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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小奸小坏”，也不过是人性的正常范围，并不因为身份地位卑下就动了邪念，起了杀心——这个放火杀人的锅，应该由个别的阴暗人性来背，而不是由保姆这个社会分工角色来背。
在“家政服务员”“钟点工”等名词诞生之前，“保姆”在现代社会还曾经有过许多种不同的称呼——奶妈、奶婆、乳母、娘姨、女佣……这些身份地位卑下的女人们，如今还得以跨越数十年的时空栩栩如生地回到我们眼前，要感谢那些被身边的保姆们影响良多的作家们：艾青、鲁迅、丰子恺、张爱玲、林海音……
奶婆：被物化的女佣
最有名的莫过于艾青笔下的名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诗人笔下，这个和她出生时的村庄同名的女人，是个童养媳，也是自己的奶妈，会为他搭好炉台的灶火，煮熟喷香的米饭，要给全家洗衣服，含笑切碎冻成冰的萝卜，晒好大豆和小麦，也会把他用厚大的手掌抱在怀里。所谓的“天伦之乐”，在诗人看来，并不是描述自己和父母的感情，而是自己和保姆的相处。
“有奶就是娘”，话糙理不糙，谁养的孩子和谁亲，这是得到过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恒河猴代母实验”证实了的。
然而这个几乎包揽了一切家务的女人，死时却只带走了“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给别人拉扯大了孩子，自己的五个小孩却是当土匪的当土匪，战死的战死，剩下的也仍然地位卑下，“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在吴组缃的小说《官官的补品》里，一个出生于体面人家的小孩官官——放到现在应该算是富二代，暑天和姑娘开着汽车兜风玩耍，不小心出了车祸，损血太多，虽然补了血，却变得瘦损。于是母亲给他安排了补品——这补品不是“派克牛奶以及卡伯勒乳白鱼肝油之类”，而是雇了奶妈给五尺高的成年人官官“吃点人奶”。请来的奶婆“有一身典型的家乡妇人的调子：身体上粗下细，蓬着一头槁色头发像麻雀窠;小小的脚，隆起高脚背，歪放在‘剪刀口’的鞋里;滞钝的眼睛，小鼻子，一只暗红色的口唇镶着些干裂灰白脏东西在两角;枯黄的脸子，汗酸的气味，自然也不缺少。她穿件庞大的破旧蓝布褂，两只大奶子在胸口隐约晃动，和她蹒跚的步子合着节拍……”这样的奶婆背后总有一段凄苦的故事：不是老公家暴，就是老公残疾，穷到没有办法了，才出来像卖身一样地做保姆——可巧了，这个奶婆的老公，正是官官出车祸时卖血给他“补血”的“瘸腿老陈”。
如此种种，是当年保姆、奶妈、娘姨或者无论何种称呼的女人悲惨的命运。也正是这几乎等于奴隶一般的命运，让诗人大呼不公。然而，那个时代依然有大量的妇女默默忍受下来，不仅任劳任怨，还一腔真心地爱着自己带大的主人家的孩子。
丰子恺：要把她当自己人
在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里，小英也有自己的保姆，叫“宋妈”。宋妈是从乡下进城来打工赚钱的，为了“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来到了英子家，一呆就是四年。在英子眼里，宋妈就是家里的一员，她会讲故事、做鞋子、做棉袄，也会给孩子们唱童谣：“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
但是宋妈也有自己的孩子“小栓子”和“小丫头”，“小栓子他爸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妈自己赚钱。”然而四年未归，小栓子死了，小丫头卖人了。失去了亲生孩子的宋妈万念俱灰，最终离开英子家，跟着家暴的老公回了乡下。留给英子的，只有那被滚滚的黄尘淹没的佝偻的背影。
在许多故事里，主人家并不是加害的一方，甚至大多数主人都通情达理。丰子恺曾经记述自己的父亲，“对待家中的保姆，一点也没有架子。父亲自己从来不要保姆伺候。叠床铺被，收拾房间，都是亲自动手，还主动关心保姆的生活。凡来我家做保姆的，都喜欢留在这里，除非我家迁居到别的城市去，或者她自己家中有事必须辞职。有一位保姆在我家做了17年之久。当父亲知道她有高血压病时，马上叫她每天午睡，还包下了她的一切医药费。但她在‘文革’期间中风去世，那时父亲正好自己也生病，可还是为她租用了殡仪馆的半面大厅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位保姆健在时回乡去，总是对乡亲们说：‘先生待我这样好，我是今生今世难忘的。’”父亲曾经对丰子恺说：“人家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来为我们服务，我们要把她当自己人！”
张爱玲：
苏州娘姨最是要强
成名后的张爱玲写过一部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主角正是一位苏州娘姨“阿小”。
在张爱玲笔下，这个苏州娘姨“最是要强，受不了人家一点点眉高眼低的，休说责备的话了”。阿小给一户洋人做佣人，洋人哪怕是朝她小孩吃剩的面包瞟上一眼，阿小都会觉得主人家在疑心自己偷了面包票，马上要解释清楚面包的来源。但是看到洋主人请客抠门得要命，买一磅牛肉要先煨汤再捞出来炸一炸又是一个菜，摊鸡蛋饼连面粉都没有只有纯鸡蛋……阿小反而“一心软，给他添上点户口面粉，她自己的，做了鸡蛋饼”。
这个现代化的非住家女傭，被张爱玲描述为：“阿小是个都市女性，她梳辫子头，脑后的头发一小股一小股恨恨地扭在一起，扭绞得它完全看不见了为止，方才觉得清爽相了。”
这样的印象，很可能化生于张爱玲小时候自己家用过的保姆。在她的散文《私语》里，记述了小时候带大她和她弟弟的两个女佣，带她的姓何，就被叫作“何干”，带她弟弟的姓“张”，就被唤作“张干”。两个女佣都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尤其张干，因为带的是男孩子，处处占先，而何干自觉带的是个女孩子，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佣人对张爱玲的第一影响，说起来有趣，居然是女权的启蒙——“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在这个母亲经常缺席的家里，因为张干何干的在场，张爱玲甚至不因此感到任何的缺陷。母亲临出洋那一天，孩子们看着痛哭的母亲手足无措，最终还是佣人进来，牵走了两人。后来，家里新来了姨太太，天天晚上带着张爱玲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凌晨三四点钟睡着了，还是佣人把她再背回家。再后来，姨太太打她嘴巴，也是老妈子过来打了圆场。被父亲关禁闭的时候，何干对她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可是在禁闭期间，她生了很重的疟疾，差点死掉，也是先跟何干打听了楼下巡警换班的时间，终于从家里逃了出来。 有趣的是，后来的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倒把“不需要佣人”当作公寓的一大优点来写：“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份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
鲁迅：她懂得许多规矩
而在鲁迅家里，女佣“长妈妈”也并不一直都是家人般的存在：“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在《阿长与山海经》里，鲁迅如此写道，“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不过，当鲁迅心心念念绘图本《山海经》的时候，长妈妈又会给他弄来：“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只是，直到长妈妈39岁就去世，鲁迅也终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鲁迅再一次提到这位“长妈妈”：“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
这样的故事，直到现在都还在续写：前不久传遍朋友圈的《我是范雨素》，就出自一位从湖北到北京打工、做育儿保姆的女佣范雨素之手：“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来到帝都的新时代保姆和从前几乎没有多少两样：生活困难，缺少技能，丈夫没出息，不能忍受乡村生活的艰苦枯燥，自己的孩子撇在一边只能偶尔兼顾……如范雨素所写：“小婴兒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在作家笔下，在现实生活里，保姆仿佛都是这样的女性——她们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照顾自己，却乐于传播家族邻里间的小道八卦;她们懂得许多规矩礼俗野史奇闻，并不能教会自己许多知识，却像是少年时的第一间社会学堂;她们同样大多有自己的小孩，常要背井离乡，抛夫弃子，其中辛苦不为人知;她们往往没有被生活那么地善待过，却多数善心一片，对待乳儿如同己出，即使“小奸小坏”，也不过是人性的正常范围，并不因为身份地位卑下就动了邪念，起了杀心——这个放火杀人的锅，应该由个别的阴暗人性来背，而不是由保姆这个社会分工角色来背。
在“家政服务员”“钟点工”等名词诞生之前，“保姆”在现代社会还曾经有过许多种不同的称呼——奶妈、奶婆、乳母、娘姨、女佣……这些身份地位卑下的女人们，如今还得以跨越数十年的时空栩栩如生地回到我们眼前，要感谢那些被身边的保姆们影响良多的作家们：艾青、鲁迅、丰子恺、张爱玲、林海音……
奶婆：被物化的女佣
最有名的莫过于艾青笔下的名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诗人笔下，这个和她出生时的村庄同名的女人，是个童养媳，也是自己的奶妈，会为他搭好炉台的灶火，煮熟喷香的米饭，要给全家洗衣服，含笑切碎冻成冰的萝卜，晒好大豆和小麦，也会把他用厚大的手掌抱在怀里。所谓的“天伦之乐”，在诗人看来，并不是描述自己和父母的感情，而是自己和保姆的相处。
“有奶就是娘”，话糙理不糙，谁养的孩子和谁亲，这是得到过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恒河猴代母实验”证实了的。
然而这个几乎包揽了一切家务的女人，死时却只带走了“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给别人拉扯大了孩子，自己的五个小孩却是当土匪的当土匪，战死的战死，剩下的也仍然地位卑下，“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在吴组缃的小说《官官的补品》里，一个出生于体面人家的小孩官官——放到现在应该算是富二代，暑天和姑娘开着汽车兜风玩耍，不小心出了车祸，损血太多，虽然补了血，却变得瘦损。于是母亲给他安排了补品——这补品不是“派克牛奶以及卡伯勒乳白鱼肝油之类”，而是雇了奶妈给五尺高的成年人官官“吃点人奶”。请来的奶婆“有一身典型的家乡妇人的调子：身体上粗下细，蓬着一头槁色头发像麻雀窠;小小的脚，隆起高脚背，歪放在‘剪刀口’的鞋里;滞钝的眼睛，小鼻子，一只暗红色的口唇镶着些干裂灰白脏东西在两角;枯黄的脸子，汗酸的气味，自然也不缺少。她穿件庞大的破旧蓝布褂，两只大奶子在胸口隐约晃动，和她蹒跚的步子合着节拍……”这样的奶婆背后总有一段凄苦的故事：不是老公家暴，就是老公残疾，穷到没有办法了，才出来像卖身一样地做保姆——可巧了，这个奶婆的老公，正是官官出车祸时卖血给他“补血”的“瘸腿老陈”。
如此种种，是当年保姆、奶妈、娘姨或者无论何种称呼的女人悲惨的命运。也正是这几乎等于奴隶一般的命运，让诗人大呼不公。然而，那个时代依然有大量的妇女默默忍受下来，不仅任劳任怨，还一腔真心地爱着自己带大的主人家的孩子。
丰子恺：要把她当自己人
在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里，小英也有自己的保姆，叫“宋妈”。宋妈是从乡下进城来打工赚钱的，为了“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来到了英子家，一呆就是四年。在英子眼里，宋妈就是家里的一员，她会讲故事、做鞋子、做棉袄，也会给孩子们唱童谣：“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
但是宋妈也有自己的孩子“小栓子”和“小丫头”，“小栓子他爸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妈自己赚钱。”然而四年未归，小栓子死了，小丫头卖人了。失去了亲生孩子的宋妈万念俱灰，最终离开英子家，跟着家暴的老公回了乡下。留给英子的，只有那被滚滚的黄尘淹没的佝偻的背影。
在许多故事里，主人家并不是加害的一方，甚至大多数主人都通情达理。丰子恺曾经记述自己的父亲，“对待家中的保姆，一点也没有架子。父亲自己从来不要保姆伺候。叠床铺被，收拾房间，都是亲自动手，还主动关心保姆的生活。凡来我家做保姆的，都喜欢留在这里，除非我家迁居到别的城市去，或者她自己家中有事必须辞职。有一位保姆在我家做了17年之久。当父亲知道她有高血压病时，马上叫她每天午睡，还包下了她的一切医药费。但她在‘文革’期间中风去世，那时父亲正好自己也生病，可还是为她租用了殡仪馆的半面大厅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位保姆健在时回乡去，总是对乡亲们说：‘先生待我这样好，我是今生今世难忘的。’”父亲曾经对丰子恺说：“人家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来为我们服务，我们要把她当自己人！”
张爱玲：
苏州娘姨最是要强
成名后的张爱玲写过一部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主角正是一位苏州娘姨“阿小”。
在张爱玲笔下，这个苏州娘姨“最是要强，受不了人家一点点眉高眼低的，休说责备的话了”。阿小给一户洋人做佣人，洋人哪怕是朝她小孩吃剩的面包瞟上一眼，阿小都会觉得主人家在疑心自己偷了面包票，马上要解释清楚面包的来源。但是看到洋主人请客抠门得要命，买一磅牛肉要先煨汤再捞出来炸一炸又是一个菜，摊鸡蛋饼连面粉都没有只有纯鸡蛋……阿小反而“一心软，给他添上点户口面粉，她自己的，做了鸡蛋饼”。
这个现代化的非住家女傭，被张爱玲描述为：“阿小是个都市女性，她梳辫子头，脑后的头发一小股一小股恨恨地扭在一起，扭绞得它完全看不见了为止，方才觉得清爽相了。”
这样的印象，很可能化生于张爱玲小时候自己家用过的保姆。在她的散文《私语》里，记述了小时候带大她和她弟弟的两个女佣，带她的姓何，就被叫作“何干”，带她弟弟的姓“张”，就被唤作“张干”。两个女佣都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尤其张干，因为带的是男孩子，处处占先，而何干自觉带的是个女孩子，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佣人对张爱玲的第一影响，说起来有趣，居然是女权的启蒙——“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在这个母亲经常缺席的家里，因为张干何干的在场，张爱玲甚至不因此感到任何的缺陷。母亲临出洋那一天，孩子们看着痛哭的母亲手足无措，最终还是佣人进来，牵走了两人。后来，家里新来了姨太太，天天晚上带着张爱玲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凌晨三四点钟睡着了，还是佣人把她再背回家。再后来，姨太太打她嘴巴，也是老妈子过来打了圆场。被父亲关禁闭的时候，何干对她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可是在禁闭期间，她生了很重的疟疾，差点死掉，也是先跟何干打听了楼下巡警换班的时间，终于从家里逃了出来。 有趣的是，后来的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倒把“不需要佣人”当作公寓的一大优点来写：“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份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
鲁迅：她懂得许多规矩
而在鲁迅家里，女佣“长妈妈”也并不一直都是家人般的存在：“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在《阿长与山海经》里，鲁迅如此写道，“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不过，当鲁迅心心念念绘图本《山海经》的时候，长妈妈又会给他弄来：“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只是，直到长妈妈39岁就去世，鲁迅也终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鲁迅再一次提到这位“长妈妈”：“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
这样的故事，直到现在都还在续写：前不久传遍朋友圈的《我是范雨素》，就出自一位从湖北到北京打工、做育儿保姆的女佣范雨素之手：“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来到帝都的新时代保姆和从前几乎没有多少两样：生活困难，缺少技能，丈夫没出息，不能忍受乡村生活的艰苦枯燥，自己的孩子撇在一边只能偶尔兼顾……如范雨素所写：“小婴兒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在作家笔下，在现实生活里，保姆仿佛都是这样的女性——她们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照顾自己，却乐于传播家族邻里间的小道八卦;她们懂得许多规矩礼俗野史奇闻，并不能教会自己许多知识，却像是少年时的第一间社会学堂;她们同样大多有自己的小孩，常要背井离乡，抛夫弃子，其中辛苦不为人知;她们往往没有被生活那么地善待过，却多数善心一片，对待乳儿如同己出，即使“小奸小坏”，也不过是人性的正常范围，并不因为身份地位卑下就动了邪念，起了杀心——这个放火杀人的锅，应该由个别的阴暗人性来背，而不是由保姆这个社会分工角色来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