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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当代印第安作家N·斯科特·莫马迪小说《黎明的房子》,出版后在文坛及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本文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从小说文本中援引充分的例证,证明印第安人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和生存困境的真实存在,而生存现状与小说人物的认知、读者认知之间的惊人反差生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和震撼力,使小说获得了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而成为传世经典。
关键词:N·斯科特·莫马迪 《黎明的房子》 文化身份 后殖民语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美国“印第安复兴”及“红种人权利”运动的蓬勃兴起,一批印第安作家开始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成为该运动的呐喊者与代言人。这些作家中以N·斯科特·莫马迪声名最为显赫。他的小说《黎明的房子》于1969年荣膺普利策小说奖,莫马迪成为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一位印第安作家。本文拟从后殖民的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阐释。
《黎明的房子》讲述了印第安青年艾贝尔的人生悲剧。即便只对小说进行粗略的阅读,也不难看出,艾贝尔的人生悲剧和生存困境与其文化身份认同困难密切相关。
文化身份是指某个族群或个体,与某一特定文化或种族群体的认同感或归属感。人们在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会将某个特定族群的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及思维方式内化为个体的自我概念。在后殖民批评家眼中,身份并非是僵化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萨义德认为“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巴巴也认为“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演现性的行动,它拒绝公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意识的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小说《黎明的房子》对身陷文化身份转换动荡而痛苦过程中的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困难,有极为充分的展示和显现。
在应征入伍远赴海外战场之前,应该说艾贝尔并未受到身份危机的困扰。他在童年时代就曾主动要求跟随“观鹰会”猎手进入深山,以野兔为诱饵徒手擒住巨大凶猛、危险异常的鹫鹰。青年时代的艾贝尔,在部落传统的黎明长跑中一路领先,无人匹敌。在狩猎活动中,即使在晨曦初露、视线模糊的黎明,他也能使猎物一枪毙命。从小置身其中的印第安文化,使他在居留地的生活劳作中显得处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然而,一经与白人主流文化接触与融合,艾贝尔身份认同的困难便凸显出来。
小说第一章有艾贝尔对海外战场经历的一段回忆。在紧要关头,他未能与自己置身战场的军人身份认同。相反,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本能地认同其印第安部落成员身份,潜意识的行为或许能更好地说明艾贝尔的身份认同取向。及至艾贝尔退役返乡后,同样陷入了身份认同艰难的困境。文中艾贝尔身份认同困难具有多重含义。
艾贝尔身份认同错位的另一例证,是他在法庭受审及在狱中羁押时,对自己身份认识所出现的偏差。他在法庭受审时对自己受审犯人的身份缺乏认识,对法官、公诉人及控辩双方律师及证人在场的目的和功能不甚了了。他对法庭上其他人会对自己做些什么仅依稀有所认识,而对其他人相互之间喋喋不休地争论不止到底意欲何为全然不知。艾贝尔对自己受审犯人身份缺乏认识,证明他对法律知识及司法程序浑然不知,审判量刑及随后的入狱监禁丝毫没有起到惩戒犯罪的作用。读者阅读至此,不免为艾贝尔的前途深感忧虑:以他对法律及司法程序的认知水平,怎么能保证他刑满释放、重返社会后不重蹈覆辙使自己陷入绝境?甚至可以说,艾贝尔的悲剧性命运在此已经注定。
艾贝尔在与女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错位。白人少妇安吉娜出于猎奇的目的勾引艾贝尔,艾贝尔对安吉娜所说的她如何爱他,要竭尽全力帮助他的甜言蜜语深信不疑,认为她失信爽约仅仅是因为自己后来遇到麻烦身陷囹圄所致,对自己性玩物的身份毫无觉察。艾贝尔失业后在商场偶遇安吉娜才幡然醒悟,从此便再也不寻找工作,整日借酒浇愁,不久就发生了离家出走、几乎被殴打致死的惨剧。
上述分析表明,《黎明的房子》的主人公艾贝尔身上显现的严重的身份危机与身份认同错位,使得他不能恰当地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不能履行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应该履行的义务。相应地,他也失去了作为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当然,他的生存也因此面临严重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艾贝尔如此严重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错位?用后殖民的视角观照小说文本,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严重身份认同错位,与殖民文化和后殖民文化对印第安民族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从欧洲人涉足美洲大陆以来,就给美洲大陆的主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几个世纪内,北美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至原人口总数的15%。不难想象,这样大幅度的人口锐减伴随着何等残忍的武力征服、血腥屠杀及令人恐慌、窒息的饥荒和瘟疫。血腥恐怖的情景通过口头传说,以历史记忆的方式深深地烙在了并未身临其境的后殖民时代的印第人的脑海,使他们萌生出极度的恐惧心理。小说主人公艾贝尔的恐惧心理还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强化。女巫近乎癫狂的怒吼咆哮,吓得他丢下牧放的羊群逃之夭夭。山风穿过山崖洞穴的呜咽悲鸣让他噤若寒蝉。海外战场肢体横飞、血流成河的经历,更将艾贝尔的恐惧心理强化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对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而言,印第安人的恐惧心理正是他们希望获得的效果。恐惧心理对消磨印第安人的意志、泯灭他们的反抗心理,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无疑大有裨益。然而极度恐惧的心理,无疑在印第安人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上述恐怖情景不断在艾贝尔的脑海萦绕,使他时时处处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
受恐惧心理的驱使,艾贝尔在敌人的坦克从身边碾过时,竟突然跃起将自己毫无遮蔽地暴露在机枪子弹的扫射之下。同样受恐惧心理的驱使,艾贝尔将游戏中的竞争对手视作性命相搏的敌人,从而残忍地将其捅死。由于极度的恐惧,他还酒醉醺醺地去找马丁内兹寻仇,结果被打得全身多处骨折,几乎送命。极度的恐惧心理使艾贝尔异常敏感,一遇刺激便做出过激的反应,既危及社会和他人的安全,也使自己陷入困境。
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非常清楚,要真正巩固自己的统治,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和暴力镇压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政治和精神控制,不断摧毁其本土的文化意识体系和生产关系。他们不仅用自己虚构的“劣等种族”的形象,居高临下地观察印第安人,他们还利用印第安人军事上的屈辱失败和经济上的穷困窘迫,来证明自己虚构的印第安人形象的合理性。
更有甚者,他们将这种虚构扭曲的形象强加给印第安人,使被殖民者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法排解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这种政治和精神控制,早在殖民时代便已经肇始滥觞,但全面彻底的控制应始于后殖民时期。殖民主义者的野蛮屠戮,原本就是将印安人视作准人类的结果。美国建国后一百多年都拒绝赋予印第安人公民权,以及像驱赶牲畜似的将印第安人圈进居留地等事实,无疑在印第安人的心灵烙上了永世难忘的痛苦与屈辱。
殖民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用这种“心灵置换术”完成了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殖民。印第安人成了法农所说的“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没有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的‘原始野人’”。印第安人无意中对自己的种族肤色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憎恶,但他同时又难以割舍自己的民族情结。
后殖民时代的印第安人,陷入了对自己民族既爱恋又憎恨的矛盾心理难以自拔。这样的心理状态使他们精神上备受折磨,痛苦万分。他们在困惑痛苦之中,极其自然地求助于酒精和土产麻醉品佩奥特掌,以获得暂时的解脱。当然,这样的解脱办法产生的后果不言而喻,伴随而来的是对酒精和麻醉品的依赖,神经的麻木,乃至动作反应的迟钝。更糟糕的是,酗酒还往往使他们直接陷入麻烦。艾贝尔杀人入狱、失去工作及被殴打身受重伤都与酗酒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印第安人在痛苦迷茫中的另一依恃对象是他们的本能。印第安人的“自然与人一体共存”的理念,为他们对自己本能的绝对信赖提供了思想基础。人既然与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协调一致、一体共存,他们理所当然地与它们共同享有准确无误的本能。在丛林生活劳作中,艾贝尔凭借本能采取行动确实每每奏效,屡试不爽。然而一旦与白人文化接触,艾贝尔的本能却失灵了。他凭借本能采取行动要么使自己或他人陷入危险,要么使自己陷入巨大的麻烦。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艾贝尔不能与世推移,仍用本能应对诸如人类动机、人际关系、社会机构的运行机制等错综复杂的事物,难怪他的反应会桀谬迭出。
造成艾贝尔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困难的又一重要因素,是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印第安人话语权的丧失。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领导权以“统治”和“认同”两种权利方式构成。“统治”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深知,让被殖民者“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殖民统治具有极端重要性,因为意识形态的职能便是使统治权力合法化。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世界观,并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接受、形成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
殖民统治者以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逐步完成了对印第安人这样的“他者”的合法性控制。在中心话语权力确立之后,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乃至日常行为准则,都被斥作异端从而被边缘化。面对强势的中心权力话语,印第安人既对其知之甚少,更无力与之抗衡,甚至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由于自己既是被监视者又是监视者的特殊身份,不能也无力对其稍有微词。因此,印第安人成了一群沉默寡言的失语者。
罹患失语症的艾贝尔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他与自己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之间几乎没有情感和思想的沟通、交流。博克尔对他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浑然不知,却依据自己在战场上的片面观察,对艾贝尔做出“精神正常,蓄谋杀人”的指证。艾贝尔退役回乡与爷爷没有任何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精神上孤独疏离的流浪者,这样的精神状态无疑是他后来杀人入狱的重要促动因素。
艾贝尔罹患失语症最典型的例证,大约要首推他在法庭受审时的表现。他对法庭讲述完自己杀死白化病人的经过后就拒绝开口说话。其他人在法庭上喋喋不休地就案情展开激烈辩论时,他对别人说话的动机、他们的话语会产生的后果感到大惑不解。显而易见,艾贝尔与法庭上的人无法进行对话交流。他对他们的话语知之甚少,而他们对他杀人的动机乃至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也一无所知。艾贝尔无法与别人沟通,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或与他们就案情和刑罚争辩商讨。
交流话语与交流渠道受到严重阻碍后,艾贝尔并未刻意寻求通过文化适应,来获得与白人文化对话的话语和交流渠道。因为印第安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宗教信仰乃至自己的思维模式有着执着的信念,他们原本就对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交流话语不畅及交流渠道受阻后,他们极其自然地逃离白人文化转而向印第安文化回归。
从本质上说,这种逃离和回归,是印第安人反抗白人文化的一种形式。类似的反抗在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接触史上屡见不鲜,在《黎明的房子》中也不乏例证。艾贝尔的爷爷弗朗西斯科本已皈依天主教作了教堂执事,尽管教堂神父将他视如己出,他还是义无返顾地叛离天主教重新信奉印第安人的宗教。居留地其他印第安人也常常在家人去世后,首先用印第安方式举行葬礼,然后才请神父主持天主教葬礼仪式。居留地频繁举行的各种带有浓厚印第安宗教色彩的节日庆典,可以视作他们逃离白人宗教并竭力保留传承自己宗教文化习俗的表证。
艾贝尔退役返乡十多天后第一次脱掉军装参加印第安宗教节日庆典动作迟缓,举止拘谨,可见他并非义无反顾地抛弃白人文化向印第安宗教文化回归。艾贝尔的反抗,常常表现为有意无意地,用印第安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应对事件。他在战场上的反应,与他潜意识里印第安人对待恐怖恶魔的反应不无联系,杀死白化病患者也可以视作他潜意识里在沿袭印第安人将杀死白人,作为印第安人成年仪式的传统。
艾贝尔挤在两种既相互融合,又激烈碰撞的文化夹缝中,失去了对两种文化沟通对话的能力和渠道,同时又对两种文化都抱有难以割舍、欲罢不能的情怀。他在两种文化中尴尬的处境使他备感孤独困惑。小说中数次在艾贝尔脑海中出现的搁浅在海滩的银腹鱼意象,及他对大海的畏惧和惶惑,便是这种孤独困惑心境的反映。
失去与两种文化沟通交流话语和能力的艾贝尔,陷入极度混沌迷茫、惶惑痛苦的精神状态。与此同时,他又不可避免地会与白人文化发生接触与碰撞,一方面出于印第安民族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迫于无奈,便用行动作为对话交流的手段。可想而知,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尤其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这种时时处处以行动回应他人言行的交流方式,无论对他人、对社会还是对自己都非常危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艾贝尔严重的生存危机。
此外,艾贝尔严重的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与引第安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受生活环境的限制,印第安人必须依赖群体才能生存,他们极其自然地形成了“人的身份来自部落群体”的观念。脱离部落群体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自我。自从艾贝尔离开印第安部落应征入伍之日起,他便迷失了自我。从海外战场回归故乡后,艾贝尔没有完成灵魂与肉体的真正回归。他混迹于白人群体多年,内心深处难免萌生不屑于认同印第安人“劣等公民”身份的思想倾向,加之白人生活方式对他的吸引和诱惑,艾贝尔难以完成心灵回归不难理解。在他与部落其他成员,甚至与爷爷之间总是横着一层隔膜,他很难真正融入部落生活。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孤独彷徨的流浪者,这无疑是导致他最终杀人入狱的重要原因。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错位乃至他的悲剧性命运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小说中,无论艾贝尔怎样痛苦挣扎,都无法逃避向着毁灭的深渊急速坠落的命运。
莫马迪在《黎明的房子》这部小说中,除了生动逼真地展示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所面临的严重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生存困境及追溯其促动因素外,还通过凸显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困惑彷徨、痛苦绝望的心路历程及穷困悲苦的生存状况与小说主人公的认知之间、与读者认知之间的惊人反差,赋予小说巨大的艺术张力和艺术震撼力。小说的文学性就生成于这些反差产生的张力和震撼力。关于这部小说文学性的生成机制,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拟作详尽探讨。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从而成为传世经典。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 Momaday,N. Scott. House Made of Dawn,New York: Harper & Row,Publishers,1977.
作者简介:
朱万泽,男,1953—,四川蓬安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英、美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王澜,男,1981—,重庆市人,本科,教师,研究方向:英、美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关键词:N·斯科特·莫马迪 《黎明的房子》 文化身份 后殖民语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美国“印第安复兴”及“红种人权利”运动的蓬勃兴起,一批印第安作家开始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成为该运动的呐喊者与代言人。这些作家中以N·斯科特·莫马迪声名最为显赫。他的小说《黎明的房子》于1969年荣膺普利策小说奖,莫马迪成为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一位印第安作家。本文拟从后殖民的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阐释。
《黎明的房子》讲述了印第安青年艾贝尔的人生悲剧。即便只对小说进行粗略的阅读,也不难看出,艾贝尔的人生悲剧和生存困境与其文化身份认同困难密切相关。
文化身份是指某个族群或个体,与某一特定文化或种族群体的认同感或归属感。人们在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会将某个特定族群的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及思维方式内化为个体的自我概念。在后殖民批评家眼中,身份并非是僵化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萨义德认为“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巴巴也认为“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演现性的行动,它拒绝公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意识的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小说《黎明的房子》对身陷文化身份转换动荡而痛苦过程中的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困难,有极为充分的展示和显现。
在应征入伍远赴海外战场之前,应该说艾贝尔并未受到身份危机的困扰。他在童年时代就曾主动要求跟随“观鹰会”猎手进入深山,以野兔为诱饵徒手擒住巨大凶猛、危险异常的鹫鹰。青年时代的艾贝尔,在部落传统的黎明长跑中一路领先,无人匹敌。在狩猎活动中,即使在晨曦初露、视线模糊的黎明,他也能使猎物一枪毙命。从小置身其中的印第安文化,使他在居留地的生活劳作中显得处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然而,一经与白人主流文化接触与融合,艾贝尔身份认同的困难便凸显出来。
小说第一章有艾贝尔对海外战场经历的一段回忆。在紧要关头,他未能与自己置身战场的军人身份认同。相反,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本能地认同其印第安部落成员身份,潜意识的行为或许能更好地说明艾贝尔的身份认同取向。及至艾贝尔退役返乡后,同样陷入了身份认同艰难的困境。文中艾贝尔身份认同困难具有多重含义。
艾贝尔身份认同错位的另一例证,是他在法庭受审及在狱中羁押时,对自己身份认识所出现的偏差。他在法庭受审时对自己受审犯人的身份缺乏认识,对法官、公诉人及控辩双方律师及证人在场的目的和功能不甚了了。他对法庭上其他人会对自己做些什么仅依稀有所认识,而对其他人相互之间喋喋不休地争论不止到底意欲何为全然不知。艾贝尔对自己受审犯人身份缺乏认识,证明他对法律知识及司法程序浑然不知,审判量刑及随后的入狱监禁丝毫没有起到惩戒犯罪的作用。读者阅读至此,不免为艾贝尔的前途深感忧虑:以他对法律及司法程序的认知水平,怎么能保证他刑满释放、重返社会后不重蹈覆辙使自己陷入绝境?甚至可以说,艾贝尔的悲剧性命运在此已经注定。
艾贝尔在与女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错位。白人少妇安吉娜出于猎奇的目的勾引艾贝尔,艾贝尔对安吉娜所说的她如何爱他,要竭尽全力帮助他的甜言蜜语深信不疑,认为她失信爽约仅仅是因为自己后来遇到麻烦身陷囹圄所致,对自己性玩物的身份毫无觉察。艾贝尔失业后在商场偶遇安吉娜才幡然醒悟,从此便再也不寻找工作,整日借酒浇愁,不久就发生了离家出走、几乎被殴打致死的惨剧。
上述分析表明,《黎明的房子》的主人公艾贝尔身上显现的严重的身份危机与身份认同错位,使得他不能恰当地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不能履行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应该履行的义务。相应地,他也失去了作为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当然,他的生存也因此面临严重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艾贝尔如此严重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错位?用后殖民的视角观照小说文本,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严重身份认同错位,与殖民文化和后殖民文化对印第安民族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从欧洲人涉足美洲大陆以来,就给美洲大陆的主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几个世纪内,北美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至原人口总数的15%。不难想象,这样大幅度的人口锐减伴随着何等残忍的武力征服、血腥屠杀及令人恐慌、窒息的饥荒和瘟疫。血腥恐怖的情景通过口头传说,以历史记忆的方式深深地烙在了并未身临其境的后殖民时代的印第人的脑海,使他们萌生出极度的恐惧心理。小说主人公艾贝尔的恐惧心理还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强化。女巫近乎癫狂的怒吼咆哮,吓得他丢下牧放的羊群逃之夭夭。山风穿过山崖洞穴的呜咽悲鸣让他噤若寒蝉。海外战场肢体横飞、血流成河的经历,更将艾贝尔的恐惧心理强化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对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而言,印第安人的恐惧心理正是他们希望获得的效果。恐惧心理对消磨印第安人的意志、泯灭他们的反抗心理,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无疑大有裨益。然而极度恐惧的心理,无疑在印第安人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上述恐怖情景不断在艾贝尔的脑海萦绕,使他时时处处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
受恐惧心理的驱使,艾贝尔在敌人的坦克从身边碾过时,竟突然跃起将自己毫无遮蔽地暴露在机枪子弹的扫射之下。同样受恐惧心理的驱使,艾贝尔将游戏中的竞争对手视作性命相搏的敌人,从而残忍地将其捅死。由于极度的恐惧,他还酒醉醺醺地去找马丁内兹寻仇,结果被打得全身多处骨折,几乎送命。极度的恐惧心理使艾贝尔异常敏感,一遇刺激便做出过激的反应,既危及社会和他人的安全,也使自己陷入困境。
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非常清楚,要真正巩固自己的统治,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和暴力镇压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政治和精神控制,不断摧毁其本土的文化意识体系和生产关系。他们不仅用自己虚构的“劣等种族”的形象,居高临下地观察印第安人,他们还利用印第安人军事上的屈辱失败和经济上的穷困窘迫,来证明自己虚构的印第安人形象的合理性。
更有甚者,他们将这种虚构扭曲的形象强加给印第安人,使被殖民者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法排解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这种政治和精神控制,早在殖民时代便已经肇始滥觞,但全面彻底的控制应始于后殖民时期。殖民主义者的野蛮屠戮,原本就是将印安人视作准人类的结果。美国建国后一百多年都拒绝赋予印第安人公民权,以及像驱赶牲畜似的将印第安人圈进居留地等事实,无疑在印第安人的心灵烙上了永世难忘的痛苦与屈辱。
殖民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用这种“心灵置换术”完成了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殖民。印第安人成了法农所说的“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没有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的‘原始野人’”。印第安人无意中对自己的种族肤色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憎恶,但他同时又难以割舍自己的民族情结。
后殖民时代的印第安人,陷入了对自己民族既爱恋又憎恨的矛盾心理难以自拔。这样的心理状态使他们精神上备受折磨,痛苦万分。他们在困惑痛苦之中,极其自然地求助于酒精和土产麻醉品佩奥特掌,以获得暂时的解脱。当然,这样的解脱办法产生的后果不言而喻,伴随而来的是对酒精和麻醉品的依赖,神经的麻木,乃至动作反应的迟钝。更糟糕的是,酗酒还往往使他们直接陷入麻烦。艾贝尔杀人入狱、失去工作及被殴打身受重伤都与酗酒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印第安人在痛苦迷茫中的另一依恃对象是他们的本能。印第安人的“自然与人一体共存”的理念,为他们对自己本能的绝对信赖提供了思想基础。人既然与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协调一致、一体共存,他们理所当然地与它们共同享有准确无误的本能。在丛林生活劳作中,艾贝尔凭借本能采取行动确实每每奏效,屡试不爽。然而一旦与白人文化接触,艾贝尔的本能却失灵了。他凭借本能采取行动要么使自己或他人陷入危险,要么使自己陷入巨大的麻烦。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艾贝尔不能与世推移,仍用本能应对诸如人类动机、人际关系、社会机构的运行机制等错综复杂的事物,难怪他的反应会桀谬迭出。
造成艾贝尔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困难的又一重要因素,是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印第安人话语权的丧失。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领导权以“统治”和“认同”两种权利方式构成。“统治”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深知,让被殖民者“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殖民统治具有极端重要性,因为意识形态的职能便是使统治权力合法化。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世界观,并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接受、形成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
殖民统治者以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逐步完成了对印第安人这样的“他者”的合法性控制。在中心话语权力确立之后,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乃至日常行为准则,都被斥作异端从而被边缘化。面对强势的中心权力话语,印第安人既对其知之甚少,更无力与之抗衡,甚至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由于自己既是被监视者又是监视者的特殊身份,不能也无力对其稍有微词。因此,印第安人成了一群沉默寡言的失语者。
罹患失语症的艾贝尔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他与自己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之间几乎没有情感和思想的沟通、交流。博克尔对他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浑然不知,却依据自己在战场上的片面观察,对艾贝尔做出“精神正常,蓄谋杀人”的指证。艾贝尔退役回乡与爷爷没有任何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精神上孤独疏离的流浪者,这样的精神状态无疑是他后来杀人入狱的重要促动因素。
艾贝尔罹患失语症最典型的例证,大约要首推他在法庭受审时的表现。他对法庭讲述完自己杀死白化病人的经过后就拒绝开口说话。其他人在法庭上喋喋不休地就案情展开激烈辩论时,他对别人说话的动机、他们的话语会产生的后果感到大惑不解。显而易见,艾贝尔与法庭上的人无法进行对话交流。他对他们的话语知之甚少,而他们对他杀人的动机乃至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也一无所知。艾贝尔无法与别人沟通,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或与他们就案情和刑罚争辩商讨。
交流话语与交流渠道受到严重阻碍后,艾贝尔并未刻意寻求通过文化适应,来获得与白人文化对话的话语和交流渠道。因为印第安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宗教信仰乃至自己的思维模式有着执着的信念,他们原本就对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交流话语不畅及交流渠道受阻后,他们极其自然地逃离白人文化转而向印第安文化回归。
从本质上说,这种逃离和回归,是印第安人反抗白人文化的一种形式。类似的反抗在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接触史上屡见不鲜,在《黎明的房子》中也不乏例证。艾贝尔的爷爷弗朗西斯科本已皈依天主教作了教堂执事,尽管教堂神父将他视如己出,他还是义无返顾地叛离天主教重新信奉印第安人的宗教。居留地其他印第安人也常常在家人去世后,首先用印第安方式举行葬礼,然后才请神父主持天主教葬礼仪式。居留地频繁举行的各种带有浓厚印第安宗教色彩的节日庆典,可以视作他们逃离白人宗教并竭力保留传承自己宗教文化习俗的表证。
艾贝尔退役返乡十多天后第一次脱掉军装参加印第安宗教节日庆典动作迟缓,举止拘谨,可见他并非义无反顾地抛弃白人文化向印第安宗教文化回归。艾贝尔的反抗,常常表现为有意无意地,用印第安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应对事件。他在战场上的反应,与他潜意识里印第安人对待恐怖恶魔的反应不无联系,杀死白化病患者也可以视作他潜意识里在沿袭印第安人将杀死白人,作为印第安人成年仪式的传统。
艾贝尔挤在两种既相互融合,又激烈碰撞的文化夹缝中,失去了对两种文化沟通对话的能力和渠道,同时又对两种文化都抱有难以割舍、欲罢不能的情怀。他在两种文化中尴尬的处境使他备感孤独困惑。小说中数次在艾贝尔脑海中出现的搁浅在海滩的银腹鱼意象,及他对大海的畏惧和惶惑,便是这种孤独困惑心境的反映。
失去与两种文化沟通交流话语和能力的艾贝尔,陷入极度混沌迷茫、惶惑痛苦的精神状态。与此同时,他又不可避免地会与白人文化发生接触与碰撞,一方面出于印第安民族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迫于无奈,便用行动作为对话交流的手段。可想而知,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尤其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这种时时处处以行动回应他人言行的交流方式,无论对他人、对社会还是对自己都非常危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艾贝尔严重的生存危机。
此外,艾贝尔严重的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与引第安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受生活环境的限制,印第安人必须依赖群体才能生存,他们极其自然地形成了“人的身份来自部落群体”的观念。脱离部落群体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自我。自从艾贝尔离开印第安部落应征入伍之日起,他便迷失了自我。从海外战场回归故乡后,艾贝尔没有完成灵魂与肉体的真正回归。他混迹于白人群体多年,内心深处难免萌生不屑于认同印第安人“劣等公民”身份的思想倾向,加之白人生活方式对他的吸引和诱惑,艾贝尔难以完成心灵回归不难理解。在他与部落其他成员,甚至与爷爷之间总是横着一层隔膜,他很难真正融入部落生活。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孤独彷徨的流浪者,这无疑是导致他最终杀人入狱的重要原因。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错位乃至他的悲剧性命运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小说中,无论艾贝尔怎样痛苦挣扎,都无法逃避向着毁灭的深渊急速坠落的命运。
莫马迪在《黎明的房子》这部小说中,除了生动逼真地展示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所面临的严重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生存困境及追溯其促动因素外,还通过凸显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困惑彷徨、痛苦绝望的心路历程及穷困悲苦的生存状况与小说主人公的认知之间、与读者认知之间的惊人反差,赋予小说巨大的艺术张力和艺术震撼力。小说的文学性就生成于这些反差产生的张力和震撼力。关于这部小说文学性的生成机制,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拟作详尽探讨。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从而成为传世经典。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 Momaday,N. Scott. House Made of Dawn,New York: Harper & Row,Publishers,1977.
作者简介:
朱万泽,男,1953—,四川蓬安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英、美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王澜,男,1981—,重庆市人,本科,教师,研究方向:英、美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绵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