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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思想上、政治上是否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由过去的主要根据产量、产值来考核一个企业，改为按经济效益来考核，不是一个简单的考核标准的改变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翻两番的目标能否达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能否继续进行的问题，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这两点好理解，争论也不大。
不过，重要性不在于此。
重要性在于，今天来谈经济效益，主要已不再是一个生产领域里的问题，而是一个流通领域的问题。
经济效益，归根到底是直接和销售挂钩，而不是直接和生产挂钩的。
销售大，效益高；销售少，效益低；没销售，没效益。产品质量再好，成本再低，花色品种再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再高，而销不出去，一切都等于零！
这一看法和我们过去习惯的看法出入很大，如果不改变过去的看法，经济效益的问题就不好谈。
这不是说：我们的今后就不必注意发展生产。相反，突出流通的问题，正是为了不但保证发展社会主义的简单再生产，而且，是为了保证发展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这是不是说：我们过去抓生产，抓多、快、好、省没有抓在点子上。过去抓生产，抓多、快、好、省，今后还要大抓生产，大抓多、快、好、省，不过从经济效益上说，如果这一切不落实到销售上，一百倍的产量，一百倍的多、快、好、省，也毫无意义。
继续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长期的、决不可动摇的根本任务。过去要发展，今后还要大发展。
不同在于：1.过去是不讲经济效益的发展，费力多，成果少；今后要改变为讲效益的发展，要求费力少（有过去蓄积起来的力量可以利用，是理由之一），而成果大。因此，在抓法上，就必须应有的改变。2.过去不讲或主要不讲经济效益，可以不注意销售；今后要讲效益，就一定要注意销售。3.过去讲包销，企业没有销售的问题；今后不包销，销售的问题自然就突出。4.过去，老百姓家底薄，商品少，不愁销；而今，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过，那怕是“皇帝的姑娘”也要打量打量，主动权在买方，不合买方的心意，说啥也白搭。
时代不同了，要求不同了，一切在变，我们的认识、策略也得变，变则通，不变则穷。本文说的就是：怎么变？
一、改变经济工作的重点，由重产到重销
这是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
不能把这个问题认为只是一个简单的以销定产的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工作重点全面转移的问题。
从经济效益看，有一种产值，能很快销掉的，叫有效产值；销起来比较费劲的，叫低效产值；销不动的，叫无效产值。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提高有效产值，消灭无效产值。因此，就必须要求各经济管理部门、各企业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排和销售有关的问题，比如：国内外市场问题、信息问题、预测问题、销售方式、结算方式问题、售价问题、竞争问题、加速商品流转问题，广告、商标、商誉、专利权问题，当然，还有产销配合、以销售来带动生产上的多、快、好、省的问题等等。一切政策、方针、措施、资源、人事都要从有利于促进销售出发，过去重产，今后重销；过去以产带销，今后，以销带产；过去，把产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产为主攻方向；今后，销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销为主攻方向。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那么，我倒认为：从利润，从而也就是从销售出发来抓经济工作，倒十分值得注意。不妨认为：西方企业经营的精髓，正在于此。一切研究资本主义经营的人，也无不深感于此。
二、改变工业经营中的资海战术作风为集约经营作风
30年来，我们发展工业生产，用的是“资海战术”：投资1 000万，产值上不去，就2 000万：还不行，就5 000万。办一个厂生产上不去，就办两个；还不行，就三个。反正，投资多了，产值总要上，厂子的地位总要提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延式的发展方式。花钱多，费劲少，厂长书记欢喜，老百姓不欢喜。我们是个资金贫乏的国家，一个钱该掰成两半用，资海战术，我们搞不起!
不但如此，用资海战术来增产，行；用资海战术来提高经济效益，却往往不行。甚至，往往还背道而驰。
产值的增加和效益的增加不是一码事。从计算上说，有效产值起分子的作用，无效产值不算，固定投资是分母，效益是商。
有效产值的增加在比率上大于固定投资的增加，则经济效益增;在比率上等于固定投资的增加，则经济效益不变;在比例上小于固定投资的增加，则经济效益减退。这是算得出的。
如果两份固定投资，生产10份有效产值，则经济效益是5;如固定投资增加到3份，有效产值必须从10份增加到15份，才能保持原来是5的经济效益，如果有效产值没有增到15份的把握，甚至没有可能增加到15份，而贸然将固定投资增加到3份，那就连原来的经济效益都保不住。
这就是说：过去追求产值，是固定投资越大越有利；而今追求经济效益，是固定投资越大越难于见功。过去的口号是“增产节约”，今天的口号应该是“增销节资”，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
这决不是说，固定投资对经济效益是消极因素。一个因素是积极或消极的决定于你驾驭它的能力。固定投资也如此，你驾驭的能力强，则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能力不行，则赵括将兵，越多越糟。目前，在经济战场上，我们的韩信还不多，因此，对增加固定投资这个“兵”的问题，就不能不慎之又慎！搞不好就会把“兵”往虎口里送。
从我们的情况看，远的不说，说这几年。这几年投产的固定设备，据估计，仍有1/3不能发挥原设计能力；有的刚投产，工厂就关门，有的刚投产，工厂就亏本。看来，对这个资海战术感兴趣，不惜把“兵”往虎口送的，还大有人在，不能不引起注意。目前，必要的“兵”还是要增，不但要增，且要保证。但与此同时，却应多动动脑筋，使每个“兵”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以后能不增“兵”却增加战斗力，今天，我们把这种增产方式称为内涵式的增产方式。
用农业生产作比，今天不是一个一味扩大耕种面积，或者扩一片、丢一片的问题，而是一个钉住不动，埋头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一个把农业的粗放经营改变为集约经营的问题。这是一条我们所不习惯的道路，但却是一条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一条真正的新长征的道路。30年的老路，而今在提高经济效益面前，已经是非改不可了。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建议对全国的固定资产，比照人口普查，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把固定资产的水分拧干，查明有多少是在正常运转的，多少是可以由几个单位配套起来使用的，多少是经过更新、改良才能起作用的，多少是对某一企业运转率不高、基本、根本不起作用应该调出、出租、出借、出售、甚至奉送，让它在另一单位发挥作用的，多少是老掉了牙、能耗大、维修费用高、精度差该报废重置的。经过普查，把“分母”的问题彻底解决好，经济效益才可以提高，算出的效益才可靠，才有可比性。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各经济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科学实验单位注意，把自己用不上的，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卡住不放，甚至还像过去一样，盲目争取固定投资，从经济效益上看，是蠢事；不考虑市场容量，贪大求多，在国家计划外肆意增加固定投资，是蠢事。
三、改商业经营的“合”为“分”
30年来，我国商店和服务行业的规模大而点少，经营过于集中，极不利于商品流通，试看：
大阪：每22人有一商店和服务行业；
香港：每75人有一商店和服务行业；
天津：每890人才有一商店和服务行业。
我国的商店，显然就太少了，严重地影响货畅其流。看来，在商业战线上，今后应集中抓一个“分”字。
货畅其流是多渠道的。“分”就是要使各渠道都畅通无阻。增加网点，只是渠道之一。
要“分”，网点就不能也不宜单靠国营来增，应鼓励多种经济形式，把商品尽速送到消费者手中。
要“分”，自然就不能搞“独家经营”，搞“割据”，为了国家的经济效益，要允许各显神通，有生意大家做。
要“分”，销售、结算的方式，就应灵活多变。赊销、寄销、代销、展销、邮售、分期付款、游街串巷、送货上门，可以齐头并进。
至于增加营业时间、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问题，本是与“变”无关，与“分”无涉，不应在话下的，可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分”也白搭，消费者视上商店为畏途，还谈什么“以广招徕”，还谈什么经济效益？对这些问题，特别是服务态度恶劣的问题，我们的措施要得力，要坚决。
四、改工业经营的“分”为“合”
如果说，从经济效益看，商业经营应分散，而我们过分集中了；工业经营是应集中的，而我们却又过分地分散了。
工业集中经营，可以减低成本，比如手表：
年产3-4万只，平均每只成本43元；
年产4-10万只，平均每只成本30元；
年产11-50万只，平均每只成本26元；
年产50-100万只，平均每只成本19元。
生产的规模越大，固定投资的效率越可以充分发挥，成本自然越低，产品就越有上市能力。
而今，各行各业，小厂林立，重复建厂的情况十分严重。以厂数而论，棉纺厂已超过国家计划的13%，毛纺厂35%，自行车、手表43%、缝纫机50%，而今哄上“新三件”，电视机的厂数已超过国家计划的83%，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电扇更突出，照我估计，照内外贸预测，有四个华生这样的就够了，而今，大小电扇厂1300有余！
小厂的产品，质次价高，很大一部分是无效产值。以之“交学费”则可，以之算经济效益则等于零。不只如此，小厂靠近水楼台弄到手却又白白浪费的原材料，却往往又是大厂生产急需、弄不到手，从而影响其完成内外贸任务、影响其经济效益的资源，结果，两败俱伤。目前，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企业、如烟、茶、糖、皮、毛、棉等等，都有这种情形。
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工业经营上一定要从全国一盘棋、地方服从中央、财政服从经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坚决实行同行业的“改分为合”的方针，坚决实行行业管理，实行托拉斯化。
同行业的“改分为合”又应和各企业中同一专业的“改分为合”结合起来，使每个厂子都成为大而专的厂子。小小一部缝纫机，零部件300多种，集中由一个大厂生产，效益就难于提高，分别改由一些高度专业化了的厂子来生产，效益就大不一样。一些服务性作业，如电镀、热处理、铸锻、工模具，每个企业多少都要一点，分别由各厂自己经营，效益就差；集中由一个专业厂来经营，效益就高。10个棉纺厂，每个生产10种彼此型号相同的纱，就不如分一下，各自生产一种自己最拿手的纱。马克思说，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过去，我们习惯于花大钱、做小买卖，今天讲经济效益，就应多考虑考虑这种办法，如何不费分文而能使经济效益大有提高。不费分文而提高效益的办法多的是，要求我们的企业家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去发掘。在这里，我们的优秀企业家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五、改把销售的重点从城市转向村镇，打开广大的农村市场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从哪个方面看都这样。要提高经济效益，同样也要把目光转向农村。
对8亿农民的消费能力，千万不能低估，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益，尤其是为了我们的“政治效益”！
据手边的资料，1978年我国商品零售额，8亿农民只占52%，两亿城市居民占48%；1981年，农村就上升到56%，城市则下降为44%。目前，农民收入急剧增加，1982年的人均收入为270元，比1978年已翻了一番。1982年，出现了全村彩电化的农村；1984年3月止，出现了16个买飞机的农村，出现了买小卧车的农家。可以预料，今后，农村所占的商品零售额还将继续上升，不但消费资料，还包括运输、食品加工、粮食加工、建筑器材、文体教育设施等生产资料，如果上升到和城市一样，应占总零售额的80%，而今还差的远，前途未可限量。农村零售额增1%，照1982年的商品零售总额计，就是23.5亿元，随着零售总额的增加，这个数字还将不断增加。今天，农民正沉浸在土改以后所未曾有过的喜悦里，我们在因此而欢欣鼓舞之余，不要忘记以更丰富、更多采的商品，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使农民的日子更红火起来。
六、 改变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发挥我国劳动力十分充实这个根本优势，增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十分充裕，是我们的“国家优势”。
搞现代化而缺乏资金，是我们的“国家劣势”。
因此，我们的方针就应该是充分运用我们的优势来转换我们的劣势。
直接出口劳动力，在国外承包土建工程，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要大力抓。并应尽量通过承包项目来促进建材的出口和海运事业。这一点，我们做得还不够。目前，还颇有肥水落入外人田的味道，十分可惜。
但劳动力的直接出口毕竟有限度，还有一个发挥劳动力充分优势的方面，就是提高出品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国外劳动力昂贵，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少，售价高。去年在澳大利亚，看到在市上出售的藤心椅，每两把400余澳元，折合人民币700元；中等质量的沙发每套1000余澳元，折合人民币1750元。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缺乏劳动力的国家不敢搞的，可人弃我取，正好为我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不费固定投资分文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比如：出口全毛西装面料一套，创汇不过14.5美元，加工成西装出口，可创汇40美元，即使杀价50%，还可创汇20美元。除此以外，每出口1000万套，还可安排就业4500人，从经济效益看，合算得很。
有人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四个现代化矛盾，没有这回事。四个现代化，是目的，充分利用我们的充裕的劳动力来发展密集型产品，是手段，并不是矛盾。
有人认为，出口成品不如出口原料受国外市场欢迎，有这回事。外商当然不欢迎我们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挤掉他们的机制品的市场，只要我们注意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注意花色规格的不断翻新，注意包装，注意商标、信誉，注意不“自相残杀”，使出口商品受到外国消费者的欢迎，外商一样会欢迎。
七、改变能源政策，增加每单位能源的产值
照我国目前的工业结构和耗能的情况看，我们要在2000年使国民产值翻两番，我们的能源也要翻两番。可是，这不可能，充其量，我们的能源只能翻一番，除非，我们的勘探工作有重大突破。
能源将成为捆住我们手脚的一个严重问题。
怎么办？
照我国目前情况看，平均说来：
生产10，000元重工业产品耗标准煤12.5吨。
生产10，000元轻工业产品耗标准煤2.8吨。
这就是说，把生产10,000元重工业产品的能源来生产轻工业产品，能耗不增，产值却可以增加4.4倍，翻了两番有余，这是提高单位能量产值的方法之一，它牵涉改变我国目前的工业结构的问题(轻重工业的比例问题)，应另作研究。
不改变工业结构行么?也行。
只要重工业的能耗能稍稍节约点，轻工业就受用不尽了。
我国工业设备老化，设计性能差，能耗大，重工业如此，轻工业同样如此。可是，重工业更突出。
1980年我国产钢3700万吨，耗标准煤7500万吨，照美国标准计算，多用3750万吨；照日本标准计算，多用4100万吨。
照美国这个较高的标准来耗能，以钢铁工业而论，节约的能源，就能增产轻工业产品 1070亿元。可见，我国节能的潜力是很大的。
为了节能，我们应不惜投资，把工业上的许多油老虎、煤老虎、电老虎加以改造，严禁生产低效的锅炉、工业窑炉，低效风机、水泵、电动机、内燃机、透平，要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慎重对待高能耗产品的生产；要注意余热的回收利用，尤其重要的是要实行能耗上的奖惩制度，对能耗水平先进的企业，优先保证能源；对单位能源产值高的企业，优先供应能源；对能耗高而经济效益不高的企业，限制供应能源；对能耗高，效益低，经营性亏损长期不能扭转的企业，停止配给能源。并参照有些国家的做法，制定《能源法》，将一切有关能源的政策，以法的形式，系统地固定下来。
八、改微观经济中严重的盲目性经营为信息性经营
30多年经济工作的最大教训恐怕莫过于瞎指挥或盲目性。
20世纪及其以后的世界，是信息的世界;20世纪及其以后的经济，是信息的经济。目前，这已不是什么预见的问题，而是一个正以其巨大的历史步伐迅猛地扑向我们而来的现实。
今日之势，信息工作好，经济效益高；信息工作差，经济效益低，没有信息，没有效益。信息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指挥棒、生命线，往往一条信息，就救活一个工厂，不注意信息工作，想当然地指挥，而要提高经济效益，而要翻两番，难！
为了经济效益，我们必须以最大努力，把我们微观经济中十分严重的盲目性经营方式，断然改为信息性经营，并逐步而坚定不移地使信息工作计算机化。
信息的计算机化要求存储起来的信息是正确的。信息不可靠，即使计算化了，只不过是精致的巨大浪费。因此，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却又是一个怎样使不少会计人员从非造假账不可的情况下解脱出来，使“厂长成本”、“书记利润”这种提供假信息的歪风邪气得以彻底扭转的问题。
我们建议：对我们目前的会计工作的体制，作一翻彻底的改革。在各级政府专设部、署、厅、局这些机构，把各该级政府会计人员任免、迁调、升降、奖惩、培训等人事工作统管起来，使会计人员在人事上只听命于这一机构，而在业务上则听命于上级领导机关的主管会计人员，而由所在单位保证会计人员在入党、政治待遇、生活福利上和单位的其他人员一视同仁。
九、改变权、责、利不清的经营作风，制定并断然实施《经济责任法》
权、责、利分明，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必要，也可说是一个起码措施。一个经济部门，一个企业，一个工作人员，对于该有的权，就必须给；该负的责，就必须负；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党的政策，早已一清二楚，但就是搁而不执行。看来，要制定一部《经济责任法》，把它们明确规定下来，并断然依法办事，不再含糊。
任命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要重人才，要大公无私，要从有利于经济效益出发，举荐非人，举荐的人应负连带责任。任命以后，应让其依法放手干，不要遇事掣肘，掣肘要负责任。对下级要监督、指导，失察要负责任，上级要为下级创造成功的条件，而不是代他干，代他出主意，甚至要他按照你的意见干，谁包办代替，谁出主意，谁负责任。应该放手让下级有依法（是依法）任用副职以下（包括副职）人员的权，开除的权，调任的权，晋级降级的权，谁抓住权不放，干预下级用人，谁负责任。目前的铁饭碗制、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制，统统要付之东洋大海。不下大力气，目前这种服务态度恶劣，凡事松松垮垮的情况，很难根本扭转。提高经济效益，只能是空话。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关心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越穷越革命的极左谬论不断肃清，我们人民的生活还将有更大的提高，会逐步接近并终于达到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放空炮，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个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是不达目的不止的。
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一靠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二靠人民自己的努力。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计酬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力，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让那些剥削阶级残余思想严重、不好好劳动的人以这个权利为护身符，在人民给予的劳动岗位上怠工或变相怠工。为了纯洁社会主义劳动大军的行列，对于那些屡教不改、劳动态度真正恶劣，不堪劳动、不堪就业、玷污劳动人民崇高形象的人，应通过《经济责任法》，断然从劳动行列里清除出去。
我们无情地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二流子，也坚决消灭在新社会里又重浮上来的二流子。《经济责任法》应该有剥夺劳动权利的规定，我们消灭失业，这不等于说我们一定得把已由其自身的行为证明其不堪就业的人也给予就业的保证，失业和剥夺劳动权利是两码事，不必害怕剥夺劳动权利会引起社会的问题。第一，没见过二流子能造反，第二，我们允许这些剥夺了劳动权利的人好好自食其力地活下去。目前，在劳动纪律上有点乱，因此，立法要严。这一特定的时期过去了，剥夺劳动权利的规定可以取消。
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此，我们更热切寄望于这次党的整风，把无产阶段先锋队里每个成员的劳动态度整一整，使他们在劳动态度上腰板子首先挺得起，而将那些一贯当官做老爷，对党的事业连起码的责任感都没有的分子坚决清除出去。我们要求无产阶段先锋队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劳动态度上能起先锋模范作用、无辱于先锋队的光荣称号的人。
除了剥夺劳动权利这个规定外（这得修改宪法），我们还应通过《经济责任法》来解决“浪费无罪”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民意见很大，不但浪费应该有罪，造假账、假报表或指使、强迫人造假账、假报表、产品质量低劣、几近诈欺、开后门、截留挪税利，都应根据情况以法相绳。今天我们不讲点“王法”不行了。我们希望公、检、法部门狠狠抓，主动点。
十、改变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大力开发财经管理人才，把经济管理工作做上去
30年来，有一种很不正确的看法，仿佛，工艺技术要人才，财经管理，人人都会。
财经管理人人都会？很不见得，一种产品生产100件，净亏10，000元。有人向您订货10，000。件，生产能力是现成的，请恕我向“都会”论者请教：您干么？计划生产20，000件，计划利润10，000元，实际生产20，000件，实际利润20，000元，实现了“同步增长”，请恕我再向“都会”论者请教：您满意么？这都是随手拈来的“区区”管理上的问题。从今天如此强调“同步增长”，如此满足于“同步增长”的情况看，我便有理由认为：不是人人都会；倒是很多人，包括所有“都会”论的同志们在内，可能都不见得会。利润，不是同步于产销量而增减的。产销量增，利润应增的更快；产销量减，利润应减的更快；固定投资越大，这种不同步的程度就越大。这是答案，可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请恕我无礼，恐怕“都会”论的同志还是一个不见得人人都会。
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大，与其说，主要是我们的工艺技术水平不如人家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这种“人人都会”的思想作祟的结果使我们的管理水平不如人家引起的。今天，要提高经济效益，就要从开发人才，尤其是从开发财经管理人才入手，从改变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入手。说的似乎远了点，解不了近渴，可关键却在于此，根本却在于此。
十“改”的关键却在于一“整”，这是我们对提高经济效益的意见，是否有当，请指教！●
原载于《陕西会计通讯》1984年第7期
这两点好理解，争论也不大。
不过，重要性不在于此。
重要性在于，今天来谈经济效益，主要已不再是一个生产领域里的问题，而是一个流通领域的问题。
经济效益，归根到底是直接和销售挂钩，而不是直接和生产挂钩的。
销售大，效益高；销售少，效益低；没销售，没效益。产品质量再好，成本再低，花色品种再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再高，而销不出去，一切都等于零！
这一看法和我们过去习惯的看法出入很大，如果不改变过去的看法，经济效益的问题就不好谈。
这不是说：我们的今后就不必注意发展生产。相反，突出流通的问题，正是为了不但保证发展社会主义的简单再生产，而且，是为了保证发展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这是不是说：我们过去抓生产，抓多、快、好、省没有抓在点子上。过去抓生产，抓多、快、好、省，今后还要大抓生产，大抓多、快、好、省，不过从经济效益上说，如果这一切不落实到销售上，一百倍的产量，一百倍的多、快、好、省，也毫无意义。
继续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长期的、决不可动摇的根本任务。过去要发展，今后还要大发展。
不同在于：1.过去是不讲经济效益的发展，费力多，成果少；今后要改变为讲效益的发展，要求费力少（有过去蓄积起来的力量可以利用，是理由之一），而成果大。因此，在抓法上，就必须应有的改变。2.过去不讲或主要不讲经济效益，可以不注意销售；今后要讲效益，就一定要注意销售。3.过去讲包销，企业没有销售的问题；今后不包销，销售的问题自然就突出。4.过去，老百姓家底薄，商品少，不愁销；而今，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过，那怕是“皇帝的姑娘”也要打量打量，主动权在买方，不合买方的心意，说啥也白搭。
时代不同了，要求不同了，一切在变，我们的认识、策略也得变，变则通，不变则穷。本文说的就是：怎么变？
一、改变经济工作的重点，由重产到重销
这是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
不能把这个问题认为只是一个简单的以销定产的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工作重点全面转移的问题。
从经济效益看，有一种产值，能很快销掉的，叫有效产值；销起来比较费劲的，叫低效产值；销不动的，叫无效产值。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提高有效产值，消灭无效产值。因此，就必须要求各经济管理部门、各企业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排和销售有关的问题，比如：国内外市场问题、信息问题、预测问题、销售方式、结算方式问题、售价问题、竞争问题、加速商品流转问题，广告、商标、商誉、专利权问题，当然，还有产销配合、以销售来带动生产上的多、快、好、省的问题等等。一切政策、方针、措施、资源、人事都要从有利于促进销售出发，过去重产，今后重销；过去以产带销，今后，以销带产；过去，把产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产为主攻方向；今后，销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销为主攻方向。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那么，我倒认为：从利润，从而也就是从销售出发来抓经济工作，倒十分值得注意。不妨认为：西方企业经营的精髓，正在于此。一切研究资本主义经营的人，也无不深感于此。
二、改变工业经营中的资海战术作风为集约经营作风
30年来，我们发展工业生产，用的是“资海战术”：投资1 000万，产值上不去，就2 000万：还不行，就5 000万。办一个厂生产上不去，就办两个；还不行，就三个。反正，投资多了，产值总要上，厂子的地位总要提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延式的发展方式。花钱多，费劲少，厂长书记欢喜，老百姓不欢喜。我们是个资金贫乏的国家，一个钱该掰成两半用，资海战术，我们搞不起!
不但如此，用资海战术来增产，行；用资海战术来提高经济效益，却往往不行。甚至，往往还背道而驰。
产值的增加和效益的增加不是一码事。从计算上说，有效产值起分子的作用，无效产值不算，固定投资是分母，效益是商。
有效产值的增加在比率上大于固定投资的增加，则经济效益增;在比率上等于固定投资的增加，则经济效益不变;在比例上小于固定投资的增加，则经济效益减退。这是算得出的。
如果两份固定投资，生产10份有效产值，则经济效益是5;如固定投资增加到3份，有效产值必须从10份增加到15份，才能保持原来是5的经济效益，如果有效产值没有增到15份的把握，甚至没有可能增加到15份，而贸然将固定投资增加到3份，那就连原来的经济效益都保不住。
这就是说：过去追求产值，是固定投资越大越有利；而今追求经济效益，是固定投资越大越难于见功。过去的口号是“增产节约”，今天的口号应该是“增销节资”，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
这决不是说，固定投资对经济效益是消极因素。一个因素是积极或消极的决定于你驾驭它的能力。固定投资也如此，你驾驭的能力强，则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能力不行，则赵括将兵，越多越糟。目前，在经济战场上，我们的韩信还不多，因此，对增加固定投资这个“兵”的问题，就不能不慎之又慎！搞不好就会把“兵”往虎口里送。
从我们的情况看，远的不说，说这几年。这几年投产的固定设备，据估计，仍有1/3不能发挥原设计能力；有的刚投产，工厂就关门，有的刚投产，工厂就亏本。看来，对这个资海战术感兴趣，不惜把“兵”往虎口送的，还大有人在，不能不引起注意。目前，必要的“兵”还是要增，不但要增，且要保证。但与此同时，却应多动动脑筋，使每个“兵”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以后能不增“兵”却增加战斗力，今天，我们把这种增产方式称为内涵式的增产方式。
用农业生产作比，今天不是一个一味扩大耕种面积，或者扩一片、丢一片的问题，而是一个钉住不动，埋头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一个把农业的粗放经营改变为集约经营的问题。这是一条我们所不习惯的道路，但却是一条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一条真正的新长征的道路。30年的老路，而今在提高经济效益面前，已经是非改不可了。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建议对全国的固定资产，比照人口普查，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把固定资产的水分拧干，查明有多少是在正常运转的，多少是可以由几个单位配套起来使用的，多少是经过更新、改良才能起作用的，多少是对某一企业运转率不高、基本、根本不起作用应该调出、出租、出借、出售、甚至奉送，让它在另一单位发挥作用的，多少是老掉了牙、能耗大、维修费用高、精度差该报废重置的。经过普查，把“分母”的问题彻底解决好，经济效益才可以提高，算出的效益才可靠，才有可比性。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各经济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科学实验单位注意，把自己用不上的，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卡住不放，甚至还像过去一样，盲目争取固定投资，从经济效益上看，是蠢事；不考虑市场容量，贪大求多，在国家计划外肆意增加固定投资，是蠢事。
三、改商业经营的“合”为“分”
30年来，我国商店和服务行业的规模大而点少，经营过于集中，极不利于商品流通，试看：
大阪：每22人有一商店和服务行业；
香港：每75人有一商店和服务行业；
天津：每890人才有一商店和服务行业。
我国的商店，显然就太少了，严重地影响货畅其流。看来，在商业战线上，今后应集中抓一个“分”字。
货畅其流是多渠道的。“分”就是要使各渠道都畅通无阻。增加网点，只是渠道之一。
要“分”，网点就不能也不宜单靠国营来增，应鼓励多种经济形式，把商品尽速送到消费者手中。
要“分”，自然就不能搞“独家经营”，搞“割据”，为了国家的经济效益，要允许各显神通，有生意大家做。
要“分”，销售、结算的方式，就应灵活多变。赊销、寄销、代销、展销、邮售、分期付款、游街串巷、送货上门，可以齐头并进。
至于增加营业时间、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问题，本是与“变”无关，与“分”无涉，不应在话下的，可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分”也白搭，消费者视上商店为畏途，还谈什么“以广招徕”，还谈什么经济效益？对这些问题，特别是服务态度恶劣的问题，我们的措施要得力，要坚决。
四、改工业经营的“分”为“合”
如果说，从经济效益看，商业经营应分散，而我们过分集中了；工业经营是应集中的，而我们却又过分地分散了。
工业集中经营，可以减低成本，比如手表：
年产3-4万只，平均每只成本43元；
年产4-10万只，平均每只成本30元；
年产11-50万只，平均每只成本26元；
年产50-100万只，平均每只成本19元。
生产的规模越大，固定投资的效率越可以充分发挥，成本自然越低，产品就越有上市能力。
而今，各行各业，小厂林立，重复建厂的情况十分严重。以厂数而论，棉纺厂已超过国家计划的13%，毛纺厂35%，自行车、手表43%、缝纫机50%，而今哄上“新三件”，电视机的厂数已超过国家计划的83%，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电扇更突出，照我估计，照内外贸预测，有四个华生这样的就够了，而今，大小电扇厂1300有余！
小厂的产品，质次价高，很大一部分是无效产值。以之“交学费”则可，以之算经济效益则等于零。不只如此，小厂靠近水楼台弄到手却又白白浪费的原材料，却往往又是大厂生产急需、弄不到手，从而影响其完成内外贸任务、影响其经济效益的资源，结果，两败俱伤。目前，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企业、如烟、茶、糖、皮、毛、棉等等，都有这种情形。
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工业经营上一定要从全国一盘棋、地方服从中央、财政服从经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坚决实行同行业的“改分为合”的方针，坚决实行行业管理，实行托拉斯化。
同行业的“改分为合”又应和各企业中同一专业的“改分为合”结合起来，使每个厂子都成为大而专的厂子。小小一部缝纫机，零部件300多种，集中由一个大厂生产，效益就难于提高，分别改由一些高度专业化了的厂子来生产，效益就大不一样。一些服务性作业，如电镀、热处理、铸锻、工模具，每个企业多少都要一点，分别由各厂自己经营，效益就差；集中由一个专业厂来经营，效益就高。10个棉纺厂，每个生产10种彼此型号相同的纱，就不如分一下，各自生产一种自己最拿手的纱。马克思说，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过去，我们习惯于花大钱、做小买卖，今天讲经济效益，就应多考虑考虑这种办法，如何不费分文而能使经济效益大有提高。不费分文而提高效益的办法多的是，要求我们的企业家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去发掘。在这里，我们的优秀企业家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五、改把销售的重点从城市转向村镇，打开广大的农村市场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从哪个方面看都这样。要提高经济效益，同样也要把目光转向农村。
对8亿农民的消费能力，千万不能低估，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益，尤其是为了我们的“政治效益”！
据手边的资料，1978年我国商品零售额，8亿农民只占52%，两亿城市居民占48%；1981年，农村就上升到56%，城市则下降为44%。目前，农民收入急剧增加，1982年的人均收入为270元，比1978年已翻了一番。1982年，出现了全村彩电化的农村；1984年3月止，出现了16个买飞机的农村，出现了买小卧车的农家。可以预料，今后，农村所占的商品零售额还将继续上升，不但消费资料，还包括运输、食品加工、粮食加工、建筑器材、文体教育设施等生产资料，如果上升到和城市一样，应占总零售额的80%，而今还差的远，前途未可限量。农村零售额增1%，照1982年的商品零售总额计，就是23.5亿元，随着零售总额的增加，这个数字还将不断增加。今天，农民正沉浸在土改以后所未曾有过的喜悦里，我们在因此而欢欣鼓舞之余，不要忘记以更丰富、更多采的商品，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使农民的日子更红火起来。
六、 改变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发挥我国劳动力十分充实这个根本优势，增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十分充裕，是我们的“国家优势”。
搞现代化而缺乏资金，是我们的“国家劣势”。
因此，我们的方针就应该是充分运用我们的优势来转换我们的劣势。
直接出口劳动力，在国外承包土建工程，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要大力抓。并应尽量通过承包项目来促进建材的出口和海运事业。这一点，我们做得还不够。目前，还颇有肥水落入外人田的味道，十分可惜。
但劳动力的直接出口毕竟有限度，还有一个发挥劳动力充分优势的方面，就是提高出品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国外劳动力昂贵，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少，售价高。去年在澳大利亚，看到在市上出售的藤心椅，每两把400余澳元，折合人民币700元；中等质量的沙发每套1000余澳元，折合人民币1750元。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缺乏劳动力的国家不敢搞的，可人弃我取，正好为我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不费固定投资分文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比如：出口全毛西装面料一套，创汇不过14.5美元，加工成西装出口，可创汇40美元，即使杀价50%，还可创汇20美元。除此以外，每出口1000万套，还可安排就业4500人，从经济效益看，合算得很。
有人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四个现代化矛盾，没有这回事。四个现代化，是目的，充分利用我们的充裕的劳动力来发展密集型产品，是手段，并不是矛盾。
有人认为，出口成品不如出口原料受国外市场欢迎，有这回事。外商当然不欢迎我们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挤掉他们的机制品的市场，只要我们注意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注意花色规格的不断翻新，注意包装，注意商标、信誉，注意不“自相残杀”，使出口商品受到外国消费者的欢迎，外商一样会欢迎。
七、改变能源政策，增加每单位能源的产值
照我国目前的工业结构和耗能的情况看，我们要在2000年使国民产值翻两番，我们的能源也要翻两番。可是，这不可能，充其量，我们的能源只能翻一番，除非，我们的勘探工作有重大突破。
能源将成为捆住我们手脚的一个严重问题。
怎么办？
照我国目前情况看，平均说来：
生产10，000元重工业产品耗标准煤12.5吨。
生产10，000元轻工业产品耗标准煤2.8吨。
这就是说，把生产10,000元重工业产品的能源来生产轻工业产品，能耗不增，产值却可以增加4.4倍，翻了两番有余，这是提高单位能量产值的方法之一，它牵涉改变我国目前的工业结构的问题(轻重工业的比例问题)，应另作研究。
不改变工业结构行么?也行。
只要重工业的能耗能稍稍节约点，轻工业就受用不尽了。
我国工业设备老化，设计性能差，能耗大，重工业如此，轻工业同样如此。可是，重工业更突出。
1980年我国产钢3700万吨，耗标准煤7500万吨，照美国标准计算，多用3750万吨；照日本标准计算，多用4100万吨。
照美国这个较高的标准来耗能，以钢铁工业而论，节约的能源，就能增产轻工业产品 1070亿元。可见，我国节能的潜力是很大的。
为了节能，我们应不惜投资，把工业上的许多油老虎、煤老虎、电老虎加以改造，严禁生产低效的锅炉、工业窑炉，低效风机、水泵、电动机、内燃机、透平，要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慎重对待高能耗产品的生产；要注意余热的回收利用，尤其重要的是要实行能耗上的奖惩制度，对能耗水平先进的企业，优先保证能源；对单位能源产值高的企业，优先供应能源；对能耗高而经济效益不高的企业，限制供应能源；对能耗高，效益低，经营性亏损长期不能扭转的企业，停止配给能源。并参照有些国家的做法，制定《能源法》，将一切有关能源的政策，以法的形式，系统地固定下来。
八、改微观经济中严重的盲目性经营为信息性经营
30多年经济工作的最大教训恐怕莫过于瞎指挥或盲目性。
20世纪及其以后的世界，是信息的世界;20世纪及其以后的经济，是信息的经济。目前，这已不是什么预见的问题，而是一个正以其巨大的历史步伐迅猛地扑向我们而来的现实。
今日之势，信息工作好，经济效益高；信息工作差，经济效益低，没有信息，没有效益。信息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指挥棒、生命线，往往一条信息，就救活一个工厂，不注意信息工作，想当然地指挥，而要提高经济效益，而要翻两番，难！
为了经济效益，我们必须以最大努力，把我们微观经济中十分严重的盲目性经营方式，断然改为信息性经营，并逐步而坚定不移地使信息工作计算机化。
信息的计算机化要求存储起来的信息是正确的。信息不可靠，即使计算化了，只不过是精致的巨大浪费。因此，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却又是一个怎样使不少会计人员从非造假账不可的情况下解脱出来，使“厂长成本”、“书记利润”这种提供假信息的歪风邪气得以彻底扭转的问题。
我们建议：对我们目前的会计工作的体制，作一翻彻底的改革。在各级政府专设部、署、厅、局这些机构，把各该级政府会计人员任免、迁调、升降、奖惩、培训等人事工作统管起来，使会计人员在人事上只听命于这一机构，而在业务上则听命于上级领导机关的主管会计人员，而由所在单位保证会计人员在入党、政治待遇、生活福利上和单位的其他人员一视同仁。
九、改变权、责、利不清的经营作风，制定并断然实施《经济责任法》
权、责、利分明，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必要，也可说是一个起码措施。一个经济部门，一个企业，一个工作人员，对于该有的权，就必须给；该负的责，就必须负；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党的政策，早已一清二楚，但就是搁而不执行。看来，要制定一部《经济责任法》，把它们明确规定下来，并断然依法办事，不再含糊。
任命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要重人才，要大公无私，要从有利于经济效益出发，举荐非人，举荐的人应负连带责任。任命以后，应让其依法放手干，不要遇事掣肘，掣肘要负责任。对下级要监督、指导，失察要负责任，上级要为下级创造成功的条件，而不是代他干，代他出主意，甚至要他按照你的意见干，谁包办代替，谁出主意，谁负责任。应该放手让下级有依法（是依法）任用副职以下（包括副职）人员的权，开除的权，调任的权，晋级降级的权，谁抓住权不放，干预下级用人，谁负责任。目前的铁饭碗制、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制，统统要付之东洋大海。不下大力气，目前这种服务态度恶劣，凡事松松垮垮的情况，很难根本扭转。提高经济效益，只能是空话。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关心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越穷越革命的极左谬论不断肃清，我们人民的生活还将有更大的提高，会逐步接近并终于达到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放空炮，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个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是不达目的不止的。
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一靠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二靠人民自己的努力。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计酬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力，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让那些剥削阶级残余思想严重、不好好劳动的人以这个权利为护身符，在人民给予的劳动岗位上怠工或变相怠工。为了纯洁社会主义劳动大军的行列，对于那些屡教不改、劳动态度真正恶劣，不堪劳动、不堪就业、玷污劳动人民崇高形象的人，应通过《经济责任法》，断然从劳动行列里清除出去。
我们无情地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二流子，也坚决消灭在新社会里又重浮上来的二流子。《经济责任法》应该有剥夺劳动权利的规定，我们消灭失业，这不等于说我们一定得把已由其自身的行为证明其不堪就业的人也给予就业的保证，失业和剥夺劳动权利是两码事，不必害怕剥夺劳动权利会引起社会的问题。第一，没见过二流子能造反，第二，我们允许这些剥夺了劳动权利的人好好自食其力地活下去。目前，在劳动纪律上有点乱，因此，立法要严。这一特定的时期过去了，剥夺劳动权利的规定可以取消。
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此，我们更热切寄望于这次党的整风，把无产阶段先锋队里每个成员的劳动态度整一整，使他们在劳动态度上腰板子首先挺得起，而将那些一贯当官做老爷，对党的事业连起码的责任感都没有的分子坚决清除出去。我们要求无产阶段先锋队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劳动态度上能起先锋模范作用、无辱于先锋队的光荣称号的人。
除了剥夺劳动权利这个规定外（这得修改宪法），我们还应通过《经济责任法》来解决“浪费无罪”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民意见很大，不但浪费应该有罪，造假账、假报表或指使、强迫人造假账、假报表、产品质量低劣、几近诈欺、开后门、截留挪税利，都应根据情况以法相绳。今天我们不讲点“王法”不行了。我们希望公、检、法部门狠狠抓，主动点。
十、改变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大力开发财经管理人才，把经济管理工作做上去
30年来，有一种很不正确的看法，仿佛，工艺技术要人才，财经管理，人人都会。
财经管理人人都会？很不见得，一种产品生产100件，净亏10，000元。有人向您订货10，000。件，生产能力是现成的，请恕我向“都会”论者请教：您干么？计划生产20，000件，计划利润10，000元，实际生产20，000件，实际利润20，000元，实现了“同步增长”，请恕我再向“都会”论者请教：您满意么？这都是随手拈来的“区区”管理上的问题。从今天如此强调“同步增长”，如此满足于“同步增长”的情况看，我便有理由认为：不是人人都会；倒是很多人，包括所有“都会”论的同志们在内，可能都不见得会。利润，不是同步于产销量而增减的。产销量增，利润应增的更快；产销量减，利润应减的更快；固定投资越大，这种不同步的程度就越大。这是答案，可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请恕我无礼，恐怕“都会”论的同志还是一个不见得人人都会。
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大，与其说，主要是我们的工艺技术水平不如人家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这种“人人都会”的思想作祟的结果使我们的管理水平不如人家引起的。今天，要提高经济效益，就要从开发人才，尤其是从开发财经管理人才入手，从改变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入手。说的似乎远了点，解不了近渴，可关键却在于此，根本却在于此。
十“改”的关键却在于一“整”，这是我们对提高经济效益的意见，是否有当，请指教！●
原载于《陕西会计通讯》198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