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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为标志，陈独秀实现了思想进程中的历史性跨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由宣传向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标志。本文以《谈政治》一文的研读为依据，追溯陈独秀早期思想跨越的足迹，并对这一重要跨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具有的意义进行评析。
[关键词]陈独秀；《谈政治》；思想；跨越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2-0014-04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在“五四”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时代，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型为马克思主义者，继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他早期思想历史性跨越的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一篇标志性的文献。
一、解读《谈政治》中的几个关键词
《谈政治》一文表现出来的陈独秀的思想跨越，可以通过文中出现的几个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谈政治、国家、无政府党、革命的手段——来解读。
1.谈政治。首先，《谈政治》说明以前不谈政治的原因。当时很多人之所以不谈政治，甚至厌恶政治，是因误解政治是“争权夺利的勾当”所致[1]，他们误将专制黑暗视为政治，因此“不谈政治”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共识。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触到唯物史观，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政治，“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政治是客观存在的，“除非逃到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绝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其次，《谈政治》指出了政治的实质。陈独秀认为国家、法律、强权与政治是一件东西的四个名目，都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因此不应当回避它，而是要利用它。“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第三，《谈政治》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现存的资产阶级（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强权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根源；救治国家的根本之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治。
2.国家。国家问题是社会的第一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统治者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陈独秀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学说影响，向往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国家。在《谈政治》中,陈独秀摆脱了国家是“全民共有”、“共谋全民幸福”等观念的束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来分析问题。首先，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的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来源于它们的经济统治，而一个阶级的经济统治又必须依靠它的政治统治来维护和巩固，因此国家政权总是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是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其次，论述了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职能。他将国家的出现与法律、强权联系起来,指出：“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最后，阐明了国家的发展规律。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将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彻底消灭而自行消亡。这是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他指出：“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既然如此，无产阶级的强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完全征服资产阶级，并使他们“不至死灰复燃”。
3.无政府党。如何看待国家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分歧，《谈政治》主要是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而撰写的。无政府主义是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股强大的思潮。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不受任何权力束缚的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强权，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批判无政府党人“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晴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人类的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对国家政权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倒算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了”。陈独秀把国家、政治、法律比做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认为工具不好,只可改造它,不必将它抛弃不用。
4.革命的手段。这是《谈政治》一文中最突出的部分。当时主张改良主义的呼声很高，其改造社会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主张意识形态上的“人心革命”、“伦理革命”的，如工读互助、新村运动；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如平民教育运动；有主张分权的联省自治运动。这些主张究其实质都是枝节上的改造，没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陈独秀指出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结论是用革命的手段铲除私有制，“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只有进行社会革命，社会的根本问题才能够解决，这也是救中国的根本之道。陈独秀在文中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指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政治改良主义，实质是“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的方法。我们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劳动阶级国家的建设，“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
二、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历史性跨越
从推崇法兰西文明、赞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到主张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从主张互助改良主义到鼓吹必须用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改造社会，表明陈独秀的世界观得到了根本改造，由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早期思想的历史性跨越是多重因素的结果。
1.对法兰西文明与“公理战胜”幻想的破灭。《新青年》创刊初期,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的推崇达到了顶峰。早期《新青年》将其鼓吹的近代文明之特征的三件大事“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也归功于近代法兰西。在陈独秀心里，法国人不仅是文明成就的最高体现者,而且是正义和公理的化身。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主权和利益被法国、美国等列强所出卖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法兰西文明在陈独秀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被前所未有地动摇了。他认识到包括法兰西文明在内的所谓文明都是强盗阶级的文明，因此愤怒地发出了“现在还是强盗世界”、“公理何在”的呐喊。对法兰西文明由追求到否定，对“公理战胜”幻想的破灭，凸显了陈独秀新的觉醒。而《谈政治》表明他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批判自己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和追求。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剥削阶级、议会派（即修正派）拿民主（德谟克拉西）作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护身符、“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2.由“西化”到“师俄”文化范式的位移。如前所述，陈独秀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虔诚信徒，新文化运动前期，他高扛着“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要求“吾民”以法美为“师资”；称颂西方文明，号召尽快“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2]。当李大钊热情洋溢赞颂十月革命时，陈独秀依然沉醉在憧憬欧美式民主的梦乡。然而“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残酷事实令拜西方为师的“学生们”开始觉醒。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俄国革命使陈独秀看到了救国的新曙光。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交谈，陈独秀进一步了解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3]认为中国“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4]。历史证明，走俄国人之路，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结论，其大方向是正确的,在关节点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陈独秀的新觉醒代表了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3.从“伦理革命”到社会革命。《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是以“思想启蒙”为创刊宗旨的，认为救亡运动根本之途在改造国民性，主张伦理革命。《谈政治》表明陈独秀的社会改造之路由意识形态层面转到了政治层面。文章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很显然,陈独秀的改造社会观也相应地发生了质变，主张改造旧的社会制度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必须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觉悟后的陈独秀将改造社会的依靠力量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劳动大众，指出真正的革新与改造,应引导大多数国民把“伦理之觉悟”发展到“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这才是“救国之要道”、“根本之救亡”。这绝非说明他忽视思想的作用，恰恰相反，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指出思想运动必须和政治改造结合起来，致力于社会革命。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大众。“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在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陈独秀着手调查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便是他由“伦理革命”到“社会革命”转变的具体实践。
三、《谈政治》一文的历史价值
《谈政治》一文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标志着陈独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强调避开政治，高扬伦理革命的大旗，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不谈政治与伦理革命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思想是唯心史观。陈独秀的所谓伦理革命是古今中外政治文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封建社会是伦理型政治文化，将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所谓“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西方近代哲学的顶峰人物黑格尔认为，思维并不是人类的思维，而是在世界之外存在的一种精神或理性，即所谓“绝对理念”。克鲁泡特金强调“互助进化”，主张善道德战胜恶道德。无论是封建的伦理政治文化，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是互助理论，都强调意识（思想）是世界的本原，意识是改造世界的根本之途。在陈独秀那里，政治图谱是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图谱是伦理革命，社会图谱是改良主义。他还企图在“优胜劣汰”与“互助”之间找到平衡点，曾撰文指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少，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6]1919年底到1920年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激烈嬗变。1919年1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宣言》表明他的新世界观的萌芽，对民主诉求由对封建专制讨伐的“德”先生到主张公共权力的大众民主。1920年2月他到武汉活动时，有两点变化，一是组织武汉地区的激进知识分子到工厂去进行社会调查；二是演讲时，公开鼓吹要“实行平民社会主义”。[7]陈独秀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著作中领悟了唯物史观，《谈政治》就是他初步实现世界观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标志。在文章里，他用马克思主义诠释政治，指出经济才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物质才是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国家、政权、法律等只是工具；意识是经济的反映，所谓“恶”说到底是私有制造成的，政治不全是“恶”的，如果用强权铲除“恶”，政治也就是“善”的了；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拿来“救护”劳动大众与维护正义，便是人类进步之大道。《论政治》一文中陈独秀对政治的科学解释，标志着他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2.促使一批激进知识分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早年对政治的理解具有普遍性。不谈政治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如恽代英负责的《光华学报》的宗旨是“研究学术导扬国光”，但“不涉本国政论”。一名青年撰文发表对于政治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指出人类本身就是政治的动物，“既有国家，焉得无政治？”人们之所以勿谈政治，是因为谈政治色变，约法、宪法、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制、代议制等等各种政治，皆成“砍死争斗之导火线，财尽民穷，绝无丝毫之裨益；血非肉搏，惟见骸骨之纵横。政治之热愈高，惨杀之祸愈酷”[8]。伦理救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青年文化改造社会的核心价值。他们普遍认为“道理万能”、“道德可以救国”。青年毛泽东认为世界的大源在“心性”，“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9]。《谈政治》实际上代表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促使他们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其起点就是对伦理革命的否定。
3.开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序幕。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前期一度占据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地位，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就是反对一切强权政治；体现在改造社会的手段，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未来社会的方案中，就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践行改良主义。陈独秀在《谈政治》中集中火力攻击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组织的社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因为资产阶级利用强权维护其统治，他们“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因此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政权、法律，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强权，必然反对阶级斗争，必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指出：“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谈政治》指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最终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谓阶级斗争的手段，是指发动广大劳动者用暴力（强权）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并用政权的力量，保卫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成果，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才能达到。《谈政治》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序幕。随后《新青年》组织一系列的文章、通信，给无政府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一批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使他们陆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4.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第二个维度。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有三个维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第一个维度的主要标志；《谈政治》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肇始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第二个维度的主要标志；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纲领，在真正意义上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幕，是第三维度的标志。很显然，《谈政治》是前后两个维度的中间环节。换言之，没有这个维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维度。《谈政治》的主要理论贡献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剖析中国社会，即紧紧运用唯物史观的精髓——阶级斗争，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首先要解决政治问题，即解决国家、政权、法律等问题，“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利用强权建设劳动者统治的世界。总之，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给中华民族的复兴、给青年一代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本文的引文,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引自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8卷1号）,1920-9-1.
[2]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2卷3号）,1916-11-1.
[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4]陈独秀.我的意见[J].新青年（7卷6号）,1920-5-1.
[5]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新青年（1卷6号）,1916-2-15.
[6]陈独秀.答李平[J].青年杂志（1卷2号）,1915-10-15.
[7]陈独秀.新教育的精神[N].武汉：国民新报,1920-2-7.
[8]周震勋.对于时局前途忠告当道[N].武汉：汉口新闻报,1918-11-17.
[9]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68.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2010d003），作者系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陈独秀；《谈政治》；思想；跨越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2-0014-04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在“五四”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时代，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型为马克思主义者，继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他早期思想历史性跨越的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一篇标志性的文献。
一、解读《谈政治》中的几个关键词
《谈政治》一文表现出来的陈独秀的思想跨越，可以通过文中出现的几个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谈政治、国家、无政府党、革命的手段——来解读。
1.谈政治。首先，《谈政治》说明以前不谈政治的原因。当时很多人之所以不谈政治，甚至厌恶政治，是因误解政治是“争权夺利的勾当”所致[1]，他们误将专制黑暗视为政治，因此“不谈政治”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共识。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触到唯物史观，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政治，“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政治是客观存在的，“除非逃到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绝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其次，《谈政治》指出了政治的实质。陈独秀认为国家、法律、强权与政治是一件东西的四个名目，都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因此不应当回避它，而是要利用它。“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第三，《谈政治》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现存的资产阶级（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强权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根源；救治国家的根本之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治。
2.国家。国家问题是社会的第一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统治者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陈独秀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学说影响，向往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国家。在《谈政治》中,陈独秀摆脱了国家是“全民共有”、“共谋全民幸福”等观念的束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来分析问题。首先，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的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来源于它们的经济统治，而一个阶级的经济统治又必须依靠它的政治统治来维护和巩固，因此国家政权总是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是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其次，论述了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职能。他将国家的出现与法律、强权联系起来,指出：“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最后，阐明了国家的发展规律。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将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彻底消灭而自行消亡。这是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他指出：“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既然如此，无产阶级的强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完全征服资产阶级，并使他们“不至死灰复燃”。
3.无政府党。如何看待国家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分歧，《谈政治》主要是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而撰写的。无政府主义是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股强大的思潮。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不受任何权力束缚的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强权，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批判无政府党人“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晴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人类的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对国家政权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倒算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了”。陈独秀把国家、政治、法律比做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认为工具不好,只可改造它,不必将它抛弃不用。
4.革命的手段。这是《谈政治》一文中最突出的部分。当时主张改良主义的呼声很高，其改造社会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主张意识形态上的“人心革命”、“伦理革命”的，如工读互助、新村运动；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如平民教育运动；有主张分权的联省自治运动。这些主张究其实质都是枝节上的改造，没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陈独秀指出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结论是用革命的手段铲除私有制，“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只有进行社会革命，社会的根本问题才能够解决，这也是救中国的根本之道。陈独秀在文中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指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政治改良主义，实质是“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的方法。我们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劳动阶级国家的建设，“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
二、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历史性跨越
从推崇法兰西文明、赞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到主张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从主张互助改良主义到鼓吹必须用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改造社会，表明陈独秀的世界观得到了根本改造，由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早期思想的历史性跨越是多重因素的结果。
1.对法兰西文明与“公理战胜”幻想的破灭。《新青年》创刊初期,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的推崇达到了顶峰。早期《新青年》将其鼓吹的近代文明之特征的三件大事“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也归功于近代法兰西。在陈独秀心里，法国人不仅是文明成就的最高体现者,而且是正义和公理的化身。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主权和利益被法国、美国等列强所出卖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法兰西文明在陈独秀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被前所未有地动摇了。他认识到包括法兰西文明在内的所谓文明都是强盗阶级的文明，因此愤怒地发出了“现在还是强盗世界”、“公理何在”的呐喊。对法兰西文明由追求到否定，对“公理战胜”幻想的破灭，凸显了陈独秀新的觉醒。而《谈政治》表明他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批判自己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和追求。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剥削阶级、议会派（即修正派）拿民主（德谟克拉西）作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护身符、“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2.由“西化”到“师俄”文化范式的位移。如前所述，陈独秀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虔诚信徒，新文化运动前期，他高扛着“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要求“吾民”以法美为“师资”；称颂西方文明，号召尽快“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2]。当李大钊热情洋溢赞颂十月革命时，陈独秀依然沉醉在憧憬欧美式民主的梦乡。然而“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残酷事实令拜西方为师的“学生们”开始觉醒。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俄国革命使陈独秀看到了救国的新曙光。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交谈，陈独秀进一步了解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3]认为中国“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4]。历史证明，走俄国人之路，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结论，其大方向是正确的,在关节点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陈独秀的新觉醒代表了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3.从“伦理革命”到社会革命。《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是以“思想启蒙”为创刊宗旨的，认为救亡运动根本之途在改造国民性，主张伦理革命。《谈政治》表明陈独秀的社会改造之路由意识形态层面转到了政治层面。文章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很显然,陈独秀的改造社会观也相应地发生了质变，主张改造旧的社会制度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必须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觉悟后的陈独秀将改造社会的依靠力量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劳动大众，指出真正的革新与改造,应引导大多数国民把“伦理之觉悟”发展到“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这才是“救国之要道”、“根本之救亡”。这绝非说明他忽视思想的作用，恰恰相反，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指出思想运动必须和政治改造结合起来，致力于社会革命。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大众。“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在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陈独秀着手调查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便是他由“伦理革命”到“社会革命”转变的具体实践。
三、《谈政治》一文的历史价值
《谈政治》一文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标志着陈独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强调避开政治，高扬伦理革命的大旗，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不谈政治与伦理革命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思想是唯心史观。陈独秀的所谓伦理革命是古今中外政治文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封建社会是伦理型政治文化，将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所谓“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西方近代哲学的顶峰人物黑格尔认为，思维并不是人类的思维，而是在世界之外存在的一种精神或理性，即所谓“绝对理念”。克鲁泡特金强调“互助进化”，主张善道德战胜恶道德。无论是封建的伦理政治文化，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是互助理论，都强调意识（思想）是世界的本原，意识是改造世界的根本之途。在陈独秀那里，政治图谱是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图谱是伦理革命，社会图谱是改良主义。他还企图在“优胜劣汰”与“互助”之间找到平衡点，曾撰文指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少，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6]1919年底到1920年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激烈嬗变。1919年1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宣言》表明他的新世界观的萌芽，对民主诉求由对封建专制讨伐的“德”先生到主张公共权力的大众民主。1920年2月他到武汉活动时，有两点变化，一是组织武汉地区的激进知识分子到工厂去进行社会调查；二是演讲时，公开鼓吹要“实行平民社会主义”。[7]陈独秀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著作中领悟了唯物史观，《谈政治》就是他初步实现世界观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标志。在文章里，他用马克思主义诠释政治，指出经济才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物质才是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国家、政权、法律等只是工具；意识是经济的反映，所谓“恶”说到底是私有制造成的，政治不全是“恶”的，如果用强权铲除“恶”，政治也就是“善”的了；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拿来“救护”劳动大众与维护正义，便是人类进步之大道。《论政治》一文中陈独秀对政治的科学解释，标志着他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2.促使一批激进知识分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早年对政治的理解具有普遍性。不谈政治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如恽代英负责的《光华学报》的宗旨是“研究学术导扬国光”，但“不涉本国政论”。一名青年撰文发表对于政治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指出人类本身就是政治的动物，“既有国家，焉得无政治？”人们之所以勿谈政治，是因为谈政治色变，约法、宪法、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制、代议制等等各种政治，皆成“砍死争斗之导火线，财尽民穷，绝无丝毫之裨益；血非肉搏，惟见骸骨之纵横。政治之热愈高，惨杀之祸愈酷”[8]。伦理救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青年文化改造社会的核心价值。他们普遍认为“道理万能”、“道德可以救国”。青年毛泽东认为世界的大源在“心性”，“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9]。《谈政治》实际上代表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促使他们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其起点就是对伦理革命的否定。
3.开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序幕。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前期一度占据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地位，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就是反对一切强权政治；体现在改造社会的手段，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未来社会的方案中，就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践行改良主义。陈独秀在《谈政治》中集中火力攻击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组织的社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因为资产阶级利用强权维护其统治，他们“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因此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政权、法律，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强权，必然反对阶级斗争，必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指出：“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谈政治》指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最终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谓阶级斗争的手段，是指发动广大劳动者用暴力（强权）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并用政权的力量，保卫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成果，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才能达到。《谈政治》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序幕。随后《新青年》组织一系列的文章、通信，给无政府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一批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使他们陆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4.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第二个维度。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有三个维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第一个维度的主要标志；《谈政治》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肇始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第二个维度的主要标志；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纲领，在真正意义上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幕，是第三维度的标志。很显然，《谈政治》是前后两个维度的中间环节。换言之，没有这个维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维度。《谈政治》的主要理论贡献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剖析中国社会，即紧紧运用唯物史观的精髓——阶级斗争，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首先要解决政治问题，即解决国家、政权、法律等问题，“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利用强权建设劳动者统治的世界。总之，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给中华民族的复兴、给青年一代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本文的引文,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引自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8卷1号）,1920-9-1.
[2]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2卷3号）,1916-11-1.
[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4]陈独秀.我的意见[J].新青年（7卷6号）,1920-5-1.
[5]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新青年（1卷6号）,1916-2-15.
[6]陈独秀.答李平[J].青年杂志（1卷2号）,1915-10-15.
[7]陈独秀.新教育的精神[N].武汉：国民新报,1920-2-7.
[8]周震勋.对于时局前途忠告当道[N].武汉：汉口新闻报,1918-11-17.
[9]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68.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2010d003），作者系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