶笃义说：我在清华大学讲的话引起了误会，需要说明一下。
“我讲的不是各党派退出学校，以后不再发展了，而是怀疑到党和民主党派在学校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比如一只火轮由此岸开到彼岸，只要掌舵的方向掌对了，不管如何开也不会开错。党的领导应该起舵手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方针政策的领导，确定方针政策，交其它单位执行就够了。如要学校培养符合规格的人才，党和民主党派谁去执行都可以。因此，党领导国家，在中央主要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搞好，在省、市主要把省、市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搞好。在机关和学校，党派不要成立组织，但可以发展成员。现在大家提出要拆墙填沟。由于在学校多一层关系；多增加一层矛盾，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载：
“叶笃义检讨他的错误言论，承认是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冒出来的。
“叶笃义说：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并对民盟的威信造成损失，我感到惭愧和痛心。
“几天以来盟内外同志在报上对我的批评，使我对自己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荒谬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现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的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在这里我还可以拿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的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我在我的机关整党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是党组织太弱了，应当加强。这说明我自己的业务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其次，我认为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在当前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非常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我就这样被划为右派。
在被划为右派的人当中，有未讲过任何话而被划的。如潘光旦，罗隆基说他是“揭开了盖子也不说话”的人。刘王立明1956年在柏林召开的妇女节制会(她是中国妇女节制会的会长)上成功地维护中国妇女的尊严而博得称赞，她刚刚被提升为政协常委，第二年就被划为右派。他们二人俱未在座谈会上讲过任何话。龙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未讲话，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到了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因“反苏”而划为右派。也有在会上讲了错话，受到保护而未划的。如张奚若批评党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遭到不指名的批判。王昆仑把民主党派说成是“眉毛党”，只能是摆着好看的花瓶。他们二人俱受到保护。罗隆基被划为右派之后，周总理接见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资助他去美国。他拒绝去，说“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爱国情操是矢志不渝的。
我当上右派之后，就被免去一切本兼各职，时时过着“刑余之人，自惭形秽”的生活。在家里总是觉得低人一等，对不起人。我的儿子维祚三年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1960年我摘掉右派帽子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同我握手，我哭了，他也哭了。我们父子二人的眼泪流在一起，而他把过去对我的误解冲到九霄云外。
1958～1959年我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们右派分成一个组，组里成员有潘光旦、费孝通、陶大镛、吴文藻、叶恭绰等人。我们没有固定的学习题目，只是按照报上登载的大题目大家谈体会。反正沾边不沾边，我随题目自己骂上自己几句罢了。1959年2月4日我在学习结业时，写了一篇《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把自己说成从参加民主革命时，就准备反党。
[本文摘自作者《虽九死其未悔——八十回忆》一书的前言和第12、13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书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