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文学的关系有三种：自己写别人；自己写自己；别人写自己。境界最高的是最后一种
　　
　　上一次被小说震惊，已经是很多年前了。多数小说就像解剖台上的尸体，骨骼、脉管、脏器全都明摆着，看得都麻木了。我手上这本书的作者夏利埃尔，是上世纪20年代巴黎的一个黑社会分子，此人外号叫“蝴蝶”，因为胸前有一块蝶形刺青。这个外号成了书的标题。他不是职业作家，写的书也只能是一部略事夸张的自传。
　　夏利埃尔17岁应征入伍，在海军服役两年，然后跑到巴黎，游荡在社会边缘，干些不公不法的营生。1931年，他被指控在蒙马特尔区谋杀了一个拉皮条的。他坚称无罪，但在法庭上，公诉人布置线人做了伪证，加之辩护律师是个废物，夏利埃尔被判终生苦役，流放到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任何脑筋还算正常的人，肯定想到逃跑。但他们要去的，是世界上管理最为野蛮的流放地，越狱的成功率几乎为零。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以身试法。尤其是夏利埃尔，不光打算逃亡，还想潜回巴黎报复构陷他的人。他的榜样是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有些时候，文学还真能影响人生。
　　要想越狱，先得准备好一个计划。所谓“计划”（plan，犯人们对逃跑计划——plan d’evasion——的简称），就是一根细小的金属管，塞进一些卷好的纸币，然后插入直肠藏好。所幸当初X光机还没普及。到达圭亚那后，夏利埃尔的第一次越狱尝试是靠装病。送进医院后，他和另外几个犯人联手，趁警卫松懈，劫持了一条帆船。航行到哥伦比亚海岸，正好进入赤道无风带，帆船寸步难行，结果被巡逻队发现，抓回岸上。
　　在哥伦比亚拘押期间，夏利埃尔再次逃跑。他跑到沿海一个印第安土著村落。以潜水采珠为生的村民收留了他，还把一对十多岁的姐妹嫁给他。没过几个月，他又呆不住了，非要回巴黎报仇，可没跑多远，就被当地警察再次送进监狱。他几次尝试越狱，包括往警卫的咖啡里下蒙汗药，未遂，并被移交回法属圭亚那。
　　作为惩罚，他被囚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在那里，他继续伙同其他犯人策划逃跑，但消息很快泄露给监狱当局。他杀了告密者，后被单独关押在囚犯谈之色变的魔鬼岛。那里的狱卒尤其残暴。他们私设公堂，只要“袋鼠法庭”判谁死罪，管教就会喊来一个类似“学习号”的犯人头目，帮忙把他送上断头台，同时勒令一干人犯跪地山呼：Justice est faite（“正义伸张啦”）！
　　夏利埃尔有过一次立功表现。一个当地小女孩在鲨鱼出没的海中遇险，他冒险救出落水者，并为此受到嘉奖。但他贼性难改，继续纠集同伙谋划出逃。一连串失败之后，他找到一个机会，从悬崖跳入下面的海湾。他预先准备了一袋椰子，靠着椰壳的浮力，在烈日下的海面漂浮多日，最后在英属圭亚那登陆，几经辗转，到了委内瑞拉。又经过一段刑期，他归化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
　　夏利埃尔不知道，在他之前，魔鬼岛上关押过一个更出名的犯人。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德国间谍。定罪之后，他在那里熬过整整五年。这座监狱是第二帝国的产物。拿破仑三世誓言要把所有流氓全部送去改造。有人问他派谁管理那些流氓。那位皇帝说，就派一批更坏的流氓。
　　在法国这类自传作者当中，夏利埃尔绝对不是最牛的。在他之前100多年，有个面包师的儿子叫维多克。此人自幼就是问题儿童，偷家里钱，跟野鸡鬼混；大革命期间进过保皇军，算是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他整天打架斗殴，挨过无数处分。离开军队后，他四处流窜，靠坑蒙拐骗，打家劫舍，得到第一桶金。他认识太多不三不四的女人，很快把钱挥霍一空，还为她们争风吃醋，跟人决斗。蹲了几个月监狱后，他又干起印制伪钞的勾当。二进宫，越狱，做海盗，再入狱，再越狱。无奈之下，他做了警察的线人，阴差阳错混入警界，而且很快成了便衣头子。维多克是个以恶制恶的典型，他的手下全是洗手罪犯。然而在他治下，法国的治安戏剧性地好转，虽然他富有争议的办案方式树敌不少。七月王朝期间，他在政治上失宠，退出警界，开办了一家印刷厂。印行的第一本书，就是他的自传。他还是世界上最早的私人侦探，发明过弹道学和足迹印模技术。晚年他迷恋写作，却不成功。但他以其他方式获得了文学上的不朽：在巴尔扎克笔下，他化身《人间喜剧》里的伏脱冷；在雨果的《悲惨世界》里，他的形象则分裂为冉阿让和沙威警长。
　　人和文学的关系有三种：自己写别人；自己写自己；别人写自己。境界最高的是最后一种。■
　　李大卫：作家，评论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