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常说：“鲁迅是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我的哥哥。”至于“文革”，“经是好的，歪嘴和尚把它念歪了”。
　　
　　1976年10 月1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作家萧军写了两首诗：
　　毛泽东主席逝世有感
　　一
　　万众同悲陨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
　　二
　　狼蛇狐鼠一时狂，鬼雾妖氛夜未央。霹雳一声天地震，万山红叶艳经霜。
　　生民额手欢同庆，白璧青蝇玷莫伤。大道何能终若发，羊肠九坂事寻常。
　　
　　这是流行于当时的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体，不论发自肺腑还是应景违心，一些内容都与事实不符。 “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使中华文化备受摧残、国家经济濒临危境，何来“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
　　
　　【桀骜不驯的汉子】
　　此诗作者萧军，是一位桀骜不驯、刚烈耿直的东北汉子。能将他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1942年10月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
　　那一次，萧军在大会上公开为王实味鸣不平，引发了他和7位作家（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艾青、陈学昭）的一场车轮大辩论。萧军一人“舌战群儒”，从晚上8时到凌晨2时，两千余参会者无一人离场。
　　且看会场上最后一段对话：
　　经过大会主席吴玉章的周旋，萧军气消了不少，站起来说：“吴老的话还让人心平气和。我先检讨检讨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丁玲也站起来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没有错，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这个朋友没关系。”
　　萧军一听，气又来了，他说：“我百分之九十九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尽管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一颗子弹）就解决了，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说罢，用手势重重地顿了三下，怒冲冲拂袖而去。
　　（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多么直率、硬朗的汉子啊！
　　
　　【“入土”30年不见天日】
　　然而，倔强的性格却给萧军带来了坎坷的命运。
　　1948年，萧军在哈尔滨创办《文化报》，因一篇文章提到“各色帝国主义”，和另一篇小品文中涉及一个俄国老太婆和三个女孩子的一场小闹剧，受到刘芝明主编的《生活报》连篇累牍的批判，随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萧军被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从此打入另册，“入土”30年不见天日。
　　1957年反右运动中，经毛泽东点名，萧军、丁玲、艾青等人受到“再批判”。原来，萧军在延安曾写《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间的“说服、教育、理解”，并强调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包括革命队伍内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战。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发表于1942年4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15年后却成了“再批判”的靶子。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文革”中，萧军又成了“牛鬼蛇神”，遭受批斗、抄家、关押。1966年8月23日，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在北京文庙遭红卫兵凌辱和轮番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皮肉里。老舍被打的第二天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后昏死过去，幸亏火葬场工人发现他尚有口气儿，给拉了回来。
　　
　　【“经是好的，歪嘴和尚把它念歪了”】
　　笔者有幸和萧军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文革”结束后1982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银锭桥西海北楼“蜗蜗居”寓所。作为一个编辑和记者，我出于对“有民族气节的”老战士的景仰，访问了这位老人。此时的萧军已恢复名誉，洗刷了泼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这个被掩埋30年的“出土文物”又重见天日，成为“红人”。那些日子，他忙于参加各种活动，接受报刊采访，应酬不断……
　　
　　在饱经沧桑风雨，心情和生活得到安定之后，萧军晚年的性格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桀骜不驯，而是谦和尔雅。这一年，他写文章反思自己“渺小”，想“狠下决心自己动手割掉”“那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自负的尾巴”。狰狞岁月伤害了这位老人的心灵，消磨了他的锐气。交谈中我几次试图了解有关他过去的某些细节，都被托词回避开来。萧军不愿回顾那些令人心悸的前尘往事，谈得较多的是他平反后舒畅的心境和生活。“我一生的最大希望，是求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老百姓的翻身。今天，这些目标都已经得到实现。我感到高兴！”他坐在沙发上，带着东北口音，满面笑容地对我说。
　　当谈到“文革”为什么发展成一场浩劫时，萧军说了两句话：“经是好的，歪嘴和尚把它念歪了。”萧军的话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人们都十分清楚，“文革”这本“经”本来就是“歪”的，身受其害的萧军为什么要为“始作俑者”开脱责任？
　　
　　【萧军多次袒护王实味却未受“株连”】
　　心理学中有“第一印象效应”，说的是人际交往，第一次印象非常重要，往往形成对某个人的基本看法。
　　萧军曾于1938年和1940年两度去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毛泽东为萧军设宴洗尘，亲自登门拜访，两人多次促膝交谈，书信往来不断。毛写信给萧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和你谈得来。”并建议萧军加入共产党。有一次，萧军因看不惯延安的某些现象和人际关系，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去附近的乡下务农，毛泽东叫秘书胡乔木把萧军请了回来。毛内心看不起知识分子，对萧则情有独钟。特别是萧军曾多次袒护王实味，但并未受“株连”，萧自此对毛感戴不已。
　　萧军的《延安日记》里记载着对毛泽东的一些印象：
　　“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是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即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
　　“毛泽东讲演如何反对党八股的问题……他很精彩和很恳切地骂了这些用党八股的人是鬼风、阴风、狗叫……每个听着的人全是那样幸福地笑着。”
　　“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蕴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深度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彻的思想家……权威的力量，可以使人发生迷惑！只有真正懂得本质的人，才能不为他所影响，走出这影响……”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萧军看到了毛泽东的魅力，也看到了毛的某些“本质”。但对这一切，萧军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去作进一步的探究。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给萧军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萧从此对毛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感情，视毛为“大星”，终身服膺，即使沦为“阶下囚”也无怨无悔……
　　
　　【“鲁迅是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我的哥哥” 】
　　萧军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一直把毛引为鲁迅的同道。萧军一生崇拜恩师鲁迅。在延安，毛泽东多次讲话高度赞扬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华民族最正确的方向”。延安建立了“鲁迅图书馆”，成立“鲁迅研究会”，萧军担任主任干事。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他常说：“鲁迅是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我的哥哥。”他写给儿子萧燕和女儿小滨的诗中说：“思想精神毛鲁路，登山应向最高峰。”
　　
　　萧军把毛泽东和自己比喻为与鲁迅一脉相通的“兄弟”，并勉励自己的孩子走“毛鲁路”。实际上，毛鲁两人的“思想精神”真的相通吗？毛泽东当年颂扬鲁迅，对萧军“谦恭下士”，与政治上的需要有没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和罗稷南的那次对话——毛说，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关在牢里，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萧军的女儿萧耘说：“父亲是一个不计旧怨的人。”鲁迅则相反，对他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萧军生前若看到毛罗对话，会作何感想？
　　
　　【“老钟”为何突然“不鸣”】
　　1977年，步入“古稀”的萧军写了一首《古钟》小诗：
　　不叩不鸣一老钟，秃柯古寺自凌空。
　　沧桑风雨行经惯，应是无声胜有声。
　　这是萧军在北京东坝河村居时“所见所感”之作，写的是“古钟”，实乃“自况”。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这位饱经“沧桑风雨”的“秃柯”老人犹是戴罪之身，在偏僻乡村里，像“古寺老钟”一样，被“凌空”挂着，“不叩不鸣”，等待时局变化。这首诗反映了萧军当时“静观待变”的心境。
　　3年后（1980年），情况大变。萧军恢复了名誉，重新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参加活动，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公开讲话，他又“有声”了。
　　多年以前，萧军就有自传体《我的生涯》的创作计划，1947年写了“自序”，并完成了《我的童年》部分的写作；之后由于受到政治的冲击而“搁浅”。恢复名誉后，他应各报刊之请，又陆续发表了《忆长春》、《哈尔滨之歌》、《青岛怀踪录》等回忆录。人们希望萧军把回忆录写下去。然而，萧军却郑重宣布：“我不写了！”任谁也劝不动。
　　这座“老钟”突然“不鸣”了，究竟为什么？萧军对他的子女作过这样的解释：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留在心里，总是个负担。更何况我这近八十年的生活，快乐的事不太多，痛苦的事却不少！写回忆录，如同是在揭已经长好的伤疤。对别人，也许是没什么，而对于我自己，那确实是血淋淋的现实啊！如果说，他（或许是她）当年曾经昧心地、违心地亏待过我，伤害过我，而他们的子子孙孙却没有伤害过我啊……
　　萧军不愿意“揭已经长好的伤疤”，而且顾忌到怕伤害“伤害过我的他们的子子孙孙”，这种豁达和仁爱的情怀令人心动。然而，仔细一想，除了上述理由外，萧军续写回忆录也有他的难处：能写的都写过了，该续写的是1948年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的30年。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30年。其间，不仅萧军，其他许多鲁门弟子（如胡风、冯雪峰、徐懋庸等）以及大多数文化人，都一个个被整肃了，“血雨腥风”，“斯文扫地”。萧军怎么书写这一段历史？是掩饰呢，还是暴露？是批判呢，还是歌颂？他无法解答这个难题，只能干脆避开不写——“应是无声胜有声”。
　　记得20世纪30年代，萧军在鲁迅身边时，曾和萧红、叶紫三人一起创建过“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鲁迅先生为“奴隶社”这个名称叫好，说“奴隶”比“奴才”好，奴隶有反抗性，奴才则是顺从的。那时的萧军，可以随心所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50年后，萧军从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1980年代，“两个凡是”已被批判，此时的萧军，却在“涕泪抛将读大经”，惦念着“白璧青蝇玷莫伤”……他摆脱不了思想上的重重阴影，冲不破四周的禁锢藩篱，也就无法续写属于他自己的那段重要历史。这是萧军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