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宣布，取消一名小学教师的注册资格。事情的起因是今年4月，该教师的一段教学视频在网上流传，在视频中，该教师宣称“1840年，英国发现中国有很多人吸食鸦片，问题相当严重。他们为了消灭中国的鸦片，就发动了这场战争（鸦片战争）”。不久，校方承认该教师言论错误，并为此向社会公众道歉。时隔7个月后，香港特区政府对涉事教师正式作出处罚。
　　法国著名学者贝尔纳·布里赛在《巴黎人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根据法国史料，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绝非为了“帮助中国”，而是清政府的禁烟行动触及了英国巨大的贸易利益。

每年对华出口鸦片2600吨

　　布里赛指出，在清王朝统治的中后期，北京对于欧美列强非常轻视，甚至不屑一顾。那时候，在中国广州生活的外国人被清政府视为“臣民”——围着“天朝”转的“从属国臣民”，他们到中国是来“恭请圣安”的。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欧美列强正对中国虎视眈眈。
　　当时的法国为攫取中国的利益，与英国之间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因此，法国人对鸦片战争前因后果的记述和评论相对客观。让我们看看法国史料对鸦片战争的记载——
　　面对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政府和它支持的东印度公司想出一个恶毒、卑劣、不知廉耻的主意——向中国出口英国人在印度生产的鸦片！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导致当时许多中国人养成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这种贸易在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叶不断得到加强。尽管清政府颁布了多项禁烟法令，但腐败官吏根本没有遵守这些法令。这种不正当的贸易使英国人赚取了中国的大量白银，从而实现了英国追求的“贸易平衡”。英国对华贸易逆差转为顺差。
　　1800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仅为100吨，到1838年已猛增到2600吨。这使得当时的中国饱受鸦片的毒害，吸食者达200万之众。鸦片贸易在印度政府（实为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项目中排第6位。在英國本土的财政预算中，有十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对华出售鸦片。

开战决议案未提“助华禁烟”

　　清政府意识到鸦片对于国家的破坏作用。道光皇帝（1821—1851年在位）任命以坚毅果敢著称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省办差，整治鸦片走私。林则徐先对大烟馆、鸦片经营者和中间商进行登记造册，接着没收了囤积在广州的所有鸦片。
　　1839年4月，林则徐根据皇帝谕旨，在广州扣押了停泊在港口的外国船只上装载的20600箱鸦片（每箱60千克），然后倾倒在一个很大的生石灰池内，全部予以销毁。这使得林则徐成为中国名垂青史的英雄，从小学生到成年人，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
　　林则徐随即致函时年20岁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据说女王并未收到此信）。他在信中申明：“闻贵国禁食鸦片甚严，是故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贵国，则他国亦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这位钦差大臣也不吝提出建议：“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兰顿（即伦敦）……本皆不产鸦片。唯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开池制造。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
　　林则徐大刀阔斧地禁烟，深深触动了英国人的利益，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无法补赎的损害商业利益之罪”。
　　躲避到中国澳门的英国商务监督、海军上将义律，要求中国按照被销毁鸦片的价值予以赔偿。英国人蛮横地认为，清政府不应插手鸦片问题，至少不应采取那样的方式……道光皇帝没有给英国人留一点面子，他下旨“断绝与英夷一切贸易往来”，英国在广州的谈判代表甚至面临死刑，理由是“从事非法鸦片贸易”。
　　在英国伦敦，由40多名代表组成的“东方贸易院外活动集团”恼羞成怒。以“确保英国商贸安全”为由，英国外务秘书（相当于外相）帕麦斯顿勋爵放言：“我们要好好教训一下中国，然后再作解释！”
　　1840年4月，经过3天辩论，英国下议院以5票的优势通过对华战争决议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决议案中没有关于“帮助中国禁烟”的内容，而是明确提出“打开英国对华贸易大门，保护英国商贸安全”。决议案全文甚至根本没出现“鸦片”这个词。

英国对华倾销鸦片“合法化”

　　战争持续了一年半。英国派出一支包括40艘船的舰队，运载4000名士兵从孟加拉出发，到达广州。一部分战舰继续北上，沿途部署在广州与大沽港（中国北方防卫天津的要塞）之间。伦敦对北京政府的要求是：支付被销毁鸦片的赔款，开放新的口岸，缔结新的海关条约。道光皇帝佯作让步，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于是，英国人占领广州，随即又占领了厦门和上海。1842年春，英国舰队攻占舟山群岛，然后沿长江溯流而上，在南京摆开炮阵——那里是通过运河向北京供应物资的枢纽。
　　清政府屈服了。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的一艘名为“康沃利斯”号的英国炮舰上，英国海军少将璞鼎查爵士与道光皇帝的代表签订了所谓《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即著名的《南京条约》。这被视为西欧与中国外交关系发展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门户被打开。在中国人眼中，他们对于“外国蛮人”的看法得到证实。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开始酿成中华民族对西方列强的积怨。
　　《南京条约》的条件极为苛刻，规定中国向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开放除广州以外的4个新口岸：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并附带非常优惠的贸易条件，关税降至很低的程度，各国还有权在这些港口城市开设领事馆。据此条约，“中方把中国香港（维多利亚岛）的一切权益转让给大不列颠王国”。于是，中国香港地区成为英国在中国的重要军事和经济基地。清政府拿出2100万两白银用于赔偿1839年被销毁的鸦片。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贩卖鸦片在某种程度上被合法化，意即鸦片成为一种商品。在广州，原本用于监控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官方商会机构——公行被撤销，象征性的监管从此也不复存在了。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这个皇权帝国一直闭关自守，坐等“外邦来朝”。鸦片战争后，它被迫推倒了为抵挡进犯者而努力建立起来的藩篱。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西方列强跟风攫取中国利益

　　英国人作为“自由派大爵爷”，没有独占从中国获得的特权——西方列强开始跟风攫取中国利益。依据最惠国条款，中国应为愿意与之通商的所有国家提供同等的优惠条件。例如美国就得到了商贸优惠，于1843年在澳门附近的一个村庄同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
　　法国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一直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它一门心思要称霸欧洲，几乎把中国遗忘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无一涉及法兰西。1835年，法国政府在菲律宾马尼拉开设了领事馆，从而在远东地区有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前沿哨所。该领事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视英国船队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
　　19世纪40年代初，法国仍是个二流的殖民主义国家，排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之后。法国七月王朝优先考虑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问题，对之进行安抚，开发经营。但是，正在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法国也非常关注远东所发生的一切，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和船东，对于把中国作为新的外贸市场颇有兴趣。1840年4月，巴黎宫廷律师贝莱致函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梯也尔，提出应派遣使团赴中国商讨通商事宜。由于缺乏具体措施，该提议没能成行。
　　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海域活动的法国“达那伊得斯”号的船长、康普·德洛萨梅尔家族的约瑟夫，整理了一些有关中国香港以及当时在中国海域活动的英国远征舰队的资料，发回国内。法国路易·菲利普政府决定派遣一个特别使团赴中国进行沟通，从而开始实施伙同其他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计划。
　　正是因为鸦片战争，法国对中国的关注才逐步加强，“循着英国的脚印走向中国”。它的动机与英国一样功利：要开发利用那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能让英国独占那片大陆。
　　编辑：姚志刚