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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造访莫斯科，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式。在名為“典型美国住宅”的展品前，他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之间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厨房辩论”。两人在刚刚兴起的电子摄像机的镜头前展开舌战，竭力让对方相信本国制度更加优越、自己的世界观更加正确。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版厨房、美式用品、美国制造”作为“美国方案”的现实载体，承载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色彩，带有挑战苏维埃生活方式及“苏联方案”合法性的浓烈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厨房辩论”当事人的尼克松，在有生之年见证了苏联的解体。他在接受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指出：当时我知道赫鲁晓夫肯定是错的，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对的。
是什么压垮了“苏联熊”
美国和苏联，都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也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两极。两强对峙，美国人何以笑到最后，分析林林总总。其中一个较为公认的原因是，苏联人是“自己打败了自己”。特别是苏共党内的特权和腐败等问题，成了压垮“苏联熊”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很多研究者指出，苏联政权的崩塌是从信仰的瓦解开始的，其根源是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信仰体系与本国现实脱节、与人民需求相悖。
到了1985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告中、报纸上还是在高高的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沉溺在自己的谎言之中，为彼此颁发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回顾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的历史，从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到带领苏联建成全球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再到一朝倾覆，黯然出局。正是由于停滞、僵化的“苏联病”弊端，不但导致苏联政治笑话的蔓延，更导致苏联崩溃情绪的传染。
“美国方案”与“苏联方案”都不是标准答案
古往今来，腐败现象和腐败治理如影随形。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不断提出并实施各种方案，试图将腐败现象背后的公权驯服，将隐藏于腐败问题深处的私欲改良。然而，就苏美这样的大国来说，成效确实不如想象的大。曾有西方专家指出：“苏联的错误在于将利益这一因素从经济因素中移除，认为割裂利益同经济活动的联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足够的条件。”但从腐败和治理腐败的角度看，苏联失败的根源并不是“去利益化”，而恰恰是“利益集团化”，或者说国家经济活动和相关利益落入了“少数特权派”的私囊。美国的“体制性腐败”问题实质上颇为类似，美国因财富分化等因素导致的贫困水平甚至比俄罗斯、波兰和韩国都要高。因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评论说：“我们和贫困奋力一战，结果，贫困赢了。”
归根结底，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视窗，检验的是国家治理能力。
就“美国方案”来说，主要是以利益冲突防控为核心理念，建立政商两界“区隔前台、打通后台、相互站台”的“旋转门”机制，辅之以竞选类政务官（政治家）和考绩制事务官（公务员）分途共治的公职谱系，以及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和开放参与机制，从而分散腐败风险，改善政治“观感”。
相比之下，“苏联方案”则主要是以政治治理统摄乃至“覆盖”国家治理体系为核心特征，建立以干部委任制、终身制为基轴的公职配置机制，以及以供给制为基础，并由特殊津贴、特供商品、特享别墅等共同构成的干部福利保障体系，从而在对干部利益和欲望进行“结构化满足”的基础上，弱化执政党核心成员和团队成员的贪腐动机。
其实，这两种“大国方案”都不是腐败治理可以照抄照搬的标准答案。正如事实一再揭示的那样：“美国方案”究其根本是一条竞逐经济特权之路，而“苏联方案”察其始终是一条追慕政治特权之路。衡量社会成员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志，是能否成为各自“特权俱乐部”的一员——区别无非是兑现或变现特权的地方，究竟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克里姆林宫。
坦白说，这两条路都不怎么样，别的国家也走不通。它们不能提供可简单克隆的“大国基因”，也难以带来可供通篇抄袭的“强国秘籍”。
就“美国方案”来说，其与之俱来的结构性问题早就被托克维尔点透：“如果我们追问美国人的民族性，我们会发现，美国人探寻这个世界上每个事物的价值，只为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能挣多少钱？”
就“苏联方案”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豢养了党内的特权阶层。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等，使得苏联社会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法治，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弊病越来越严重。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四分之一成员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这种政治生态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导致苏联深陷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泥沼。
“美版腐败”和“苏式腐败”结局迥异之谜
值得今天的人们思索的是，几乎同样处于动荡政局的“风暴眼”时，为什么“美版腐败”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而“苏式腐败”却造成了普京所说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当美国在“镀金时代”遭遇诚信缺失、贪腐横行等重大考验，面临“国家重组”的重大挑战时，人们为什么没有选择“跳船”，也没有选择“弃船”？而当苏联出了问题的时候，人们弃之唯恐不及。特别是拥有1900万党员、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甚至无力做出“应激反应”，在没有任何痛苦和抗争的情况下自行消亡和解散。
应当说，腐败问题并不是“苏亡美兴”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区别在于，当整个国家直面“腐败之痛、贪渎之耻”时，人民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美国人民在抱怨中选择了和这个腐败的国家一同改进。正如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L.艾伦所总结的那样：“当国家这艘大船偏离航线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必要毁掉它，然后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假如这艘大船上的全体船员始终都保持着警惕、时刻都仔细地检查，并且及时修补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进，一边保证它继续行驶，一边进行维修。”
苏联人民则丧失了希望。1990年10月24日—11月5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已现端倪：关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30%的被调查者直接宣布对共产主义思想失望，每5人中就有一名党员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態度；关于党的威信和作用，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不具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其残存的威信也在丧失，且每5人中就有一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
腐败就是腐败，既不应当在国家崩溃的历史审判席上缺席，也不应该大包大揽为那些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硬伤”顶罪。当苏共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功能被“阉割”之后，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头羊的生机活力与日俱减。苏联解体的亲历者麦德维杰夫深刻反省说：“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而民心尽失，民意所向，或者说人民对这一切的集体漠视和袖手旁观，才是剧变背后真正的最大危机。
（摘自《廉洁拐点》）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版厨房、美式用品、美国制造”作为“美国方案”的现实载体，承载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色彩，带有挑战苏维埃生活方式及“苏联方案”合法性的浓烈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厨房辩论”当事人的尼克松，在有生之年见证了苏联的解体。他在接受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指出：当时我知道赫鲁晓夫肯定是错的，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对的。
是什么压垮了“苏联熊”
美国和苏联，都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也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两极。两强对峙，美国人何以笑到最后，分析林林总总。其中一个较为公认的原因是，苏联人是“自己打败了自己”。特别是苏共党内的特权和腐败等问题，成了压垮“苏联熊”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很多研究者指出，苏联政权的崩塌是从信仰的瓦解开始的，其根源是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信仰体系与本国现实脱节、与人民需求相悖。
到了1985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告中、报纸上还是在高高的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沉溺在自己的谎言之中，为彼此颁发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回顾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的历史，从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到带领苏联建成全球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再到一朝倾覆，黯然出局。正是由于停滞、僵化的“苏联病”弊端，不但导致苏联政治笑话的蔓延，更导致苏联崩溃情绪的传染。
“美国方案”与“苏联方案”都不是标准答案
古往今来，腐败现象和腐败治理如影随形。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不断提出并实施各种方案，试图将腐败现象背后的公权驯服，将隐藏于腐败问题深处的私欲改良。然而，就苏美这样的大国来说，成效确实不如想象的大。曾有西方专家指出：“苏联的错误在于将利益这一因素从经济因素中移除，认为割裂利益同经济活动的联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足够的条件。”但从腐败和治理腐败的角度看，苏联失败的根源并不是“去利益化”，而恰恰是“利益集团化”，或者说国家经济活动和相关利益落入了“少数特权派”的私囊。美国的“体制性腐败”问题实质上颇为类似，美国因财富分化等因素导致的贫困水平甚至比俄罗斯、波兰和韩国都要高。因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评论说：“我们和贫困奋力一战，结果，贫困赢了。”
归根结底，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视窗，检验的是国家治理能力。
就“美国方案”来说，主要是以利益冲突防控为核心理念，建立政商两界“区隔前台、打通后台、相互站台”的“旋转门”机制，辅之以竞选类政务官（政治家）和考绩制事务官（公务员）分途共治的公职谱系，以及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和开放参与机制，从而分散腐败风险，改善政治“观感”。
相比之下，“苏联方案”则主要是以政治治理统摄乃至“覆盖”国家治理体系为核心特征，建立以干部委任制、终身制为基轴的公职配置机制，以及以供给制为基础，并由特殊津贴、特供商品、特享别墅等共同构成的干部福利保障体系，从而在对干部利益和欲望进行“结构化满足”的基础上，弱化执政党核心成员和团队成员的贪腐动机。
其实，这两种“大国方案”都不是腐败治理可以照抄照搬的标准答案。正如事实一再揭示的那样：“美国方案”究其根本是一条竞逐经济特权之路，而“苏联方案”察其始终是一条追慕政治特权之路。衡量社会成员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志，是能否成为各自“特权俱乐部”的一员——区别无非是兑现或变现特权的地方，究竟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克里姆林宫。
坦白说，这两条路都不怎么样，别的国家也走不通。它们不能提供可简单克隆的“大国基因”，也难以带来可供通篇抄袭的“强国秘籍”。
就“美国方案”来说，其与之俱来的结构性问题早就被托克维尔点透：“如果我们追问美国人的民族性，我们会发现，美国人探寻这个世界上每个事物的价值，只为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能挣多少钱？”
就“苏联方案”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豢养了党内的特权阶层。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等，使得苏联社会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法治，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弊病越来越严重。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四分之一成员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这种政治生态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导致苏联深陷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泥沼。
“美版腐败”和“苏式腐败”结局迥异之谜
值得今天的人们思索的是，几乎同样处于动荡政局的“风暴眼”时，为什么“美版腐败”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而“苏式腐败”却造成了普京所说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当美国在“镀金时代”遭遇诚信缺失、贪腐横行等重大考验，面临“国家重组”的重大挑战时，人们为什么没有选择“跳船”，也没有选择“弃船”？而当苏联出了问题的时候，人们弃之唯恐不及。特别是拥有1900万党员、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甚至无力做出“应激反应”，在没有任何痛苦和抗争的情况下自行消亡和解散。
应当说，腐败问题并不是“苏亡美兴”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区别在于，当整个国家直面“腐败之痛、贪渎之耻”时，人民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美国人民在抱怨中选择了和这个腐败的国家一同改进。正如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L.艾伦所总结的那样：“当国家这艘大船偏离航线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必要毁掉它，然后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假如这艘大船上的全体船员始终都保持着警惕、时刻都仔细地检查，并且及时修补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进，一边保证它继续行驶，一边进行维修。”
苏联人民则丧失了希望。1990年10月24日—11月5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已现端倪：关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30%的被调查者直接宣布对共产主义思想失望，每5人中就有一名党员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態度；关于党的威信和作用，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不具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其残存的威信也在丧失，且每5人中就有一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
腐败就是腐败，既不应当在国家崩溃的历史审判席上缺席，也不应该大包大揽为那些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硬伤”顶罪。当苏共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功能被“阉割”之后，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头羊的生机活力与日俱减。苏联解体的亲历者麦德维杰夫深刻反省说：“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而民心尽失，民意所向，或者说人民对这一切的集体漠视和袖手旁观，才是剧变背后真正的最大危机。
（摘自《廉洁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