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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一个地域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区域，构成文学的语言材料也千姿百态、得夭独厚。生活在贵州的诗人西楚，得到这种文化和语言资源的滋润，坚持诗歌写作，取得较丰硕的诗歌成果，成为当代诗坛一位重要的诗人。当然，他的诗作不多，二十多年来仅结集为一册200多页的诗集《妩媚归途》。但是，决定一个诗人创作成就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阅读西楚的这部诗集，我得到非常丰富的审美和思想体验。下面我就尽自己有限的理解能力对诗集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
第一，归途的妩媚与返乡的艰难。“归途”是对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过程，这种追求中的愿望与想象是妩媚的，令人憧憬的。他用一个一个的词、一句一句的诗试图去还原母语，还原祖先创造的神话、信念和勇气，还原母亲创造的温馨和快乐的家园，还原一个民族的气质、灵魂及其无限的生命力。从诗本体来讲，他要还原诗的本真和诗性，还原诗与灵魂对话的本能。然而归途又是艰难的。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涌现的世俗化、商业化的物质欲望，后现代文化的无序狂潮等，带来传统的阻隔，原乡已溃败成了“恍惚的家乡”，这一切造成诗人返乡的艰难与痛苦。于是，也就出现我要解释的另一个关键词：矛盾与哀伤，苍凉与凄美。这是诗集《妩媚归途》的情感基调和审美底色。西楚的诗充满思想的悖论和情感的矛盾，从他对每组诗的命名可以看出，如“小太阳”、“变形记”、“短剧场”、“光阴书”等等，里面的诗充满着不定、游移、焦虑、渴望、寻找、失望、自否等复杂情感。在返乡途中不断地寻找又不断地背叛，在这种尴尬与无奈下，他的诗自然是哀戚的、伤痛的，弥漫着苍凉与凄美。
第二，地域色彩和族群符号。西楚的诗，多采取童年视角，或者选取青春期刻痕较深的重要人生节点来表达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返乡。如《给黛帕达的哀歌》《枫木组歌》《红灯记》《桃花七杀》《变形记》《葬礼上的三个唱段》《幻听或骑虎者日记》《荡绕果或小叙事曲》《诀别诗》《遇仙记》《明月书》等等，这些都是组诗，是诗集《妩媚归途》的精华，作者的用力恰在这些组诗上。这些诗风格清婉、诗性真醇，有悠远的民谣质素和纯净的抒情味道，无论是童年经历、青春盘点，还是族群记忆、根性抒写，或者民俗事象与历史叙事，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符号，既是诗人对“归途”中“妩媚”的体验与抒写，也是渴求抵达终极目标的悲情咏叹，既体现了诗性的坚守与抒情的延续，同时又体现民族文化寻根的自信精神和自觉意识。
第三，神性与传奇、童话与魔幻。在《妩媚归途》中，老虎敲门、群鸦合唱、狼和小羊、小金鱼、小精灵、黑精灵、小妖怪、狼外婆、悬挂腰间的小钟……由这些物象构成的意象群，充满童话色彩；而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场地也是奇幻的，如黛帕达、牙果、小哥哥、姐姐、遇仙记等，其人其事足够传奇味和民俗味。在“充满奇异的岁月”里，抒情主体处理成儿童视角，这就削弱了人本中心，提升了物本地位，达到万物平等，实现灵魂对话，如此而来，人性里有神性，神性里有人性，加上语言的童话处理，便产生一种童话与魔幻色彩。而《短剧场》《叙事曲》两辑中，除了童话与魔幻，还有一些民间戏谑特征，语言色彩斑斓，诗的风格呈现多样化。
第四，虚拟人物对话与深度意象交织。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的长篇散文诗《人间食粮》，被称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叫“纳塔纳埃尔”，有时又替身为“梅纳尔克”。纪德在引言中说，现实中是不存在这个人物的。阅读全书，作家虚拟的这个人物，我感觉是他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心灵跟心灵的交流。在《妩媚归途》中也有类似的人物，那就是“黛帕达”。当然，西楚在一篇文章中有交待：“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无数女性，在此交错着进行对话，她们的形象互相缠绕，以至于让我难以分辨。她们带来的苦痛和幸福也相互缠绕着，而让我的表达不准确了。或者，她们的存在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按BOUD DAD（苗语：外祖父）所说，我‘在路上’，我只能带走她们其中的一个，也只有其中一个能和我一起回到她所描述的地方。”由此，我们明白这是诗人的特别构思，于是，也就明白《妩媚归途》为何大量出现带引号的诗句，除了诗歌的异质性构造和对“原乡”的想象憧憬以外，其实也是诗人与神灵、与自然、与历史、与现实、与心灵的对话，或者是一种万物与万物、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方式，使诗增强神秘效应。
正是存在这种虚拟性人物对话，加上神性与传奇、童话与魔幻的风格，西楚在意象群建构上采用的是深度意象交织的方法。所谓“深度意象”，按美国超现实主义代表诗人勃莱的说法，是“由无意识、幻觉、梦境或杂乱联想中出现的意象”，即肉眼看不到的“由潜意识（直觉）加工处理后透析出来的物象”。它往往采用超现实手法，展开“自由联想”和“无限跳跃”，并提倡“自然语言”和“内在力量”，使之“贯通意識、潜意识、无意识之间的隔阂，并与客观世界融汇成一个超现实的有机整体”。这一特点在西楚的诗中是明显的。其大量的隐喻构成“深度”，并从一般隐喻向深层隐喻转化，达到多重甚至无限对话的效果。
第五，文化救赎与灵魂安顿。应该说，西楚是一个文化型现代诗人。他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崇敬祖先的创造，念念不忘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敬畏并感恩原始伟大的神性，并力求让逐渐消失的神性恢复活力。因此，他在“归途”中，不断回忆，不断讲述，不断寻找，不断复原，希望通过神性与传奇的建构、童话与魔幻的书写，追溯历史，守护原乡，拯救民族未来，并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安顿。当然现实是残酷的，一头“焦虑的王”面对逐渐远离的神性、恍惚的原乡而忧伤不已，这也就是他的诗始终充满矛盾与哀伤、苍凉与凄美的原因，也是诗性的坚守与抒情的延续之目的所在。文化救赎是诗人的使命担当，灵魂安顿是诗人的终极追求，诗艺精进与语言创新是诗人的责任使然。诗人之所以还要继续存在，诗之所以依然不可缺少，就在于诗人及其诗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人类心灵的疗救者和滋养者。由此，前面我说西楚是一个重要的诗人，就在于他的诗，无论在诗性坚守、品质缔造和个性追求，还是文化担当、现实批判、精神引领等方面，都对于当下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第一，归途的妩媚与返乡的艰难。“归途”是对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过程，这种追求中的愿望与想象是妩媚的，令人憧憬的。他用一个一个的词、一句一句的诗试图去还原母语，还原祖先创造的神话、信念和勇气，还原母亲创造的温馨和快乐的家园，还原一个民族的气质、灵魂及其无限的生命力。从诗本体来讲，他要还原诗的本真和诗性，还原诗与灵魂对话的本能。然而归途又是艰难的。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涌现的世俗化、商业化的物质欲望，后现代文化的无序狂潮等，带来传统的阻隔，原乡已溃败成了“恍惚的家乡”，这一切造成诗人返乡的艰难与痛苦。于是，也就出现我要解释的另一个关键词：矛盾与哀伤，苍凉与凄美。这是诗集《妩媚归途》的情感基调和审美底色。西楚的诗充满思想的悖论和情感的矛盾，从他对每组诗的命名可以看出，如“小太阳”、“变形记”、“短剧场”、“光阴书”等等，里面的诗充满着不定、游移、焦虑、渴望、寻找、失望、自否等复杂情感。在返乡途中不断地寻找又不断地背叛，在这种尴尬与无奈下，他的诗自然是哀戚的、伤痛的，弥漫着苍凉与凄美。
第二，地域色彩和族群符号。西楚的诗，多采取童年视角，或者选取青春期刻痕较深的重要人生节点来表达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返乡。如《给黛帕达的哀歌》《枫木组歌》《红灯记》《桃花七杀》《变形记》《葬礼上的三个唱段》《幻听或骑虎者日记》《荡绕果或小叙事曲》《诀别诗》《遇仙记》《明月书》等等，这些都是组诗，是诗集《妩媚归途》的精华，作者的用力恰在这些组诗上。这些诗风格清婉、诗性真醇，有悠远的民谣质素和纯净的抒情味道，无论是童年经历、青春盘点，还是族群记忆、根性抒写，或者民俗事象与历史叙事，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符号，既是诗人对“归途”中“妩媚”的体验与抒写，也是渴求抵达终极目标的悲情咏叹，既体现了诗性的坚守与抒情的延续，同时又体现民族文化寻根的自信精神和自觉意识。
第三，神性与传奇、童话与魔幻。在《妩媚归途》中，老虎敲门、群鸦合唱、狼和小羊、小金鱼、小精灵、黑精灵、小妖怪、狼外婆、悬挂腰间的小钟……由这些物象构成的意象群，充满童话色彩；而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场地也是奇幻的，如黛帕达、牙果、小哥哥、姐姐、遇仙记等，其人其事足够传奇味和民俗味。在“充满奇异的岁月”里，抒情主体处理成儿童视角，这就削弱了人本中心，提升了物本地位，达到万物平等，实现灵魂对话，如此而来，人性里有神性，神性里有人性，加上语言的童话处理，便产生一种童话与魔幻色彩。而《短剧场》《叙事曲》两辑中，除了童话与魔幻，还有一些民间戏谑特征，语言色彩斑斓，诗的风格呈现多样化。
第四，虚拟人物对话与深度意象交织。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的长篇散文诗《人间食粮》，被称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叫“纳塔纳埃尔”，有时又替身为“梅纳尔克”。纪德在引言中说，现实中是不存在这个人物的。阅读全书，作家虚拟的这个人物，我感觉是他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心灵跟心灵的交流。在《妩媚归途》中也有类似的人物，那就是“黛帕达”。当然，西楚在一篇文章中有交待：“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无数女性，在此交错着进行对话，她们的形象互相缠绕，以至于让我难以分辨。她们带来的苦痛和幸福也相互缠绕着，而让我的表达不准确了。或者，她们的存在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按BOUD DAD（苗语：外祖父）所说，我‘在路上’，我只能带走她们其中的一个，也只有其中一个能和我一起回到她所描述的地方。”由此，我们明白这是诗人的特别构思，于是，也就明白《妩媚归途》为何大量出现带引号的诗句，除了诗歌的异质性构造和对“原乡”的想象憧憬以外，其实也是诗人与神灵、与自然、与历史、与现实、与心灵的对话，或者是一种万物与万物、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方式，使诗增强神秘效应。
正是存在这种虚拟性人物对话，加上神性与传奇、童话与魔幻的风格，西楚在意象群建构上采用的是深度意象交织的方法。所谓“深度意象”，按美国超现实主义代表诗人勃莱的说法，是“由无意识、幻觉、梦境或杂乱联想中出现的意象”，即肉眼看不到的“由潜意识（直觉）加工处理后透析出来的物象”。它往往采用超现实手法，展开“自由联想”和“无限跳跃”，并提倡“自然语言”和“内在力量”，使之“贯通意識、潜意识、无意识之间的隔阂，并与客观世界融汇成一个超现实的有机整体”。这一特点在西楚的诗中是明显的。其大量的隐喻构成“深度”，并从一般隐喻向深层隐喻转化，达到多重甚至无限对话的效果。
第五，文化救赎与灵魂安顿。应该说，西楚是一个文化型现代诗人。他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崇敬祖先的创造，念念不忘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敬畏并感恩原始伟大的神性，并力求让逐渐消失的神性恢复活力。因此，他在“归途”中，不断回忆，不断讲述，不断寻找，不断复原，希望通过神性与传奇的建构、童话与魔幻的书写，追溯历史，守护原乡，拯救民族未来，并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安顿。当然现实是残酷的，一头“焦虑的王”面对逐渐远离的神性、恍惚的原乡而忧伤不已，这也就是他的诗始终充满矛盾与哀伤、苍凉与凄美的原因，也是诗性的坚守与抒情的延续之目的所在。文化救赎是诗人的使命担当，灵魂安顿是诗人的终极追求，诗艺精进与语言创新是诗人的责任使然。诗人之所以还要继续存在，诗之所以依然不可缺少，就在于诗人及其诗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人类心灵的疗救者和滋养者。由此，前面我说西楚是一个重要的诗人，就在于他的诗，无论在诗性坚守、品质缔造和个性追求，还是文化担当、现实批判、精神引领等方面，都对于当下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